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屠呦呦被戲稱為“三無”科學家。無博士學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歷史條件所致,落選院士則值得探究。據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幾次被提名參評院士,但均未當選。
像屠呦呦這樣做出國際認可的重大科學貢獻而落選院士的,在我國并非個案:“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統所研究員李愛珍,享譽海內外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饒毅……
這些人是因為學術水平不高、科學貢獻不大而落選院士嗎?答案顯然不是。從上述幾位“落選院士”的治學為人風格中,人們或許能得到一些啟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年到頭大部分時間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級水稻;李愛珍數十年如一日呆在實驗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為她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恐怕還不為社會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際”,還“比較直率,講真話,不會拍馬,比如在會議上、個別談話也好,她贊同的意見,馬上肯定;不贊同的話,就直言相諫,不管對方是老朋友還是領導”(屠呦呦的老同事李連達院士語,筆者注);饒毅則是出了名的“敢講話”,研究之余還在自己的博客和國內外媒體上撰文,批評中國科技體制的弊端、教授不聽講座的浮躁學風等。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四川大學副校長魏于全、中國農大原校長石元春、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楊寶峰,雖然因涉嫌學術造假而屢遭檢舉、質疑,卻依然穩坐院士的寶座;相當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業高管,順風順水地當上了院士,風光于政、學、商諸界。
作為“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兩院院士的評選無異于風向標、指揮棒,具有無可替代的引領、示范作用。其評選是否客觀、公正,不僅事關院士群體自身的尊嚴和公信力,更影響著廣大科技人員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熱情,甚至海外留學人員的來去選擇。
默默工作、不善交際、敢講真話、貢獻卓著的落選院士,涉嫌造假、擅長公關、有權有錢的卻順利當選、風光無限。兩相比照,向社會傳遞了怎樣的信號?給公眾造成了怎樣的印象?
是該檢討、改進兩院院士的評選標準、方法和程序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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