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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像二胡琴盒那樣的一只精美的樟木匣子，紅布裹著的一柄修長的硬物靜靜地臥在橙色的綢緞中；再一層層掀開紅布，一把兩指寬，近一米長的指揮刀，驀然出現在眾人眼前。刀呈弧形，作為刀的部分從由銅條環護的龍頭刀柄處伸出，長長的像一條帶魚那樣微微翹起來。刀身是黑的，不是人為涂上去的黑，而是被漸漸生長出來的銹覆蓋了原有的光芒。換個角度說，那斑斑銹跡，是南方慢慢的，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在刀身和刀刃上凝固的漫長、潮濕而又沉寂的時間。

        漫山遍野盛開紅杜鵑的五月，上述畫面出現在湖南沅陵縣人民政府特地為我舉行的捐贈儀式上。未幾，縣委欽代壽書記小心翼翼地捧起這把刀，鄭重地交給我。大廳里響起熱烈的掌聲，像一陣暴風雨穿過悠長的時光。我有點迷離，又有點暈眩。但我知道我不會倒下，因為此時此刻我正被突然降臨的一陣巨大驚喜輕輕托舉著；因為此時此刻，我成了一個幸福的人；還因為此時此刻，我從祖國的首都北京回到父輩的故鄉，代表湘西的一族血脈，在承受歷史授予我的榮耀。

一把典型的龍頭柄清末新軍佩刀，我覺得好像在哪兒見過。在記憶里反復搜索，感到應該在童年或長大后收集到的父親的某張照片中。進一步想，童年雖有可能，但不會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因為那時我來到這個世界尚未足月，除了本能地感到饑餓，對萬事萬物沒有任何感覺。剩下的，就是父親的某張老照片了。沒錯，這不會有疑問，在不知是父親自己保存，還是來自敵人的檔案，抑或由圖書館的報刊資料保存下來的幾張老照片中，確有一張他穿著上衣和帽子垂著許多穗穗的軍服，穩穩地坐在那里，雙手扶著這樣的一把指揮刀。

我捧過刀仔細打量起來，縣委欽書記和縣人大常委會張主任從兩邊靠過來，一人托著刀柄，一人托著刀尖，輪番告訴我：此刀長90.5厘米，寬12.8厘米。重1.42公斤。刀身為青銅加鋼鍛造。據考證，系1925年2月16日我父親賀龍就任建國川軍第一師師長的佩刀。由于流落民間八十二年了，與我年紀相當；而且有很長時間埋藏在地下，因而外面為鐵皮內里為樟木的刀鞘被朽蝕了大半，只剩下刀柄一端約尺把長的一截。所幸這截殘存的刀鞘，并未被鐵銹和埋藏時沾上的泥巴粘連，還能拔下來。一聞，一股濃郁的樟木香味撲鼻而來。讓人驚嘆的是，流落民間八十多年的這把刀，雖然從未磨過，因斑斑銹跡使刀身顯得烏黑發暗，但刀尖和刀刃還非常鋒利，頎長的刀刃星星點點地閃爍昨日的光芒。握在手里輕輕一揮，依然聽得見嗡嗡鳴嚶。

我用比父親小一圈的手握住刀的龍頭柄，仍握不過來。我想到它曾在十年漫長的日子里與父親形影不離，龍頭柄的紋理已被他那只粗大的手磨得光溜溜的。他手上的油和汗為長年把握的刀柄像鍍鉻般地鍍上一層透明的保護層，這就是文物家們所說的包漿了。這是整把刀唯一沒有生銹的地方，握在手里，仿佛還能觸摸到父親手里的余溫。

       我父親出任建國川軍第一師師長后跟隨他十年的這把指揮刀，為什么會流落在沅陵？想想八十多年前的沅陵發生了什么事情，或我父親與沅陵在八十多年前有著怎樣的淵源和交集，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歷史記載，八十多年前沅陵發生的最大一件事，莫過于我父親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長征在此過境了。那是1935年11月19日，浩浩蕩蕩的紅二、六軍團從父親的故鄉桑植劉家坪出發。21日，兩路行進的紅軍分別從洞庭溪、小宴溪等處渡過沅水。其中紅二軍團經高坪、水田、善溪到達橋梓坪；紅六軍團從葡萄溪經毛埡到達橋梓坪。這里就是沅陵的屬地了，過去叫橋梓坪，現在叫清浪鄉。22日，部隊在此舉行了一個簡短的歡慶儀式，慶祝順利渡過沅水，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線。

       新中國成立后聽父母和好幾個叔叔說過，國民黨軍發現紅軍的進軍意圖后，在沅水兩岸布下重兵。當紅軍奪取渡口過河時，派來的幾架飛機狂轟濫炸。當時，我母親蹇先任把剛生下來二十天的我放在由一匹小騾馬馱著的搖籃里，跟隨紅二軍團衛生部前進，敵機扔下的炸彈把小騾馬驚得兩蹄騰空，差點把我從搖籃里拋出來。我母親死死拽住小騾馬的韁繩但怎么也拽不住，這時紅二軍團衛生部長賀彪叔叔撐一只木船從對岸趕過來，救了我們母女兩條命。

1935年11月21日，我父親帶領軍團指揮部威武雄壯的幾十號人住進陳家后，陳定祥經歷了從戰戰兢兢，到笑臉相迎；又從笑臉相迎，到心悅誠服的過程。剛開始，他看見我父親一個命令，就能把魚肉百姓無惡不作的惡霸殺了，嚇得驚魂未定，走路腳都發軟；后來，看見紅軍打開地主老財家的糧倉，一袋袋往貧苦人家送，便信了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他們流血流汗，是為人民打江山。還有，他們的官兵穿著土布土衣，從前跟自己一樣，也是普普通通的農民。尤其看到我母親還是個產婦，生下我沒有滿月，就背著我跋山涉水，餐風宿露，和大家穿一樣的單衣，吃一樣的糙米。她因沒有奶水，我常常餓得哇哇大哭，有時通宵達旦也止不住。

在我們湖南鄉間，對坐月子的女人是要格外照顧的，再窮的人家也要把僅有的一口留給她；還不能讓產婦吹風、下水、生氣，做任何體力活，以免累著餓著，虧欠了身體，留下終身疾病。就因為想到這些，他千方百計找來一只下蛋的老母雞，燉了，送給我母親下奶。我父親知道，送一只燉湯的老母雞沒什么了不得，但對老實巴交的房東來說，是他能想到和做到的最大一件事。因此，我父親給他一筆錢，但他無論如何不收，最后便想到了送他那把刀。我父親對他說，老陳，你要好好收著這把刀，紅軍會回來的。

這個故事留有強烈的懸念，但未免簡單，俗套，不怎么令人信服。可我是相信的，因為時間、地點、事件，包括我父母和我在內的幾個人物，都是真實的，找不出一點漏洞。唯一不能說服今天這些讀者的，是一只燉湯的母雞與伴隨我父親十年的那把指揮刀，構不成互相贈予的分量和理由。我要指出的是，就我父親在這十年中從一個清末將領成為紅軍領袖的過程來說，這把刀當時既是他的愛物，也成了他的負擔。因為在他出任建國川軍第一師師長的第二年，也即1926年，他就回師銅仁，以國民革命軍的名義揮師北伐。

1927年北伐打到河南開封，因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叛變革命，他帶領擴編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轉戰江西，作為總指揮發動了共產黨人領導下的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部隊在南下途中被打散后，他經香港，只身前往黨中央所在地上海，然后與周逸群、盧冬生等人經洪湖回到故鄉桑植，發起年關暴動，重新拉起一支隊伍。也就是說，作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征，這把清末新軍的佩刀對我父親而言，已經屬于另一個時代了。以至在我父親發動南昌起義和回湘西組建紅軍的年代，它很可能寄存在什么地方，或請某位熟人或朋友代為保管。而紅軍長征是一次戰略轉移，一次大搬家，自然把能帶的東西都帶上。然而，當我父親率領紅二、六軍團這樣一支龐大的隊伍，還有我父親的賀家宗親和蹇家十幾個親人上路時，很快就發現帶著舊軍隊的這把指揮刀，是一件不合時宜的事情。畢竟這是一件只能用于格斗的冷兵器，像我父親這樣大軍團級別的指揮員，用這樣的武器戰斗或者防身，都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了。所以，在紅軍長征渡過沅水，準備從橋梓坪繼續上路時，他把這把刀贈給房東陳定祥，作為對我母親體貼入微的一種報答，是合情合理的。何況，我父親還對陳定祥說了，紅軍會回來的。其潛臺詞是，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而你給我夫人燉了一只下奶的老母雞，死不收錢，那么我把這把刀贈給你，等哪一天我們凱旋，再一碼歸一碼，親兄弟明算賬。

1935年11月24日，紅二、六軍團兵分三路離開橋梓坪，向云貴高原移動。右路由我父親賀龍率領，經半溪、大莊坪、馱子口、茶溪坪，往沅陵縣城方向直插辰溪；中路由任弼時率領，經茅坪、楠木鋪、芙蓉關、馬底驛，沿怡溪而上，進入溆浦；左路由蕭克、王震率領，取道金子溪、辰州坪、官莊，越過湘黔公路，進入安化。

       紅軍走了，黑暗勢力卷土重來，陳定祥挖地三尺，把我父親贈給他的這把指揮刀，悄悄地埋了起來。他不敢向任何人走漏風聲，更不敢示人。因為他家作為賀龍的指揮部是路人皆知的，這對敵人來說本來就是一大罪過，如果再讓人知道賀龍還贈給他一把清末新軍的指揮刀，不僅會招來殺身之禍，還將遭到強盜、歹徒和三教九流的惦記和騷擾。藏到新中國成立，我父親當了共和國的元帥，一家喜出望外，這才把刀挖出來，視為傳家寶。每當老人過世，都要鄭重地交給下一代：這是賀龍賀元帥贈給我們陳家的無價之寶，要一代代傳下去，家里再困難，再窮，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如此，經過一個家族八十多年的傳承，最后傳到了地名改為清浪鄉八方村的陳家第五代孫陳飛的手里。

　　2015年10月22日，紅軍長征八十周年紀念日來臨，縣里有關部門在對紅軍長征路線的調查核實中，來到清浪鄉八方村黨支部負責人陳飛家。得知縣里干部的來意，雖是一個普通農民，但具有相當政治覺悟的基層黨組織負責人陳飛試探說，“不知你們信不信，當年我家就是賀龍的司令部，有賀龍元帥贈給我太公陳定祥的一把指揮刀為證。”縣里的干部嚇了一跳，說，真的？不妨拿出來看看。一見陳飛捧出銹跡斑斑、尋常人家根本不可能有的實物，大家眼睛都瞪圓了。陳飛接著說，他太公（太爺爺）陳定祥和老公（老爺爺），新中國成立前就去世了，他沒見過。但他出生時，公（爺爺）陳延相還在，常給他講祖上傳下來的賀龍指揮刀的故事。后來，他在玩耍中無意看到了這把刀，爸爸陳萬祥叮囑他，崽啊，莫亂動喲，這是賀龍元帥當年作為禮物送給你太公的。2012年7月，父親身患癌癥，無錢醫治，有親戚暗示把這把刀賣了，但父親死不松口。臨終前，他像上輩人那樣鄭重交代兒子，要把賀龍元帥的這把指揮刀收藏好，一代代傳下去。

       縣史志辦和文物部門經過廣泛調查和詢問有關專家，覺得這把刀的來龍去脈清晰，傳承有序，認定就是我父親賀龍1925年出任建國川軍第一師師長佩帶過的那把指揮刀，提出征為革命文物。陳飛慷慨應允，說他家五代人珍藏這把刀，就是出于對紅軍和賀龍元帥的崇敬之情。把刀捐給政府，讓更多的人領會革命的艱辛、革命前輩的舍身忘我、革命事業的代代相傳，是他們陳家的幸運，也是這把刀的幸運。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他作為太公陳定祥的后代，希望縣里有機會的時候，幫助他見到賀龍元帥的后人，當面陳述這把刀的最后歸宿。

　　沅陵縣人民政府征集到我父親的這把指揮刀后，請縣里手藝最好的藝人配上精致的樟木匣子，決定轉贈于我。理由是，我就是元帥夫婦當年帶著去長征的那個孩子，雖然當時尚未滿月，還在母親的懷里嗷嗷待哺，但如今是唯一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了，這算得上物歸原主。

       2017年5月下旬，我從北京飛到張家界，先到我母親的故鄉慈利祭奠我兩個為革命犧牲的舅舅，然后被接到沅陵縣里，出席他們專門為我召開的捐贈儀式。幸運的是，在捐贈儀式上，我終于見到了同樣被縣里接來并等候在捐贈大廳的陳家第五代傳人陳飛。兩人相見那一刻，都熱淚盈眶，我把二十六歲的陳飛緊緊擁在懷里說：“孩子，我衷心感謝你們一家，衷心感謝沅陵人民！”

　　因不便帶上飛機，當我回到北京一周，沅陵由分管文化的一位領導同志親自押車，驅車十九個小時，將父親當年的指揮刀送到我北京的家里。客人們剛離開，我立刻把刀恭恭敬敬地供在父親的遺像前。我對父親喃喃說，這是您佩帶過但離開您整整八十二年的指揮刀，您還記得嗎？

末了，我想說，沅陵政府代表沅陵人民的誠摯心意，將我父親的這把刀贈給我，可我怎么承受得起？怎么有資格收藏它呢？我暫時把它供在父親的遺像前，讓他多享受幾天與這把刀重逢的驚喜和快樂。但是，我知道它最好的去處，是陳列在國家的某個博物館里。因此，我向沅陵政府表示，我將選一個適當的時候，一個適當的博物館，把它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