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位日本老兵穿戴整齊，或拄著拐杖，或坐著輪椅，來到中國駐日大使館。

 

他們大都八九十歲，女士們白發蒼蒼，男士多已禿頭，但都精神抖擻，腰板挺得筆直。一位身著軍裝，胸前別著十多枚中國獎章的老人還興致勃勃地和老友敘舊。他們有個共同身份——日本籍解放軍戰士。

 

這天是9月25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正為日本籍解放軍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頒發儀式。中國駐日大使孔鉉佑表示，日本籍解放軍為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返回日本后又為推動中日民間友好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功績。

 

這是少為人知的一個群體。侵華戰爭戰敗后，部分日籍人員滯留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因資源短缺，解放軍曾吸納部分日籍技術人員，主要安排其從事醫療、訓練、軍工生產等專業性強的技術工作。據當時東北解放軍后勤部門不完全統計，單是東北解放軍在編日籍解放軍數量約有12016人。

 

“我們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們在解放戰爭時期，作為醫生、護士、技術員參加了解放戰爭，這更增強了我們與日本人民締結友好關系的信心。”1956年6月27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日本代表團時說，“日本軍國主義確實是殘酷的，但協助我們的日本人民也很多。”

 

敵人變成戰友，不難想象，必定有一個艱難的融合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日關系蜿蜒前行。很多日本士兵回到國內，又陷入窘境。在同胞歧視和監視下，這些回國的日籍解放軍老兵又如何自處？

 

 

9月25日，日本，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在館內為日本籍解放軍老戰士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頒發儀式（@視覺中國 圖）

 

麻花老頭、鍋和三根胡蘿卜

 

青木竹子聽說有中國人來了，興奮得不得了。

 

來的人叫李素楨，是一名來日本深造的教授。她還帶了些水餃，都是自己搟的皮兒。看到這些，青木唰一下落淚了，說，這不回到當年“四野”慶功會上了嗎。

 

李素楨是吉林師范大學教授，日中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2000年初，她在日本有一個課題是《日本人在中國東北進行漢語能力考試的研究》。導師讓她找一些曾在中國東北生活過的日本老人訪談，一經接觸，她發現很多會說中文的日本人竟參加過中國解放軍，說一口東北話。這些日本老人并未接受過正規漢語教育，多是加入解放軍后，中國戰友用樹枝在土地上劃字教學。

 

2003年，一見到李素楨，八十多歲的青木竹子拽著她的手說，“我就一件大事，你千萬幫我。”

 

1944年，青木竹子以日本開拓團團員身份來到黑龍江。受當時日本政府宣傳，她把中國東北看作一個歡迎日本人移民的“新天地”。沒想到次年8月9日，蘇聯出兵東北。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對日本士兵、日本技術人員來說，那是個混雜著失望、痛苦、不知所措的混亂時期。有些部隊成了戰俘，有些人慌忙撤離，有些軍事人員整天在燒毀文件。很多人留在當地自生自滅。護士伊藤郁子和同事被日本醫院院長拿刀逼迫跳牡丹江自殺，“為天皇盡忠”。山邊悠喜子的父親原本在遼寧本溪煤礦工作，日軍投降后，他們沒了工作，也無法離開，只好留在當地。也有一些士兵，變成了土匪。

 

一開始，青木竹子和一些日本人逃難至松花江邊，缺衣少食，瀕臨餓死。這時候，一位挎著兩個大筐的老人突然走來，喊著“麻花”。日本難民左一個、右一個把麻花全拿走吃光了。老人嘴上說“不能拿”，但并未阻止。

 

青木記得，這位中國老人笑呵呵、很慈祥地帶著兩個空筐走了。一路上，他們不斷得到這樣的中國人相助。她想拜托李素楨的大事，就是尋找這位老人表達感謝。李素楨后來在國內登報尋人，但沒有任何音訊。

 

后來，青木等二十多人逃到長春難民所，一位東北民主聯軍（后改名為東北人民解放軍）軍人提出，需要三個人到野戰醫院幫忙三個月。青木主動請纓，進入第四野戰軍前線衛生所，沒想到自此跟著解放軍一路南下至武漢。

 

這期間，很多日本兵、日本技術人員，都被陸續吸收進了解放軍。此前被院長逼著跳河的伊藤郁子，游到岸邊幸存下來，也進入東北野戰軍醫院。

 

跟著父母留在當地的山邊悠喜子，在街區小報上看到東北民主聯軍發出的“請求協作”通告，征召有簡單醫療知識的人。她在女子學校畢業前取得了護士資格，于是也去報名了。

 

她是主動去的，因為對共產黨有好感。據山邊在《難忘一家人—一個日本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的真實記錄》中回憶，這種好感“與一口鍋有關”。

 

1945年的一天，國民黨的部隊經過山邊家，借了一口鍋，說好部隊走時歸還，可后來鍋被砸了人也走了。共產黨隊伍也借過鍋。有了國民黨的教訓，他們以為，這口鍋也是有去無回，沒想到，過了一個多禮拜，小戰士來還鍋，說了聲“謝謝”。山邊母親打開鍋，發現里面放著三根胡蘿卜。戰后條件很艱苦，口糧珍貴，山邊母親說“我們不能收”。小戰士留下一個微笑，轉身跑了。

 

東北軍區衛生部的一則工作報告指出，“一九四五年秋冬，由關內開來部隊，除隨軍衛生機關外，并未帶后方醫療人員，到東北后即作戰，不得已只好利用日偽醫院的全部人員。”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助理研究員郭芳在《東北人民解放軍留用了多少日本人》一文中引用上述報告指出，當時沈陽和齊齊哈爾接管了原日本陸軍醫院，還征用了一些鐵路醫院和市立醫院。一些待遣返回國的日本醫護人員也被留用。

 

據當時的統計，東北軍區衛生部約有7200位日籍人員。在醫療資源緊缺的戰時，這些日籍人員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記載，大約在解放戰爭初期，衛生部門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濟南工作期間，日籍解放軍小林寬澄（前排中）與日僑同事合影（東方IC 圖）

 

“是不是吃完就槍斃？”

“正月里來是新春，

趕著豬羊出了村，

豬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送給咱親人解放軍！

咦兒呀呀嘿！”

 

2002年5月14日晚，日本東京附近的溫泉鄉石和町，一位叫幅敬信的日本老人閉著眼睛，搖頭晃腦，投入地唱著《擁軍秧歌》。幾位同齡日本女士腰間系上大紅綢，手里拿起了紅色大折扇，也在榻榻米上扭著秧歌。

 

這是第三十三屆“回想四野會”年會，與會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董炳月記錄了現場這一幕。九十年代在日本留學時，董炳月結識了一位曾在東北參加解放軍的日本教師，隨后開始關注這一群體，采訪了多位日籍解放軍，寫成了《尋訪“日本老八路”》一書。

 

董炳月注意到，這些日籍解放軍習慣稱自己為“八路軍”。實際上，他們參軍入伍的1947年前后，“八路軍”番號已停用，他們參加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或東北民主聯軍。

 

“對于他們來說，‘八路軍’是共產黨軍隊的代名詞，這個名詞中包含著他們對共產黨軍隊的歷史記憶與政治認同。”董炳月曾在講座中說。

 

據董炳月記載，日本戰敗后，幅敬信所在的日本軍隊就地向蘇軍投降，成為戰俘。1946年3月，蘇聯把幅敬信等人關在黑河江岸收容所。后來，一行人逃跑，和地方的“光復軍”（偽滿親日派組織的部隊）混在一起成了土匪。

 

山中天氣寒冷，二十多名中國人和十二名日本人組成的土匪團眼看只有死路一條。商量后，他們決定向山外的解放軍投降。

 

交出武器，幅敬信等人當晚就吃上餃子，有魚肉，還有酒，豐盛得出奇。大家開始時吃得很香，越吃越害怕：“給這么好的東西吃，該不是送我們上路吧。是不是吃完就槍斃？”

 

沒想到，受詢問后，幅敬信平安無事，因會使用擲彈筒、機槍等武器，不久他還和另一位日本兵被編入了解放軍。

 

日本戰敗后，像幅敬信這樣加入解放軍的日本軍人也有不少。其中就包括日本飛行部隊飛行員林彌一郎和他帶領下的300位日本空軍。

 

當時，東北民主聯軍希望建立一支自己的空軍隊伍。據記載，當時解放軍隊伍在戰區地毯式搜索，尋找敵偽軍遺棄的飛機和航空零件。同時，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彭真下命令，爭取日本、日偽航空技術人員支持。

 

據日本NHK電視臺2002年播放的紀錄片《被留用的日本人，不為人知的日中戰后》，林彌一郎留下的錄音稱，當時彭真等人說，要建設空軍，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這期間，也會保證他們的安全，條件成熟，還會送他們回日本。

 

林彌一郎等人很糾結，要不要幫助曾經的敵人？“那個時候我想，日本軍隊中有戰陣訓，不可生受俘虜之辱。我們都已成了俘虜，應不應該再活下去，心里很苦惱。”

 

猶豫再三，林彌一郎出于“把保護好大家（部下）當做自己的使命”，他向中共提出幾個條件：不以俘虜相待，尊重日本人的生活習慣，保障家庭生活，允許單身者結婚。彭真一一答應。

 

并非所有日本軍人都愿意接受這份工作。林彌一郎讓部下自己做選擇。最終，39人選擇離開，一名將官自殺，大部分人都歸降。1946年3月1日，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俗稱“東北老航校”）在通化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創辦的第一所航空學校，被看作“人民空軍的搖籃”。

 

我一個戰友就是它給炸死的”

 

“我最受不了的，是唱歌的時候啊！‘日本鬼子’，（很多歌詞里）都有（這個詞）吧？一個連隊，只有我一個日本人，那時候，他們都看我呀！”回憶往事，已經是光頭的幅敬信對董炳月說。

 

當時他才二十三歲，站在解放軍隊列中，聽著周圍戰友唱著不懂的歌，還不時扭頭看他。董炳月寫道，年輕的幅敬信，滿臉茫然與孤獨。

 

不只是語言上的隔閡。畢竟曾經是敵對雙方，以命相搏，很多同胞、戰友，甚至親人都死在對方手里。現在，基于現實需求要一起合作，彼此的不信任甚至敵意仍然存在。一位接受NHK采訪的老兵說，當時中國軍人戒心也重，怕日本人跑掉，外出訓練，中國士兵都帶槍防備。

 

醫護隊山邊悠喜子的指導員李世光就曾拒絕與日本人合作。13歲時，他的共產黨員哥哥被日本人抓住殺害，聽說要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他表示了強烈抗議。抗議被駁回后，他內心一度仍然芥蒂很深。

 

“當時對你們日本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李世光后來回憶道，“你們并非完全來自日本醫院，很多與軍隊頗有瓜葛。為確保傷員安全，完成醫療任務要十分小心。”

 

有的中國飛行員一看是日本教官，還是戰俘，也直呼受不了。“（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轟炸機老炸我們，我有一次差點沒叫它給炸死。”受訓飛行員劉玉堤后來回憶說，自己一個戰友就是被日本空軍炸死了。他越說越激動，比著“八”手勢說，“我們打了八年的仗了！”

 

還是軍隊領導介入，為他們解釋吸收日本戰俘兵對中國軍隊的重要性，劉玉堤等人才硬著頭皮接受。

 

這種戒心在日本人方面同樣存在。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記載，“留用的日本人開始對我黨我軍不了解，存在恐懼、憂慮心理，我們很快派遣懂日語的人員做教育說服工作。但因民族習慣不同和陳舊觀念，問題沒能輕易解決。”

 

轉變

 

“這算什么？”日本軍醫麥倉元回憶起當年說，自己知道日本吃了敗仗，又成了戰俘，但看到從延安接受思想教育的日本戰俘回來勸說自己，仍心懷不滿，覺得他們接受了共產黨教育后，受到對方賞識，“于是就拼命想討好”。

 

但這沒有影響麥倉元對傷員的治療。據他回憶，一次手術時，部隊受到國民黨攻擊，其他人都去避險，只有他和護士堅持守在患者身邊。此后，中國人對他的態度有改觀。

 

“我不想讓人覺得日本醫生就這副德行，要知恥。這種感情很強烈。無論如何也不要在人前顯示自己可恥的形象。”麥倉元說，“我不覺得那段日子是枉費，為了鄰國，為了他人，做了這些事，在我的人生中很有意義。”

 

一開始，中日士兵是強制性聚合到一起，但隨著交往深入，這種隔閡越來越少。李素楨采訪過很多日本老兵，回憶起在解放軍隊伍里，連長、班長都和普通士兵一起吃飯，連長還給日本士兵夾菜，這讓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最大的感受就是官兵一致，每個人之間都平等。”李素楨對本刊記者說，幅敬信曾對她回憶舊日本軍隊里的狀況，“老兵打我們，班長打我們，讓我們跪著舔鞋底”。

 

這些終于融在一起的中日士兵，為當年的解放戰爭立下了很大功勞。中國學員學開飛機，犯了很多錯誤，日本教員則想了各種辦法幫助他們學習，比如通過握生雞蛋來訓練操縱桿力度。飛行需要飛行員用眼光測試高度等，需要立體幾何知識，但大部分戰士都不懂這些。在別人都休息時，劉玉堤的老師筒井重雄——一位曾參加過侵華日軍電報班和日本戰機飛行大隊的教官——在操場，拿著小木棍手把手教劉玉堤。

 

在這些日本教員教學下，劉玉堤進步很快。在戰場上，他創下了中國人民空軍單次起飛擊落國民黨噴氣式飛機的最高紀錄，素有敢打敢拼的“鷹王”之稱，后成為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

 

在東北，靠著“從破爛中誕生的教練機”，以日籍官兵為骨干組成的東北老航校共培養出飛行員160人，其中23人參加過開國大典的閱兵。在開國大典上，飛過天安門的解放軍第一代空軍飛行員韓明陽和林虎，以及首次穿越青藏高原“空中禁區”，開辟新航線的飛行員王洪智都是筒井重雄的學生。

 

陌生的祖國

 

打開家門，五個身穿制服的日本警官向小木曽會子敬禮，齊聲說歡迎回來。小木看到母親在警官身后不安地來回走動。小木打過招呼后，請走了警官。晚飯，街坊四鄰來家拜訪，氣氛詭異。一位大叔終于繃不住問道：“聽說你在中國軍隊里做事，中國人強奸過你嗎？”

 

聽了大叔的問題，小木一肚子火，回答：“大叔你胡說什么！人家中國軍隊才不干這種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履行諾言，決定送這些日本解放軍回國。但回鄉之旅并不平順。當時日方對共產勢力的擴大懷有強烈戒心。而被留用的日本人自然成了防備對象。1953年2月15日，在日本代表團與中國紅十字會的談判中，日方提出，回國的日本人有可能會被強行遣返中國，因為日方官員擔心，返回的人中會混入中國人，特別是共產黨，需要審查。如果發現這種人，要將其逆向遣返中國，要求中方同意。

 

中方拒絕了日方關于逆向遣返的要求，日本代表團也只得接受。1953年3月5日，日本代表團與中國紅十字會簽署共同聲明，決定當即派船接回第一批日本人。2009名日本人從秦皇島出發，幾天后，發自上海的第二艘船也起航。

 

一直記掛著賣麻花老人的青木竹子，就是在這一年回國的。教出很多優秀飛行員的筒井重雄則等到1958年才回國。會唱東北大秧歌的幅敬信，也是1958年回到日本。據《尋訪“日本老八路”》，此前，他和其他三百多名日本人曾被派往北京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后，又到哈爾濱學習汽車駕駛和修理技術。

 

對于他們這些留在中國時間較長的日本人，日本外務省警惕性更高。一份日本外務省報告提到，“回來的日本人中，相當多人受過對方的共產教育，有可能帶有隱秘政治意圖歸國。要考慮到這類人的存在。”

 

李素楨介紹，筒井重雄回國后，日本警察租住在他家對面，進行長期監視，一家人根本找不到工作。這些日籍歸國人員被一些人視為“被中國洗腦的人”。他的女兒在學校也被說“那家伙是被洗腦的孩子”，還有人把她的作業本撕了。

 

與政府的敵意和同胞的警惕相比，更令他們傷心的是家國已經物是人非。青木剛一回國就發現丈夫在日本早有家室。筒井則發現自己在家鄉已是“戰死”之人，家人也把資產讓別人繼承。而他們的國土上，則駐滿了美國軍人。山邊悠喜子家附近就是一個美軍基地，眼前是一排排美軍戰機，寬敞的美軍住宅區里，美國小孩在泳池里玩耍。不遠處卻是擁擠的日本貧民區。街上，隨處可見傍著美國人的日本年輕女性。

 

“謝謝你”

 

“突然給總理同志寫信，請原諒我的失禮……19年來，我們一直在被歧視的生活中，稍稍解放出來，期待著至少能夠過上光明的生活。離開中國時，中共保管、回收了曾經發給我們的東北、華北、華中、西南（及對個別人發放的西北、海南島）等解放紀念章，現希望能夠按約定，把這些紀念章再次交給我們這些同志。”

 

1972年9月30日，曾任四野第二野戰病院連級會計師的中村義光以“回想四野會”事務局局長的身份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提及他們在中國獲得的勛章。

 

據媒體報道，1950年代，這些日本解放軍陸續回國時，中國政府考慮到當時日本政府對華態度受美國影響，出于保護這批日本戰友，考慮到他們歸國就業、生計問題，回收了發給他們的榮譽獎章。

 

就在中村寫信前一天，中國總理周恩來與訪華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這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中村因此寫信，提及這段往事。

 

據媒體報道，這封信發出后，中村和戰友們又歷經9年反復申請和要求，中國方面經過慎重研究，決定補發當年收回的獎章和紀念章。由于歷經文革，許多單位保存的獎章已不復存在。經各方努力，按原樣制作數千枚補發給日本戰友，滿足他們的正當要求和熱切愿望。經中村等人核實、審查成員身份后，除病亡、聯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戰友重獲證章。

 

 

2010年7月30日， 日本籍解放軍代表團一行來到北京軍區某裝甲師參觀，兩名老兵在解放軍戰士營房中憑窗遙望（CNSphoto 圖）

 

事實上，這些日本軍人回國后，仍然在為推動中日關系做著各種工作，尤其是在民間交流上。

 

1960年，曾在四野做醫療工作的森川和代就以翻譯的身份跟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還受到周恩來的接見。據他回憶，周恩來當時問他，在哪里學的中文，他回答說，中國，解放軍。

 

聽到“解放軍”，周恩來很驚訝，“原來你在我們解放戰爭中幫助過我們，謝謝你。”

 

聽到這句，森川腦袋一片空白，淚水當即就掉了下來。

 

（感謝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高曉燕、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董炳月對本文的幫助。）

 

來源：“VISTA看天下”搜狐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