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升西降”國際政治格局，主要展現為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南方國家合作反霸的同時，美西方在逐漸走向衰落。而這一國際政治新格局是以國際經濟新格局為基礎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22年俄烏沖突以來，國際經濟新格局趨向為“東升西降”(與“西強東弱”的格局并存),即表現為以七國集團為代表的美西方經濟的重要性及其對全球GDP貢獻的占比下降，而以中國等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重要性和全球貢獻GDP的占比上升。

2023年4月9日，據英國橡果宏觀咨詢公司（AcornMacroConsulting）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在基于購買力平價的水平下，由世界5個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組成的金磚國家集團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額已超過七國集團（G7）。具體數據來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等金磚五國集團貢獻了全球GDP的31.5%。與此同時，由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組成的七國集團加起來則占全球GDP的30.7%①。換句話說，金磚五國GDP總量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略超七國集團的比重。擴員后的“大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占比更是遠超七國集團。這其中中國表現尤為突出，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的資料顯示，僅從匯率而非人民幣購買力平價的占比看，1978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比重為1.8%,1990年中國由最低的1.76%開始觸底反彈；2022年，中國大陸GDP總量約為美國GDP的71.1%。若將兩岸四地（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合并計算，則中國的GDP總量合計19.2萬億美元，占比為美國GDP總量的75.6%。2022年，歐盟27國GDP合計16.6萬億美元，低于中國。2022年中國GDP實際增速3%，規模121萬億元（8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約71%，占全球GDP比重約18%，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2年美國GDP同比實際增長2.1%，總量達到25.47萬億美元，占比全球的25.55%。中國與美國GDP規模差距快速縮小，預計2030年中國GDP總量將趕超美國②。

“東升西降”的國際經濟新格局是由美國國內外眾多矛盾、霸權衰落的機制規律和各發展中國家立足本國實際情況積極參與全球發展合作、積極拓展發展渠道、堅持自力更生獨立自主所決定的。

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中美之間差距的縮小是美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走各自不同發展道路的結果，而非中國的經濟發展對美國有負面影響；恰恰相反，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斷受到美國違反國際法的各種非法制裁和打壓。尤其是近年“美西方以‘中國產能過剩論’為名，大行保護主義之實的霸權主義行徑，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現實表現，勢必不斷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災難”③。而美國通過“逆全球化”的非法保護主義來遏制中國發展的措施，必然有損于中國和世界經濟的正常發展，反過來也必然大大損害美國經濟④。

目前美國政府對國際多邊機制的損害性運用，已經嚴重影響到國際制度的權威性與可信性，使傳統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缺乏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問題不斷凸顯，無法實現對全球經濟運行失衡的破局，因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悄然嬗變。由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崛起，客觀上削弱了霸權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絕對主導地位，全球經濟權力呈多極化態勢，霸權國家為維護自身利益，在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也降低了其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積極性，原有大國霸權治理向多主體合作共治轉變。然而，拜登政府極力維護美國自詡的全球“領導地位”，并不斷強化跨大西洋聯盟和跨太平洋聯盟，以期形成對所謂“非市場經濟體”的共同貿易、金融和科技政策，并加大力度逼迫發展中國家作出選擇，企圖改變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

不過，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國際共建、上合組織、“77國集團和中國”、二十國集團（G20）新型區域性和集團性經濟政治治理組織的出現，促使發展中經濟體也逐漸被納入全球治理體系之中，促成了區域合作與高層對話，成為通向更高層次多邊合作的重要平臺。尤其是中國先后提出以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擴展到“一帶一路”和全球的發展、安全、文明、人工智能治理、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共“七大倡議”，為全球經濟政治治理拓展了新思路。

2022年11月10日，在聯合國舉行的第21次會議上，作為77國集團成員國和聯合國會員國，巴基斯坦代表提出了題為“走向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決議草案；2022年11月21日，聯合國在第22次會議上通過了題為“走向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決議。其中，中國、俄羅斯等124票贊成，美國、烏克蘭、英國、日本、韓國等50票反對，土耳其等2票棄權⑤。這充分反映了美國及其盟國竭力維護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以及以中國、俄羅斯等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南方國家積極要求改革不公正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和加強國際經濟治理的良好愿望。可見，世界進步友好國家抵制和反制“美國式”經濟政治軍事的霸權治理，聯手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這既是各國走向共同繁榮的現實利益需要，也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治理需要。

應當看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行為體既有主權國家、國家集團、國際組織，也有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社會運動等，而在這些行為體中扮演著十分重要角色的往往是大國或強國。當前，只有在南方國家聯合反對新霸權主義、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新種族主義、新自由主義、新法西斯主義的偉大斗爭中，尤其是反對美西方引發的俄烏沖突、中東沖突，反對美西方試圖引發的印太若干地區沖突中，才能真正實現國際經濟政治的有效治理。

注釋：

①DjoomartOtorbaev,“BRICSSettoBeBigger,StrongeramidPushforUnity”,https://wwwhtbprolchinadailyhtbprolcom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a/202304/27/WS6449cc4aa310b6054fad00c2.html.

②ArendseHuld,“GDPExpands5.2%in2023-AnalyzingChina’sKeyEconomicIndicators”,https://wwwhtbprolchina-briefing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news/chinas-gdp-in-2023/.

③程恩富、陳健:《評析美西方炒作的“中國產能過剩論”》,《政治經濟學研究》2024年第2期。

④參見孫壽濤、張朝陽:《美國保護主義回潮的本質、根源與后果》,《海派經濟學》2024年第2期。

⑤“SecondCommitteeApproves14Resolutions,IncludingTextCallinguponStatestoStrengthenCooperationinCombatingIllicitFinancialFlows”,https://presshtbprolunhtbprolorg-s.libdb.ucass.edu.cn/en/2022/gaef3577.doc.htm.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本文系作者在第十四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的發言稿；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