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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立：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的思考和建議
2025-01-03
一、引 言
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希望，關乎國家的興衰、民族的未來。未成年人身上的問題是成年人問題的折射，而作為生產關系基礎上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人，其問題的本質就是社會問題，而一切社會問題從根本上講又是經濟基礎這一深層次問題的外在表現。所以，違法犯罪未成年人既是社會環境的施害者，也是不良社會環境的受害者。反思、整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如果不從這些根本問題上去思考、解決問題，就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基于人民立場，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分析，不難得出上述觀點和結論。
近年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越來越呈現出高發態勢，犯罪的人數、案數越來越多，而且因著其生理和心理尚在成長發育之中，認知能力膚淺，行為能力不足，其違法犯罪的特點也比較鮮明。
1. 盲動性。盡管涉及未成年人的多數案子，比如侵財案子，都是有預謀性的。但也有不少案子卻是臨時起意，隨心所欲，率性而為，不問后果。這一特征在打架斗毆、尋釁滋事案件中表現比較突出，一言不合，即拍案而起，挺身而斗，出拳就打，抬腿就踹，毫無顧忌。
2. 報復性。未成年人年輕氣盛，特別是在打架斗毆、尋釁滋事中比勇斗狠，你打我一拳，我就還你兩捶，目的是要表達“我不能吃虧，我就是要比你厲害”，否則就是“我慫了”。
3. 極端性。為了達到不法目的，他們毫無顧忌人的尊嚴、生命，毫無忌憚道德、法律等社會規則的約束，有時將人性惡的一面表現得淋漓盡致。如3·10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尸案就非常有代表性，案子中三個未成年人犯罪的極端性令人發指、瞪目。
4. 低齡性。“最高檢發布《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3）》顯示，辦理低齡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呈上升趨勢。2023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14周歲至16周歲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063人，同比上升15.5%。”違法犯罪低齡化也是最高檢將情節特別惡劣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懲處年齡下調至12周歲以上的主要原因。
5. 團伙性。在成員構成上，“半數團伙有成年人，部分被成年人操控”；在規模上，“以中小型團伙為主，規模與危險成正比”；在結構上，“成員交往比較密切，組織程度趨于嚴密”；在活動上，“娛樂和不良行為多，團伙生涯影響深刻”。這說明不少未成年人已認識到結伙作案的優勢，已具有了某些成人化作案的特征。
6. 集中性。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違法犯罪類別上，主要集中在非法占有資財上。非法獲取的資財，主要用于吃喝與網絡游戲充值。二是在違法犯罪活躍時間上，主要集中在炎熱時節。這說明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動態與高溫的氣候環境有較明顯的正相關性。三是在違法犯罪年齡區間上，主要集中在14—16周歲之間。這一個時期，未成年人思維思想活躍，但價值觀念不定型，思想和行為呈現明顯的盲動性、隨機性。
三、原因淺析
作為因果矛盾分析，未成年違法犯罪既要從主觀與客觀原因來分析，也要從表層與深層原因去思考，并在治根固本上尋找解決辦法。
（一）表層的直接性原因。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除了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人格不健全等自身主觀原因外，家庭、學校等客觀因素同樣不可忽視。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同樣是客觀原因通過主觀原因起作用的結果。
一是自身原因。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尚處于發育生長階段，是非對錯觀念、道德和法律規則意識尚在構建當中，對社會事物現象的觀察與對事物本質的分析判斷能力較差，往往存在較大的片面性、偏執性、極端性，這是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主觀共性因素。加之未成年人普遍強烈的好奇心、模仿意識、自我意識、虛榮心，他們在與他人和外界環境互動中，往往產生不當的、非道德、非法的言語和行動。這里需要特別提出的是，未成年人自身心理問題已經成了他們健康成長的主要障礙之一。《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指出，“約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風險，其中4.0%屬于重度抑郁風險群體，10.8%屬于輕度抑郁風險群體。”這部分未成年人群體在言行上，要么表現為心理內耗、自殘，要么表現為對外攻擊、破壞，要么兩者兼而有之。如何有效矯治并幫助他們健康成長，需要國家在相關機構及師資力量建設上給予高度重視、大力支持。
二是家庭原因。最高法發布的信息顯示：“2021年至2023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為留守兒童的案件共1835件，占比22.94%；被告人為單親家庭的案件共556件，占比6.95%；被告人為再婚家庭的案件共223件，占比2.79%；被告人為孤兒的案件共19件，占比0.24%，許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關愛和教育。”這充分說明，原生家庭是孩子學習成長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原生家庭環境對未成年人影響是巨大的。家庭教育缺失、教育方法不當（主要表現在溺愛、缺愛和嚴管、不管兩類極端）、監護不力或者家長本身存在不良嗜好、存在不講道德、不守法律等問題，這些都會成為孩子健康成長的有害因素和條件。比如，有的違法犯罪未成年人出自父母離異家庭；有的是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的直接管教；有的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本身就是違法犯罪分子。這些孩子因得不到家庭正確的關愛和良好的教育，在社會上不良現象的誘惑、誘導下，很可能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三是學校原因。由于社會競爭的加劇，唯分數至上、唯升學才是“硬道理”的實用主義應試教育思想和做法很難退出一些升學競爭“白熱化”的學校。這必然導致相當一部分學校主要專注學生的學習分數，忽視對學生道德、法制、心理和勞動實踐的教育，造成一些學生思想道德不良，理想信念淡薄，合法與非法界限模糊，人格不健全，心理脆弱，抗挫折打擊能力、社會適應能力、生存發展能力差。需要說明的是，“有83.2%的未成年犯在上學時有過曠課逃學的情況，其中‘經常有’的46.9%，‘偶爾有’的36.3%”“學業失敗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危險信號”。
（二）深層的根本性原因。未成年人身上的問題是成年人問題的折射。作為生產關系基礎上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人，其問題的本質是社會問題，而一切社會問題從根本上講又是經濟基礎深層問題的外在表現。
一是經濟基礎層面的原因。市場經濟體制被作為調動人們工作積極性、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強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偉大功績舉世矚目，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我們仍然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并發展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主要的、不容否定的原則性問題。但堅定信仰辯證唯物主義的共產黨人從來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全十美的事情，只相信這個世界因人民不懈地努力奮斗會不斷地盡善盡美。所以，市場經濟機制同其它任何事物一樣，都是一分為二的。其弊端和缺陷也是客觀存在的，就其衍生出的、包括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在內的社會問題，也是不能無視和忽視的。
1、貧富差距的因素。市場經濟天然的“馬太效應”導致貧富分化的強烈反差，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一些人非法攫取個人利益的欲望和行為。中國居民收入差距自2000年上升到0.4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以來，盡管黨的十八大以后黨和國家做了大量工作，全面消除了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社會，但我們從下面這張來源于《金磚國家聯合統計手冊》的圖表可以清晰地看到：2022年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仍達到了0.47。需要強調的是，不公不是違法犯罪的理由，但確是違法犯罪的重大根源。縮小貧富差距，千方百計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已不僅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且是更為重要的、關系社會安定的政治問題。
2、生存競爭的因素。市場經濟生存規則使每個生活其中的人們都面臨著生存競爭的壓力和危機感，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不得不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疲于奔命。特別是近幾年“白熱化”的社會競爭導致的“內卷”成了不少人的生存狀態。它必然會刺激一些人不擇手段、不講道德法律規則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
3、游戲資本的因素。除“黃”“賭”“毒”“黑”等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背后非法資本需要鏟除外，讓未成年人樂此不疲、沉迷其中并嚴重影響他們健康成長和學習生活的網絡游戲背后的資本同樣需要規范治理。“未成年人實施搶劫、盜竊、暴力傷害犯罪的，有近六成曾長期沉迷網絡，未成年人受網絡不良信息影響產生犯罪動機占比較高。”嚴重的問題在于，“電子游戲自身事實上也被西方資本主義當作一種消解階級力量、推行‘奶頭樂’戰略的重要手段 ”，一直在不遺余力地編排著中國未成年人的生活，瓦解著他們的精氣神，斷送著他們的美好前程。因此，如何治理規范好這類資本，盡量讓未成年人少受危害，顯然不是地方政府所能考慮和處理的問題，必須由國家層面出手才能奏效。
總之，市場經濟機制之下的貧富分化反差、生存競爭邏輯、游戲資本的發展，這三點是導致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人們違法犯罪的根源所在。所以，當初我們黨在“市場經濟”這個“孫悟空”頭上套上“社會主義”“緊箍咒”是萬分必要的，也是今后必須加強的。
二是上層建筑層面的原因。
1、法律層面。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市場經濟邏輯的確立并一統經濟社會以及非公經濟的發展壯大，帶來的是社會對個人權益的日益注重，進而帶來的是國家對私法和公法立法中對人權（個人隱私、獨立、自由等）保護的跟進，但同時對于公民個人對集體、對國家、對社會應盡義務的私法和公法立法并沒有同步跟上，導致在具體的法律實踐中出現不少矛盾現象或者說“法治的目的與效應相悖逆的、異化現象”。比如，本來我國《刑法》第十七條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但是有的未成年人卻把這種年齡的限制作為保護自己違法犯罪的“護身符”。他們不少人知道犯了法到派出所后不到24小時就會被釋放，認為警察拿他們沒辦法，于是他們有恃無恐，形成了“屢犯屢抓，抓了放，放了抓”的惡性循環。再如，有些學校和老師因為要顧慮到學生的個人隱私和脆弱心理承受力，學習成績不敢排名，怕學生“面子”掛不住、想不開；不敢批評犯錯的學生，怕構成語言侮辱學生的嫌疑；更不敢觸碰學生，怕構成毆打、體罰學生的嫌疑。如此對未成年人個人權益的過度重視和保護，究竟是對他們的成長有利，還是有害？換句話說，我們這樣的對未成年人個人權益保護的法律規定究竟是保護了未成年人，還是害了未成年人？這的確應該引起立法層面的反思和重視。
2、教化層面。不應諱言的是，由于我們擁有與西方共同的市場經濟環境，使得體現西方市場經濟意志和理念的“新自由主義”在我國得到了比較廣泛地傳播，對我國包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對我們“思維上天與人合一、信仰上神與祖同源、政治上家與國同構、倫理上忠與孝統一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產生了嚴重的沖擊。上世紀未成年人那種文質彬彬，知書達禮，尊老敬賢、愛黨愛國愛民的積極上進形象，在當今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不斷侵蝕下，有些未成年人正在逐漸被驕橫跋扈、自嬌任性、極端自私、唯我獨尊、忤逆師長、恣意妄為的形象所代替。一個明顯的現象是：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的發展壯大，由西方新自由主義衍生出的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已經嚴重扭曲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國人的“三觀”和對生產生活的認知，他們為了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和玩樂享受而不擇手段地謀取錢財，不知不覺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在西方這一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侵襲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要求的“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應當對未成年人進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科學教育、文化教育、法治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勞動教育，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教育，培養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等規定，實施起來雖有不小的成效，但相對于這些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來說，收效則不是太明顯。在東西方共有的、市場競爭的現實生存邏輯之下，以及這一現實邏輯反映到人們頭腦中的意識形態斗爭之下，不少“三觀”定型的成年人都經不起誘惑，何況“三觀”尚未定型的未成年人呢？在今天看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中情局針對社會主義國家青少年制定的《十條誡令》，以及上世紀90年代美國原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并實施的“奶頭樂”戰略，確實給我們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一個突出的例證是：對于我們黨強調的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倡導的子承父志，時下不少的未成年人會理直氣壯的反駁說“你們沒本事實現的目標，憑什么讓我來實現？”而且源自于西方的心理學在輔導我們中國的家長和孩子時，也會這樣教育家長：“你們家長沒本事實現的目標，憑什么讓孩子來實現？”面對東西方意識形態斗爭的嚴峻局面，深諳西方意識形態斗爭內幕的旅法作家邊芹女士曾疾呼“在這場沒有硝煙的血腥戰場上，中國人如果再不醒來自覺反抗，就將永遠失掉得以安身立命的文明根基與精神家園”。我們應該深刻反思的是，面對西方意識形態的這種強勢侵蝕，我們的文化還有沒有足夠自信的底氣？
四、對策建議
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治理，從個人、家庭、學校及社會職能部門等方面提出對策建議的已經很多，這是非常必要的，這里不再重述。這里主要從治本上提出對策建議，期望能有點用處。
（一）經濟層面。要按照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堅持全面科學準確理解并落實好“兩個毫不動搖”，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切實糾正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一手過硬，發展公有制經濟一手過軟的傾向。
一要壯大公有資本。通過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理直氣壯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為廣大群眾提供盡可能多的在公有制實體企業中就業的崗位，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為加快縮小貧富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緩解群眾在市場經濟生存競爭中的緊張感和壓力感，降低貧富差距帶來的不公平感，增強群眾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生存的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
二要規范非公資本。對合法的非公有制資本要設置好規范運行的“紅綠燈”，努力增加其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面，減少其有害的一面。特別是對未成年人深受其害的網絡游戲資本，建議國家用3—5年的時間通過贖買手段逐漸取締非公游戲資本，實現完全由公有制資本接管，或采取國家控股手段，以確保對網絡游戲更有力、有效的管控。甄別、下架有消極色彩的網絡游戲，創作、上線更多積極健康向上的網絡游戲；同時，全國要統一網絡游戲開放和關閉時間，避免未成年人沉迷其中。我們決不應為了眼前的GDP而斷送孩子們的前程和國家民族的未來。應該拿出像禁毒那樣的決心和力度，堅決治理好網絡游戲難題。這是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公益性領域等集中……”，體現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之所以提出要贖買或控股非公網絡游戲資本，這個看似有點不切實際的建議，主要是因為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未經學校允許，未成年學生不得將手機等智能終端產品帶入課堂，帶入學校的應當統一管理，”但實踐的效果并不太理想，控制住他們在學校玩智能手機游戲，但控制不住他們在校外沉迷于智能手機游戲。
三要鏟除非法資本。要建立健全鏟除非法資本的長效機制，對涉及“黃”“賭”“毒”“黑”的非法資本（產業）無論大小一經發現必須堅決鏟除干凈。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前提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它姓“社”，姓“紅”，不姓“資”，更不姓“黃”“賭”“毒”“黑”。
（二）法律層面。
一是立法層面，要以憲法為核心，加強公法立法，深化完善維護集體、國家、社會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法律規定，特別是公民個人對集體、國家應盡義務的法律規定，修正、優化私法，堵塞法律漏洞，堅決糾正因對個人權益的過分保護而損害集體、公眾、社會和國家利益，進而對個人權益造成更大損害的錯誤傾向。
二是執法層面，要始終保持嚴厲打擊搶劫、強奸、殺人、綁架等暴力犯罪的高壓態勢，建立健全“黃”“賭”“毒”“黑”和非法網絡游戲長效治理機制，形成強大的社會震懾，營造未成年人成長的良好環境。同時，要逐步推動建立獨立的少年司法系統，以便更好地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進行有效的懲治和教育。
（三）教化層面。
一是打贏意識形態硬仗。意識形態斗爭實質上是爭奪人心的陣地戰，其利害性、激烈程度并不亞于帶有硝煙的戰爭。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用好各類紅色資源，用好各大院校馬克思主義學者、國學學者資源，創新形式、創新內容，用大眾化、雅俗共賞的表達方式，在全社會持續不斷地深入開展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徹底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封建主義思想。同時，倡樹各類先進英模典型，引導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所有人向榜樣學習、向先進看齊，在全社會形成積極向上、充滿正能量的環境氛圍，堅定弘揚、唱響社會主義主旋律，堅決打贏、打好意識形態主動仗。雖然這項工作我們一直在做，但面對市場經濟之下拜金主義的生存邏輯現實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西方強大的意識形態斗爭力量，面對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顛覆、演變、同化社會主義社會的陰謀手段，我們要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必須堅定不移壯大我們斗爭的隊伍，加大斗爭的力度。同時，要如前文所建議，要從根本上千方百計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在現實性上，不斷強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制度的優越性，從而增強人們頭腦中與之相對應的集體主義意識，逐漸淡化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觀念。
二是抓好勞動實踐教育。生產勞動是人類的第一需要，是提高人的思想素質、身體素質的重要手段，是人所以成為人并促進人不斷進化的主要的、根本性原因。注重生產勞動，這是我們這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色和優勢。歷史上，我們黨為防止干部隊伍腐化變質，防止嚴重脫離群眾，對各級干部參加生產勞動提出過明確要求并產生過良好的反響和效果。這個方法同樣應該用在對未成年人的教育上，當前未成年人之所以出現包括品德不良、違法犯罪和心理障礙在內的各類問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嚴重缺乏有組織的集體生產勞動實踐教育。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學校應當組織未成年學生參加與其年齡相適應的日常生活勞動、生產勞動和服務性勞動，幫助未成年學生掌握必要的勞動知識和技能，養成良好的勞動習慣”，但不少地方并沒有完全落實到位。建議國家加大對集體勞動實踐教育課的督導力度，切實把集體勞動實踐教育課納入各級院校學生的日常教育中。各村鎮縣學校，應編排科學的勞動課教學計劃和考試考評方案，在抓好集體勞動理論課教育的同時，按照就近就便原則，與學校駐地村鎮的農民群眾結合，與駐地附近的國有農場、林場或養殖場結合，將集體勞動實踐教育落到實處。通過對未成年人有效、管用的集體勞動實踐教育，強健其體魄，磨煉其意志，改造其精神，完善其人格，提升其素質，培養其合作意識、集體意識，促進其健康成長。
三是提升心理干預質效。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少患有或輕或重的心理疾患，迫切需要介入輔導、治療。在這方面雖然幾乎每個學校都有心理咨詢老師參與其中，但心理咨詢老師數量少，業務能力也參差不齊。而且嚴重的問題是，當前多數心理咨詢、輔導機構是私人建立的，很大程度上這種私人知識資本的逐利性大于公益性，收費高得離譜，動輒上萬、十萬、甚至十幾萬的費用，這是多數家庭承受不起的昂貴經濟負擔。而且，即使是公立醫院的心理醫生開展心理咨詢同樣是以10分鐘、30分鐘或小時等為單元計時間收費，收費一般在五十元至數百元不等，這對廣大的低收入群體同樣難以承受。建議國家加大心理學專業人才的培養力度，加大國辦公益性的心理咨詢和醫療機構的建設力度，切實解決好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心理疾患群體的心理疏導、矯治問題。另外，建議國家層面在《民法典》中增加或出臺專門規定，強制婚前男女雙方參加家庭教育心理學培訓。一方考試不及格者，不予發放結婚證明，切實促進新婚雙方珍重夫妻關系，掌握基本的家庭教育心理常識和技能，為構建和諧家庭、為少走教育子女的彎路打下基礎。
（作者：山東省成武縣委組織部 王宗立；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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