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戰局初見起色的同一天，河西“徐陳”高昂的熱情卻開始轉低。

 

11月17日8時，“徐陳”致電中央，在一派樂觀之下，游疑之意也開始浮顯：

 

  洛、毛、周、朱、張：

 

㈠現九軍主力在古浪，一部紅涼山，五軍在大靖、土門，三十軍在涼州附近，直指到大河驛。我們決以打通遠方與爭取在甘、涼、肅地區建立根據地之任務，主力須速西進，迅取甘州，九師、騎一師今晚出動向永昌進，八師移城，五軍九軍均于十八日晚移動，二十日我軍均到涼州以西到永昌線上，爾后即速以（八十）九師、騎一師、五軍出甘州，再以五軍出肅州，九軍、（八十）八師奠后，盡量控制永昌以東地區，相機擊來敵。估計時間約十一月（二）十五日先頭部隊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肅州。

 

㈡以當時情況，是否我們控制肅州、甘州在手，由遠方負責與我們打通，還是我們主力進行玉門、安西或到新疆才有辦法。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別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遠方，請速詳示。

 

㈢、此方已派袁烈（立）夫十日內起程經新疆土西路到莫，如何出動，手續如何？

徐、陳[1]

 

“信心滿滿的包票”剛打了不過幾天，“徐陳”卻已開始對這個“包票”產生了疑問，提出了兩個任務的“次序”問題，合乎情理合乎邏輯的解釋只有一個：他們已經感到了來自屁股后頭的壓力——也就是日前“朱張”電中所稱的“敵毛炳文第三十七軍將于日后西渡完畢”，這路敵軍將對西路軍展開追擊！這個“壓力”未來之時，他們并無預見也并不在意（倒是彭德懷毛澤東等人有預見很在意）；而“壓力”一旦降臨，他們馬上就對此前“信心滿滿”的任務也產生了懷疑——哪怕這個任務是他們自己孜孜以求從中央那里爭取來的……

 

趕緊跑到目的地，拿到裝備再打回來，“建立根據地”的任務，不照樣可以完成么？

 

這好像也是一合理的選擇？——數十年后《歷史的回顧》就是這樣敘述的。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前面我們已經探討過分析過了。

 

對“徐陳”的“任務次序”問題，“朱張”在當天致“徐陳”電中是這樣指示的：“你們兵力應相當集結，速打通遠方為要著[2]”，至于怎么打通，打到哪里算打通？沒有回答也不可能回答。而中央在次日18時的回復則詳細和具體得多——顯然已對各種情況和相關要素作過詢證和分析：

 

  徐、陳：

 

甲、十七日電悉：我們已告遠方。但恐準備不及，運輸也來不及。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占去，紅軍回旋地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加緊軍事訓練，恢復體力檢查政治工作，教育每個指戰員會做群眾工作與人民發生良好關系，嚴整政治紀律，建立會計給養制度，使爾后和遠方同志見面時煥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拒毛炳文。

 

丙、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

 

丁、袁立夫不要派去，無安全保障，鄧發以公開名義西行還經過五個月，新疆沒有護照不準入口。

 

洛、毛、周并告朱、張[3]

 

正如前面已分折過的那樣，中央的這些道理實實在在，沒有半點虛頭巴腦。

 

而且，就在日前，毛澤東還曾設想了一個具體幫助西路軍的辦法，電請張學良令駐蘭州的東北軍于學忠部從蘭州渡河西進，以在西路軍與正渡河的敵第三十七軍毛炳文部之間形成緩沖與屏障：“已要李毅派于軍渡河西進，遠方協助正進行中。[4]”

 

但這個辦法是求人，成不成也在人而不在已。畢竟東北軍不是紅軍，就是真擠進了西路軍與敵第三十七軍毛炳文部之間，在蔣介石嚴令和毛炳文部壓迫之下會不會翻臉，也是說不準的事情——所以兩天后中央又電示了有關“機宜”：“對于學忠、二馬均須與談判外交，并可說明在共同抗日條件下，共產黨給以幫助。對毛炳文則不可談到幫助事。[5]”

 

11月19日，“徐陳”兩電中央及“朱張”，上午9時一電報喜，下午17時一電報憂。

 

上午9時電：“八十九師、騎師昨晚占永昌，少數馬敵民團聞風逃走，群眾全在家，熱烈歡迎。……已令該部留少數固永昌外，其余明早向甘州進，約二十二日晚可抵甘城。……我們今到四十里鋪，二十一日早可到永昌再向甘州進，決用力鞏固豐樂堡、永昌地區，以甘州為重點，爭取休補與執行黨與軍委所給予的任務”，“連日與涼州馬步青辦外交初有頭緒。土門繳獲人、槍除自愿一百六十者外，余均歡送回涼，馬及部下甚感，陳述對蔣態度，暗示我們速進占甘、肅、安西。”[6]

 

下午17時電：“敵集中主力猛攻古浪。九軍血戰終日，阻擊潰敵。敵傷亡約千余。伯稚犧牲，秀鐸□□帶重傷，子彈消耗極大。九軍收到古浪東北之定寧寨。已令其今夜續開涼州東及北地區雙城堡一帶向永昌轉移”，“甘州有馬敵一團及民團，城高堅，壕寬深，不易襲及。馬敵雖受重創，但仍能集新銳之兵與我拼死戰，我方過河后人彈消耗極大，未得補充。九軍渡河至今傷亡二千四百左右，干部傷亡極大，更難提起”，“估計毛敵推到大靖后，馬敵必更集兵犯永昌、甘州，我勢必與之決戰，方能鞏固甘州、涼州”，“請轉遠方迅速準備□□，最好能早與我們接通，并送一批子彈，按時接濟”。[7]

 

古浪之戰，是西路軍“西進”以來，遭受的第一次重挫。

 

“徐陳”已經感到，“西進”并非此前想象的那般容易——這還沒有與尾追毛軍交戰哩。

 

當天，林育英、朱德、張國燾致電中革軍委，告以“西路軍已占永昌，擬以主力在涼、甘之間發展，擬以一部西出肅州、安西，要無困難年前可達”，并請中央請求共產國際“能于西路軍到達安西控制交通后，即取得遠方初步接濟（目前彈藥最缺），以便回攻”。[8]

 

當日19時，林、朱、張再電“徐陳”，傳達了周恩來帶來的中央意見：“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根據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門方面活動，在有利條件下消滅由古浪來敵，大部向涼州、永昌前進之敵，同時以一部奪取甘州、肅州至安西一帶地區”，“在甘州占領后，可以五軍在甘、肅兩州安西線活動，九、三十兩軍可在永昌以南地區活動，大大的擴紅籌資準備滅敵”，“遠方對于經哈密接濟你方已原則上同意，物資經濟均可接濟，正設法解決交通運輸，擬技術手續，大約以明年開春后可望大批接濟，現正急謀小部接濟，大的于我占領安西后即可實現”。[9]

 

中央在此所言的“物資經濟均可接濟”，很可能指的就是1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知中共中央的“援款”計劃：這個數額達55萬美元“援款”的第一筆15萬美元、第二筆5萬美元于次年上半年先后匯到了上海宋慶齡處[10]，剩下的款項則有可能擬與援助物資一起，在安西送交西路軍。

 

還有一個信息是共產國際那個“禁令”的具體化——其實也含有大軍在“開春”之前的就糧和冬衣方面的考慮：“你方須在甘州以東建立根據地，決不可將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遠方路圖，也須調查清楚。[11]”

 

周恩來是11月15日離開保安來接朱德、張國燾的，18日那天他已經趕到了河連灣紅軍總部，在那里和彭德懷一起制定了山城堡戰役的作戰計劃。19日又趕赴山城堡，幫助彭德懷協調組織戰役的后勤供應。

 

20日，張聞天、毛澤東也致電“徐陳”：

 

（甲）捷電甚慰。

 

（乙）主力在永昌、肅州之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以小部進占安西敦煌，鄧發同志從迪化來電，安西、敦煌兩縣僅有民團且無槍更無軍隊。

 

（丙）袁立夫可隨進占安西之部隊同去到安西，再向哈密接濟軍用品、彈藥及派人接洽幫助等事，正同彼方接洽中，結果如何容后告知。

 

（丁）極大注意整理部隊，建立正規制度提高政治水平發展正確的自我批評，這方面工作的指導，請昌浩同志多注意及之。[12]

 

“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這是中央再次指示西路軍留意“后路”！而且因施援方的要求，所以西路軍“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只能“以小部進占安西敦煌”，“再向哈密接濟軍用品”。

 

看來張聞天、毛澤東在擬就簽發該電時只收到了“徐陳”19日上午9時的“報捷”電，尚未得悉下午17時的那個“告憂”電，也不知道九軍在古浪遭受重挫的消息，所以才有“捷電甚慰”且要求“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

 

古浪既失，“東邊回旋余地”也就大大被打了折扣。

 

“徐陳”此前滿滿的信心，從此也開始被不斷降臨的困難，日益銷磨。

 

而就在這一天，河東戰場期盼已久的轉機，到來了！

 

注釋

[1]《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行動方向致中央電（1936年11月17日8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朱張關于敵軍行動及速打通遠方致徐陳電（1936年11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中央關于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8日18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8～第88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澤東關于固守定鹽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1月17日1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4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林育英、朱德、張國燾等對西路軍行動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9日1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92～第89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徐向前、陳昌浩關于進占永昌甘州爭取休整補充致中央及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1月19日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徐向前、陳昌浩關于九軍在古浪戰斗情況致中央軍委電（1936年11月19日17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9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林育英、朱德、張國燾關于西路軍主力在涼、甘之間發展一部出肅、安與國際聯絡致中央軍委電（1936年11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9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林育英、朱德、張國燾等對西路軍行動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9日1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92～第89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關于提供款項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概要）（1936年11月12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24～32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11]《林育英、朱德、張國燾等對西路軍行動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9日1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92～第89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中央關于西路軍主力在永昌肅州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9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歷史學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雙石茶社”微信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