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史觀源于英美，試圖從歷史確證西方帝國模式是解決超大空間治理難題的唯一選擇。為此，這一理論每每貶低現代國家模式為“邪惡帝國”，中國亦在其內。我國有些學者不自覺地受到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厘清帝國史觀的源流，對它進行有的放矢的回應和辯駁。

“帝國”概念的衍生

 

西式語境中的“帝國”含義無古今區別，嚴格意義上是指具備政治極權、單一文化認同和世界范圍內唯一屬性的政治組織，寬泛意義上則指實力強大的君主制國家、古代地區大國、近現代西方殖民帝國和當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該詞語從20世紀初至80年代偏向貶義，之后轉向中性化乃至褒義化。

 

當前美化英美帝國代表的西方殖民帝國、妖魔化中國等獨立自主的國家，已成為帝國史觀的主要傾向，其核心思想是論證英美帝國模式為人類超大空間治理的最佳模式。帝國史家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后受到基督教善惡二元論的影響，將西方帝國尤其是英美帝國視為“善”的代言人，其使命是打倒內生惡的東方帝國，建立強等級性的全球治理帝國模式。故而，西方學者動輒將清朝歷史簡單歸入帝國史敘事，以服務于其政治使命。

 

上述傾向，集中體現于帝國史領域，泛化于全球史、跨民族史等史學敘述中。全球史、跨民族史敘述都聲稱去中心化敘事，力圖擺脫南北二元對立，拋棄發達、欠發達等原有的二元概念框架，轉而強調全球聯系的重要性，卻往往過多以西方為中心敘述全球聯系，每每不經意間為西方帝國張目，仿佛西方帝國成為近現代人類社會橫向聯系演進的化身，人類歷史的縱向演進將終結于西方帝國。

 

論證英美帝國模式為人類超大空間治理最佳模式的核心思想，還使得帝國史敘述同“新帝國主義”“新自由帝國主義”“霸權穩定論”等國際關系理論概念聯系在一起。“新帝國主義”概念以大衛·哈維為代表，指稱當代美國資本掠奪和擴張行為。“新自由帝國主義”則將美國在文化領域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搭配上合理化其國際政治框架的帝國正義論，聲稱干預有理，公然鼓吹雙重標準：對西方文明之外的國家重新實行19世紀的殖民主義做法。“霸權穩定論”則稱美國霸權即美帝國是維系全球交往不可或缺的因素。為實現類似目標，史學被用來為現存政治服務。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秩序構建原則被消解，恢復以現代國家為基礎的國際交往原則的正當性迫在眉睫。

 

“帝國”作為西方史學范式的出發點，最大謬誤之處在于忽視了將帝國這一政治組織形式同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相聯系。帝國主義的定義應以列寧界定的概念范疇為標準。

 

匡正帝國史觀謬誤

由于上述觀點被忽視，帝國史觀已沖擊了國內學界和大眾對世界歷史演進路徑、現代國家正當性和國際秩序合理性的正確認知，需要用如下三項措施加以匡正。

 

第一，避免簡單套用。帝國史觀無法解釋所有歷史演進路線。不能將近代以來的人類超大空間治理經歷簡化為帝國模式，現代國家崛起應為另一路徑。世界歷史的形成源于大工業生產引發的世界市場需求，這是近代以來全球聯系持續的根本原因，也刺激了現代國家同西方殖民帝國并行發展。

 

以歷史眼光來看，帝國概念的使用需要明確歷史階段。帝國史觀混淆了古代和近現代帝國的區別，過于強調歷史連續性而忽視了歷史的階段性。無視經濟基礎而僅從上層建筑的表象得出全球治理模式，忽視了工業革命造成的歷史變革性，忽視了在不同空間環境中誕生的多樣文化傳統，忽視了應對利益多元訴求與一體性愿望之間張力所需彈性的物質基礎，忽視了各地人群謀求自身發展的主動性以及作為其產物的現代國家的作用。

 

第二，重申現代國家正當性。依據唯物史觀路徑，帝國史所要回答的超大空間治理問題別有他解，可以現代國家為基石，建設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或區域治理機制。歷史融合鑄就的現代國家，沉淀了協調利益多元訴求與一體性愿望溝壑所需的彈性。經過工業革命浪潮淬煉的現代國家添加了某種程度調和不同階層利益的彈性。在當前物質生產條件下，超大空間治理所需的暴力強制仍需歸屬于現代國家。

 

重申現代國家正當性有利用帝國話語和民族主義話語兩條路徑。從國外某些國家的情況來看，目前帝國話語已被借用來塑造本國為同西歐抗爭的勇士和蒙難者，說明帝國話語的本土化和為己所用亦可行之。從世界史學發展的現今普遍情況來看，民族主義史學不占據顯要位置卻根基深厚，各種所謂新興流派均以它為借鑒、補充和協調的對象。

 

第三，宣揚帝國無法長久維系國際秩序。從階級眼光來看帝國史的范式，可以看出追求物質資源集中的帝國模式自帶破壞性，無法提供長久穩定的國際秩序。農業文明時代維持帝國上層建筑的負擔，周期性引發奴隸暴動、農民起義，階級反抗導致各帝國不斷陷入分裂的深層原因即在于過度汲取對社會再生產造成破壞。工業文明時代物質大為豐富的前提是資本前所未有的集中，全球性兩極分化長遠看無法用暴力壓制、利益分享或者話語說服消解，帝國史觀所主張的治理模式更有利于資產階級，只能以深化矛盾的方式暫時緩解人類對全球治理多元統一訴求的沖突性主張。

正確表述中國歷史形象

弘揚和平交往融合的世界歷史主旋律，能夠挫敗帝國史觀抹黑中國的企圖。我們應該以唯物史觀為指引，論證中國歷史上對東亞區域和平融合交往的積極作用，以及作為自然形成之現代國家為超大空間治理所提供的歷史新路。沿著帝國史觀話語逆向揭露英美帝國對人類生產和交往的破壞性影響，進而消解英美文明優越論，促進世界歷史撰述走出歐洲中心主義泥潭。

 

就中國情況而言，中國是在漫長歷史自然演進中形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不同于英帝國之類的殖民帝國，也不同于美國之類由殖民活動迅速建立的大國。中國的國家認同自古至今未有斷裂，融合了不同空間環境的文化多樣性，順應了東亞各地和平交往的共同愿望，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謀求自我發展的主動性。正因如此，明清以降的中國歷史不能用歐洲中心主義式敘事簡單類比。

 

具體而言，我們需要從三個角度正確表述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象。

 

首先，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歷史，性質上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方殖民帝國。1840年之前的中國并未真正融入世界市場，屬于古代王朝史范疇。清朝平定西北、西南的戰爭迥異于西班牙殖民美洲或是英國殖民印度，出于自身受威脅的不安全感，并非基于攫取財富的貪欲。更應該看到西北、西南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經越千年，明清將兩地納入版圖或直接管理的行為屬于融合的尾聲。

 

其次，清王朝并不具備單一文化認同，不是西式語境中的古代“帝國”。清王朝沒有哪種單一文化具有高于其他文化的法律和實際地位，管理的多元性與復雜性不能作為判定其為帝國的依據。

 

最后，1840年之后的中國歷史是一部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史。中國歷史經歷顯示出唯有構建統一多民族國家方能使國內民眾安居樂業，才能更好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追求構建地區或全球的帝國，只會造成恐怖主義和當地脫離良性的外部聯系，阻滯和平發展的世界歷史潮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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