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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對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不理解，對核心、領袖、統帥地位的確立不理解。老徐《我為什么堅決擁護核心、領袖、統帥習主席》一文從現實到歷史，從理論到文化，并進行中西比較，進行了論述，有人不高興，但請講出理論批駁老徐。相信賀衛方也拿不出批駁老徐的什么東西。

有些人更不高興的還有一句話：黨指揮槍。他們講軍隊是國家的軍隊。可人類歷史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人民的軍隊、工農武裝。

王志剛先生《再出發：弘揚古田精神的重大現實意義——紀念建軍90周年之進行群眾路線教育的最好教科書》一文，論述了黨指揮槍理論的由來，道理講得透徹。

1929年12月，毛澤東同志為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所寫的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是思想上建黨、政治上建軍的綱領性文獻。古田，因人民軍隊在此定型、政治工作在此奠基而名揚天下。

85年后的2014年金秋，習近平同志親自決策在古田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對強軍興軍作出新的部署，全軍重整行裝從古田再出發，沿著古田會議指引的方向砥礪前行。

2017年5月24日在海軍黨代會上，習近平強調深入貫徹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扎實開展主題教育活動，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切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響。

在紀念建軍90周年、貫徹新古田會議精神三年、軍隊建設進入強軍興軍新階段的情況下，回過頭看弘揚古田精神，的確有著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本系列文章共分三篇連載，此為第一篇。

再出發：弘揚古田精神的重大現實意義——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系列談之一進行群眾路線教育的最好教科書

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之一，是我們黨戰勝內外敵人的根本路線。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領導我們進行的這場偉大斗爭，離不開這條根本路線。《古田會議決議》的產生過程，本身就是群眾路線教育的生動教材。

《古田會議決議》指出：黨的工作要“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

這是第一次在黨的決議中出現“群眾路線”的概念。

《古田會議決議》能明確提出“群眾路線”是歷史的必然。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建立起來的，堅持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群眾觀點是黨的根本觀點。讀著《共產黨宣言》參加革命的共產黨人，都知道共產主義運動是絕大多數人參加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

黨在早期的活動雖無“群眾路線”之名，但有“群眾路線”之實。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組織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黨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發動了南昌、秋收、廣州等起義，進入了人民軍隊的創建時期。建什么樣的軍隊、怎么建，成了急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從南昌起義到古田會議的881天，參加創建軍隊的一線共產黨人都是親身實踐者，經驗總結是從群眾中來的。

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途中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成為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開端。三灣改編之所以成功，是毛澤東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的結果。

當時部隊嚴重減員，由起義時的5000人只剩下不足1000人，面臨潰散的境地。腳化了膿的毛澤東，手拄拐棍、頭戴竹笠，一瘸一拐地走在隊伍中。他在和基層官兵同吃同住同行軍中調查研究，了解各方面情況，并且問得很詳細，如官長的思想動向怎么樣？士兵們都有哪些想法？戰斗情緒如何？生病的多不多？等等。既鼓舞了士氣，又有了第一手的材料。

幾天下來，毛澤東找到了軍心嚴重不穩的原因，除了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使一些急于革命勝利的官兵失望、部分參加暴動的當地工農赤衛隊員不愿遠離家鄉外，部隊凝聚不起來是由于起義隊伍雖然形式上已經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打出了共產黨的旗幟，叫工農革命軍，很多指揮員都是共產黨員，但沿襲的仍是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體制和管理辦法，從本質上說，還是一支舊軍隊。支部設在團上，又是機關性質，不能直接掌握和領導部隊；連以上設黨代表，仍是舊的職能，與軍事長官矛盾重重，形不成領導核心;舊軍隊的陋習依然存在，一切靠長官管理，隨意打罵體罰士兵，官兵關系相當緊張。從根本上講舊軍隊是雇傭制，靠的是金錢待遇。

共產黨領導的新軍隊，干革命要靠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而馬克思主義不可能自發地在工農中產生，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教育和灌輸。離開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隊在順利時還可以，一遇到挫折便成一盤散沙。特別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更容易離散。

毛澤東將自己的分析跟基層干部宛希先、張子清、何長工、羅榮桓等進行交流，就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統一了思想，決心改造這支部隊。

到達三灣的當晚，毛澤東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分析部隊存在的問題，圍繞凝聚軍心、穩定部隊、鼓舞士氣研究解決的辦法。毛澤東說，現在是官多兵少，槍多人少，不利于作戰，因此要整編；要建立后方，放下擔子，輕裝上陣。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部隊進行改編，除了將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外，主要實行了在連隊建立黨支部和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兩項新制度。 “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小組；營、團建立黨委；整個部隊由前敵委員會領導。連以上設黨代表，同級黨組織的書記由黨代表擔任，擁有與軍事長官同等的權力，負責黨務，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協助軍事長官管理和指揮部隊。重大問題經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黨委制和黨代表制，基本構成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保證體系，奠定了黨領導軍隊的根基。

后來，毛澤東總結經驗說：“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連隊黨支部承上啟下，就像一個人一樣，不但有了頭而且有了手和腳，不但有了心臟、大動脈，而且有了毛細血管和神經細胞。緊急關頭，共產黨員喊出的“跟我上”，與國民黨員的“給我上”，僅一字之差，卻是天壤之別。

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制度。反對軍閥主義，規定:“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各級士兵委員會由士兵選舉產生。士兵委員會是士兵的群眾組織，監督部隊的經濟開支，參與伙食管理，同時兼做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軍官做錯了事，士兵委員會可以提出批評以至處分。軍隊內部民主制度的實行，徹底摧垮了舊軍隊中官兵嚴重對立的積弊，確立了官兵同為階級兄弟的新型官兵關系，沒有軍銜、沒有軍餉，同穿草鞋、同吃紅米飯、同喝南瓜湯、同發伙食尾子，官兵平等激發出了空前的潛能和戰斗力。

毛澤東后來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

三灣改編后，毛澤東率領不足800人的部隊上了井岡山。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中，毛澤東從人民軍隊宗旨性質和部隊的實際出發，先是針對偷吃老百姓紅薯制定了三大紀律，后針對部隊攻占了遂川縣城時強買強賣制定了六項注意，后來又發展規范而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舊軍隊的紀律，重在強迫士兵服從軍官，很少涉及軍民關系，派兵虐民時有發生。是“當官欺負當兵的，當兵的欺負老百姓”。而紅軍的紀律，不僅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而且首創了軍隊的群眾紀律，成為軍民聯系的橋梁與紐帶。毛澤東還針對部隊存在的單純軍事傾向，明確提出部隊必須執行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改變了舊軍隊只管打仗的職能，從軍隊的性質和宗旨的高度，進一步劃清了人民軍隊與舊軍隊的界線。1928年4月，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三灣改編后確立的新軍制在紅四軍實行。

毛澤東曾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領導方法歸結為，“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設過程中，毛澤東用的就是這一方法。

伴隨著新型人民軍隊建設系統工程的不斷深入，紅四軍內部與舊觀念決裂的陣痛越來越猛烈。這種自我的思想革命，既是一場深刻的斗爭，又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殘余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滋長。1929年5月，當劉安恭到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后，向黨爭兵權，引發了關于建軍原則的大爭論。作為紅四軍黨的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曾力圖糾正這些錯誤的思想傾向。但是，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紅四軍黨內在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創建根據地、實行民主集中等原則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紅四軍黨的“七大”上毛澤東的正確觀點沒有被大多數人接受，前委書記以一票之差落選 。

古田會議前，陳毅帶回了在周恩來主持下由他執筆，以中央的名義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中央九月來信”）。對紅四軍中存在的各種意見分歧一一進行了剖析，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并強調由毛澤東繼續擔任前委書記。毛澤東、朱德、陳毅各自做了自我批評，三雙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照說，紅四軍內這場關于建軍原則的爭論可以畫上句號了。但毛澤東深知，七大上的爭論雖然與幾位領導有關，引起爭論的劉安恭也已經犧牲了，但錯誤思想并不是憑空而來的，有它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只有摸清其來龍去脈以及找到解決的辦法，才能形成正確的決議，才有針對性、權威性。因此，毛澤東在前委擴大會上提議部隊整訓，在整訓期間進行調查研究，為起草決議作準備。

毛澤東用了半個月的時間，開基層官兵座談會，掌握第一手資料，把實際斗爭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上升到理論高度。陳毅協助毛澤東擬定了主要了解非無產階級思想、黨的組織、黨內教育、紅軍宣傳工作、士兵政治訓練、廢止肉刑、優待俘虜兵、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系等17個問題，分別召開座談會，擺表現，查原因，找出糾正和解決的辦法。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原則，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不習慣，舊軍隊過來的人更不習慣。紅軍中一切權力歸黨，軍事主官只有按黨的要求下命令才有效，權力受到很大制約。軍事主官與黨代表平級，而黨代表又是黨的書記，于是舊軍隊來的人感到受了委屈。有人提出要政治部對內，只做教育黨員群眾的工作，從而取其領導機關的地位而變為指導機關。還有的人把舊軍隊打罵體罰士兵的一套帶到了紅軍。有個團專用槍斃逃兵的辦法鞏固部隊，行軍前槍斃示眾，結果越逃越多。這件事后來作為反面典型寫上古田會議決議。對于要不要農村根據地、搞土地革命，很多人也有不同想法。軍隊就是打仗的，還搞什么根據地建設，發動群眾搞土地革命？建立政權，麻煩不說，而且在農村又特別艱苦，缺吃少穿，不如打城市痛快，打下來了可以大吃大喝，有些有惡習的人還可以乘機放縱自己。這就是流寇思想的土壤。在毛澤東召集的座談會上，連隊黨代表們向他反映了許多方面問題的生動例子。

毛澤東在廣泛座談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寫出決議的初稿。他又將決議初稿拿到基層開座談會，逐條逐段地討論修改。座談中，毛澤東鼓勵戰士講真話，有一次他把“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黨的組織、黨內教育、廢止肉刑”等八個專題，交與會同志討論。可是發言并不熱烈。原來是一些同志受軍閥主義殘余影響較深，思想顧慮很大，都不敢發言。他便循循善誘，說：“肉刑要不要廢止？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三縱隊八支隊有個官長最愛打人，結果呢？不但傳令兵、伙夫跑了，連軍需上士、副官也跑了。”“特務支隊三大隊有個叫蕭文成的，臨走時還留下一封信，說他不是反革命，是因為官長壓人，才被迫跑掉。大家看看，肉刑不廢止，我們能不能打勝仗？革命能不能成功？”這一啟發，大家打開了話匣子。有的擺紅四軍內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有的分析錯誤思想的根源，有的指出危害性和糾正辦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討論得又熱烈、又深入。

《古田會議決議》是繼三灣改編后，又一次從群眾來，再到群眾中去而形成的光輝文獻。說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的鑒定會、定型會，這個鑒定、定型首先是群眾作出的。可以說，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成就了《古田會議決議》的不朽之作，回答了“如何把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絕大多數的黨和軍隊無產階級化”，這一當時的共產國際和黨中央都未能回答的一個大問題。

古田會議后，紅四軍通過走群眾路線來學習貫徹決議精神，群眾威信高反映好的干部，如羅榮桓等得到破格提拔，充實到連營團各級班子，黨的思想政治領導得到加強。針對部隊存在的問題，各支部先在黨內按決議逐條對照檢查。對有抵觸情緒的人，大家用決議的精神批評幫助。支部檢查后向全連公布，再讓大家一起對照檢查，把問題擺出來，根源挖出來，然后糾正過來。賭博、打罵士兵、槍斃逃兵等痼疾都在民主討論和民主評議中很快得到了克服。連最難克服的單純軍事觀點，經對照決議反復教育，反流寇思想后，官兵把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統一了起來。

羅榮桓親自帶隊做群眾工作給部隊示范，總結出群眾工作“七部曲”：第一步，分發土豪谷物給貧雇農以發動群眾；第二步，進行口頭和文字宣傳、召開群眾大會宣傳群眾；第三步，建立工會、農會以組織群眾；第四步，組織赤衛隊以武裝群眾；第五步，建立黨的支部或區委以領導群眾；第六步，舉辦群眾領袖、黨的干部訓練班以訓練群眾；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靠這“七部曲”搞活了群眾工作，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部隊不但士氣高昂了，而且加深了對“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認識。

如今，第二次古田會議召開近三年了，習近平主席就貫徹落實新古田會議精神反復作了指示提了要求，軍隊“脖子”以下的改革正在緊鑼密鼓的實施之中，總體架構自上而下已基本完成，從古田再出發邁開步子已刻不容緩。我們要像當年羅榮桓貫徹《古田會議決議》那樣，緊緊依靠基層官兵，深刻認識基層官兵是改革的真正執行者，多聽聽群眾的真話實話心聲呼聲，調動群眾的內在動力，把群眾中蘊藏的智慧和力量激發出來，真正深入貫徹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學習好貫徹好落實好習近平強軍興軍的系列指示精神，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響，扎扎實實開展主題教育活動，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切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銘記光輝歷史 ，傳承紅色基因，轉變思想鑄牢軍魂，沿著古田會議指引的方向勝利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