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李慎明論金融危機”系列文章的第十四篇,原文刊登于《紅旗文稿》2015年第1期,原題為《國際金融危機孕育著社會主義的復興》。
作者指出:“在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的1933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40%,各國工業產量倒退到19世紀末的水平,資本主義世界貿易總額減少2/3,美、德、法、英共有29萬家企業破產。而目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則是資本主義世界推遲多年、推遲多次不得不爆發的危機,這些被推遲的巨大的破壞性能量,遠未被釋放出來。由于全球范圍的貧富兩極分化仍在加速拉大,有效需求仍在急遽縮小,所以更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還在后頭。西方發達國家除非能調動其所有能量,運用種種手段,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搞垮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其他一兩個大國,或是在其國內,采用壯士斷腕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均貧富,以較為明顯地改善國內廣大民眾的生活,或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暫時推遲或緩和社會資本產能相對過剩和廣大民眾有效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這一根本矛盾,否則,他們將會在世界范圍內其中包括他們的國內迎來人民革命的浪潮甚至是高潮。”
作者指出:“目前已有各種征兆顯示,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某個角落里,某些人正在籌劃著繼續搞亂甚至肢解世界上一、兩個特定大國的計劃。這一計劃,以軟實力即‘顏色革命’為開路先鋒和主力軍,以軍事硬實力為后盾,必要之時,不惜發動一、兩場較大規模的非正義戰爭。根據歷史經驗可以判定,戰爭的籌謀者自己不會首先卷入戰爭,它會千方百計挑動他國他人相互廝殺,而自己袖手靜觀甚至販賣軍火,待到他國他人國力消耗殆盡,必要之時它才會果敢出擊,以最后收獲戰果。這一軟硬兼施的謀劃將會有計劃先后實施,以對這特定的幾個大國各個擊破,最后達到依然稱霸全球的目的。”
最后,作者指出:“大的復興,當然尚需時日,但是,輝煌與苦難相伴。當今仍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愈是深化,人們便愈是覺醒,社會主義便愈是復興和發展,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的必然結果,后社會主義時代最終也必然接踵而至。”
國際金融危機孕育著世界左翼和社會主義的復興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那么,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則直接孕育著它的對立面即社會主義的復興。
一、西方政要、思想理論界對當今國際金融危機的反思值得關注和借鑒
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世界中對西方經濟、制度和價值觀的反思,決不是“萬綠叢中一點紅”,而是“日出江花紅似火”。當然,這里所指的“紅”,并不是特有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指其數量。這里,僅舉有代表性的三例:
一是2008年奧巴馬在一次演說中引用了最為經典的“馬克思式說法”——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一詞,以此來批評美國長期熱衷于運營虛擬經濟而放棄實體經濟發展的“錯誤發展觀”。
他說:“問題不在具體的某一項政策,問題在于一種根深蒂固的‘經濟哲學’”。
這一經濟哲學是什么呢?他在另一次演說中憤慨地說:
“經濟危機是貪婪和不負責任的直接后果,這種風氣多年來一直主宰著華盛頓和華爾街。”
二是曾經得出“歷史的終結”結論的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接受日本一家雜志的采訪時說:“西方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
2014年,他又在《美國利益》雙月刊1—2月號上發文說,美國的“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的影響力在增加,這不僅扭曲了民主進程,也侵蝕了政府有效動作的能力”。
三是42歲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其《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
“從2007—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被普遍視為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 “如今已經是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那些曾經認為將會消失的貧富差距竟然卷土重來,當前貧富分化程度已經逼近甚至超越了歷史高點”。
前些年,在國內的一些人中流行這樣的觀點:馬克思主義不靈了,西方的理論、制度、價值觀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才是靈丹妙藥。現在,這些人中,有的依然無視國際金融危機的窘境,迷戀于西方模式,但也有一些人開始與西方政要、思想理論界一道進行反思,其中有的學者的反思還相當深刻。當然,我們也清醒地知道,奧巴馬、福山等人的反思,是為了改良并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并使其萬古長青。我們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關注,則是為了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典型的全球性的產品生產相對過剩、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經濟危機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典型的全球性的產品生產相對過剩、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價值觀的危機。當前仍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各種觀點都在解讀,如有的認為在于金融家的貪婪,有的認為在于銀行監管制度的缺失,有的認為在于比黃金還重要的公眾消費信心不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認為是美國消費方式和中國匯率與外貿政策的聯姻,等等。
其實,馬克思早在140多年前的《資本論》中就指出,一切真正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證明馬克思這一論斷的強大生命力,充分說明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世界不僅依然沒有過時,而且遠遠高明于其它各種學說。這也是在當今世界,在全球范圍內,人們重新呼喚馬克思的根本原因所在。
現在,馬克思上述經典表述,被當代經濟學家換成另外的表述方式而風靡世界。
如一時間在全球風靡的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引用的讓·布維耶等人的“只要科學調查仍然不能觸及當代社會不同階層的收入,就沒有希望產生有益的經濟和社會歷史”這一句話。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基本結構的矛盾:“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r>g”,“即私人資本的收益率r,可以在長期顯著高于收入和產出增長率g”。平均資本收益率往往有4%—5%,而“對于世界增長前沿的國家而言——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增長率在長期會超過1%—1.5%,不管采取何種經濟政策都是如此”,從而揭示了300多年來資本主義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總趨勢等等,這不過都是140多年前馬克思所揭示的危機根源的另外一種說法而已,但遠不如馬克思所揭示的徹底和明快,所開列的解決問題的方子也有著根本性質的不同。
馬克思的方子是逐步與傳統的所有制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而托馬斯·皮凱蒂開出的方子卻是“向資本收入征足夠重的稅,把私人資本收益減少到低于增長率”。
托馬斯·皮凱蒂讓人尊敬,但他無疑仍是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者。他所開列的方子,僅僅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實行改良但決不可能被實施與實現的烏托邦而已。
把托馬斯誤讀為馬克思,并被一些資本主義原教旨主義者猛烈攻擊,實在是冤枉了托馬斯·皮凱蒂。但是,對馬克思140多年前的關于經濟危機原因的結論人們卻很少被提及,而對托馬斯·皮凱蒂的結論卻受到關注,這是世界社會主義仍然處于低潮的反映。這也說明,不少人仍在“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世界”的思維框架內徘徊。
三、目前這場尚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決不是在短時期內所能擺脫的
我們把這次危機與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空前的經濟大危機相比較,其引發的基本矛盾無疑是共同的,即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但也有所不同:
一是爆發的范圍不同。1929—1933年那場危機主要爆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而當前這場危機則是爆發在經濟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仍有將這場危機進一步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實力、手段與途徑,這些轉移仍在進行甚至在加速進行。隨著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源和勞動的侵吞,這場危機將有可能通過經濟全球化這一渠道,進一步點燃世界上幾乎所有主要國家和地區。
二是引發的具體原因有所不同。1929—1933年那場危機主要發生于實體經濟領域,表現為商品的供給規模嚴重超過了市場的有效需求,實體經濟危機導致信用危機,并引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而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主要發生于虛擬經濟領域,它以美國次貸危機為誘因,引起金融市場的動蕩。1991年蘇聯解體,美元又“化”進了原來的社會主義陣營。隨著兩大軍事陣營軍事對抗的結束,原來僅用于軍事的英特網技術進入民用,全球開始進入信息時代,同時又開始進入真正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壟斷階段。美國金融業利潤在國內總利潤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90年代末的30%左右,并在2002年一度達到45%,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也高達30.56%,進而影響到實體經濟。現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為70多萬億美元,而債券市場則為95000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1000倍以上,各種金融衍生品的價值則達到466000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6657倍還多。現在的虛擬經濟遠遠脫離了當今的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的泡沫還未破滅,并正在被進一步吹大。各國的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松就是明證。
三是政府應對危機的舉措不同。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上臺后,即采取整頓銀行與金融系統,防止國內盲目競爭引起的生產過剩,通過興建公共工程等增加就業、刺激消費和生產,為民眾直接發放救濟金等措施。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等西方國家所采取的主要舉措是維持極低的利率,通過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松、貨幣貶值和各種金融衍生品的泛濫,把危機轉嫁到其它國家,很少直接投資國內的社會民生項目尤其是增加窮人就業而很難收回成本的項目;世界上不少其它發展中國家則采用出賣國有資產以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等,這些舉措非但沒有觸動原有的財富占有和分配關系,反而進一步加劇貧富之間兩極分化,這就為在全球爆發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準備著條件。
在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的1933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40%,各國工業產量倒退到19世紀末的水平,資本主義世界貿易總額減少2/3,美、德、法、英共有29萬家企業破產。而目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則是資本主義世界推遲多年、推遲多次不得不爆發的危機,這些被推遲的巨大的破壞性能量,遠未被釋放出來。由于全球范圍的貧富兩極分化仍在加速拉大,有效需求仍在急遽縮小,所以更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還在后頭。
西方發達國家除非能調動其所有能量,運用種種手段,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搞垮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其他一兩個大國,或是在其國內,采用壯士斷腕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均貧富,以較為明顯地改善國內廣大民眾的生活,或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暫時推遲或緩和社會資本產能相對過剩和廣大民眾有效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這一根本矛盾,否則,他們將會在世界范圍內其中包括他們的國內迎來人民革命的浪潮甚至是高潮。
四、科技革命拯救不了資本主義,而恰恰相反,卻在加劇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目前,世界正處于生產工具大變革的前夜。以英特網領銜的包括機器人、3D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探索外星等為標志的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興起。有人說,這為資本主義開拓了新的廣闊的發展空間。而事實的發展將會恰恰相反。
這里僅談談機器人。在未來一些年內,資本為了追逐更高的利潤,一批又一批的無人工廠將如雨后春筍般地在全球各地出現,勞動生產率無疑會得到極大的提高,社會產品也會極大地豐富,但資本主導的工廠都不雇傭工人了,工人失去了維持生計的工資,即使是物美價廉的產品又有誰來買呢?
因此,“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才能成立的真理,而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在一定時日內,也還可能成立,而一旦放入歷史的長河之中,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框架之內的科學技術的大發展,必然會出現“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的現象,高度發達的現代生產力則必然反抗著給廣大民眾帶來失業和貧窮的現代生產關系、反抗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系。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及分配關系,則必然制約科學技術所體現的生產力的發展。從整體上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但在一定條件下,生產關系則對生產力起著決定性的反作用。
我們還應十分關注的是《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中間等級”即現在常說的“中產階級”亦即“白領”。筆者不贊成“中產階級”的提法,所謂的中產階級的產,僅是指生活資料,而不是生產資料。而馬克思主義字典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的“產”,則都是指生產資料。隨著貧富兩極分化逐漸加深,隨著各國廣大普通民眾購買力逐漸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企業逐漸破產到一定程度,當著所謂“中產階級”即廣大的中等收入階層大量被拋入絕對貧困行列之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的現象就不會鮮見。
國際金融危機在深化,各國以中小企業主和中等收入階層為主的所謂“中產階級”隊伍已經開始縮小,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個有新型特點的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正在誕生。被拋入藍領工人隊伍的原有的中等收入階層中的絕大部分年紀輕,學歷高,掌握著各種高科技技術并熟練地運用網絡,他們與本來就處于貧困行列的“藍領工人”階層相結合,其斗爭的反抗形式和效果便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可以預見,在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波瀾壯闊的斗爭中,必然產生一批又一批在本國和全球乃至在全人類歷史上有著重大影響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論家。富有階層中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也必然會從新自由主義給全球造成的極大災難中逐步覺醒,轉而加入工人階級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爭取階級和民族解放運動之中,世界左翼和社會主義的復興就會加快自己的腳步。
五、需要警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為了擺脫這次危機而在特定條件下可能采用的硬實力,同時更應高度警惕其采用金融、意識形態和以“街頭政治”為主要內容的“顏色革命”等軟辦法
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有這樣一句名言:“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之所以最終變得不可避免,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
現在,都在談論中美關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問題。美國大戰略家基辛格說,為了兩國人民,為了全球福祉,美國和中國都應考慮到萬一稍有不慎,龐大的機器失去控制迎頭相撞會把世界變成什么樣子。美國新崛起的著名中國問題學者蘭普頓在他的著作《同床異夢:處理1989至2000年美中關系》中說:
“我們各自的國家制度、利益、領導層和公眾觀點,以及我們兩國人民的不同特征,令我們兩國的夢想必然有很大的不同。”
蘭普頓認為,正是這種持續的斗爭,為冷戰結束之后的美中關系提供了“根本的動力”,而且在未來將持續如此。
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完全放棄“冷戰思維”,可以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但是如何有力、有效地說服并制約美國一些政要、戰略家放棄“冷戰思維”和以意識形態劃線?這恐怕需要等到我國真正跨入發達國家并位居世界前列方可。另外,經濟是基礎,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當經濟領域本身的問題無法解決之時,國際壟斷資本就會在政治領域尋找出路,而戰爭則是政治的最高手段。
2014年5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的講話中明確表示:“我的底線是:美國必須一如既往在世界舞臺上發揮領導作用”;“為了保護我國人民、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生活方式,美國永遠不需要征求別人的許可”;“我對美國例外論深信不疑”,但“美國的軍事行動不能成為我們在每個場合發揮領導作用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基本的因素。”
2014年5月31日,美國防長哈格爾的香格里拉說:“再平衡不是一個目標,也不是一個承諾或者一個愿景——而是一個現實。當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受到挑戰,美國將不會尋求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美國還將繼續致力于通過每年多達130次演習加強盟友和地區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設。作為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國正計劃到2016年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外國軍事資助增加35%,軍事教育和訓練增長40%;而到2020年,我們會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的海軍和空軍的60%部署在太平洋。”
目前已有各種征兆顯示,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某個角落里,某些人正在籌劃著繼續搞亂甚至肢解世界上一、兩個特定大國的計劃。這一計劃,以軟實力即“顏色革命”為開路先鋒和主力軍,以軍事硬實力為后盾,必要之時,不惜發動一、兩場較大規模的非正義戰爭。根據歷史經驗可以判定,戰爭的籌謀者自己不會首先卷入戰爭,它會千方百計挑動他國他人相互廝殺,而自己袖手靜觀甚至販賣軍火,待到他國他人國力消耗殆盡,必要之時它才會果敢出擊,以最后收獲戰果。這一軟硬兼施的謀劃將會有計劃先后實施,以對這特定的幾個大國各個擊破,最后達到依然稱霸全球的目的。
列寧關于當今時代的判定沒有過時,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我們要警惕西方世界的“硬實力”,但更應高度警惕西方世界的“軟實力”。蘇聯這個大黨大國的頃刻消亡的成功案例,使得國際壟斷資本更為相信的是其“軟實力”。
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說:“要使全球80%被‘邊緣化’的人(發展中國家和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車的人(指發達國家的人)可以高枕無憂,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滿足的辦法解除被‘邊緣化’的人的精力與不滿情緒。”
他還說:“公眾們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最終他們會期望媒體為他們進行思考,并作出判斷”。
布熱津斯基這一設想,在發展中國家其中包括中國,有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呢?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風險有的已經爆發,而有的卻仍在繼續醞釀集聚。以“街頭政治”為主要內容的“顏色革命”接連在發展中國家上演;最近的香港“占中”也正是西方國家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大規模搞“顏色革命”的預演。從本質上講,西方發達國家都是兩腳走路的“經濟人”,他們的經濟意識異常強烈與敏銳,往往要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里的定理、定律運用到政治與國際關系領域。他們深深知道“軟實力”投入少、產出多的道理,因此,西方世界今后會更多地采用其“軟實力”,以維護并加強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遏制或盤剝。
六、國際金融危機孕育著世界左翼和社會主義的復興
盛極而衰,否極泰來。這是歷史的辯證法。當金融帝國主義者把全世界所有主要資源都貨幣化、數據化然后再裝入自己的口袋里的時候,全世界各國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被完全剝奪殆盡之時,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這一個翻天覆地的偉大時代也就必然到來。我們應十分注意研究和把握這個新的偉大斗爭的特點及其規律。只有這樣,我們這個大黨大國,才能在這一斗爭中,由自在黨和自在國,轉入自為黨和自為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必然有著無比光明燦爛的前程。
世界左翼和馬克思主義思潮復興植根于全世界內財富占有與收入分配急遽兩極分化的豐厚的經濟沃土。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帶來的,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在全球重新得到青睞;二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廣大民眾對資本主義普遍不滿,罷工運動頻起;三是各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積極開展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研究和應對。大的復興,當然尚需時日,但是,輝煌與苦難相伴。當今仍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愈是深化,人們便愈是覺醒,社會主義便愈是復興和發展,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的必然結果,后社會主義時代最終也必然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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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原副書記、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原載“思想火炬”微信公號,原文刊登于《紅旗文稿》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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