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中共的第四個30年，應該是這樣！
點擊： 作者：潘維 來源：理論學習之家 發布時間:2017-09-27 12:09:16
【導語】本文摘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的新書《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 潘維是一個頗具思想創造力的學人，他的演講稿《理想主義與大學》、《科學工作者的祖國》在網上曾廣為傳播，他為《大道之行》一書撰寫的序言在微信上的閱讀量超千萬次，并引發強烈共鳴。
我國以三十年為一代人，中共的歷史大致可分成四個三十年。
一是從1920年到1950年是中國革命的三十年；
二是從1950年到1980年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三十年；
三是從1980年到2010年是改革開放創造巨大社會財富的三十年。
中共從2010年開始進入了第四個三十年。
怎樣定義這個歷史時期？這要看是否有新的目標和任務。進入正題前，我先提四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我國的理想目標是成熟的市場和法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讓市場在經濟要素分配上起決定性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建設成熟的法治以保障市場機制。然而，世界上有不少國家擁有成熟的市場和法治，可那里沒有共產黨的領導，甚至大多反共。我們的理想僅是成熟的市場和法治？為什么要共產黨的領導？
第二個疑問：我國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什么關系，社會主義體現在哪里？我國宣稱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無論老少，有不少人在質疑，我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或者從右翼的角度提問，我國需要社會主義嗎？
第三個疑問：我國政府傾向強調精英利益還是平民利益？今天的歐洲和美洲正在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的漩渦里打轉，比如拉美左翼政權紛紛垮臺、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體現了右翼平民主義。“民粹主義”是個新的世界政治經濟大潮，備受各界關注。我國把英文“populism”譯作“民粹主義”。“民粹”在我國知識界是貶義詞，因為那是列寧早年批判過的一個俄國政治流派。“populism”是中性詞，應譯作“平民主義”，對應“elitism”,即“精英主義”。精英主義分左右派，平民主義也分左右派。左派強調政府要干預經濟，讓分配的“結果”平等；右派強調政府盡量不干預經濟，讓競爭的“機會”平等，讓差距激勵人們的勤勞和智慧。如此，左翼和右翼的精英主義還有左翼和右翼的平民主義總共四種勢力在世界舞臺上博弈。中國的執政黨歸屬或傾向于哪一類？
第四個疑問：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精神文明越來越衰落，怎么辦？我國的人均GDP僅約8 000美元，而發達國家為4萬～5萬美元。我國目前依舊是欠發達國家。另一方面，人們互幫互助的精神在減弱，人們的不滿也越來越多，城鄉社會治理成本越來越高。我國明顯面臨積累物質財富和提升精神文明的雙重任務，而且兩個任務的指向并不一致。怎么辦？
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四個三十年里，我們期待“損有余以奉天下”的小康社會。
全球化時代的“天下”不僅有我們中國，還包括整個世界、全人類。中國一直遭到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科技禁運、武器禁運，而且它們拒絕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就是說可以不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隨意給中國出口產品施加懲罰性高關稅。西方國家要求中國承擔所謂“國際社會”的責任，為西方國家“俱樂部”惹出的麻煩承擔責任，卻不發給我國“俱樂部會員證”。
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我們中國仍愿以身作則，號召全世界為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做貢獻，“損有余以奉天下”。中國帶頭支撐世界可持續的繁榮與和平，倡議建設“一帶一路”并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呼吁建設互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道義立場和先進的世界觀，與美國地產商總統以鄰為壑、贏家通吃的企圖形成了鮮明對比，獲得了世界的喝彩。
然而，中國畢竟還是個欠發達國家。在72億世界總人口中，中國占13.8億人，而整個發達世界的人口才10億人。所以，中國辦好自己的事就是對人類的重大貢獻，就會成為廣大欠發達國家的典范。
中國共產黨正在開創人民共和國的新時代，在新的三十年里要辦成三件大事:即從嚴治黨、實現共同富裕、恢復自然環境。
第一，從嚴治黨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看從嚴治黨，我們可以批評這個問題還沒解決，那個做法不令人信服，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從嚴治黨僅四年就取得了明顯成就。習近平總書記說抓作風要“持續努力、久久為功”，還明確提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再過二十年，我們黨會不會像今天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那樣廉潔？我們黨就是要成為一個謙虛、謹慎、廉潔自律的黨，一個重新融入百姓生活的黨。
可能嗎？如果我們定下這目標，堅持不懈地努力，二十年后的共產黨將面貌一新，會與現在很不一樣。那時的舞臺上是你們這代人，我們40后到60后這代人早已退休甚至不在世了。那將是你們持續努力的結果。在市場經濟的時代執政，拒絕財富的誘惑和權力的傲慢非常難。但信念是個好東西。只要有堅定的信念，堅持不懈地做，挖山不止，就一定能做成。
怎么做？除了對違反黨紀國法者的嚴厲懲罰，我們還需要一步步恢復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把支部建在每個居民區里，把居民們組織起來，互幫互助，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就像央視推出的公益廣告中說的，“我是中國共產黨，我一直就在你身邊”。
現代城市居民區里的“小事”早已不是滿足人們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需求了，而是喂養寵物貓狗的糾紛、商住混合的糾紛、噪音擾民的糾紛、垃圾處理的糾紛、違章建筑的糾紛、亂停車的糾紛、物業管理水平低下的糾紛，還有送小孩上學需要合作拼車，老人們自己買菜做飯有困難，需要陪伴說說話，以及臨終陪護，等等。黨組織和黨員們要關心群眾生活的“小事”，與自己居住社區的群眾同甘共苦，動員和組織居民齊心解決這些“小事”，并調動基層派出所、居委會、城管、街道等政府資源都來支持黨組織解決居民們的困難。這關系著我黨能否得“民心”，是黨的聲望和生命力的源泉。
如果我們黨的領導干部是這樣自下而上地選拔出來，并在每次升遷上黨校時撥出幾個月回到基層社區組織居民，為居民自治組織排憂解難，讓居民們評估他們回爐學習的成效，共產黨就能恢復與廣大百姓的血肉聯系，就會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權力和權利。這是中華“以民為本”的悠久道統。
作為北大的黨員教授，我上交了不少黨費。我希望我交的黨費至少一半能被撥付給我居住的社區，用于建設社區黨支部和支持社區黨支部的活動——把社區里居住的退休黨員們組織起來，義務勞動，帶頭組織居民自治，調動政府資源支持黨領導的居民自治組織，讓我黨在每個有黨員居住的社區里擁有崇高聲望。黨員都有從本職崗位上退休的一天，但一旦入黨，終生是人民義工——在職的黨員們出錢，退休的黨員們出力，在每個居民區里以身作則，循環往復無窮盡。如此，“我是中國共產黨，我一直就在你身邊”就會從公益廣告變成現實，讓廣大群眾感到可靠、踏實。
“損有余以奉天下”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治國理念。但共產黨人自己信奉的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精神信仰。在大量釋放人類本能的市場經濟時代，黨員特別需要恢復和不斷重溫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信仰。
其一，先進的信仰是這個龐大政治組織保持先進性、進步性的必要。有目標、有理想、有信仰的組織才會有情操和前途，才不會有今天沒明天。
其二，信仰體現黨員個人的先進性，因為信仰也是一種個人修養。共產黨人的修養凝聚在毛澤東的三篇文章里，那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圣經”。第一篇是《為人民服務》，第二篇是《紀念白求恩》，第三篇是《愚公移山》。
信仰還是一種個人情懷，共產黨人的情懷。黨員不是教士，不是和尚尼姑，黨員有私產，有配偶和孩子。但在困難的時候，在危險的時候，在需要為公共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的時候，共產黨人應比其他人更有擔當，更肯做出犧牲。情懷是修煉沉思而來的。中國有“人皆可為圣賢”的傳統文化，那不是說人人都立地成佛成為圣賢，而是指少數精英在社會實踐中勤于修煉人性去平衡本能。“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儒門弟子的情懷是修煉來的。黨的建設應包含這種修煉。
第二，實現共同富裕
市場機制是我國創造財富的根本工具，但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共享的小康，是社會主義。因為平衡本能和人性，我國走得比較平穩，前途是光明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提升為“決定性作用”，四中全會提出建設成熟的法治，為市場機制保駕護航。對此，國內外不少人認為中國沒有社會主義，而是親商、親精英、親市場、親資本主義。建設市場機制并不容易，在建設市場機制的時代當然要強調市場的作用。然而，中國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的努力是真誠的，而且花了巨大成本。這努力不太為公眾所知，被流行于媒體界的價值觀過濾掉了。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二十多年里，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地區差距迅速擴大。孔雀東南飛，西南、西北收入直線下降，問題日漸嚴重。但在最近十年里，我國用很大力度進行“轉移支付”，用今天的價值算大概近百萬億元，幾乎占我國同期財政收入的一半。這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從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的財富轉移。如果你來自大西北或大西南，家鄉的縣城和地級市也和內地一樣有了發達的基礎設施。從統計數據上看，我國的區域差距已經在明顯縮小。推行這種政策背后的價值觀是什么？是市場加法治？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二十多年里，我們還看到了城鄉差距的迅速擴大，以至于“三農”問題成為舉世矚目的大問題。但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國推行了醫療保障全覆蓋，占我國半數人口的農村人也被納入了國家醫療保障體系。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把將近14億人口納入國家醫保體系是非常難的事，發達國家總共10億人口也沒能實現醫療保障體系全覆蓋。我指的當然是有3億多人口的美國。盡管我國的農村醫保水平還很低，但年年提高。雖然老百姓看病自付的絕對額還在提升，但那是因為控制看病成本的手段還落后。
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國還實施了游牧民定居工程、貧困地區移民工程、城市棚戶區改造工程，僅這三項工程就建造了5 000萬套以上的住房，讓至少1.5億窮人住上了新房。1.5億人是半個美國人口的規模。我國用水泥和瀝青“硬化”了通往幾乎所有村莊的道路，而且目前還正在執行耗資巨大的、在鄉村消滅絕對貧困的五年計劃。從統計數據上看，我國城鄉差距在迅速縮小。推行這種政策背后的價值觀是什么？是市場加法治？
上述的每項政策，包括轉移支付、蓋房子、醫療改革、精準扶貧等，在技術和細節上都充滿瑕疵，存在浪費和效率不高問題。但幾乎沒人指責那些政策背后的社會主義價值導向。
然而，我國國民收入的不平等還在擴大，而且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不平等已經成為我國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國還是欠發達國家，8 000美元的人均GDP與發達國家4萬～5萬美元的人均GDP差距還很大。我們只能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持續依靠開放的市場機制來積聚財富。我們靠市場機制解決“寡”的問題，靠社會主義解決“不均”的問題。這就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市場是我們創造財富的工具，卻不是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我們不認同“損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社會主義價值觀引導下的市場經濟平衡精英與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國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國穩健。
和諧共享、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對全體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我們期待著，在未來二十多年乃至更長時間里，你們這代人能堅持走這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繼續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讓改革開放之初我黨“先富帶動后富”的許諾成為現實，發揚光大中華大家庭相親相愛、互幫互助的優良傳統。
第三，恢復自然環境
大家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已經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修復自然環境。這是非常艱難的。世間沒有無代價的成就。
我們用三十年血汗才建成了“世界工廠”，卻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治理污染，關掉污染環境的工廠，恢復青山綠水藍天，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但即便代價高我們也還是下決心要做這件事，要為以往的成就還欠賬。
三亞市的三亞河曾經又臭又臟，污水橫流，但經過兩年多的艱苦治理，如今的三亞河已清波蕩漾，魚蝦歡躍，成為居民運動休閑的好去處。三亞繞城高速旁曾有一個大大的“問號”，是三亞人不愿說的“難堪事”。這個問號就是抱坡嶺。作為石灰巖礦山，從上世紀30年代起，抱坡嶺就被開挖，東邊山嶺甚至被掏空。危巖高聳，仿佛一個巨大“問號”。黨和政府動員企業和居民們把荒山禿嶺先做成梯田狀，然后種樹覆蓋，不到兩年山上就種滿了綠樹。
一個地方這樣做成了，其他地方也應該能做成。只要我們認為這是值得做的重要的事，下定決心，堅持幾十年，久久為功，修建過長城的中華民族一定能實現藍天常在，青山常在，綠水常在。
修復我國的自然環境也是我黨的莊嚴承諾。
概括起來，為應對改革開放時期出現的三大新問題，我們的新時期有三大新任務。第一個是從嚴治黨；第二個是實現共同富裕；第三個是恢復制造業大發展時破壞了的自然環境。如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第四個三十年里能完成這三大任務，那么中國很可能成為一個富裕、平等、與自然和諧相處、讓世人羨慕的先進國家。
看到缺點和錯誤是很容易的。但知識由經驗和教訓兩方面組成，有知識的人不僅能看到缺點和錯誤，還能看到正確的、需要堅持做下去的事。而且，人類不僅需要知識，還需要希望和信念。對人類而言，信念是個好東西。
如同共產黨以往的三個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四個三十年乃至更長時間里，道路必定曲折，挫折必定不斷，在困難時動搖、離去甚至背叛到我黨敵對陣營的也必定大有人在。但黨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中華民族不會倒在復興的門檻邊上。
責任編輯：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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