“世界上共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損人的人，可以損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親就是這后一種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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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為了向即將到來的新中國成立30周年大慶獻禮，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了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巨片《大河奔流》，謝鐵驪執導，張瑞芳主演。

 

 

《大河奔流》講述的是黃河岸邊一位母親的故事。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母親河與母親，形成了一種復調與共振，很好地揭示了故事主題。

 

《大河奔流》反映的時間跨度，從1938年到1958年，長達20年，涉及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合作化運動等重大事件，是一部年代劇、史詩劇。

 

 

用今天的話說，這部電影可謂明星云集。張瑞芳、王心剛、葛存壯、張金玲、李秀明……均為一時之選。

 

在籌拍階段，《大河奔流》就引起各方矚目，豫劇大師常香玉主動請纓，希望能夠出演女主角李麥（因為故事的發生地就是河南），趙丹也希望能扮演周總理。

 

遺憾的是，他們都未能如愿。

 

然而，《大河奔流》可謂生不逢時。上映不久，就遭到一些人的指責和抨擊，很快銷聲匿跡，成了一部被遺忘的電影。

 

為什么呢？

 

因為就在拍攝完成并且上映的1978年，中國歷史發生了重大轉向，影片因此顯得不合時宜了。

 

比如，在影片中做為負面形象“農村搞自發”的那些人，不久就以新時期英雄，乃至殉道者的形象出現在歷史舞臺上。

 

從文化及歷史的角度看，《大河奔流》仍然采取了“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民族革命趕走帝國主義”、“革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等敘事框架。

 

而這個時候，伴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傳統VS現代”的敘事框架即將成為新主流，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已蓄勢待發。

 

不過，幾十年后，拂去歷史塵埃，重看《大河奔流》，我仍然被感動，甚至震撼。

 

是的，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是母親和母親河的歷史，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

 

 

影片中有一些細節意味深長。

 

比如，剛剛參加革命的李麥，讓新四軍宣傳隊員宋敏（李秀明 飾）把“斗爭”兩個字寫在手上，宋敏寫好后，李麥說：“這不像兩把鑰匙嗎？”

 

秦隊長（王心剛 飾）插話道：“對！一把要打開我們身上的枷鎖，一把要打開新中國的大門。”

 

再比如，剛剛獲得解放并參加革命的李麥，要連夜從許昌步行到洛陽傳送情報。

 

已經參加新四軍的兒子天亮（劉衍利 飾）送她到村口，聽說天亮帶的一本書上有毛主席像，李麥堅持要看。她把手中的竹竿做成了火把，看到了自己心中的救星，流下了熱淚，然后就舉著熊熊燃燒的火把，踏上了漫漫征程。

 

 

當年，這一細節被人指責為“公式化”。今天再看，卻發現無比準確地表達了渴望解放的人民，在暗夜中尋求力量和指路明燈的心情。

 

還有一些情節，在當年并不罕見，今天的人們卻已經很難理解。

 

解放后，做為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干部，李麥擔任了縣婦聯主任，是脫產干部。

 

她到青島探望已經是海軍軍官的兒子天亮，意外發現國家正在南糧北調，要向黃泛區發救濟糧。這令她徹夜難眠，回來后就向組織申請回鐵牛村當一個不脫產的干部，和鄉親們一起興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變落后面貌。

 

村里的落后分子趁機造謠說，她是犯了錯誤被下放勞動的。李麥則緩緩地說，“他們不明白，共產黨人不為做官，而要為革命。”

 

 

李麥是一個革命者，也是一位母親。

 

《大河奔流》的可貴之處在于，將李麥做為母親的一面也塑造得真切感人。

 

1938年，蔣介石炸開鄭州花園口大堤后，洪水泛濫，災民流離失所，李麥和自己的女兒嫦娥失散了。

 

十幾年后，流落到青海，解放后在西寧毛毯廠當了女工的嫦娥（宋曉英 飾），終于回到鐵牛村尋找母親。

 

在相見的那一刻，李麥嘴唇顫抖著說，“黃泛區認錯人的事很多，認錯了多不好。我的女兒我有記號，我要先看一看。”女兒于是跪下，讓她看看自己脖子上的胎記，李麥把女兒抱在懷里痛哭失聲……

 

 

應該說，張瑞芳的表演極為出色，她真的進入了角色，把一位母親在這一關鍵時刻的焦慮、擔心、期盼、大悲大喜的情緒……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大河奔流》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電影的絕唱！

 

從此之后，中國電影就轉向傷痕、文化反思……直至學步好萊塢，轉向商業大片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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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一點社會主義國家電影史，發現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都曾以濃墨重彩的方式，表現“母親參加革命”這一主題。

 

 

1906年，高爾基創作了長篇小說《母親》。

 

在這部根據真人真事創作的小說中，母親尼洛夫娜像千百萬受壓迫的俄國婦女一樣，被繁重的勞動和丈夫的毆打折磨成逆來順受、忍氣吞聲的人。

 

 

但是，為了營救因為領導工人運動而入獄的兒子，尼洛夫娜走上了革命道路，并逐漸成長為一名堅定、積極、勇敢的革命者。在被沙皇密探逮捕時，她莊嚴宣稱：“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撲不滅的。”

 

十月革命勝利后，《母親》被多次拍成同名電影。影響比較大有被譽為“電影藝術之父”的普多夫金在1926年執導的默片，以及馬爾克·頓斯柯伊在1956年執導的有聲片。

 

 

在我們的近鄰朝鮮，1969年拍攝了電影《血海》。

 

影片表現一位普通朝鮮母親在反抗日本殖民者壓迫的過程中，逐漸覺醒、成長的曲折歷程。

 

這部由金日成將軍親自編劇的作品，已經成為和《賣花姑娘》具有相同地位的朝鮮革命文藝經典，朝鮮最有名的歌劇團，就以“血海”命名。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電影工作者也創作了很多以母親為主角的電影。

 

1956年，凌子風執導了電影《母親》，張瑞芳、金焰主演。

 

 

影片講述一位母親，在丈夫因勞累過度工傷死亡，兒子被捕后毅然參加革命的故事。與尼洛夫娜不同的是，母親最終迎來了解放。

 

 

1962年上映的電影《槐樹莊》，1965年上映的《苦菜花》，都同樣真切感人地講述了“母親參加革命”的故事。

 

……

 

這樣的作品還有很多，不一一例舉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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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我們會發現，愛和恨，同樣都是革命動力。

 

 

階級仇，民族恨，會把許多人引上革命道路；

 

對祖國、對人民、對親人的愛，同樣會把許多人引上革命道路。

 

《白毛女》中的喜兒、《紅色娘子軍》中的吳瓊花……等等，都是“女兒”。女兒們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因為恨——喜兒被黃世仁侮辱、瓊花被南霸天迫害；

 

 

在以“母親”命名的影片中，在《苦菜花》《大河奔流》中，母親們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因為愛——她們愛自己的女兒、愛自己的兒子、愛自己的故鄉……

 

 

為了保護自己所愛的，母親們拿起了“斗爭”這把打開解放大門的鑰匙，甚至直接拿起了武器！

 

無論在任何文化背景中，母親都是慈愛的象征。

 

做為中國革命最主要的領袖，毛主席從不諱言母親對自己的影響。

 

他給好友鄒蘊真寫信說：“世界上共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損人的人，可以損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親就是這后一種人。”

 

母親的溫厚謙和與慈愛，深深地影響了毛澤東一生，并通過他，塑造了整個中國革命的精神氣質。

 

 

雷鋒生前，最喜歡的一首歌，這樣唱道，“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

 

也許我們可以說，在本質上，革命是一種愛！

 

既然如此，就再沒有什么形象，能夠比母親更能體現革命的這一本質。無論是在革命中還是在家庭中，母親都是付出最多，索取最少，“損己而利人”的人。

 

 

在1956年凌子風版的《母親》中，女兒和母親在解放區重逢，她又驚又喜，緊緊地抱住母親，流著眼淚說，“我真不知道，人沒有母親該怎么活……”

 

這句話，讓我落了淚。

 

（謹以此文，致敬天下所有的母親，也緬懷我在2022年的今天溘然長逝的母親！）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