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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剛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曾在2011年9月獲得拉斯克臨床醫學獎時，在國內引發熱議。當時的獲獎理由與此次諾貝爾獎的獲獎理由相同：“因為發現青蒿素——一種用于治療瘧疾的藥物，挽救了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數百萬人的生命。”當時，人民日報“柏木釘”曾發過三篇關于屠呦呦獲獎的系列評論。如今舊作重發，或許還有意義。

【評論一】屠呦呦為什么落選院士

2011年發表于人民日報 作者：柏木釘

■ 評選是否客觀、公正，不僅事關院士群體自身的尊嚴和公信力，更影響著廣大科技人員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熱情，甚至海外留學人員的來去選擇

因為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屠呦呦被戲稱為“三無”科學家。無博士學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歷史條件所致，落選院士則值得探究。據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幾次被提名參評院士，但均未當選。

像屠呦呦這樣做出國際認可的重大科學貢獻而落選院士的，在我國并非個案：“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統所研究員李愛珍，享譽海內外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饒毅……

這些人是因為學術水平不高、科學貢獻不大而落選院士嗎？答案顯然不是。從上述幾位“落選院士”的治學為人風格中，人們或許能得到一些啟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年到頭大部分時間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級水稻；李愛珍數十年如一日呆在實驗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為她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恐怕還不為社會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際”，還“比較直率，講真話，不會拍馬，比如在會議上、個別談話也好，她贊同的意見，馬上肯定；不贊同的話，就直言相諫，不管對方是老朋友還是領導”（屠呦呦的老同事李連達院士語，筆者注）；饒毅則是出了名的“敢講話”，研究之余還在自己的博客和國內外媒體上撰文，批評中國科技體制的弊端、教授不聽講座的浮躁學風等。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四川大學副校長魏于全、中國農大原校長石元春、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楊寶峰，雖然因涉嫌學術造假而屢遭檢舉、質疑，卻依然穩坐院士的寶座；相當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業高管，順風順水地當上了院士，風光于政、學、商諸界。

作為“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兩院院士的評選無異于風向標、指揮棒，具有無可替代的引領、示范作用。其評選是否客觀、公正，不僅事關院士群體自身的尊嚴和公信力，更影響著廣大科技人員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熱情，甚至海外留學人員的來去選擇。

默默工作、不善交際、敢講真話、貢獻卓著的落選院士，涉嫌造假、擅長公關、有權有錢的卻順利當選、風光無限。兩相比照，向社會傳遞了怎樣的信號？給公眾造成了怎樣的印象？

是該檢討、改進兩院院士的評選標準、方法和程序的時候了。

【評論二】屠呦呦獲獎：一人獲獎不公平嗎

2011年發表于人民日報 作者：柏木釘

■ 科學研究不是“記工分式”的簡單勞動，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險。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創”，才能激發更多的勇者不畏艱難，向著光輝的頂點執著攀登。

前不久，拉斯克基金會把2011年度臨床醫學研究獎授予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治療瘧疾的青蒿素研究中的貢獻。這是被譽為美國諾貝爾獎的“拉斯克獎”設立65年來，首次授予中國科學家。

這一遲到的國際認可在國內引發的，除了自豪、興奮，還有不絕于耳的爭議，和值得傾聽的反思。

屠呦呦的獲獎，給中國科學界帶來的應該不僅僅是一座獎杯。透過這面多棱鏡，探討分析其折射出來的現象與問題，對于推動我國的科技事業更好更快地發展，不無裨益。

“不能把團隊的成果歸于一個人”；“把獎頒給她一個人，對項目的其他參與者不公平”……自屠呦呦獲得拉斯克獎以來，類似的言論就不絕于耳。

我們不妨對青蒿素研究的歷史稍作梳理——

1967年5月23日，中國政府啟動“523項目”，旨在找到克服抗藥性的新型抗瘧藥物。科研人員篩選了4萬多種抗瘧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藥，但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結果。1969年1月，年輕的實習研究員屠呦呦，以組長的身份加入該項目。經過200多種中藥的380多個提取物篩選，該小組最后把焦點鎖定在青蒿上。受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治寒熱諸瘧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啟發，屠呦呦改用沸點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素。1971年10月4日，她成功得到了青蒿中性提取物“191號樣品”，該樣品對鼠瘧、猴瘧瘧原蟲的抑制率為100%。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開的抗瘧藥內部會議上首次公開報告的全部內容，引起參會人員的極大興奮。在這一研究成果的啟示、鼓舞下，云南藥物所的羅澤淵與山東中醫藥研究所的魏振興，也分別提取到含量更高的青蒿素。在此后的臨床應用、結構測定和新藥研發中，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李國橋、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周維善、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的李英等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難看出，長達10多年的青蒿素研究的確是協作攻關的集體結晶。故此，屠呦呦在獲獎感言中一再表示：“我想這個榮譽不僅僅屬于我個人，也屬于我們中國科學家群體，” “榮譽也不是我個人的，還有我的團隊，還有全國的同志們”。

拉斯克評獎委員會之所以把獎杯頒給屠呦呦，所依據的是三個“第一”：第一個把青蒿素帶到523項目組，第一個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個做了臨床實驗。

以“第一”論英雄，也是其他國際科學獎項所遵循的共同原則。在歷屆諾貝爾科學獎中，就不乏這樣的例子：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提出“測定生物大分子質量原始思想”的日本科學家田中耕一，比他晚一兩個月發明更有效的測定方法的德國化學家米夏埃爾•卡拉斯和弗倫茨•希倫坎普只好望洋興嘆；200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首次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兩位法國科學家西諾西和蒙塔尼，另一位為“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貢獻的美國科學家蓋洛則名落孫山；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頒給了光纖通信的發明者高錕，而不是后來突破光纖工藝、實現產業化的美國康寧公司與日本仙臺大學的學者……

以“第一”論英雄，并不是推崇“個人主義”、否定其他參與者的功勞，而是旨在強調第一發現者在科學研究中獨一無二的貢獻。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個發現者或發明人開啟了希望的大門，為后來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徑，其地位和作用無可替代。試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發現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結構測定和藥物改良就無從談起，“東方神藥”不知何時才能誕生。

科學研究不是“記工分式”的簡單勞動，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險。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創”，才能激發更多的勇者不畏艱難，向著光輝的頂點執著攀登。如果在科技獎勵中采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義，不僅不公，而且有害：這樣做不僅消解了第一發現者或發明人的價值，也會打擊他們的創新積極性，阻礙重大原創成果的產生。

【評論三】屠呦呦：三流條件何以創造一流成果

2011年發表于人民日報 作者：柏木釘

■ 科技界的浮躁現象之所以難以改變，現行的科技管理體制難辭其咎。

“在人類的藥物史上，我們如此慶祝一項能緩解數億人疼痛和壓力、并挽救上百個國家數百萬人生命的發現的機會并不常有”——在2011年拉斯克獎頒獎典禮上，斯坦福大學教授露西•夏皮羅以這樣的表述，高度評價青蒿素的發現。

讓國際同行感到震驚的是，這一“20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醫學創舉”，卻是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完成的。正如2002年美國《遠東經濟評論》雜志在《中國革命性的醫學發現：青蒿素攻克瘧疾》一文中所說的那樣：“真正讓外國同行們刮目相看的是，中國研究人員在進行高尖端的科學實驗時，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國家早就棄之不用的落后儀器。”

據屠呦呦介紹，當年是“要什么沒什么，只能買來7個大缸，在幾間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煉”。就是在這樣異常落后、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屠呦呦等年輕的科研人員懷著“為國家做貢獻”的激情與夢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歷經無數次失敗，終于研制出挽救了數億瘧疾患者的“東方神藥”，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一位年輕的科研人員在網上留言：向屠呦呦等老一輩科學家致敬！現在的科研條件比以前好多了，可怎么就難得做出世界級的領先成果呢？

他給出的答案是：我們這個年代的科學家大多數都太浮躁了，往往不能靜下心來挖掘原創的成果。

這話可謂一語中的。前不久在第五屆973計劃專家顧問組成立大會上，榮譽組長周光召坦言：我現在特別憂慮的就是急于求成的浮躁狀態。有的弄虛作假，有的為追求論文數量而不管質量、效果，結果就是只跟著別人走。由于急于求成、過于浮躁，雖然我國發表的科研論文數量連年遞增，跟蹤的速度越來越快，但就是缺乏能開辟新領域的重大原創成果。

科技界的浮躁現象之所以難以改變，現行的科技管理體制難辭其咎。比如，科研項目政出多門、申請程序過于復雜繁瑣、評估考核過于頻繁，導致科研人員把大量精力耗費在申請項目、應付檢查上；在考評機制上過分看重論文數量，許多單位還把論文與獎金、晉升等掛鉤，致使科研人員只求數量不顧質量，甚至不惜造假。難怪許多科研人員呼吁：盡快改革科技管理體制，給科研騰出一片凈土，鼓勵年輕人安安心心地做科學！

在期待體制盡快改善、環境及早凈化的同時，科研人員也應自勵自省，多向屠呦呦等老一輩科學家學習，能抵得住誘惑，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潛心研究、攻堅克難。畢竟，現在的科研條件比當年好了許多；而體制的改革、環境的完善尚需時日。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非寧靜無以致遠，非淡泊無以明志。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曾就青蒿素的研究歷史進行深入調查，他的這段話意味深長：青蒿素的科學史在今天最大的啟示是“扎實做事”。發現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過認真的工作，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做出了杰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