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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迎來90華誕的人民軍隊，從戰爭年代的烽火硝煙中一路走來，著力舉旗鑄魂、突出備戰打仗、堅定推進改革、強力正風肅紀，正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近平同志的領導下，意氣風發地朝著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闊步前進。

銘記光輝歷史，凝聚奮進力量。90年來，光榮的人民軍隊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獨立和復興，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深刻經驗和啟示，是我們面向未來、制勝未來的傳家寶。只有裝入行囊、不忘初心，才能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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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要不要掌握槍桿子？”我們黨建立初期，這是個曾一度熱烈爭論的話題。隨著1927年8月1日南昌城頭的那聲槍響，我們黨有了堅定的選擇。

把時間往回再推十年。1917年俄國爆發的“十月革命”，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理論，這給尋求救國救民出路的中國先進分子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路。“黨不能夠總是停留在政治辯論俱樂部的水平上。如果我們要改造我們的國家，就需要有一支軍隊。”在不斷地探尋中，全黨對暴力革命的認識不斷深入。

“第一槍”的響起，是歷史的必然。當時，我們國家、我們黨正面臨厚重的“烏云”。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全國工農平民以及資產階級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國民黨發動反革命政變，對我們黨和工農群眾進行瘋狂的血腥屠殺。血的教訓，帶來深刻的反思：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靠別人的武裝、別人的力量革命，終歸是靠不住的。

“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南昌起義是一種宣示。它用血與火的語言宣告了我們黨獨立領導的人民軍隊的誕生，宣告了共產黨人不畏強暴、堅持革命的勇毅決心，同時也宣告了我們黨將勇敢肩負起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重任。這是個偉大的歷史開端。

列寧強調：“革命軍隊所以必要，是因為只有強力才能解決偉大的歷史問題，而在現代斗爭中，強力的組織就是軍事組織。”我們黨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個精辟闡述，進一步理清了混亂思想，為建好用好軍隊指明了正確方向。

國家大柄，莫重于兵。90年來，在黨的領導下，人民軍隊高舉黨的旗幟、人民的旗幟，牢記使命、英勇奮戰，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事業，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贏得了黨和人民的高度信賴和贊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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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揭竿而起的武裝力量數不勝數。然而，它們最終往往淪為滿足個人或小集團私欲的隊伍，對百姓欺壓擄掠，遇失敗嘩變潰散。這種天然缺陷的根子，便在于“沒有政治靈魂”。

一支缺乏“魂”的軍隊，“姓氏”變了，“性格”也會跟著變。沒有崇高信仰、先進思想的貫注和引領，稟賦和品質依托千人千面的各級指揮者，是靠不住、穩不住的。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黨指向哪槍桿子就打到哪，這是人民軍隊與別的軍隊最大的不同，也使人民軍隊具備了崇高的政治靈魂。

古田會議前，我軍作為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尚未完全定型：“有些人不把黨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軍隊的一項建軍原則，對黨代表的尊重與否，完全是看人行事”“有的愿意到處打城市，認為打下城市后，可以進去吃吃喝喝”“有的仍然采取舊軍隊管理部隊那一套，‘不打不成兵’的謬論很流行”“有的對戰士的錯誤放任縱容，說什么‘當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時馬虎點沒關系’”。

對于那時候的軍隊，羅榮桓感到：“不經過政治改造，隊伍必然缺乏組織紀律性，一觸即潰；不經過政治改造，軍事骨干不能同時是政治骨干，其作用也不能發揮。”

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我們黨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和超拔的政治品格，對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等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改造，開辟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光明新路。從此，人民軍隊完全建立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之上，成了一支“有政治靈魂的軍隊”，凝聚力戰斗力創造力不斷增強。

1932年至1937年，1941年至1946年，這“兩個五年”對于人民軍隊的每一支力量都是非常艱苦、困難重重的。但于瓊崖縱隊而言，苦尤甚之——他們在這段困難時期，由于電臺丟失，與黨中央失去了聯絡。時任瓊崖縱隊電臺臺長的王祿貴形容：“像失散了的孩子一般，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尋找自己的母親。”

“后來得到電臺，每到一個宿營地，便徹夜不停地和黨中央聯絡；敵人一發現駐地豎有竹竿的部隊，就抓住不放，窮追猛打。”中斷多年，當他們恢復與黨中央的電臺聯絡時，許多人都流下了眼淚。時刻尋找著黨中央的電波，時刻等待著黨中央的號令……遍布全國的部隊都保持著這種姿態。雖然規模在不斷變化、任務在不斷調整，然而“無條件地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是人民軍隊始終如一的堅守。

劉伯承說過：“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么名堂來的。”這番話，深刻道出了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源所在。同時，不論時代怎么變化，都是促人警醒的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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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步槍史》中說：“贏得戰斗勝利的是人而不是槍。”人民軍隊把這個“人”字放大了，變成了“人民群眾”。

在悠長的古代，中國百姓非常懼怕一個詞——“兵燹”。戰亂之災，百姓只受苦受害，不會受益。“做人民的兒子，為人民打仗。”人民軍隊這種思想和信念，是有戰爭以來百姓未曾見到過的。

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隊伍、跟定自己的隊伍，有一個過程。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遇到的空村、空店不少。懼怕“兵燹”的百姓都躲了起來。而此時，我軍剛建立，力量薄弱、經驗缺乏，面對強敵千方百計的圍堵追剿，立身之難絕不亞于“一株小草頂開鋼筋混凝土”。

1929年初，毛澤東在江西興國縣召開干部會議。他勉勵大家：“每個共產黨員應加強爭取群眾的觀念，要如和尚念‘阿彌陀佛’一樣，隨時都要念叨著‘爭取群眾’。”人民軍隊天生就與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系。像嬰兒剛一出生，就要吮吸母乳一般，我軍從黨的母體中孕育出來，就開始了尋找群眾、爭取群眾的工作。

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們走的。每到一地，人民軍隊都嚴明紀律、秋毫無犯，尊重百姓風俗習慣。每過一處，人民軍隊都發動群眾奮起抗爭，使“吃飯照影影，睡覺看星星”的貧苦群眾分得田地，使“白天鉆草窩，晚上去干活”的窮苦百姓分得衣物。敵我力量懸殊，我們為什么總能以小搏大、以弱勝強？戰場死生之地，我們為什么總能得到無窮智慧、忘死助戰？打仗消耗甚巨，我們為什么越打人數越眾多、隊伍越壯大？根本原因就在這里。

解放戰爭期間，陶勇率部在蘇中戰場俘獲了國民黨將軍田從云，他們之間有段對話。陶勇問：“我們這次過來難道你們一點也沒有覺察？”田從云回答：“情報失靈嘛。我們一過來，老百姓躲得老遠，耳不聰、目不明……老百姓躲開倒也罷了，遍地是民兵，分不清哪個是兵，哪個是民；到處打冷槍，到處將我諜報人員、坐探捉得一干二凈。唉，成了睜眼瞎子，哪能不打敗仗！”

人民群眾視子弟兵為親人，軍隊便有了抵御艱險的銅墻鐵壁；人民群眾毫不保留地支持幫助，極大提升了我軍克難攻堅的戰斗潛力。從紅軍長征“完成沒有后方依托的萬里轉戰”，到抗日戰爭“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從解放戰爭“潮涌般的小推車和擔架隊”，到抗美援朝“舉國上下愿傾其物力財力”，實踐證明：爭取群眾、依靠群眾，則一切困難都能克服，任何強敵都能戰勝。

“誰和人民在一起，便是不可戰勝的。”這個穿越不同戰爭形態的“制勝機理”，人民軍隊刻骨銘心、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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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民軍隊戰爭史，西方一位軍事專家有個強烈感受：“了解得越細致深入，就越感到這支軍隊的可敬和可怕，他們總是比對手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所說的“更高更遠”，指的就是戰略運籌、戰略指導。

對于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人民軍隊歷來注重掌握、善于把握。“要求戰役指揮員和戰術指揮員了解某種程度的戰略上的規律，何以成為必要呢？因為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于全局的東西的。”這番道理進入各級指揮員的頭腦，軍隊上下能不“如臂使指”嗎？

從各派新舊軍閥長期的分裂和斗爭，看出紅色政權“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從而確立和堅持“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從中日國力國情對比、國際局勢分析，判斷“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并明確持久戰該如何去打；從維護國家主權、保衛社會主義陣營出發，看到“抗美援朝存在有利面”“晚打不如早打”，果斷出兵朝鮮……看透全局、駕馭全局，人民軍隊正是憑著這個“比較優勢”屢創強敵。

1947年，即便國民黨軍隊仍在向山東和陜甘寧解放區實行重點進攻，但黨中央卻敏銳地察覺到戰略反攻的時機到了，決定“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這一決定，讓戰爭局勢急速變化，勝負天平加速傾斜。談到國共兩軍的對比，陳毅說：“我們比素質是比不上人家，如操場動作、內務管理，我們關鍵在于領導層的優勢，就是旅以上的戰役指揮比人家強，統帥部的戰略指導更比人家強，越到上層差距越大。”

人民軍隊為什么在絕境中常常能夠覓得出路？為什么面對裝備和人數占優的敵人能打出“神仙仗”？戰略層面的勝敵一籌是重要原因。戰略上的失誤是無法彌補的，敵人的失敗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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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上！”這句危急時刻的戰斗號令，極具感染人、鼓動人的魔力。曾經的解放戰士、我軍著名英模王克勤便深受其影響。

王克勤剛被解放到人民軍隊中的時候，“情緒低沉，背后凈跟解放戰士瞎叨叨”。在國民黨軍隊里，他聽說“共軍打仗，全讓俘虜擋頭陣。”然而他看到的是：槍一響，班長、排長、連長、指導員，都領頭沖。王克勤迅速發生轉變，作為“機槍圣手”，他熱心地傳教技術；當了班長排長，他親自給新同志端洗臉水、問寒問暖。犧牲前仍念叨著“包袱里有幾件衣服，分給同志們，戰斗下來，同志們缺穿的……”

一句“跟我上”勝過千言萬語，可以看出人民軍隊內部的官兵關系，可以看出危難關頭黨員干部的熱血擔當。“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這是人民軍隊幾經挫折而不斷奮起、歷盡苦難而淬火成鋼的“成長密碼”。

1935年初，在進占赤水城、北渡長江的作戰中，川軍增援部隊源源不斷，紅軍處境十分危險。為了扭轉戰斗的不利局勢，朱德決定親自到前線指揮作戰。這樣做十分危險，毛澤東連吸了幾支煙，沒有答應。朱德把帽子一脫，說：“得啰，老伙計，不要光考慮我個人的安全。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朱德和劉伯承到達前沿陣地后，給苦戰的紅軍指戰員以極大鼓舞，部隊終于頂住了敵人的一次次沖鋒。

吳煥先、余天云、陳樹湘、劉干臣、羅南輝、鄧萍……如果類推下去，這是一串很長的名字。他們是長征途中犧牲的英雄，也是官兵甘愿托付生命的紅軍指揮員。他們的帶頭沖鋒，堅定了部隊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戰斗意志；他們的精神旗幟，成為了部隊不畏強敵、克難攻堅的力量源泉。

“戰斗越殘酷，任務越艱巨，指揮員越靠前。”人民軍隊的這種優良特質，戰爭年代硝煙彌漫的戰場上處處可見，和平時期遂行任務的一線也處處可見。它就像一種基因，賡續傳承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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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防彈背心，沒有鋼盔……他們所攜帶的數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彈，爆炸力不及美軍的一半。糧食是用米和雜糧磨成粉狀而成……但是，他們永遠是向前作戰的，奮不顧身。”這是朝鮮戰場上，中國軍人留給美軍上將范弗里特的深刻印象。

長津湖，朝鮮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這里氣溫低至零下40攝氏度。一支美軍在雪地搜索時發現，那里有一整連129個中國軍人凍成了冰雕。他們已經犧牲，槍口卻沖著敵人來的方向，依舊保持著戰斗的姿勢。“這是何等的英勇頑強！”面對這樣的對手，美軍指揮官率隊脫帽，向那些冰雕敬了一個軍禮。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戰場上，人民軍隊的英勇無畏，贏得了對手的尊重，也讓敵人膽寒。大渡河畔，“誰來坐第一船”的話音剛落，一隊隊勇士奮勇爭先，人人唯恐落在后面；英雄譜中，攻堡壘、破險局的個人和群體不可勝數，他們無所畏懼；博物館里，那一柄柄在砍殺中卷刃崩口的大刀，至今令人血性賁張。

拿破侖說：“戰爭的勝負，四分之三于精神因素，只有四分之一于實際力量的對比。”面對戰場血與火、苦與累、生與死的考驗，無疑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胸中有膽氣，身上有血性，除了勝利一無所求，為了勝利一無所惜，才能逢敵亮劍、一往無前。人民軍隊在強敵面前、困難面前所展示的，就是這種橫刀立馬的豪氣、敢打必勝的膽氣、舍我其誰的勇氣。

英雄輩出的隊伍，流淌著英雄的血液。1985年7月的一個凌晨，我邊境線某主峰前沿的無名高地遭遇對方兩個營的進攻。我軍一個哨位上5名戰士，兩人犧牲，其余3名身負重傷。戰斗中，戰士韋昌進的一只眼珠子被打出來，他把眼球塞進眼眶，一面救護戰友，一面固守陣地，堅持了11個小時。

人民軍隊在事業上拓荒開路，同樣有著那股子敢拼敢闖的勁。日寇投降后，黨中央指示組建航校，首批學員駕駛繳獲的軍機展翅高空。由于缺乏油料，他們用酒精試飛，眼看著飛機飛上天，馬達卻不轉了，飛機往下猛墜……其中艱險不難想象。然而，正是他們的敢闖敢試、勇探新路，為我軍飛行事業打開了一片新的天空。

從彌漫著炮火硝煙的戰場，到提升戰斗力的試驗場，再到救民于水火的災害現場，人民軍隊的歷史畫卷中向來不乏事不避難、英勇無畏的畫面。汶川地震發生后，許多部隊爭分奪秒搶在第一時間奔赴危險的震區；遼寧艦下水時，許多官兵主動請纓當航母首批艦員。雖時代變化，軍隊還是那支軍隊，官兵還是那樣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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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輝煌鋪就今天的發展，今天的開拓接續昨天的奮斗。

90年來，人民軍隊從挫折走向勝利、從苦難走向輝煌，已經從單一軍種發展成為諸軍兵種合成、具有一定現代化水平并加快向信息化邁進的強大軍隊，成為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無論是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還是強力推進正風反腐；無論是抗震救災、維穩處突，還是國際維和、遠洋護航，人民軍隊都以自己的“好樣子”，向黨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

在人民軍隊90華誕的重要時刻，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沒有世界一流軍隊，就不能鑄就和平之盾。越接近復興夢想，越需要強軍興軍。建設一支同我國國際地位相稱、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戰略任務，也是黨和人民的殷切期盼。

“肩扛千斤謂之責，背負萬石謂之任。”我們只有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近平同志的領導下，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決維護權威、維護核心、維護和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始終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繼承弘揚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深入推進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和練兵備戰，才能在實現強軍目標、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征途上大步前行，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提供堅強保證。

（選自《新湘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