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臺苦戰期間，西路軍“東進”之議又再次被提起。

 

西進不成，停止也不行，那么“東進”就成了必然的選擇——這好像也順理成章。

 

但此時“東返”卻已失去最佳時機。自西路軍西渡黃河以來，西路軍首長堅執西進之念，雖然其間因中央屢電陳述不要急于西進的理由，他們的確也是走走停停，但卻始終抱著“西進取得援助再回師橫掃而東進”、“援助物資外力送下”、“四軍、三十一軍歸建”等等不切實際的幻想，行動取向與方向也始終是以“西進”為主。等到真正西進后才發現：事情遠不象他們此前想像的那么簡單，河西走廊的地理民情環境是越往西生存條件越惡劣！

 

而這時再要“東返”，他們一直期望相助的“外力”，卻更加難以指望得上。

 

“事后臭皮匠”一下：如果年前他們能夠按毛澤東、周恩來（應該還包括林育英、朱德、張國燾）屢電“保持東邊回旋余地”、“在甘州以東建立根據地，決不可將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的指示行事，真正先打主意把屁股坐下來，先解決了自身生存問題再取“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去“打通國際”去獲得援助，情況是不是會有利得多哩？那樣的話，靠攏東北軍，與河東主力相互策應之勢也更為有利。在“西安事變”這類偶發突發事件發生時，甚至有可能像河東主力進入西安附近地區一樣，靠攏甚至進入蘭州附近地區……

 

當然，果如此，也并不是一切都高枕無憂了，困難和不確定因素也仍然很多甚至很大：比如像胡、毛、關、王、馬各軍封鎖（必然），情況不利時被“二馬”逼迫河西部隊至黃河沿岸背水決戰（可能性不大）……，等等。但機會和選擇也會更多呀！

 

至少，西路軍首長一直孜孜于求的“外力相助”的可能性，也會大為增加啊！

 

當然，這樣的探討，總是難逃“站著說話不腰痛”的反詰的，這種反詰往往無往不勝。

 

因為，像這樣“一次曝光”定格的歷史事件，沒法像科學實驗那樣去重新檢驗！

 

然而，真正的智者，都是在對這類失敗的事件所進行的不斷檢點中，成長起來的。

 

說遠了，還是回到那年那月。

 

這次“東進”的提出，《歷史的回顧》稱，是自1月16日起，“中央即連續來電，指示西路軍準備東進”[1]，而筆者在現有的有關西路軍的文獻文電等資料中，卻并沒有查閱到這些“準備東進”的“連續指示”——當然，也沒有查閱到西路軍首長“準備東進”的請示。

 

《歷史的回顧》中給出的中央“準備東進”指示的最早時間是1936年1月16日的中央來電。這個電報的主要內容是通報形勢、指示西路軍“提高政治工作和紅軍紀律”：“原來在西路軍中在這方面存在著嚴重缺點，現在又處于困難環境中更易形成與居民關系不良的情況。堅決在全軍政治工作提高一步，嚴緊紀律，爭取回漢群眾，不亂沒收一家，不亂殺一人，同時優待二馬被俘官兵，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關于西路軍行動部署的內容則是：“同意西路軍在現地休息一個時期，集中全力乘機向東打敵，爾后以一部西進。在這種條件下，并大大向東擴張甘北根據地”，“遠方貨物是只能在約定時間送到安西的”，“我們正在爭取對西路軍配合幫助，但你們必須從提高信心，努力軍事政治的轉變，求得自己的力量戰勝二馬，才能保證創立甘北根據地，及在可能時派一部占領安西的勝利”……[2]

 

看見沒有，中央是“同意……”，同意誰的動議哩？總不會是自己同意自己吧？

 

目前收集到的西路軍與中央的往來文電并不完整完備，筆者也無法僅僅因為中央該電中的這個“同意……”，對這次“東進”的始動議者究竟是中央還是西路軍首長作出最后確認，但至少說明這還是一個需要存疑待考的問題，治史者在闡釋相關史實時應該謹慎落筆而不宜輕率定論，或至少應將原文引出以告之讀者。

 

然而筆者所讀到的大多數關于西路軍的史籍中，都是這樣直接抬出依據不明的“中央指示東進”。

 

這是史家的遺憾，還是讀者的遺憾？

 

1月21日1時，西路軍首長致電軍委主席團，報告當晚即開始東進的決定：

 

軍委主席團：

 

㈠以乘綏東進擊敵，相機配涼、古，接通蘭州，增加抗日聯軍之目的。決今晚全軍集結出動，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達古浪、土門地區，爾后向平番或靖遠集中。

 

㈡士氣正旺，沿途相機抗擊。

 

㈢前面情況時告。

 

徐、陳[3]

 

1小時后，毛澤東即電周恩來、博古，要求他們與東北軍商洽配合策應的事宜：

 

周、博：

 

西路軍在高臺、臨澤一帶不能立腳，西進有窮十八站，二馬步騎又向西堵擊，二十日晨攻破高臺，董振堂同志犧牲，五軍損失兩個團，他們從本日起轉向東進，望速商于學忠準備派一部策應，并與交涉紅軍離開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毛澤東[4]

 

該電中提到了紅五軍高臺失利董振堂犧牲的情況，這在1小時前“徐陳”來電中并沒有提及，毛澤東很有可能是從二局截獲的敵電或其他渠道的獲知敵息中得知這個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報》有短訊：“一月二十日訊 高臺戰斗，擊斃匪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楊克明、二十四師師長、三十一師師長、參謀長、特務團長，匪軍共被我擊斃三千五百人”[5]）。

 

由此也可見毛澤東等是如何密切關注西路軍情況的。

 

當晚20時，毛澤東甚至已在與周恩來等商洽西路軍東返后的駐節地點了：“西路軍東進，徐、陳電士氣尚旺，十天可達古浪，如該軍不再遭挫折，爾后當位于文、武、成、康地區。為此，我主力在陜南、甘南便可破壞南京把聯軍圍困于渭水以北之計劃。[6]”

 

幾天后的1月24日24時，軍委主席團還作出了“西路軍自決行動方向”的指示：

 

徐、程（陳）：

 

一、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

 

二、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當派三十二軍、二十八軍適時到靖遠河邊策應你們過河。

 

三、為便利作戰計劃，彩病、小孩、婦女，望設法就地安置。

 

主席團[7]

 

看見沒有，“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

 

雖然這次“東進”的確是別無選擇的選擇，細究誰為始動議者意義并不大。但作為一部重要歷史當事人回憶錄的編撰者來說，如此輕率落筆，雖然配合和呼應了這部回憶錄中“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結論，但卻不幸觸犯了史家大忌。最終坑害了誰，也是不言而喻的。

 

這至少是一個瑕疵，今天的治史者們包括筆者本人在內，當以此為戒。

 

注釋

[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6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軍委主席團關于提高紅軍政治工作與紅軍紀律致西路軍電（1937年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8～第9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行進路線致軍委主席團電（1937年1月21日1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澤東關于速與于學忠交涉西路軍離開河西抗日勿加干涉致周恩來、博古電（1937年1月21日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青海日報》短訊，《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445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張聞天、毛澤東關于談判原則和軍事部署致周恩來、秦邦憲并告彭德懷、任弼時（1937年1月21日20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41～第9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軍委主席團關于行動方向自決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24日2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3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歷史學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雙石茶社”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