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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拉斯克基金會把2011年度臨床醫學研究獎授予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治療瘧疾的青蒿素研究中的貢獻。這是被譽為美國諾貝爾獎的“拉斯克獎”設立65年來，首次授予中國科學家。

這一遲到的國際認可在國內引發的，除了自豪、興奮，還有不絕于耳的爭議，和值得傾聽的反思。

屠呦呦的獲獎，給中國科學界帶來的應該不僅僅是一座獎杯。透過這面多棱鏡，探討分析其折射出來的現象與問題，對于推動我國的科技事業更好更快地發展，不無裨益。

“不能把團隊的成果歸于一個人”；“把獎頒給她一個人，對項目的其他參與者不公平”……自屠呦呦獲得拉斯克獎以來，類似的言論就不絕于耳。

我們不妨對青蒿素研究的歷史稍作梳理——

1967年5月23日，中國政府啟動“523項目”，旨在找到克服抗藥性的新型抗瘧藥物。科研人員篩選了4萬多種抗瘧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藥，但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結果。1969年1月，年輕的實習研究員屠呦呦，以組長的身份加入該項目。經過200多種中藥的380多個提取物篩選，該小組最后把焦點鎖定在青蒿上。受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治寒熱諸瘧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啟發，屠呦呦改用沸點較低的乙醚提取青蒿素。1971年10月4日，她成功得到了青蒿中性提取物“191號樣品”，該樣品對鼠瘧、猴瘧瘧原蟲的抑制率為100%。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開的抗瘧藥內部會議上首次公開報告的全部內容，引起參會人員的極大興奮。在這一研究成果的啟示、鼓舞下，云南藥物所的羅澤淵與山東中醫藥研究所的魏振興，也分別提取到含量更高的青蒿素。在此后的臨床應用、結構測定和新藥研發中，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李國橋、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周維善、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的李英等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難看出，長達10多年的青蒿素研究的確是協作攻關的集體結晶。故此，屠呦呦在獲獎感言中一再表示：“我想這個榮譽不僅僅屬于我個人，也屬于我們中國科學家群體，” “榮譽也不是我個人的，還有我的團隊，還有全國的同志們”。

拉斯克評獎委員會之所以把獎杯頒給屠呦呦，所依據的是三個“第一”：第一個把青蒿素帶到523項目組，第一個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個做了臨床實驗。

以“第一”論英雄，也是其他國際科學獎項所遵循的共同原則。在歷屆諾貝爾科學獎中，就不乏這樣的例子：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提出“測定生物大分子質量原始思想”的日本科學家田中耕一，比他晚一兩個月發明更有效的測定方法的德國化學家米夏埃爾·卡拉斯和弗倫茨·希倫坎普只好望洋興嘆；200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首次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兩位法國科學家西諾西和蒙塔尼，另一位為“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貢獻的美國科學家蓋洛則名落孫山；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頒給了光纖通信的發明者高錕，而不是后來突破光纖工藝、實現產業化的美國康寧公司與日本仙臺大學的學者……

以“第一”論英雄，并不是推崇“個人主義”、否定其他參與者的功勞，而是旨在強調第一發現者在科學研究中獨一無二的貢獻。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個發現者或發明人開啟了希望的大門，為后來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徑，其地位和作用無可替代。試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發現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結構測定和藥物改良就無從談起，“東方神藥”不知何時才能誕生。

科學研究不是“記工分式”的簡單勞動，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險。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創”，才能激發更多的勇者不畏艱難，向著光輝的頂點執著攀登。如果在科技獎勵中采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義，不僅不公，而且有害：這樣做不僅消解了第一發現者或發明人的價值，也會打擊他們的創新積極性，阻礙重大原創成果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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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論英雄，并不是推崇“個人主義”、否定其他參與者的功勞，而是旨在強調第一發現者在科學研究中獨一無二的貢獻。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個發現者或發明人開啟了希望的大門，為后來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徑，其地位和作用無可替代。試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發現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結構測定和藥物改良就無從談起，“東方神藥”不知何時才能誕生。

科學研究不是“記工分式”的簡單勞動，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險。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創”，才能激發更多的勇者不畏艱難，向著光輝的頂點執著攀登。如果在科技獎勵中采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義，不僅不公，而且有害：這樣做不僅消解了第一發現者或發明人的價值，也會打擊他們的創新積極性，阻礙重大原創成果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