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作為極具顛覆性與影響力的新興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深刻影響與改變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諸多領域。隨著技術的快速涌現與發展迭代，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主導的智能傳播正掀起新一輪知識生產和信息傳播革命，對國際傳播產生多維影響。在傳播主體上，數字內容孿生實現“人即媒體”；在傳播內容上，數字內容創作驅動“生產力解放”；在傳播渠道上，其助力平臺成為“新基礎設施”；在傳播對象上，實現了信息傳遞“點對點”；在傳播效果上，引領了“無人機”式傳播。當前，全球正處于第三次國際傳播格局建構的初級階段，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為引領的智能傳播呈現出顛覆國際傳播固有格局的巨大潛能。在此戰略機遇下，需多元協同整合技術驅動力、自下而上解放全民創造力、平臺建設增強全球傳播力，以建構于我有利的國際傳播新格局。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進一步分化重組，政治局勢跌宕起伏，世界進入劇烈動蕩、急速變革與深度調整時期，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比。面對“東升西降”的世界態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科技是驅動國際傳播范式與格局更迭的核心要素，2023年2月，ChatGPT的全球爆紅標志著以數據和算法驅動為特征的智能傳播正式確立主流地位。2024年2月，OpenAI公司正式發布首個文字生成視頻大模型Sora，可通過文字指令智能生成長達60秒的包含超高精度與超繁細節的視頻，此次革命性的技術進步再次震驚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AI-Generated Content, AIGC）的興起，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突破西方話語霸權禁錮的歷史機遇。應對世界之變，回答時代之問，中國需順勢而為，因勢利導，積極建構國際傳播新格局，以解碼中國之治、闡釋中國之理、弘揚中國之道。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驅動國際傳播新發展

 

國際傳播是指以國家為傳播主體、以大眾媒體為傳播渠道、以政治性目的與組織性機制進行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國際傳播格局是國家間信息流動的常態化結構，以信息資源分布、信息流動流通、話語權歸屬等為基本指征，體現著各個國家在國際傳播領域的權力與能力。

 

長期以來，國際傳播格局處于“西強東弱”的失衡狀態，西方國家于1870年簽訂的“三社四邊協定”1870年，路透社、哈瓦斯社和沃爾夫社三方簽訂了“聯環同盟”協定，紐約新聞聯合社也參與了該協定，故而該協定又被稱為“三邊四社協定”。協定確定了各社采訪和發布新聞的范圍，并規定互相交換所采集到的新聞，以瓜分和壟斷世界新聞市場。將全球信息資源的話語權與解釋權進行了初步劃分，以帝國主義國家為主導的國際傳播格局初步形成。冷戰后，由西方主導的以電視、報紙、廣播為核心基礎設施的傳統大眾傳播進一步形塑了全球信息流動秩序，并通過傳播理論及思想、傳播政策與戰略、傳播技術與工具、傳播產業與商業的配套發展而進一步影響全球信息流動的公平性、透明性、多元性。盡管國際經濟形勢、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等因素都影響著國際傳播格局，但技術始終是國際傳播格局變遷最為重要的驅動力與催化劑。隨著以互聯網為基石的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固化僵化的國際傳播格局開始被影響、沖擊甚至逐漸瓦解，國際傳播逐漸從傳統大眾傳播向網絡傳播及社交傳播演進，幾大機制彼此博弈、聯動、融合、迭代。

 

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的革命性突破，使得信息傳播范式發生重要轉變——智能傳播成為第四大傳播機制，成為改寫國際傳播格局的核心變量。智能傳播指以具備自我學習能力的人工智能技術驅動信息生產與流通的一種新型傳播方式，其發展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迭代密切相關。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萌芽階段（1950—2000年）：智能傳播奠基時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指通過人工智能算法對數據進行收集、分析、加工、創造而生成的多媒體內容，可以智能生成音頻、文本、圖像、視頻及多模態內容。早在1957年，萊杰倫·希勒（Lejaren Hiller）和倫納德·艾薩克森（Leonard Isaacson）通過將計算機程序的控制變量換成音符，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支由計算機創作的音樂作品，標志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誕生。但受限于當時較低的科技水平和高昂的系統成本，生成式人工智能僅限于小范圍的實驗，并未對國際傳播產生實質性影響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積累階段（2000—2020年）：智能傳播快速發展

 

2000年后，深度學習算法取得重大突破，數據規模快速膨脹、算力設備性能不斷提升、算法訓練層層優化，人工智能技術取得顯著進步。基于web2.0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網絡傳播及社交傳播逐漸興起，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等通過互聯網技術融為一體，并形成彼此影響、共振的局面。生成算法模型與預訓練模型等技術的不斷更迭為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提供了源動力，具有超大規模、超多參數量的多模態大型神經網絡引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完成全面升級，為智能傳播奠定技術與產業基礎。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爆發階段（2020年至今）：智能傳播確立主流地位

 

自2020年起，5G成為世界多個國家的核心戰略，作為基礎設施催化了一系列技術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也進入快速突破階段。2022年11月30日，OpenAI公司正式發布ChatGPT。ChatGPT在發布后兩個月內吸納近一億用戶，其發展速度與規模史無前例，不僅極大解放了生產力，釋放了創造力，更是顛覆了諸多行業的生態模式。由數據和算法驅動的智能傳播模式是自下而上雙向互動、分布式、開放式的“大集市模式”，這意味著人類信息傳播迎來又一次范式轉變，并將持續引發社會各層面、多領域的結構性變革。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革命性突破驅使國際傳播范式產生轉變，也創造了建構國際傳播新格局的歷史性機遇。美國前司法部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指出，中國在5G領域已占據全球基礎設施市場近40%的份額，將會超越美國成為下一個技術時代的領導者。隨著美國以小多邊主義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一般而言指非契約性的、分類的、區域性的倡議，通常是由三個到四個利益共享國家在有限時間內為解決特定安全問題或意外事件而建構的一種更為狹窄的非正式倡議。和復邊主義復邊主義（Polylateralism）是多邊主義的內生與伴生現象，其形成與發展建立在全球多邊主義的基礎上。對華進行科技制裁，技術首次成為中美傳播領域博弈的首要沖突點，也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通過技術而推動變革、借助技術而“彎道超車”的關鍵節點。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對國際傳播產生多維影響

 

國際傳播格局對權力在全球范圍的組織、流動、實施與維護發揮著直接影響作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已成為引領國際傳播格局轉移的關鍵所在。以內容、用戶、數據三級驅動的智能傳播體系的快速崛起，使國際傳播中的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對象和傳播效果發生極大轉變。

 

（一）傳播主體：生成式人工智能數字內容孿生實現“人即媒體”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深刻改變了既往的傳播模式，“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與重要性成為國際傳播的主體。生成式人工智能通過數字內容孿生再構了具身傳播，使人機交互逐步過渡至人機交融，實現了人在傳播中的“持續性在場”。

 

數字孿生是一種實現信息世界與物理世界交互與融合的技術手段，具有高保真、高同步、高映射的特性，數字內容孿生是對現實世界的物理屬性和社會屬性進行數字化。相較于簡單的內容數字化，數字內容孿生可以挖掘、識別、理解海量數據中的有效信息，實現三維內容的智能增強和音頻、文字、圖像及視頻間的智能轉譯。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滲透并嵌入人類生存環境，以及技術對時間和空間形式的改造，具身傳播的革新意味著用戶被賦予史無前例的權力與能力，個體“無處不在”具身傳播是人與媒介、技術交互的生成關系，包含兩個維度：一是身體能夠協助人類理解技術背后的傳播與敘事；二是身體具備在意義生產、連續、維護中的基礎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應用再定義了這兩個維度，改寫了“具身性”與“在場”。具身性強調“肉身化的主體”，認為身體是認識、體驗物理世界的基石。“在場”（presence）是形而上學存在論哲學體系的重要概念，指明了身體性和時空性概念的相互構成。唐·伊徳（Don Ihde）在“三個身體”理論中劃分出“技術意義上的身體”，認為技術正在不斷地入侵并塑造著身體。生成式人工智能數字孿生技術帶來了新的身體形式，數字化身（avatar）實現了身體的“遠程在場”，用戶可以借“虛擬人”“數字人”的身份，參與、融合進國際傳播的多元場域。相較于傳統的人工智能技術（分析數據、發現規律并展開個性化推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已基本實現從通過數據描述世界到應用算法創造世界的躍遷，有望實現從“媒介即人體的延伸”到“媒介即人”的轉變。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為個體不斷賦權，人機協同、人機互動、人機共生進一步發展，伴隨著技術發展而實現的生理、心理等多重維度的“人的增強”驅動著智能媒介環境下人從被動的接受者化為主動投身傳播的“用戶”，人本身形成了一種豐富且活躍的物質性媒介。人作為機器的尺度，構建了人類主體性的社會和實踐基礎，人的媒介化也有了全新意涵。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智能傳播的核心工具，實現了實體人、虛擬人、人工人三者的鏈接與融合，進而突破了時間與空間、虛擬與現實的局限，逐步實現了“人聯網”去中介化的傳播世界。

 

（二）傳播內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數字內容創作驅動“生產力解放”

 

低成本、高效率、快響應、高質量、全覆蓋，生成式人工智能實現了內容創作能力的“大爆炸”。該技術不僅可以基于真實內容實現對數據的智能孿生、理解、編輯和控制，也可以通過模仿與學習完成智能創作，借助對海量數據進行檢索、分析和理解，進而實現再造。信息資源“喂養”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具有強大生產力，為內容生態帶來了更多可能。

 

在語言內容生成領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迭代速度極快，代際間智能化水平突飛猛進。ChatGPT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領域的典型代表，已初步顯露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于國際傳播的影響作用。2023年3月15日，在ChatGPT發布僅3個月后，OpenAI正式推出GPT-4。GPT-4具備極強的理解和生成自然語言文本的能力，其智能水平在更為復雜和微妙的場景中更顯突出。GPT-4具備先進的大型語言模型和預訓練系統，配備最新深度學習基礎設施和優化方法，能夠識別26種語言，其中24種達到了英文語種同等水平，翻譯18萬字小說文本僅僅耗時3小時10分鐘，耗資不到3美元。對中國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文本領域的應用，意味著對外傳播工作有望借助該技術而突破長期以來受制于中文語料翻譯及傳播的語言障礙。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能以極快的速度、極高的效率進行深度學習與創造，抓取各個細分群體的語言特征及文化習慣，自動生成與之高度貼合的內容，破除了原有文化壁壘導致的“自說自話”單向傳播困境，達到潤物細無聲的傳播效果，實現中文到多語種的迅速轉化、創作與推廣。

 

縱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文本領域（以智能聊天機器人為代表）已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力，但其文字、音頻、圖像及視頻的配合與融合更是其發展趨勢與未來所在。一方面，在語義理解的基礎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根據用戶的相關指令而精確的修改、編輯、生成復合多媒體內容。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屬性控制技術可以更為高效、穩定地實現虛擬現實相關內容的操控與應用。作為新型內容生產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為傳播領域全面賦能。寫稿機器人、視頻自動剪輯及生成、多語種一鍵轉化、人工智能合成數字人等相關應用不斷涌現，并逐漸滲透到國際傳播的多個環節，在掀起內容革命的同時，進一步改寫了國際傳播生態格局。

 

（三）傳播渠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助力平臺成為“新基礎設施”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不僅是用戶內容生產的助力者，也是各大平臺不斷捆綁、研發、深化的自主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滿足其使用者參與全場域、全時段、全球性的信息生產與傳播的同時，配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國際平臺也助力其用戶從自我呈現到“基礎設施”的轉變。

 

2023年是智能傳播集中爆發的一年，國際平臺成為日益強大與重要的國際傳播通道。一方面，從內容層面與服務層面來看，國際傳播平臺已經承擔了算法策展、信息樞紐和政治展演的角色，深刻影響了各方參與國際傳播的路徑與邏輯。大型國際平臺自主研發，或與頭部科技企業捆綁建構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生態體系。另一方面，平臺與用戶已形成雙向驅動、雙向賦權。在傳統大眾傳播時期，專業人群通過組織化機構主導了信息的生產與傳遞，全球信息接收者較為被動與沉默，而技術的發展促使傳播資源由以電視及報紙為載體的大眾媒體過渡到多平臺、多主體的新階段。以TikTok、Instgram等為代表的國際傳播平臺甚至已經取代國際主流媒體，成為影響力最大的信息交流渠道。目前，全球網民數量超過40億，僅TikTok與抖音已達到累計30億次的下載量，用戶活躍度與影響力舉世矚目。在“人即媒體”的視閾下，這40億“媒體”共存于超級平臺之上，實現了當代國際傳播的零時差、強鏈接、同頻率、高振幅的協動。

 

生成式人工智能驅動與影響下的國際傳播已進入以全球數字平臺為基礎設施的智能傳播時代，并以數據為傳播原料，以推薦算法為信息分發的方式。平臺已不僅僅提供技術支撐與信息載體，更以其自身框架及邏輯引導了信息的流動與分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中的算法使傳播更加智能、高效、敏捷。但與此同時，算法導致了信息的二次傳播與平臺監視，并通過用戶數據與平臺調度的配合而成為信息的“把關人”。平臺算法的應用在重塑全球媒體機構新聞生產機制的同時，消解了國際傳播中“中心-邊緣”格局，但以平臺為主要傳播渠道也使國際傳播局勢變得更為復雜。

 

（四）傳播對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實現信息傳遞“點對點”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不僅滿足了用戶深度參與、內容極度豐富、平臺高度介入，更是實現了全球用戶超強鏈接、從個體到個體、從發出到接收信息“點對點”的傳播。從程序到內容，“地球村”從某種意義上變為真正可操作的現實。

 

在程序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突破了“兩級傳播”的傳統流程，使個體前所未有的緊密連接。“兩級傳播”指信息往往從媒介流動到意見領袖、再從意見領袖傳遞至不活躍的群體，認為意見領袖是國際傳播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傳統大眾傳播時期，活躍于傳播領域的專業、權威人士構成了傳播的中轉站，其對于信息的篩選、加工、分發決定了其他受眾的態度。而在智能傳播視閾下，信息已不再必然要經過認知、說服、決策、使用和確認的過程。信息或內容在生成后，幾乎可以零時差地被全世界范圍的個人、組織及國家接收。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驅動的智能傳播視角下，“主體”與“客體”身份往往互相轉化、高度統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傳播已經逐漸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組織原則”，而不僅僅是描述世界的手段。

 

（五）傳播效果：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引領“無人機”式傳播

 

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驅動的計算傳播是智能傳播的重要范式，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的快速發展已產生極大理論張力與現實影響。通過根據算法精準定制內容、超大型平臺精確分發信息，當前的國際傳播已經進入“無人機”式點對點定位、面對面覆蓋的新階段。

 

計算傳播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重要應用。它采取文本挖掘、社會網絡分析、情感分析等數據分析方法探究人類傳播行為，網絡科學、數據科學、傳播學的交叉應用使得計算傳播在傳播者、受眾、效果、內容和渠道五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已深度應用于用戶媒介接觸、多元社會議題分析、社會運動與社會參與研究、政治競選研究、社交媒體分析、以及新聞研究這六大領域。計算傳播為觀測人類社會活動的整體性、能動性、異向性提供了可能，有助于宏觀地看到馬克斯·韋伯所認為的“社會全貌”，通過敏銳并全面的挖掘復雜信息網絡，能夠察覺被忽視乃至忽略的社會指征，并借此提供結構性視角和復合解決方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蓬勃發展催化了計算傳播的爆發，并將其數據、分析、結論應用于多個領域。在建構國際傳播新格局視野下，計算傳播可被廣泛應用于評估國際信息傳播的有效性、預測國際傳播中的輿情反轉現象、探測國際傳播中的信息盲點等，并作用于智能傳播的內容生產、渠道分發和效率評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將助力國際傳播達到可建模、可計算、可預測、可指引的新高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驅動下的國際傳播擴散力、影響力、引導力、公信力不斷提升。在微觀層面，計算傳播精準把關話題、事件及個案的議程設置；在中觀層面，特定用戶群體在一定時間及空間范圍內可以通過算法逐漸引導；在宏觀層面，各國家各文明都在錯綜復雜的算法博弈中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在掌握最大規模的人類傳播行為數據的同時，既是數據的提供者，又是數據的使用者，更是數據的回饋對象。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視閾下中國面臨的多重挑戰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崛起為傳播領域帶來了嶄新的數字化生產方式，逐漸衍生出數據新聞、自動化新聞、機器新聞、人機關系、數字治理、人工智能倫理等議題。以OpenAI推出的GPT大模型為起始，2023年成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爆發的元年，在“萬物皆媒”的時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國際傳播格局解構、重組與再生為中國帶來多重挑戰。

 

（一）數據安全

 

數據是人工智能相關技術應用的原材料，也是智能傳播發展的基礎。數據既富含巨大價值，但也極為脆弱敏感，成為主權國家戰略博弈的新型場域。中國是數據大國，數據的總量、豐富度、多樣性均居世界前列。在數據應用領域蓬勃發展的同時，數據安全領域相關議題研究成果相對較為滯后。數據泄露、數據濫用、數據損壞、數據篡改、數據偽造、非法訪問、流量異常甚至數據投毒問題已初步顯現。數據作為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礎“養料”，不僅會為通用大模型提供用于深度挖掘、精準分析、數據再造的海量信息，更可能在大規模、超復雜的數據聯通中催生人工智能的“智慧涌現”，促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及產品更為智能、精確、敏捷、靈活地針對特定群體乃至國家定制及分發信息。隨著數據處理技術的突飛猛進與大型國際平臺數據流通的日益頻繁，數據安全問題愈發重要。

 

（二）算力能力

 

算力是智能傳播的根本生產力。作為承載算力的載體，算力主要包括基礎算力設施（云計算、邊緣計算、端計算）及前沿算力設施（量子計算），并以芯片為硬件核心。目前，全球芯片技術及產業水平已進入成熟發展階段，人工智能芯片市場由英偉達、谷歌、英特爾等國際巨頭分割主要份額。盡管中國近年來加速布局芯片領域，但技術、產能、應用距國際先進水平還有一定差距。

 

第一，算力壁壘導致的能力分化。面對迅速爆發和日益增長的數字化需求，算力能力將成為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主導的智能傳播的主要影響因子。據統計，中國算力規模為135 EFLOPSEFLOPS指exaFLOPS，即新型算力指標，用于衡量計算機的算力和執行效能。，2020年全球算力總規模達429 EFLOPS。未來五年內，全球算力規模將達到3300 EFLOPS。然而，受制于芯片制造等核心技術，在全球算力需求指數級增長的同時，算力能力的差距將形成新的數據壁壘，進而造成智能傳播能力與范圍的差異化。

 

第二，算力權力對智能傳播造成沖擊。算力作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生產力將生成智能傳播領域新型權力。地域性的科技公司通過其強大算力可能帶來全球性影響，并通過絕對優勢把持信息流通背后的市場支配主導權。中國算力整體水平仍在發展階段，相較于美西方并未形成顯著優勢，在算力權力分野中較為被動。

 

（三）算法應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中的算法使傳播更加智能、高效、敏捷。但與此同時，算法導致了信息的二次傳播與平臺監視，并通過用戶數據與平臺調度的配合而成為信息的“把關人”。算法的應用在重塑全球媒體機構新聞生產機制的同時，消解了國際傳播“中心-邊緣”格局。與此同時，由于算法技術短板而引發的意識形態風險與意識形態管控力的滯后，使中國面臨的國際傳播局勢更為復雜。

 

第一，算法偏見與隔離。算法偏見來自數據收集處理及應用、運算規則設計及運算過程。通過對數據的收集、整理、分析、應用、投放，算法主導下的智能傳播既驅動了過度聚焦的“信息繭房”，又加劇了文化、語言、哲學層面上“單向度的人”的趨同。隨著“回聲室”效應不斷被放大，算法偏見進而導致了文化“隔離”。這種“隔離”不僅僅體現在個體的異化，更映射在文化乃至文明間的割裂。算法技術高度關涉意識形態領域，在算法偏見與隔離的影響下，由以ChatGPT等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通過底層技術而刻意引導、隱藏、扭曲、扭轉信息的情況并非不可能。自動抓取、過濾篩選、精準推送的同質化內容被源源不斷地輸向用戶群體，這一過程在加劇了擁有先進算法技術的先發國家的信息權力的同時，也使得用戶逐漸喪失全面客觀的認知可能與審慎理智的辨別能力。長此以往，技術后發國家所面臨的算法安全、網絡安全以及意識形態安全風險逐漸成為內生性風險與外源性風險相互交織、隱蔽性風險與直觀性風險復雜交錯的局面。

 

第二，算法霸權與異化。在算法戰與認知戰的基礎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在成為一種新的軍事能力，世界落入新一重“科林格里奇困境”——技術控制的困境。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迭代不可避免地驅動著智能傳播的轉場，各國不得不緊追步伐、迎頭趕上；另一方面，在國際秩序混亂失衡中，對于算法的過度投入與依賴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國際問題。2021年，理特咨詢管理公司研究員特朗·希（Trung Chi）與阿布舍克·斯里瓦斯塔瓦（Abhishek Srivastava）在《全球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各國如何避免落后》一文中對全球人工智能格局進行分析，在全球卷入這一技術革命的同時，也要警惕“AI可能會毀滅人類文明”，防止任何國家“算法霸權”扭曲國際傳播格局。算法設計、應用、監管將會是未來我國及全球各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四）產業發展

 

中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傳播領域應用較為不足，上下游產業比較薄弱，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業尚未發展成型。合成數據、強化學習、Transformer網絡、因果推理與聯邦學習這五項關鍵技術將解放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數據多樣性、準確性、安全性、可擴展性等，而中國相關技術仍舊欠缺、產業發展較為滯后。其中，合成數據（synthetic data）突破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的數據限制，將解決AI領域的數字鴻溝問題，而中國在此細分領域布局不足。隨著兼具大模型和多模態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加速建構新型技術平臺，模型及服務（Model-as-a Service, MaaS）將通過數實融合對傳播領域產生更大影響，中國尚未深度涉及該應用場景。

 

（五）政策配套

 

一方面，在智能傳播領域，中國對外宣介體系仍需發展。目前，中國對外傳播手段豐富，但尚未體系化、綜合化、先進化。隨著國際范圍內多國主流媒體議程設置的失效，中國需要深度探索國際傳播綜合體系建設，以政策引領、鼓勵、扶持智能傳播相關應用及業態的發展。另一方面，關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業態發展的相關政策仍需完善。當前以智能傳播為核心的國際傳播較為依賴大型互聯網平臺，平臺將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品進一步通過數據、算力、算法能力深度滲透傳播市場。然而，科技巨頭公司深度參與國際傳播平臺搭建的同時，也可能帶來“去中心化”“去政府化”的沖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應用或將構建新型傳播社會結構，中國需快速調整政策結構及法律法規以適應、管理、監督、引導智能傳播的健康發展。國際視野下，中國需積極參與國際人工智能、算法約束、傳播平臺及體系的話語實踐。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治理取決于各國的協調、協商、制衡及互動，盡早達成共識、取得合作，可以避免人工智能的失衡與失控。

 

四、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塑造國際傳播新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上指出：“科技創新速度顯著加快，以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科技快速發展，大大拓展了時間、空間和人們認知范圍，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人機物’三元融合的萬物智能互聯時代。”在萬物智能互聯的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人工智能領域對于國家而言具備愈發重要的戰略價值，正成為大國競爭的新制高點與關鍵戰場，其發展依靠基礎理論研究的不斷夯實與配套政策體系的不斷健全。2021年3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指出攻關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及腦科學與類腦研究，這正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勃發的必備要素。一直以來，中國充分重視前沿科技人才、制度、平臺、戰略建設，為快速適應并積極發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新局面創造充分條件，為中國在智能傳播時代形塑國際傳播新格局創造有利條件。

 

（一）多元協同：整合技術驅動力

 

加快開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搶占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高地是掌握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為核心的智能傳播主動權的核心，應“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完成多模態、多方式、多語言任務，隨著其技術的不斷演進與衍化，已成為自動化內容生產的“流水線”。AlphaCode、Midjourney等國際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已驅動西方多種行業自我革命與進化，中國需要迎頭趕上，充分開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并向外輻射產業數字化改革，建設生成式人工智能上中下游技術及產業體系，拓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范圍、應用場景、應用形態的發展邊界。與此同時，應充分利用本土資源，借海量數據加速人工智能進化進程。訓練數據的數量與質量對人工智能技術迭代具有決定性影響，中國有海量中文語料獲取優勢與文化理解優勢，加以利用則可顯著提速生成式人工智能創新發展。目前，百度、商湯科技、科大訊飛、美圖公司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頭部企業已陸續發布本土大模型，人民日報、新華社、抖音、微博等平臺已開放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品在傳播領域的深度應用。在數據資源日益重要的當下，本土數據活躍度、豐富度、可利用率將極大決定相關產業發展。

 

目前，中國已圍繞生成式人工智能展開一系列“組合拳”式發展布局。202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并指出要重視通用人工智能發展。工業和信息化部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人工智能企業數量已超過3000家，僅次于美國，全球排名第二，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超過4000億元。基于2200家人工智能骨干企業的關系數據量化分析表明，中國人工智能已經逐步應用在包括新媒體和數字內容、網絡安全等19個應用領域。到目前為止，人工智能已經發展為包括大數據和云計算、智能社交機器人、區塊鏈、虛擬/增強現實、計算機視覺、人機交互和知識圖譜等17種技術在內的復雜技術體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經濟社會的深度融合發展帶動了人工智能技術的體系化、復雜化和專用化，逐漸推動中國從國際傳播數據大國邁向智能傳播技術強國。2023年7月，國家網信辦等7部門聯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稱《辦法》）。《辦法》明確了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的總體要求，通過包容審慎和分類分級監管的方式，堅持安全和發展并重、依法治理與促進創新相結合的原則，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政策引領、產業催動、研究配套，多位一體的“組合拳”在不斷補齊技術短板、提高技術水平、夯實技術基礎的同時將最大程度激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驅動力，助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智能傳播的高效演進。

 

（二）自下而上：解放全民創造力

 

當今世界的國際傳播已不僅是內容與渠道之爭，在web30“去中心化”的大趨勢下，“第三文化人”與“全球公民”已深度參與信息流動與傳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能夠多角度多維度釋放中國用戶國際傳播能力——在文本領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型語言學習系統可以助力中文到多語種的一鍵轉化，實現信息的低成本、高效率流動；在圖像及視頻領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關應用已經可以輔助用戶自動生成國際水準的視頻素材，其剪輯手法、渲染方式等均達到專業高度。中國需突破以主流媒體為絕對主導的國際傳播體系，使中國民眾積極、深度、全面參與中國對外話語體系，通過多元視野與豐富敘事建立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

 

廣大的人民群眾是中國國際傳播的核心力量之一。積極把握國際傳播領域移動化、社交化、可視化的趨勢，在構建對外傳播話語體系上下功夫，在樂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需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入局國際傳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通過新技術新思維深度開發與利用人民群眾在敘事領域的動能與影響力。截至2022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高達10.51億，互聯網普及率升至74.4%，累計開通5G基站185.4萬個，5G移動客戶端用戶高達4.55億，IPv6活躍用戶達6.97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助力下，中國網民有望從普通的網絡用戶化身為具備多語種文本書寫能力和多模態音頻、圖片、視頻融合能力的國際化、專業化的傳播主體，這將為智能傳播時代背景下中國國際傳播能力的輻射力與活躍度提供不容小覷的動能。

 

（三）平臺建設：增強全球傳播力

 

全球數字化背景下，中國需要突破傳播領域國家為邊界的局限性，形成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歷史合力的產物，一直以來，中國緊密團結亞非拉各國，以“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展開同各國的文明對話，“一帶一路”沿線百余國家和地區均與中國建立合作，貿易相融、民心相通，這為我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契機下構建國際輿論“朋友圈”打下堅實基礎。

 

國際傳播的主體是主權國家，負責具體傳播實務的是各國的報紙、廣播、電視和互聯網媒介等傳播媒體。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傳播過程中，自覺形成了傳播理念高度一致的“超主權傳播力量”，完成了信息權力的壟斷，進而實現全球范圍內政治權利和資本運作的絕對優勢。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為引擎的智能傳播，是改寫國際傳播“西強東弱”格局的關鍵所在。在“人人為媒體，人人可傳播”的時代，仍舊有近30億非網民群體分布在亞非拉地區，進一步深化文明交流互鑒，達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流、互動、合作，將助力中國突破國際傳播格局盎撒話語體系主導的失衡狀態。

 

第一，技術正義建構健康新格局。目前，國際領域智能傳播過程中，以美西方為主導的數字平臺存在算法推薦機制的偏異、模糊及虛假地帶，甚至在針對非盎格魯-撒克遜體系國家時存在負面引導與誘導。中國應積極推動國際傳播平臺建設，破除西方國家對全球信息流通設置的技術壁壘，在技術正義的基礎上，保持算法中立、透明、平等，兼顧信息的個性化與差異化，以提高對外傳播的公信力。

 

第二，平臺開放擴大傳播影響力。數據、算力及算法的技術差異正加劇形成新的社會壁壘，基于全球各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原因，有較多國家將處于智能傳播的滯后地帶。一直以來，西方以較強的傳播技術實現了全球傳播權力的壟斷，通過信息霸權對落后國家的文明、政治等多領域發起攻擊。中國需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落于建構國際傳播格局的實處，開放平臺，積極吸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推動建立平等有序的傳播秩序，以大國擔當與大國理念彌合全球差異，縮減數字鴻溝。

 

第三，積極投身國際規則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爆發以來，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國家針對人工智能技術進行了一系列探討，2023年6月，美國總統拜登與英國首相蘇納共同發布了《大西洋宣言：21世紀英美經濟伙伴關系框架》及行動計劃，在宣言中明確指出兩國將加強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進一步合作，確保美英在新興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與此同時，歐盟理事會正式通過《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旨在復刻《通用數據安全條例》在全球隱私保護規則領域的成功，推動歐盟標準的AI監管準則成為AI監管領域全球適用的監管準則，以搶占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的話事權。各界各國對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的快速聯合行動與應對深刻映射出該技術的重要戰略地位，在未來，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參與并融入國際傳播各業態，在積極應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創新及治理的同時，中國需積極參與國際平臺相關法律、法規、條約制定，構筑國際傳播話語權根基。

 

五、結語

 

在國際傳播體系被西方私有化、工具化、政治化的背景下，中國應掌握歷史主動，在人工智能席卷全球的數字化時代再度審視國家對外傳播戰略目標與實踐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將對各國政治、經濟、文化、傳播乃至意識形態領域帶來歷史性變革、沖擊與影響，自ChatGPT發布以來，國內掀起熱議的同時，各界警惕防范之姿多于“為我所用”之音。盡管對于數據安全、算法霸權、技術擴張有諸多待解決待探索區域，但發展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型國際傳播力量迫在眉睫，時不我待。世界的三次全球傳播格局重組分別由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技術引領，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正是新一輪革命的起點。信息傳播技術根本性地突破了物理疆界，中國需要順勢而為，積極認識并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引發的重重變革，以在國際傳播格局中保持領先和優勢地位。

 

作者：張夏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2024級博士研究生；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