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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春長：遵義會議新悟——紀念遵義會議90周年
2025-01-05
在紀念遵義會議90周年之際，認真學習研究那段驚心動魄、刻骨銘心的歷史，有許多新的認識和感悟。黨的歷史確實是一部非常深刻又很曉暢易懂的教科書,也是我們永遠學之不完、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寶庫。它不僅寫在史書中，而且鐫刻在億萬人心中。
20世紀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毛澤東同志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堅決反對和抵制上面的“左”傾錯誤。1927年11月，因為不執行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被撤銷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1929年6月，在中共紅四軍七大期間，毛澤東因堅持正確主張，被選掉了前委書記，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即中央蘇區的黨組織在江西瑞金葉坪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左”傾教條主義者集中批評毛澤東，說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是“狹隘的經驗主義”。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批評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消極怠工”，把毛澤東戰勝敵人三次“圍剿”的“誘敵深入”戰略方針說成是“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接著撤銷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蔣介石派百萬軍隊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其中50萬軍隊直接用于進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秦邦憲）及其顧問李德，剛愎自用，不聽毛澤東正確意見，采取“六路分兵”“全線抵御”的軍事戰略，同優勢之敵拼消耗，紅軍受到嚴重摧擊，傷亡慘重，最后只有一條路，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后來在路上才稱之為長征）。
長征出發一個月后，即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傷亡巨大，由8.3萬余人剩下3萬余人。這是中央錯誤領導造成的嚴重惡果。
筆者前幾年觀瞻湘江戰役紀念館（廣西全州縣），含著淚寫了《湘江碧血》：“血灑湘江救國難，血濺長空天淚潸；血染戰旗旗更艷，血溉苗木成棟梁。血沃大地五谷豐，血滌積污鑄江山；血浸骨脈豪氣壯，血潤九州華夢圓。”
血的慘痛教訓逼迫紅軍指揮員們反思，大家不得不尋找走出絕境、低谷的出路……這就是遵義會議之前悲劇的強烈啟迪。
二、遵義會議是一個歷時五個月的過程
——之前3次預備會議，之后6次后續會議
通常說的、寫的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這是經典性、標志性的狹義表述。其實，遵義會議經歷了一個準備性、有3次會議的預備過程；還有一個后續的6次會議的善后過程。前后從1934年12月至1935年5月共10次會議，才是遵義會議主題、主要任務的研究、討論、辯論和不斷深入、具體的逐步形成決定、決議的過程，這也是黨從比較幼稚到比較成熟、逐步穩健發展進步的過程。其中都是血與火的鍛造、洗禮，是苦難艱險的砥礪、湼槃。
前期的3次預備會議：
中央紅軍1934年10月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時稱之為“突圍”“長途行軍”“反攻”“西征”，到1935年2月,紅軍總政治部在貴州發布的《告工農勞苦群眾書》中首次使用“長征”一詞。同年5月，朱德以紅軍總司令名義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也出現了“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的表述。
遵義會議也是水到渠成，之前的3次預備會并非刻意安排，也是根據長征中瞬息萬變的情況隨時調整變化而定。那3次預備性會議如下：
一是，1934年12月12日的湖南通道(縣)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主要是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博古（秦邦憲）的顧問李德（共產國際派來支援）堅持紅軍行動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毛澤東力主西進，因為敵軍重兵阻攔紅軍主力北上。紅軍西進到貴州那里敵軍薄弱才比較安全。在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的贊同、支持下，毛澤東主張通過了。這就是著名的“通道轉兵”。
二是，1934年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行動方向問題。會上激烈爭論，王稼祥、張聞天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關于繼續西進的意見，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政治局常委）決定采納毛澤東的意見，西進渡烏江北上。
三是，1935年1月1日在貴州猴場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重申由毛澤東提出并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的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主張。決定向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為改變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個人包辦的狀況，會議決定：關于重要的軍事問題，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
最重要的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會議上就長征以來各種爭論問題，主要是最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毛澤東批評了博古（秦邦憲）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辯解洗白……毛澤東的長篇發言還正確總結了之前失敗的教訓。大多數同志支持他的發言。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秦邦憲、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周恩來為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是幫助者。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四年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毛澤東實際上是中央領導核心，周恩來、張聞天等特別信賴、尊重他，總是聽取他的意見），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并為勝利完成長征及其后來的革命任務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后有6次延續性、完善性的后續會議，情況如下：
一是，1935年2月5日，到達川滇黔邊界的雞鳴三省村（一說在云南威信縣水田寨附近，一說在貴州畢節市郊區），毛澤東同周恩來談張聞天提出的變換中共中央主要領導的問題。隨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接替秦邦憲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當時博古（秦邦憲）思想不通，周恩來與他長談，做通思想工作，實現了順利交接。
二是，1935年2月9日，在云南威信縣城扎西鎮的老街江西會館召開的中央負責任人會議，確定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方針，并提出輕裝、精簡機構、充實連隊。
三是，1935年3月4日，第二次進入遵義城并召開會議，中央軍委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四是，1935年3月10日在遵義附近的鴨溪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的計劃。毛澤東認為不能打固守之敵，不能“啃硬的”，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會上多數同志贊成打。晚上毛澤東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建議緩發作戰命令。周改變計劃，避免了一次重大損失。
五是，3月11日在遵義附近的茍壩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鑒于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提議設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團。這是對之前集體討論、舉手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容易誤事的教訓的矯正。
六是，1935年5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會理會議）。會議統一對遵義會議以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戰術的認識，確定此后行動方針。會議批評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任前敵指揮的錯誤意見。毛澤東發言指出：黨內對失去中央蘇區而缺乏勝利信心和存在懷疑不滿情緒，是右傾思想的反映；改變中央軍事領導的意見，是違背遵義會議精神的。周恩來、朱德等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并稱贊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會議認為，在危急情況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機動戰作方針，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擺脫了敵人重兵包圍。會議要求維護遵義會議精神。“可以說，會理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它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第9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三、遵義會議的啟示
遵義會議的啟示比較多，90年來一直沒有中斷對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重要會議的研究，包括歷史經驗教育和啟示。本文結合歷史和現實談談新的感悟。
首先，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及其領導核心。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在談到中國歷史時講過：中國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之前不能說是強大的黨中央，但是都是赤膽忠心為國為民的領導班子。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秦邦憲（博古）、張聞天忠心耿耿，為黨的事業嘔心瀝血。瞿秋白寧死不屈，英勇犧牲。周恩來從1927年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至病逝，為革命事業奉獻一生，總是顧全大局，不計個人得失，相忍為黨，在歷屆中央領導集體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促進團結統一和奪取勝利的作用。只是1928年6月黨的六大，由于共產國際批評中共中央領導人大知識分子比較多，容易脫離群眾和實際，要求增加工人成分，才推選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擔任總書記。可是，他在理想信念及個人品質方面嚴重不純，以至叛變投敵。即使如此，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來等人以崇高的責任感，維護了中央的團結和工作。所以，毛澤東和黨中央評價，六大路線正確。
強大的中央，即堅強、團結，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理念信念堅定，文化、理論水平比較高，思想作風正派，善于團結人，聯系群眾，實際經驗豐富，善于駕馭復雜局面……即具備大德大才。
話好講，事難辦。百年大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很多。關鍵是公道正派選人、用人。不廉的平庸的領導干部不可能選好用好于部！古人講“一流人識一流之善”。如果誰在選人用人方面有嚴重問題，應該追究責任。
大家都關注警惕，千萬不能讓向忠發、戈爾巴喬夫、周永康那樣的人擔當要職。領導核心特別重要。正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奪取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鄧小平講，如果沒有毛澤東，可能還會在黑暗中徘徊。所以必須維護黨中央及其領導核心的權威。
其次，必須堅持正確路線方向。毛澤東主席在回顧長征時曾意味深長地說：方向路線是至關重要的。在其晚年曾多次講，路線是決定一切的，路線正確，沒有槍可以有槍……；路線錯了會喪失一切。當然路線正確還需要正確的政策措施落實好。
第三，黨風好壞關系事業成敗。領導干部清正廉潔，苦干實干能干，做好樣子，勝于喊破嗓子。特權階層發展下去不堪設想。關鍵是通過嚴格可行管用的機制制度管好權力，使公權力真正得到民主法治的嚴格管控，才能真正落實不敢腐不能腐不敢腐。反腐敗斗爭十幾年來取得了巨大勝利，現在亟待動真的來實的，拿出一套治本的、讓廣大干部群眾從心底里叫好的制度舉措……這也是對千萬先烈先賢的告慰。相信黨越來越好，勝己更強大！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年譜》（修訂本，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②《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11），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軍事科學院原軍隊建設研究部副部長、博士生導師、少將；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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