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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中旬，上海閘北地區的日本士兵隔著鐵絲網與公共租界的英軍握手。英國是凡爾賽 -華盛頓體系的主要監督者，淞滬會戰從頭至尾，其走向都受到英美態度的巨大牽引

淞滬會戰時，88師參謀長張柏亭領會了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命令，要在國聯開會時，把淞滬戰場的現實境況，帶到會場去。

1937年，上海擁有350萬人口，號稱東方巴黎，既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也是遠東的貿易樞紐。全市有7萬多常住外國人口，來自將近50個國家，和新加坡、香港一樣，是西方在亞洲的最主要支撐節點之一。選擇在這個精美、昂貴、易碎的瓷器旁爆發一場宣示性的激斗，既是主事者廟算的結果，也必然要使遠東的條約體系受到巨大的考驗，同時這一預估反過來又會對戰事的進程施加巨大的影響。

1922年2月，華盛頓會議的第二個結果《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簽署，即《五國海軍協定》，規定美、英、日、法、意五國海軍主力艦噸位比例為 5：5：3：1.75：1.75，意味著英國被迫放棄了雙強標準（超過世界上最強大的兩支海軍），英美海權開始平起平坐

力不從心的國際警察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奧匈覆滅、德國栽倒、俄國退出，歐洲的權力中心整體西移，法國除非維護自己的利益，在國際活動中經常唯英國馬首是瞻。淞滬會戰從頭至尾，其走向都受到對英國態度的巨大牽引。

外交家顧維鈞寫道，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控制著從大西洋到中國海的海路，控制著印度、緬甸、馬來西亞和香港，它在亞洲的地位非同一般。此外，它在中國的政治和商業上的利益也比其他列強為大。它在中國有租借地；在中國各地的所謂通商口岸有‘租界’，英資修建的鐵路有京津、滬寧及津浦線等；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鹽務總辦均是英國人；中國對外貿易大部分是與英帝國進行的；這些事實都突出了英國對中國的重要性，而其他列強則相形見絀。”從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30年代南京的決策層乃至德國顧問，根據歷史經驗和直接觀感，估計上海租界是英國必保的對象，因而可以引英制日，并非完全沒有依據。

但此時的日不落帝國已經是余暉將近了。由于一戰中英國早已透支了自己的國力，1919年夏天，勞合·喬治的聯合內閣制定了“十年規則”，即軍事部門在擬訂軍事計劃和預算時，應當以十年內不會發生重大戰爭的假設為依據。1925-1926年的國防白皮書顯示，英國每年只花了人均51先令在武裝部隊上，澳大利亞25先令，新西蘭12先令11便士，加拿大只有5先令10便士。澳大利亞只有3艘巡洋艦、3艘驅逐艦，幾乎沒有空軍。加拿大有2艘巡洋艦和3600名陸軍，只有一架軍機，還是從皇家空軍租來的。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巴黎和會“三巨頭”之一

英國一旦開始收縮，東亞大陸是它首先放棄的地方。不過，上海作為遠東最耀眼的明珠，是英國在遠東的重大利益所在。截止到1937年，英國在上海直接投資達到1.8億英鎊，相當于在華總投資的72%。

1936年春，英國駐華大使卡多根在與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川越茂會談時，就表示，英國在華北的宗旨是保持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東西，上海和長江流域是英國權益的重點，如果不與此相違，則對其他方面權益的放棄并不加反對。《泰晤士報》曾警告日本：“現在要讓日本了解它在東亞的自由行動絕對不能包括肆意破壞英國利益。”

1927年6月9日，北伐期間，上海，英國士兵在蘇州河公共租界的街壘中站崗，河對岸是中國居民區。上海作為遠東最耀眼的明珠，是英國在遠東的重大利益所在

然而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德意日逐步組成了以打倒英國為目的的同盟，上海也被從優先的名單上冷酷地排到了后面。

1937年唐寧街將英國國防努力僅僅局限在保衛本土、海外領地和保護貿易通路。三軍參謀長提出的具體防御優先順序是：“保衛我們帝國通往全世界的交通線；保衛聯合王國免遭德國侵略；保衛帝國在遠東的利益免遭日本侵略；保衛在地中海和中東的利益；保衛印度免遭蘇聯侵略。”但要注意的是，英國在遠東力保的生命線是從新加坡到澳大利亞這條航路，上海并不在這條線上，更不必說“可能派到遠東的艦隊力量必然要受到考慮我們國內要求的制約”。

20世紀30年代，上海外白渡橋南，身著蘇格蘭格子裙站崗的英國兵

次年，三軍參謀長又重申，英軍在1938年不能應付一場重大的戰爭，而且沒有力量來滿足它現在承擔的國防義務，因此，重要的是探討以一切可能的辦法來減少英國潛在敵人的數目。這句話翻譯成熟悉的國際政治術語，就是“綏靖”。英國是遠東的國際警察，但由于有心無力，遠東早已被內定為可放棄對象，因此羅曼蒂克消亡史，可以說一戰之后就埋下了伏筆。

陰差陽錯的國際協調

南京方面之所以決心要引日軍在上海開戰，除了軍事方面的考慮外，還有一則重要因素：上海是國際城市，其所在的長江流域又是英國傳統利益所在，在此開戰有助于吸引列強介入，借力打力阻止日本。

七七事變爆發后的7月30日，何應欽在南京主持了軍事長官會報第20次會議，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包括：對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之應付計劃、對漢口日租界之掃蕩計劃、長江中下游各要塞之阻塞及對日艦掃蕩計劃等。蔣介石在回答汪精衛為何開辟上海戰場時，也回答：“在北方打仗，國際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國際注意。”

反之，日軍一開始并無在上海作戰的準備。《對華作戰計劃》只是寫明情況不得已時才考慮向青島、上海派兵以保護日僑。七七事變之后，日軍參謀本部在《處理華北時局要領》中明確：“即使抗日行動波及華中華南，陸軍仍以不出兵為原則。”

8月13日，戰火如愿在上海點燃。次月12日，南京政府將案件控訴于國際聯盟。國聯盟約第十條規定，會員國保證“尊重并維護所有國聯各成員國的領土完整及現有的政治獨立，以防御外來的侵犯”。

發生國際爭端后，按照下列三種辦法予以處理：交由常設國際法庭解決、提請仲裁，或者由行政院進行調查。在法庭做出判決、仲裁人做出裁決或者行政院提出報告的三個月之內，有關各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訴諸戰爭，一旦出現侵略，行政院就要為履行這一義務所要采取的手段提出意見，除了爭議國之外，行政院意見必須取得一致。

隨后的討論是在十九國委員會進行。報告在討論以后，將被國聯全體大會承認為是它的報告，然后還要看爭端雙方對這個報告是否接受。對于接受報告書的一方，不得進行戰爭。這樣，全體大會和國聯的任務就告結束。

如果有一方居然敢于無視保證訴諸戰爭，那么就可以對其進行制裁。所有會員國都要斷絕與該國的貿易往來和財政關系，禁止本國國民與該國國民的一切交往，阻止其他任何國家的國民與該國國民的一切交往，無論其是否為國際聯盟成員國。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后，在租界街頭拉出中英文標語抗議日本侵略和爭取國際支持的上海文化界愛國組織積極展開救亡活動，為正義而奮斗

這一冗長的糾紛解決機制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缺乏絕對的實力優勢作為后盾。由于美國國會否決了加入國聯的申請，因此從一開始，國聯就先天不足：美國沒有制裁侵略者的法定義務。

10月4日，國聯宣布給予中國“精神上的支持”。英法有心無力，只有美國可以采取行動。顧維鈞也回憶，美國的態度至關重要。英國駐國聯代表艾登形容：“我們大家都知道，在遠東戰爭中所能采取的任何行動，無論其性質如何，基本上都要靠美國的合作。”

就在這個當口，美國總統羅斯福于10月5日在孤立主義勢力中心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隔離演說”（Quarantine Speech），宣稱“世界上無法無紀的傳染病確實正在蔓延著”。所以，“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齊心協力，反對那些正在造成國際無政府主義狀態和不穩定局勢的破壞條約的行為”。這篇演說并未直接點出具體所指國家，在美國國內激起的反對和支持兼有，反對的媒體主要來自《芝加哥論壇報》和赫斯特報系。面對孤立主義思潮的反擊，羅斯福很快就澄清自己立場：隔離意味著更嚴格的中立。

1937年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孤立主義勢力中心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隔離演說”（Quarantine Speech），宣稱“世界上無法無紀的傳染病確實正在蔓延著”，“當肉體傳染病開始蔓延時，社會便贊成并聯合起來對患者實行隔離，不使疾病蔓延，以保護社會的健康”

此時淞滬戰場早已進入第二階段，9月中旬以后，蔣介石親臨現場指揮，也仍然無功而返。10月25日大場失陷，閘北守軍已經腹背受敵。有人向蔣介石建議，全軍退到上海外圍既設之國防工事固守，誘敵深入后予以消耗。上海外圍，有著1934年開始修筑、號稱“中國的興登堡防線”的吳福線（蘇州至福山）、錫澄線（無錫至江陰），側翼還有乍嘉線（乍浦至嘉興）和海嘉線（海鹽經嘉興至吳江）等國防工事，這一建議無疑是符合實際的，10月31日，蔣介石下令自上海市區撤退。

1937年，蔣介石在淞滬前線指揮作戰

隨著九國會議要召開的消息傳來，蔣介石在命令下達的第二天，于11月1日夜10時乘火車，冒雨來到南翔指揮部，在一所小學里召集由師長以上將領參加的緊急軍事會議。在會上他表示九國公約會議對“國家命運關系甚大，我要求你們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戰場再支持一個時期，至少10天到兩個星期，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上海是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基地，如果過早地放棄，會使政府的財政和物資受到很大影響”。于是撤退部署幡然變計，各部隊改為繼續堅守，這一臨陣變更給部隊造成的混亂自不待言。

11月3日，九國會議召開。九國會議東道國比利時分別于10月20日和11月7日，兩次邀請日本參加，均被日本拒絕。在這種明白無誤的蔑視之下，九國會議已經注定要失敗。12月，南京即告陷落。

各懷心事的德蘇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喪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這使得它在以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身份重返東亞。1936年，德國交付中國2300萬馬克軍火。1937年運交中國8200萬馬克軍火，包括150毫米要塞炮、高射炮、輕武器、迫擊炮、彈藥、鋼盔和240枚魚雷，快艇、通信器材等。中國購買的德國軍火占德國武器總出口的37%，占中國當年進口軍火總額的60%。

德國很希望日本陸軍能在遠東牽制住蘇聯紅軍，而日本陷入中日戰爭的泥坑，使希特勒十分失望。8月16日希特勒本人也首次對中日沖突表示，在目前形勢下德國應當嚴守中立。

由于日本人表示如果德國繼續援華，日本就要退出《反共產國際協定》，10月18日戈林通知陸軍元帥凱特爾，元首已經決定“對日本采取一種明確的態度”，命令停止對中國提供任何物資，但過了兩天又吩咐對中國秘密供應，因為不想失去軍火買主，但不得有新的訂貨。1938年5月后，隨著日本壓力增大，德國停止軍售。這證明中德同盟只是建立在簡單的物資交換基礎上，兩國缺乏共同目標和長遠利益捆綁，因此關系很容易解體。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曾任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

1934年9月，蘇聯被選入國聯，擔任行政院的常任委員國。1937年3月，蘇聯駐華大使通知中國政府，如果愿意簽訂互不侵犯協議，就可以出售飛機坦克，以及提供1億中國元的貸款，七七事變后，蔣介石在8月14日向蘇聯大使提交軍火供應協議草案，要求蘇方提供350架飛機、200輛坦克和236門大炮，并要求派遣飛行員、航空技師、炮兵、坦克手，以訓練軍事人員。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正式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上發表演說，支持中國。對蘇聯來說更重要的是，中日之間戰火燃燒得越旺盛，蘇聯的遠東地區就越安全。

局勢越來越兇險的20世紀30年代后期，國際安全體系在事實上已經難以發揮作用，各方勢力都在進行緊張的布局：希特勒不想讓日本陷入中日沖突的泥潭，以免影響兩面夾攻蘇聯的大業，斯大林卻完全可能出自類似的動機，讓日本深深陷入這一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