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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論金融危機（12）： 資本主義冬季之后是社會主義的春天

點擊：2773  作者：李慎明    來源：《國外社會科學》  發布時間:2017-07-27 11:59:31

 

 

 

　　【編者按】本文是“李慎明論金融危機”系列文章的第十二篇，是一篇《國外社會科學》雜志對李慎明老師的專訪稿，原文刊登在《國外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在這次專訪中，李慎明老師對他近十來年的相關思考進行了較為集中的表述，是他多年來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本文主要討論了三方面的重要問題：

 

　　（1）在金融危機持續惡化和演變的背景下，世界政治、經濟和國際格局的演變問題。認為未來世界局勢有兩種可能：

 

　　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設法在其國內生產關系的范疇中進行各種最大程度的改良與調節，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模式經過成功調整和革新，獲得新的發展。若如是，美國經濟就會有新的強勁反彈，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將會在世界范圍內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

 

　　二是如果世界上其他大國強國應對正確，美國的經濟危機就會進一步深化，從而使美國式資本主義模式和美國世界霸主地位從根本上動搖，也必然會引發全球經濟秩序的深刻變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變動。

 

　　（2）在此背景下，美國和歐洲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危機。認為目前這場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是對美國這種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特別是金融霸權肆意泛濫的“報復”，是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理論的有力清算，更是對美國所謂“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戰。

 

　　（3）面對危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激進左翼面臨的困境、創新發展的機遇與挑戰，以及中國國際戰略的調整方向。認為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家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新一輪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維護平等互利和共同發展，建立真正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斗爭必然蓬勃興起。21世紀中葉前后，極可能是全球范圍內民族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又一次復興。新的社會主義思潮乃至運動如頂著尚留余威的凜冽寒風，在冰封的大地上拱出了新的嫩芽。雖然極可能還有幾次“倒春寒”，但社會主義的春天卻必將、必然到來。

 

　　“資本主義冬季之后是社會主義的春天”

　　——李慎明對當今世界格局及發展趨勢的深度剖析 

　　訪談專家：李慎明；訪談人：張莉

 

　　【前 言】非常高興李慎明副院長能接受《國外社會科學》的采訪！今天的訪談以歷史和理論的脈絡為線索，李副院長主要討論三個重要問題：

 

　　（1）在金融危機持續惡化和演變的背景下，世界政治、經濟和國際格局的演變問題；

　　（2）在此背景下，美國和歐洲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危機；

　　（3）面對危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激進左翼面臨的困境、創新發展的機遇與挑戰，以及中國國際戰略的調整方向。

 

　　張 莉：早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您就曾提出過美國經濟潛伏著嚴重的危機，極有可能已步入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自2008年以來，國內外學者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走勢進行各種預測，您又提出了“VL”型發展趨勢。目前，在金融危機持續惡化、演變為歐美各國的主權債務危機之時，我想請您先談談國際金融危機惡化、演變的原因。您對資本主義的未來走勢有哪些更深刻的思考？

 

　　李慎明：從2001年3月起，美國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拐點，承接了1967年進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下降階段的遺產，重新步入了長周期中的衰退軌道。

 

　　具體來說，2000年美國股市泡沫破滅，美國為挽救其經濟頹勢，將美元利息降到1%，并規定可以用房屋增值部分到銀行進行再抵押，美國房市因此大漲，其后5年上漲了60%以上。美國居民每年從房地產增值中總計獲利近萬億美元，消費也因此旺盛，儲蓄率到2006年7月跌破-1.5%。由于財政和對外貿易連續數年的高額雙赤字，美國亟須引入外資填充。所以，從2004年6月到2006年的兩年中，美聯儲共17次提息，利率從1%升至5.25%。

　　利率的調高，直接打擊了房地產行業，導致大批借貸人無力償還貸款，大銀行和金融機構相繼宣告破產。

 

　　2007年8月，美國房貸危機爆發后，通過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向全球傳導，最終演化為對國際金融穩定、世界經濟增長造成極大沖擊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這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但從根本上說，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仍然是生產社會化乃至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生產無限擴張與社會有限需求之間的矛盾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正是由于美歐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實行以經濟金融化、金融虛擬化和泡沫化、金融資本流動及金融運作自由化為基本特征的掠奪性金融體制，導致引發次級房貸泡沫破裂的惡果。

 

　　對于資本主義的未來走勢，我認為，各國政府都采取重大舉措共同應對目前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但由于全球性的貧富兩極分化急遽拉大，絕大部分弱勢群體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根本性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甚至還有加劇之勢；各國巨額的金融衍生品“有毒資產”沒有得到根本性、制度性的消除，全球經濟在近三兩年內稍有反彈之后有可能重新步入更深的低谷。

 

　　我曾使用VL這個英文字母來表達世界經濟發展的前景，L的下劃線上，可能是充滿鋸齒狀的小幅度的“衰退”與“復蘇”動蕩波紋。如果美國企圖再次打斷步入“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中的衰退軌道，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可能會是重復上世紀90年代搞垮蘇聯東歐的辦法，來調動其所有能量搞垮當今世界上其他大國或強國。

 

　　張 莉：國際金融危機進入第五年，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在今年初答記者問時說：“今天的問題是，在失控和可能僅為少數人自私地謀取好處的金融體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來給予我們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標的情況下，民主是否還能繁榮，這還真是一個問題。”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一些知名學者認為：“歐洲民主已經被貪婪的金融市場綁架，而且這個沒有底線的市場現在已經威脅到了人權和政治權。”您怎么看待這些觀點？

 

　　李慎明：目前這場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是對美國這種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特別是金融霸權肆意泛濫的“報復”，是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理論的有力清算，更是對美國所謂“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戰。

 

　　不論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布熱津斯基，還是批判資本主義的左翼學者，都認識到資本主義民主存在嚴重的危機，但他們仍然無法認清西方“民主”的本質。

 

　　怎樣認清西方“民主”的真實面目呢？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第一，口號平等下的實質不平等。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多黨制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民主表現形式、權力分配方式與所謂“普世民主”的點綴而已。在美國，僅僅是數萬甚至是數千富有的人或是他們的代理人在管理著美國。例如，在美國共和黨的背后，主要是軍工、石油、制造等“傳統商業”的支撐，而民主黨的背后主要是金融、電信、傳媒等“新興商業”的支撐。

 

　　第二，形式平等下的內容不平等。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那種一人一票選舉制的平等，是僅僅停留在形式上的所謂平等。現在美國大選的參選率往往僅有一半多一點，這實質上是剝奪了近半數人的參選資格。此外，美國的聯邦法律規定實行普選制，但又通過“選舉人”制和州法律的“勝利者得全票”制即通吃制暗度陳倉，改變和相當程度地削弱了普選制。

 

　　第三，金錢政治的本質。在現代西方社會，壟斷資本往往通過金錢和所謂的公關公司、游說集團等控制立法、行政、司法機構，通過控制各種新聞媒介控制社會輿論和民眾意識。民眾的所謂權力與自由，只不過是在他們事先設定好的資本統治集團內部少數不同代理人甚至僅在兩人之間進行選擇罷了。

 

　　第四，金錢操縱的主流價值觀。美國投入大量金錢興辦各類媒體，在世界上大肆宣揚其“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拼命詆毀它們企圖顛覆的國家的執政者，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人民喪盡自尊，無顏自立；然后，使其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新自由主義”等價值觀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政策在發展中國家暢通無阻，這種話語霸權既達到了西方國際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剝削、掠奪的目的，同時又能用這些巧妙動聽的語言掩飾它們殘酷剝削壓迫的實質。

 

　　第五，在對內“仁慈”的表面下，美國政府對人民來說，實質上沒有民主，而本質上是赤裸裸的專政。

 

　　張 莉：您對此問題分析得非常深刻。曾經為資本主義高唱凱歌的美國學者福山最近也針對美國的政治秩序，質疑美國是否已從一個民主政體變成了一個“否決政體”，美國民主已經癱瘓。很多國內外學者認為，西方民主政治被金融資本綁架，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引發了更加嚴重的民主危機，尤其表現為極右派和民粹主義運動的復興。他們實際上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到底什么是民主？西方式的民主只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當然程序也是很重要的），卻只讓少數人發大財，而不能帶給大多數人幸福，這種民主是合法的嗎？

 

　　李慎明：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引發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危機。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一些大投資銀行關門了事，它們出售的“有毒”資產的收益作為利潤已進入金融寡頭的口袋。對它們造成的損失，美國政府卻拿納稅人的血汗錢去拯救華爾街一批貪婪的金融大亨——赦免其債務和犯罪行為，向其輸送巨大利益，但另一方面卻不斷削減直接關乎大眾福利的衛生、教育、住房等社會保障開支。這極大地刺痛、激怒了民眾。

 

　　在民眾看來，美國政府救市實際上是以挽救危機為借口掠奪民眾財富的金融戰爭，金錢力量已深深操縱和扭曲了美國民主政治過程與政策制定。憤怒的抗議者發起了反對主宰著美國經濟的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明確要求從根本上改變金錢操縱政治的虛假民主模式。這給世界上對西方“民主”頂禮膜拜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課。

 

　　張 莉：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以“金融市場的專制霸權”為基礎，由強有力的跨國機構投資者和大型國際銀行所操控。我們看到，這樣的金融資本越來越貪婪、越來越無恥地刮取絕對利潤，越來越不負責任和腐敗，把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成果據為己有。隨著投資回報率的不斷增長，股東越來越富有，雇傭勞動者越來越貧困；企業高管在離職時能享受豐厚保障，而工人卻被任意解雇，政府還要支付巨額援助資金幫助金融資本家。哈貝馬斯說：“制度失靈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對最脆弱的社會群體的打擊最為無情。”由金融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社會危機也越來越激化，您能談談對此的看法嗎？

 

　　李慎明：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進行反撲，大肆推行新自由主義（包括私有化、市場化、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等）。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它是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進行全球擴張、攫取超額利潤而將人們置于不顧任何社會、生態和政治后果無止境的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的制度下生活的一種工具，它造成工人大量失業、貧富兩極分化、政府垮臺、社會動亂等嚴重社會問題，尤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是造成災難性后果。

 

　　新自由主義推行的非調控化，方便了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引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和就業危機，使工人階級遭受比20世紀30年代更加嚴重的剝削。隨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惡化，西方國家工人罷工此起彼伏，挪威發生死傷慘重的槍擊爆炸案，英國爆發幾十年未見的大規模街頭騷亂,“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迅速蔓延至全美和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作為資本主義的痼疾和通病，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今天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貧困及犯罪、暴力、恐怖活動威脅著西方的民主價值，同時也催生著新的社會主義思潮及運動，同時，在特定條件下，也成為新法西斯主義滋生的溫床。

 

　　整個社會從經濟上不斷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們把社會主義、排外仇恨、分裂主義和與世界市場隔絕作為政治藥方。還出現了“精英的反叛”——富人們正把人群按種族和財力分隔開來，實施貧富隔離計劃。

 

　　里夫金在《勞動的終結：全球勞動力的衰落與后市場時代的發端》一書中認為，“世界范圍內的失業加劇與貧富分化的增大，正是為社會動蕩和近代所未見的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創造前提條件。犯罪、暴力與小規模沖突正在擴大，并且發出了清楚的信號，表明在未來的年代將會日愈加劇的趨勢。一種新形式的野蠻在現代世界的墻壘外面等待著我們”。

 

　　英國《金融時報》將2011年稱為“全球憤怒之年”。其實，這僅僅是開始。在未來，全球憤怒將逐漸呈現燎原之勢。

 

　　張 莉：從以上的談話，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總結：金融危機引發了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也引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道德等深度的全面危機、全球性危機？

 

　　李慎明：具體地說，一是從經濟上看，新自由主義鼓吹貿易、金融、投資自由化、市場化，反對國家干預，其根本目的就是維護當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國際壟斷集團的利益和國際金融寡頭的利益，而讓其他發展中國家任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去盤剝、掠奪和占有全世界的資源，從而加劇了全球經濟動蕩，重創了世界經濟，特別是嚴重損害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安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制“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的結果，是大規模民族財富被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無情地擄掠，國民經濟命脈被歐美國家操縱，民族工業遭到致命打擊，人民生活陷入貧困和絕望之中。

 

　　二是從政治上看，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極力維護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極力反對公有制，是資產階級統治壓迫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新自由主義推行徹底的私有制，反對公有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損害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主權，為國際壟斷資本控制、掠奪和盤剝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推行霸權掃清障礙。

 

　　三是從意識形態上看，作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是維護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對本國勞動人民以及廣大發展中家國進行剝削和壓迫的工具。

 

　　經濟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對于國際壟斷資產階級而言無疑是一柄雙刃劍。

 

　　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在一段時日內，可以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會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加劇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隨著這一矛盾的進一步加劇，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壟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圍內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等世界性難題，也將進一步趨向激化。

 

　　這些矛盾與難題，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決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進一步強化，只會使這些矛盾與難題進一步加劇。

 

　　張 莉：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隨著經濟的持續惡化，反資本主義情緒風起云涌。在美國、英國和整個歐洲大陸，公眾的反抗情緒達到了新的高點。歐洲的社會運動始于2009年春天的希臘罷工、2010年秋持續時間漫長的法國反對養老金改革運動，意大利和英國的大學生走上街頭，直到“阿拉伯之春”、“倫敦之夏”、“美國之秋”，再到“俄羅斯之冬”，反資本主義情緒席卷了全球各地，這次金融危機使歷史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有人說如果要想擺脫全球危機“就必須作出反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回應”。您怎么看這種反資本主義情緒的高漲呢？

 

　　李慎明：經濟全球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必然造成富國、富人愈來愈富，窮國、窮人愈來愈窮這一狀況的加劇。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也十分驚人。

　　就在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都是歷年最低的美國，最底層的40%的家庭擁有的財富僅占美國全部財富的區區0.2%。這就必然會造就一批又一批對于國際壟斷資本來說是“比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革命家，并進而發展壯大由先進理論武裝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隊伍。

 

　　隨著資產階級掘墓者隊伍的不斷發展壯大，資本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就是可想而知的了。今天，從西雅圖到倫敦，從科隆到東京，從馬尼拉到利馬，從漢城到魁北克，從巴塞羅那到熱那亞、紐約、卡爾加里……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及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群眾示威游行已逐步發展壯大。

 

　　張 莉：金融危機以來《資本論》在全球的銷量一路飆升，馬克思被評為21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2011年4月，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特里•伊格爾頓的新著《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在海外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爭議。馬克思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再次回歸，人們驚呼“馬克思主義復興”了。事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的錯誤性，也證明了馬克思關于資本王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滅亡理論的真理性。李副院長，您能否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來分析、鑒別和評價當前馬克思主義熱這一現象？

 

　　李慎明：大多數西方學者從技術經濟學、經濟運營學、經濟管理學或公眾心理學的角度，力圖探尋美國這場金融危機的直接或間接原因，但都無法講清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刻根源。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才能講清其根源。這也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西方重獲青睞的緣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A·薩繆爾森和威廉·D·諾德豪斯合著、頗有影響的《經濟學》，借用伊賽亞•柏林的話承認：“19世紀的思想家中沒有一個像馬克思那樣對人類產生如此直接、深思熟慮和巨大的影響”，“……同我們所概略考察過的大多數早期的理論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2008年以來，馬克思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大綱》等政治經濟學著作銷量一路激增。隨后，伊格爾頓的《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法國馬迪爾的《共產主義猜想》等成為非常暢銷的政治書籍。而馬克思的頭像被印在深陷債務的開姆尼茨的德國儲蓄銀行發行的信用卡上面，這是多么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件！

　　在全球資本主義陷入危機時，人們重新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產生了極大興趣，尤其是西方的年青一代。因為馬克思主義為他們提供了分析資本主義，尤其是像目前這種資本主義危機的工具。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更刺激了全球性反美情緒的高漲。在歐洲許多地方，甚至在美國，群眾力量強烈要求大規模的改革和政府干預，反對華爾街金融富豪對世界的統治。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工和城市社會運動的結合，隱約暗示著一種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出現，人們對馬克思的思想的重新關注也日益升溫。

 

　　近年來，國際上，特別是在發達國家的心臟，多次舉行規模盛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討論會。

 

　　比如，1996年在美國紐約舉辦有數千人參加的“社會主義再展望”國際學術會議；

　　同年在英國云集6000余人舉辦聲勢浩大的“96倫敦馬克思大會”；

　　1998年5月在巴黎召開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國際大會，有60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大會主持者說：“《共產黨宣言》不是一般的書，它不是冰，而是炭，放在鍋里能使水沸騰起來。我們為什么不讓歷史重新沸騰起來呢？”

　　法國一家大報為此發表“馬克思死了嗎？”“在全球化形勢下回歸馬克思”的社論。

　　今年，英國《衛報》發表了《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再次興起》一文。

　　近年來，巴黎和紐約又多次舉辦馬克思和社會主義大會。

　　另外，希臘共產黨發起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比利時工人黨負責組織的“國際共產黨黨員研討會”、與達沃斯經濟論壇相并列的“世界社會論壇”等等頻繁召開。

　　還有各國、各地區一年一度的國際社會主義研討會、經濟全球化論壇等。

 

　　思潮、理論復興是運動、制度復興的前提、基礎和先聲，這意味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醞釀復興之中。

 

　　張 莉：全球反對資本主義情緒高漲，馬克思的回歸和復興，是不是意味著世界左翼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又一次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契機呢？

 

　　李慎明：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家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以資本積累和剩余價值積累為動力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必然加強壟斷資產階級對勞動者階級的剝削，加劇中心對邊緣的剝削和奴役，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窮國窮人越來越窮、富國富人越來越富的現象。

 

　　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體膚不斷遭受煎熬和心靈不斷覺醒，必然引發不同國家、政治派別、種族、宗教勢力等在全球范圍內各種形式的摩擦和紛爭，新一輪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維護平等互利和共同發展，建立真正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斗爭必然蓬勃興起。

 

　　因此，這次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是世界各國人民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進一步推進世界多極化與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大好時機。各種政治思潮激蕩交鋒，反西方全球化、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潮在全球上揚，這就為社會主義思潮、理論、運動和制度在全球范圍內走出低谷并引領新的高潮創造了條件。我認為，21世紀中葉前后，極可能是全球范圍內民族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又一次復興。

 

　　但事實上，歐洲中左翼社會黨在金融危機中并沒有贏得執政權，共產黨的選票也大幅下降。目前，盡管法國社民黨在總統選舉中蠃得了執政權，但是左翼政黨僅僅停留在譴責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明顯失誤，如金融投機、緊縮導致衰退加深等，而沒有深入思考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核心——邊緣巨大的差異深入歐盟構架和“歐洲一體化”機制的程度，也沒有顯示出與歐盟包括歐元區現存的主要框架、制度決裂的決心。

 

　　激進左翼政黨所提出的改革建議不可信，更加具有虛幻特性。左翼政黨并沒有從金融危機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中得到好處。

 

　　世界左翼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面臨的挑戰，一是西方國家中左翼政黨已經新自由主義化，它們也只能對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修修補補，根本拿不出徹底改革資本主義私有制弊端的勇氣和辦法，結果導致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出現了極右翼政治思潮的復興。而這股極右翼浪潮已匯聚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不僅對左翼、而且對整個西方政壇形成了強大的沖擊。二是第三世界愈加貧窮的總趨勢在短時期內難以改變，尤其是近些年來第三世界各國間協調一致行動、互相聲援、互相支持的凝聚力已經并將繼續下降。這種凝聚力本來應是制衡和牽制西方全球化的最根本的力量。這種狀況反證了西方全球化勢頭在短時期內難以受到有力的遏制。

 

　　張 莉：2012年被國內外學者稱為“換屆年”，除了法國外，美國等多國要進行大選換屆，加劇了全球的不穩定和巨大的風險。學者們紛紛提出全球和世界進入“國家資本主義時代”、“后美國時代”、“相對大國時代”、“重新劃分的時代”、“意識形態新時代”或是未知的“陰郁時代”，您對世界格局及其走勢如何判斷？

 

　　李慎明：二戰結束以來，世界上發生了三件分外值得關注的大事：一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二是1991年的蘇聯解體及蘇東劇變；三是2008年9月從美國開始并正在向全球蔓延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這三件大事對世界格局都已產生或正在產生巨大的影響。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動蕩仍在全球急劇演進。

 

　　可以說，從現在開始直到本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個世紀的歷史極有可能會處于一種動蕩、激烈變動和跳躍的狀態。這種激烈變動發端于世界經濟，并由此必然帶來世界政治格局的新變化。

 

　　國際局勢在兩種情況下最危險：一是世界大國之間力量過分懸殊時，二是超級大國處境極端困難時。

 

　　我認為，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目前仍未見底。美國這個超級大國正面臨著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困難的時期。正因為如此，在今后一些年內，各種國際力量特別是世界上一些大國和強國，將會圍繞金融、能源、糧食與主權等根本性問題，既有合作與競爭，更有博弈和較量。世界經濟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正處在波詭云譎的劇烈變動的前夜。因此，黨的十七大報告關于“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我認為未來世界局勢有兩種可能：

　　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設法在其國內生產關系的范疇中進行各種最大程度的改良與調節，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模式經過成功調整和革新，獲得新的發展。若如是，美國經濟就會有新的強勁反彈，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將會在世界范圍內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

 

　　二是如果世界上其他大國強國應對正確，美國的經濟危機就會進一步深化，從而使美國式資本主義模式和美國世界霸主地位從根本上動搖，也必然會引發全球經濟秩序的深刻變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變動。

 

　　若如是，21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葉，政治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將會得到真正的展示和彰顯。

 

　　張 莉：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顯現嚴重危機時，世界更加關注“中國模式”和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歐盟智庫歐洲政策中心前主席坦利•科羅西克指出“金融和經濟危機加劇了權力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進程”，中國成為“當前地緣政治轉變的核心國家”。金融危機是否會使地域政治力量的對比向東方轉移？新興經濟體是否彰顯出可獨立維持經濟增長和足以影響世界秩序的能力？您是否認同這種國際政治格局的轉變？中國的國際戰略又應該如何進行調整？

 

　　李慎明：美國不會坐視金融危機侵蝕其國際地位，這就迫使美國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來挽救其單極全球霸權，必要時可以通過削弱新崛起的大國的實力來維持其霸權，特別是把政策重點放在遏制中國在太平洋的崛起上。若需要暴力出面、并采用“豪奪”戰略，這些強國就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戰爭。現在，美國政府采取制造地區局勢緊張的手段，破壞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阻止中國崛起對美國霸權構成的威脅。為了遏制中國，美國加快了重返亞太的布局。美國還積極慫恿菲律賓、越南和日本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要求問題上與中國發生爭執，甚至軍事沖突，企圖以尋找代理人的方法來牽制中國，延緩甚至破壞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我在1999年8月發表的《新世紀之初的世界格局與我國的國際戰略》中就指出“21世紀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個世紀，整個世界將極不平靜，我國周邊安全形勢有可能出現較為嚴峻的局面。”

 

　　在《2000年美國之行的觀察與思考》中，我認為中國應采取這樣的國際戰略：

 

　　一是應進一步加強對臺斗爭的軍事、法律和企業管理準備；

　　二是防止美國主導朝鮮半島的變局并將其納進遏制中國的整體安排，警惕美軍重新逼近我鴨綠江邊；

　　三是對我國“進世”要有足夠的國際“經濟戰爭”意識。

 

　　美國對我是接觸與遏制兩手，我對其也應堅持以兩手對兩手。如何使用軟、硬兩手，應審時度勢，視具體情況而定。

 

　　在碩大的國際舞臺上，我國應繼續堅持正確處理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關系，既盡量避免不必要的全面對抗，又進一步縱橫捭闔，不斷加強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以更加有效地制約美國西化、分化我國的圖謀。

 

　　其次，未來5~15年，中日關系的發展有數種可能性，建議協調我國國內各研究機構的力量，加強國際戰略的綜合研究。

 

　　總之，國際局勢仍在深刻變化之中，我們要切實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統一協調、深入研究、準確把握正在繼續變化的國際局勢，并事先制定各種預案，以備各種可能不測，在變幻莫測的國際風云中，確保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張 莉：聽您對國際金融危機、資本主義命運、世界社會主義的機遇、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和中國的國際責任等問題的深刻論述，真是受益匪淺。福山指出，美國要擺脫當前的癱瘓狀態，“不僅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而且需要改革體制規則”。由此引起我最后一個問題：您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如何改革才能走出這場嚴重的危機？您認為是否存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最佳替代方案？如果有，那是什么？

 

　　李慎明：當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仍未見底，且在深化。新一輪更大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極有可能正在醞釀與積聚。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紛紛采取了包括金融穩定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各種產業促進政策在內的一系列反危機措施，在短期內避免了更多金融機構破產倒閉，在穩定各國金融市場和全球金融體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西方國家反危機措施的缺陷和負面影響同樣是不容忽視的：

 

　　（1）金融救助和穩定政策難以有效提高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防范風險的能力，西方國家尚未有效處置巨額有毒金融衍生品及其他有毒金融資產，各國政府救市并沒有拿出有效解決金融監管問題的實質性方案；

　　（2）擴張性貨幣政策難以拉動經濟復蘇，卻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抬頭；

　　（3）擴張性財政政策作用有限，且導致巨額財政赤字。

 

　　總之，各國政府救市未能克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導致危機發生的各種具體矛盾，也就無法消除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根源和矛盾。

 

　　社會主義是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必然的內在要求和共同歸宿。

 

　　正如古巴主席卡斯特羅于1998年7月3日在哈瓦那舉行的經濟年會上所說：“惟一可以代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是‘社會主義全球化’”。

 

　　我堅信，在21世紀社會主義是另一種全球化的替代與選擇。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神話的破產、歐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和金錢操縱的民主政治的殘畸。這有助于人們對西方資產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及其資本積累方式進行深刻反思，尋找嶄新的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和道路。

 

　　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是基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是基于赤裸裸的自身利益、殘酷無情的‘現金支付’的市場體系的矛盾，也就是剝削和‘無休止積累’的體系的矛盾，可能永遠無法解決。在某個時候，在一系列的變革和結構改革中，這種基本上不穩定的體系的發展將導致一種再也不能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情況。”

 

　　目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不僅頂住了蘇東劇變的巨大沖擊，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

 

　　一是中國、古巴、越南、朝鮮、老撾等社會主義國家在蘇東劇變后頂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正在積極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是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馬克思熱”，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傳播成為當今世界國際政治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三是在一些原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力量正在重新集聚。

 

　　四是亞洲、非洲特別是拉美一些國家在飽嘗新自由主義的苦果之后，左翼政府紛紛上臺執政。

 

　　我們深知，社會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革，另一種全球化的最終替代絕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斗爭——失敗——再斗爭，高潮——低潮——更高潮，這是社會主義全球化實現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替代的必經歷程。

 

　　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無疑有著異常艱難和曲折的歷程，但可以預言，這種趨勢不可遏制。新的社會主義思潮乃至運動如頂著尚留余威的凜冽寒風，在冰封的大地上拱出了新的嫩芽。雖然極可能還有幾次“倒春寒”，社會主義的春天卻必將、必然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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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人張莉系博士后，副研究員，《國外社會科學》編輯；訪談專家，李慎明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原副書記、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原載“思想火炬”微信公號，原文刊登于《國外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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