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東進計劃從提出到胎死腹中，對西路軍首長的西進日程，并無太大影響。

 

這個時間其實很短暫：從12月20日周恩來首次提出東進建議，到25日放棄這個計劃，不過5天時間。要再把賬做得細一點，從西路軍領導層22日就周恩來建議提出東進所要求的配合條件開始算起，也不過3天時間；要從西路軍首長明確表示準備遵令東進開始算起，就連一天都不到。而西路軍領導層22日預計的西進日程是：“擬于明年一月中計九、三十軍搶臨澤、高臺，五軍全部約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遠方貨是否按時能到，請示。如不能按時到，則擬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幾月，度過嚴寒之三月”[1]。

 

據甘肅人民出版社《悲壯的征程》中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載：“（12月）26日，西路軍總指揮部根據軍委主席團24日電示，決定調集部隊東返，派出人員偵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軍集結待命，準備東返。同日傍晚，又撤銷上述命令，部隊撤回原地”[2]。

 

西路軍首長的東進命令從決定到撤銷，都在一天之內。

 

如此，我們或可肯定地說：中革軍委與西路軍首長之間關于東返問題的這次往來蹉商，并沒有對西路軍首長此前預計的“按期”西進計劃產生了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延宕！甚至……甚至……甚至還有可能從另一方面刺激了西路軍首長，驅使他們將預定的“按期”西進占領撫（彝）、高（臺）的日程予以了提前——從原計劃的1937年1月中旬，提前到了1月上旬。

 

12月27日，軍委主席團致電西路軍徐、陳首長，明令繼續執行西進計劃：

 

  徐、陳、彭、任：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占領甘、肅二州，一部占領安西。開始西進的時機及如何作戰，由你們依情況決定。

軍委主席團[3]

 

這個命令實際上賦予了西路軍首長“西進時機自主選擇”的機斷之權。此前，西路軍首長原本也有就地“多休整幾個月，度過嚴寒之三月”的準備，而即便是按他們在“遠方物資能夠按時到達”的前提下作出的“按期”計劃，也是“擬于明年一月中計九、三十軍搶臨澤、高臺，五軍全部約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然而與軍委主席團往來磋商了幾天“東進”之議后，他們卻再也不愿意有片刻停留，而是馬上就啟動了西進行程，似乎唯恐又有誰提起什么動議把他們再往東拽……

 

當晚，西路軍總部及直屬隊在紅九軍掩護下撤離永昌縣城。前鋒紅五軍亦于同時撤離山丹縣城，開始西進。至月底，連日越荒漠，頂風雪，冒嚴寒，沖破“馬家軍”沿途攔截阻擊，繞過甘州（今張掖市），向肅州（今酒泉市）前進。

 

為配合這次西路軍西進，毛澤東于12月31日急電正在西安的周恩來、博古：“西路軍已放棄永昌、山丹，向甘、肅兩州前進，但馬步芳、馬步青追擊甚緊，請商楊虎城電馬步芳，停止向西進攻擊紅軍，亦不向涼州”[4]。

 

1月1日20時，軍委主席團電令河東主力各部首長，停止向中央軍及馬鴻逵部進攻。[5]

 

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繼續執行西進計劃的決定，當然是符合當時西路軍領導層的意圖的。幾天后的1936年12月30日，西路軍前鋒紅五軍攻占撫彝縣城（今臨澤縣蓼泉鎮）。1937年1月1日，繼占高臺縣城。2日，三十軍、九軍及西路軍總指揮部從甘州以東之六壩出發，擬經甘浚堡向高臺地區疾進；3日，西路軍總部與紅三十軍一部進駐甘浚堡……

 

1月2日，西路軍首長即向軍委報告了西進順利的樂觀信息：

 

  軍委：

 

㈠連日西路軍全部已行軍通過沙漠灘地，且戰且行，雖極艱苦，各軍圓滿達其任務；均無傷亡。五軍一日占撫彝城，昨晚打開高臺城，敵只打一槍，縣長及民團千余全被俘。人、糧均極豐。三十軍今早到六壩，明由甘浚堡附近往沙河堡進。我們及九軍今早用火攻擊拒敵堡，人逃亡甚多，今或明向甘浚堡、高臺進。

 

㈡馬元海率主力今可到洪水，馬彪部在三堡有犯六壩可能，馬步鑾團在六壩附近，馬樸一團今由甘往撫彝前進，甘州敵仍如前。

 

㈢因敵騎多且速，不宜分兵與敵戰，日行不便，落伍相當多，但士氣極旺，九軍稍差。

 

㈣如敵無大力壓迫，即以大部留高、撫休整；如被敵迫時，即準備部署肅州，以一部誘敵進展。對各方情及我方行動有何指示？

 

徐、陳[6]

 

情況這么樂觀，中共中央領導層各位首長，肯定只能是“甚好甚慰”了。

 

原定于“1月中”的“按期”計劃，“1月初”就達成了，西路軍首長也有理由樂觀。

 

然而據馬步芳部編寫的《剿匪紀實》稱，馬部是“預先放棄高臺、臨澤，誘匪入城，以期將匪壓迫于該城聚殲之[7]”，這當然或有可能是其事后自夸“神機妙算”的矯飾之句，但西路軍拿下這些城池的一些狀況也的確頗能映證這個說辭：除了從永昌突出的主力和后衛沿途屢遭攔擊外，西路軍前鋒一路西進進逼這些城池時，的確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而當西路軍分別入得這些城池后，馬家軍又卻蜂擁而至，分頭圍攻……

 

而西路軍剛拿下這些城池之時，是又得糧又得款，的確令人鼓舞。

 

然而兩天后的1月4日，西路軍首長卻突然悲觀起來，而且怨氣牢騷畢顯：

 

  軍委及總政：

 

㈠我們及九軍昨過卵河水橋夜到甘浚，然敵騎一旅今早跟到我們附近攔頭，三十軍今早到儉首熬（龍首堡）。敵騎一旅接近，擬在現地反擊敵，連緊均送行軍元卯（原文如此）不易聯絡，掉隊甚多，均被敵殺害。敵騎及民團騎約六千少忙膽篤易馬日容（原文如此），五軍兩團在撫彝，兩團騎團在高臺，已擴紅六百，可集糧兩萬石，此地較富。

 

㈡估計馬彪、韓奇祿兩騎旅附屬馬撲，龍海各騎團及馬祿騎旅，在三十軍對馬撲一團，向撫，高九路進，韓奇功步旅在甘，馬步進一步團在肅，馬步康一團，祈明山步旅，馬繼融步旅，正由紅水向我尾追，敵頗有決心阻我進，來敵并不敢猛攻，只利集團騎兵攔頭尾追截殺，沿伍沙灘多且大，白天絕不易行動，行軍周日，敵騎一早趕到，且戰且行，全無休息。

 

㈢高臺以下人糧極富，以上則甚荒涼，據點少且遠，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撫，如進則齊（進），道路、糧、房、敵騎均不許可，打則齊打，亦只有坐待消耗，滅敵不易，驅敵不易，此方六千騎兵，決非番騎或陜騎兵可比。

 

㈣西路抱最大決心□□[克服？]空前困難，不怕犧牲，從戰役政治打敵上，求得最大進步，當自照前電完成任務，但如何以外力幫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馬，或令三十一軍、四軍過河配合，則我損失必少任務更易完成，或則我們即均在高臺戰敵，遠方資物用外力送下，亦屬必要，望采納下見，情報消息多，有供給，任務多指示，問題多有答復，只是（說）占領甘、肅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夠的，電臺日夜與我通報免失時機，如何，盼復。

 

徐、陳、李[8]

 

還是要外力援助，還是要“四軍、三十一軍過河配合”。而這個時候，因蔣介石扣留張學良，河東局勢又有趨于惡化之可能。中共中央已于1月1日24時電告在西安的周恩來、博古和河東部隊前敵總指揮彭德懷、政治委員任弼時，準備應付南京“親日派”可能發動的進攻[9]。而河東部隊彭、任首長亦于1月3日作出部署，擬“開淳化、栒邑”援助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而四軍、三十一軍在這個部署中擔任中央縱隊，正要開往寧縣、栒邑[10]，怎么可能轉赴千里迢迢的河西走廊？

 

再說，這股遠水，還能解西路軍之近渴么？

 

其實，西路軍首長“報憂”的真正的原因是他們走到這里才發現：前面就是人煙稀少的“窮十八站”，而且越往前走也將越來越荒涼，吃飯穿衣住宿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在當年的河西走廊，“富十八站”與“窮十八站”的區別也僅僅是前者沿途有驛站而后者什么都沒有！而這個情況是早在年前他們西進之初時，中央就是已經電告過的：“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11]”，也是中央當時要他們在遠方物資沒有著落前停留現地“建立根據地”以解決自己生存問題的緣由！——這跟年前中央將“寧夏戰役”實施時間定在“冰期”，即或是實現三軍會師后決定“提前攻寧”，也并不急于實施，是同樣的道理：按《十月份作戰綱領》的要求，“提前攻寧”的時間也是在“11月10日”后[12]。

 

還有“馬家軍”的糾纏：就在徐、陳1月2日向中央報告樂觀信息的第二天，率西路軍總部和紅九、紅三十軍兩軍直屬隊和紅九軍擔任掩護的兩個團進至甘浚堡時，即遭敵馬步芳第一○○師第三○○旅韓起功部一部、騎兵旅第一團馬步鑾部及所率民團追上并攔截包圍……

 

既然這個當口“徐陳李”報告的情況是這般的困難，而中央此前屢屢指示的辦法他們又認為不可取，“東進”也于十天前被他們提出的那些條件予以事實上的“婉拒”——婉拒的頭一個理由就是西路軍“迅速取得遠方接濟……經過很大代價基本上已無問題”，那么中央又該怎么指示他們哩？當然是只能是“先停下來再說”了。

 

1月5日20時，軍委主席團致電“徐陳”及西路軍軍政委員會：

 

  徐、陳、李及軍政委員會：

 

（甲）西路軍即在高臺、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

 

（乙）全軍集結于二、三點，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戰，大力訓練補充，伺機消滅敵人。

 

（丙）全靠你們自己團結奮斗，取得勝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軍委主席團[13]

 

對這個電報指示，原西路軍主帥之一徐向前在數十年后的回憶文字中仍然耿耿于懷：

 

多事之秋，變幻難測。軍委這時又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建立根據地。我們不了解上面的意圖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個所以然來。繼續西進吧，沒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現地吧，四面受敵，處境確實艱險。怎么辦？我們電請中央派四軍、三十一軍來援，東西合力，夾擊馬敵，爭取滅敵主力一部，為建立甘、肅二州根據地創造條件。但是，軍委認為，河東抽不出部隊西援我們，令西路軍團結一致，緊縮編制，人自為戰，堅決殲敵，獨立完成任務。張國燾也出面打電報來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對西路軍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還有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存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干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事情到了這般地步，我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只能堅決服從命令，令部隊就地堅持。后來才知道，當時軍委令西路軍停止西進，是因為河東形勢又發生變化。蔣介石出爾反爾，破壞和談，調集四十個師的兵力，擬進攻西安。局勢異常緊張，需要西路軍待機策應。[14]

 

顯然，這部回憶文字的編撰者們，選擇性地遺忘了西路軍首長1月4日給軍委的電報：中央1月5日要他們“暫勿西進”的命令，正是根據西路軍首長在該電報告的情況作出的。他們在該電中報告了西進的困難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軍、三十一軍千里馳援，要求援助物資“外力送下”，這些要求中央都無法辦到無法滿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們“暫勿西進”外，還能怎么指示他們？況且，西路軍首長原來的“按期”西進計劃就是“一月中須以九軍、三十軍移甘州以西，搶占撫、高，以此帶為根據[地]”，他們在 1月4日給中央的電報中，也列有“或則我們即均在高臺戰敵，遠方資物用外力送下，亦屬必要”之選項？他們又怎么可能“我們不了解上面的意圖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哩？

 

至于“后來才知道，當時軍委令西路軍停止西進，是因為河東形勢又發生變化。蔣介石出爾反爾，破壞和談，調集四十個師的兵力，擬進攻西安。局勢異常緊張，需要西路軍待機策應”，根本就是沒有任何證據的無端揣測！在軍委此間部署河東部隊配合東北軍、十七路軍的作戰準備中，根本沒有任何要求西路軍“待機策應”的內容——甚至根本就沒有“西路軍”的文字出現。

 

數十年后假歷史當事人的名義發出這樣的誅心之論，太讓人心寒齒冷了！

 

《歷史的回顧》編撰者在選擇性“遺忘”西路軍首長1月4日給軍委電報的基礎上，寫出上述“誅心之論”，流傳后世，客觀上，是將回憶錄署名者置于了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境地。

 

而事實是：就在“徐陳”此電發出的同日，在西安的葉劍英與東北軍、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們商定了“對親日派進攻”的作戰計劃，這個計劃于當日20時由周恩來、博古電告了毛澤東、張聞天以及河東紅軍前敵總指揮彭德懷、政治委員任弼時。計劃內容包括了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各方的作戰任務和部署，內中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于“西路軍”的文字。

 

這個計劃是一個決定性的證據，所以筆者在此全文引出，以為各位方家和讀者同鑒同考：

 

  毛、洛并彭、任：

 

擬定作戰方針，請審電復：

 

一、南京親日派正調集二十五個師以上兵力（東西南北均計入），組成十四個縱隊（據馮欽哉對南漢宸說），以“剿共”名義發動內戰，向西北抗日聯軍進攻。

 

二、聯軍為擁護和平統一團結御侮起見，在萬不得已時，決擬一部箝制胡、關、毛、曾、李、萬各敵，集中主力，首先一部鉗制胡、關、毛、曾、李、萬消滅由潼關西進之敵，停止其進攻，鞏固西北，開展時局。

 

三、作戰綱領：

 

㈠東線：

 

⑴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長安，選擇有利地帶，構成七道強固防線，配置六師兵力，鞏固正面。

 

⑵集結步兵三師以上及騎兵兩師于渭北，準備從渭北實施堅決的突擊，殲滅該敵于渭河以北黃河以西之背水陣上。為此目的，另調楊部一旅配合渭北各縣民團，配置在孝義鎮、龍陽鎮、蒲城之線，堅守圍寨，擾擊以并遲滯該敵及馮師行動，以便主力突擊。

 

⑶在藍田、商縣之間，由楊部兩旅及陳先瑞部，依托秦嶺以動戰與游擊動作相配合，遲阻李縱隊前進，以掩護紅軍主力得余裕時間轉用渭南方面突擊該敵。

 

⑷紅軍行動目前宜秘密集結于淳化、栒邑地區，準備能以三天行程，從三原趕到高陵的機動位置，依情況：A.或參加渭北決戰；B.或從藍田突擊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關迂回。

 

㈡西線：

 

⑴以王以哲、于學忠兩軍，從胡、關、毛、曾諸敵之東西兩側，紅軍一小部從胡敵后尾積極監視鉗制之。

 

⑵擬楊部一旅、騎炮一團在鳳翔、寶雞、隴縣地域監視漢中之敵。

 

㈢北線：以孫師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線，紅軍一部對瓦窯堡、清澗線警戒，一部集中鄜縣，準備必要時向韓澄游擊，吸引馮部。

 

㈣以咸陽平涼線為后方，沈克師維持交通，并實行糧食資材的統制，西安多余物資，必要時向咸陽、邠縣輸送。

 

四、由張、楊、周組成秘密三人團（張未回，何或王代）。并吸收各方高級人員參加討論，目前即以楊統一指揮。

 

五、為粉碎敵方造謠中傷和分化起見，建議在戰爭開始時，紅軍番號及旗幟等即行改為抗日聯軍，如何請復。

 

六、政治計劃另報。

 

周、博

 

四日二十時

 

（根據中央檔案原抄件刊印）[15]

 

看見沒有，就連在陜南打游擊不到兩千人的“陳先瑞部”都提到了，就是沒提西路軍。

 

這基本上是一個常識問題：蔣介石要進攻西安，遠在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能策應什么？

 

次日20時，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博古，批準了這個計劃：

 

  周、博：

 

（甲）基本上同意你們商定的軍事計劃。

（乙）十五軍團第一步到西安西南地區集結待命，準備或出東江口或出商縣。

（丙）野戰軍主力集中栒邑、淳化地區待命。

（丁）請周注意補充二、四方面軍的子彈，并發給十五軍團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經費。

 

毛、朱、張

一月五日二十時

（根據中央檔案原抄件刊印）[16]

 

還是沒有半個字提及“西路軍”。

 

需要說明的是，數十年后有些人為《李先念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1983年2月25日）》提供的52份歷史文電中，將“徐陳”1937年1月2日～4日三天內從樂觀到悲觀大翻轉的兩份電報，選擇性地“遺忘”了！

 

“遺忘”的結果是：此間的軍委主席團，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軍西進！

 

注釋

[1]《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逐漸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軍委電（1936年12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悲壯的征程（下）》（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第308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3]《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致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6年12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澤東關于請商楊虎城電馬步芳停止攻擊西路軍致周恩來、博古電（節錄）（1936年12月31日）》，《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第164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5]《中央軍委主席團關于紅軍停止向中央軍及馬鴻逵部進攻致袁任遠、宋任窮等電（1937年1月1日20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2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占領撫彝高臺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1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馬步芳部編寫的〈剿匪紀實〉（節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附卷》第8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8]《徐向前、陳昌浩、李特關于西路軍行動情形致軍委及總政電（1937年1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0～第9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準備對付親日派進攻（1937年1月1日24時））》，《毛澤東軍事文集㈠》第76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0]《前敵總指揮部關于野戰軍開淳化、栒邑援助抗日友軍的命令（1937年1月3日7時于慶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8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中央關于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8日18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8～第88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中共中央及軍委關于十月作戰綱領致朱德、張國燾并各方面軍領導人電（1936年10月1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83～第11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3]《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暫勿再西進致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7年1月5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6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15]《葉劍英年譜（1897～1986）》第15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周恩來、博古關于反對南京親日派進攻之作戰方針給毛澤東、張聞天等電 （1937年1月4日20時）》，《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307～第308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6]《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關于反對南京親日派進攻之作戰方針給周恩來、博古電（137年1月5日20時）》，《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311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歷史學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雙石茶社”微信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