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毛澤東主席“人民管理權”思想的提出與實踐
點擊：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3-20 10:31:38
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
昨天，我在《從毛澤東的遺產中尋找打開未來的鑰匙——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札記》一文中寫到——
在毛澤東主席看來，選舉權固然十分重要，但參與管理的權利才是最重要的民主權利，因為管理權是一切國家權力中最重要的權力。管理權掌握在誰的手里，才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程度的最主要標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重新定義了民主，他提出人民“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等的權利。
許多朋友對這一觀點很感興趣，希望我能談的更詳細一點，我今天就再寫一篇。
毛澤東主席以“人民管理權”為內核的民主思想的演進，經歷了一個過程。
1945年7月初，毛澤東主席在延安窯洞中，問從國統區來訪的黃炎培有什么感想。黃炎培說，他六十多年耳聞目睹，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對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點頭稱是：“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這個“窯洞對”的故事，近年來被引用的比率相當高。有些人想以此提醒執政黨履行歷史承諾，也有人想以此來證明毛澤東自食前言，甚至干脆就是大言欺世。但事實上，毛澤東對這個承諾是相當認真的，并且始終在以極大的努力尋找他所說的“民主新路”，可謂矢志不移，九死無悔。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席探尋“民主新路”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發動“政治運動”，動員幾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因此對政治冷感麻木的民眾“人人起來監督”。今天由于輿論長期的妖魔化，政治運動似乎成了“瘋狂”的代名詞。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的，歷史的真相是：“政治運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人民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這兩個基本的民主功能，這可以解釋新中國前三十年，干部隊伍為什么基本是廉潔的，為什么沒有出現尾大不掉的“壟斷性利益集團”。
從邏輯上說，政治運動的合法性與一黨執政的合法性應該是同時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為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精英對精英的橫向監督變得不再可能，因此，只有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開辟人民群眾對精英進行縱向監督的渠道，才能防止執政精英的變質和腐敗。
毛澤東主席探尋民主新路的努力，也得到了“窯洞對”另一方黃炎培的認同。1952年8月4日，黃炎培出席毛澤東主持的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當天晚餐后毛澤東向各個黨派征求意見，黃表示：“三五反勝利結果，證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復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歷史傳統的興亡反復的周期率是正確的。”這一年，黃炎培已74歲，親身經歷了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新中國的政治制度的變化，他的話當是肺腑之言。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為什么沒有立即實行西方式的選舉民主？這里就必須要指出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同了。以歐洲為例，資產階級在開始自己的革命之前，已經在封建國家的外殼里羽翼豐滿，他們掌控了經濟，也開始控制傳媒和教育，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因此，待到他們推翻了貴族，驅逐了國王之后，就可以搞選舉式民主了——在他們占盡優勢，牢牢掌握文化領導權的背景下，選舉不僅不會使他們失去政權，而且還會使他們的政權獲得更大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盡管如此，他們一開始還要用財產、教育程度等對投票權進行諸多限制。
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以中國革命為例，革命勝利時，人民／無產階級僅僅奪取了政權，資產階級／舊的社會精英還掌控著經濟、教育、文化以及上層建筑等，新中國還處于帝國主義的包圍與封鎖當中，在這種情況下開放選舉，實際上等于把犧牲了幾千萬烈士才奪取的人民政權拱手相讓。
關鍵的問題不在于選舉，而在于在什么條件下選舉。
新中國成立后，最迫切的任務是把軍事、政治的勝利轉化為經濟、文化上的勝利，繼續推進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使人民——其主體是工農兵——能夠成為真正進行統治的統治階級，在這一目標達到之前，開放選舉就是一種“左派幼稚病”。而完成這一任務，甚至比建立新中國更困難，所以毛主席才會說“奪取全國的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毛澤東主席關于人民管理權的思想，形成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經歷了廬山會議上關于大躍進的爭論之后，毛澤東曾專門抽時間帶著幾個“秀才”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后來由“秀才”之一的鄧力群出版了一本《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
根據“批注與談話”記載，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第23章，講到1936年蘇聯新憲法時，論述了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包括“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毛澤東在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
“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并發表議論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從“窯洞對”到“批注與談話”，我們發現毛澤東主席對民主的理解有了重大變化，他已經不再單純地滿足于“人民監督政府”了，也不再籠統地談論“人人起來負責”了，而是要把“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作為民主的主要內涵——由充分實現了主體性的勞動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國家——只有這樣，才算真正實現了人民民主。
毛澤東主席在大躍進遭遇挫折后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是大有深意的。大躍進為什么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干部隊伍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問題，那么，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之后為什么還會出現這種現象？很明顯，是干部為了追求自己的政績而犧牲了人民的利益。解決這些問題，對干部進行教育、整風等都是必要的，但如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呢?
毛澤東主席的答案是：必須真正落實人民 “最大的權利”，即管理國家的權利。管理權是一切國家權力中最重要的權力，甚至所有權有時候都會受制于管理權。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民受到權力和資本的雙重統治，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資本對人的統治消失了，但是權力對人的支配還存在，所以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要在解決了資本對人的支配之后，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以實現最徹底的解放，將傳統的由權力主導的國家社會主義，升級為人民社會主義。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在山上又有過一次關于民主問題的重要談話，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廳長的王卓超后來回憶道：
“記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山精神是什么。我們回答說艱苦奮斗。他笑了，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斗只是一個方向，只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制度方向想。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此時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澤東主席重上井岡山不是單純的懷舊，其本身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動。這段談話表明，毛澤東正在考慮“全國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實現的“有效的方式”等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像“士兵委員會”這樣的可以對“黨支部”進行監督和制衡，并參與連隊管理的群眾組織，將成為中國實行民主的一個主要方式。從這些批注和談話中流露出的思想，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點文革時毛澤東所采取的一些重大舉措的端倪了。
1967年1月，在文革高潮中，上海爆發“一月革命”，由群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一切權力，組織了一個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權機構，并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幾天后在毛主席的建議下，改名為“革命委員會”。在文革中，全國各級政權，從省一級到工廠、學校的政權機構全都建立了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主席在聽到上海奪權成功的消息后，曾經高興的說：“這樣好，以前是解放軍解放人民，現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解放軍從旁協助。”毛澤東為什么如此重視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因為，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才能從一開始就把管理權掌握在自己手里，避免管理權的異化和腐敗，出現“修正主義”。
革命委員會實行一元化領導方式，采用“三結合”方式組成，即包括能夠正確對待文革的“革命領導干部”，群眾組織代表，和部隊軍代表組成。在這種機構中，干部由于熟悉業務，一般負責日常業務，群眾組織代表掌管大政方針，并維護群眾利益。
“革命委員會”可以說是毛澤東主席在“批注與談話”中談到的“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的具體化，這一組織形式使得各級政權和管理機構中，都有來人民群眾的新鮮血液，人民群眾也開始通過這種形式直接行使對國家、企業、文化機構等的管理權。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陳永貴、吳桂賢這些來自基層的工農干部。為了防止這些人再次脫離群眾，蛻變為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的官僚精英，毛澤東還根據陳永貴的經驗，專門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則，即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到基層搞調查研究，這套制度保證了中央最高層和人民群眾具有直接的血肉聯系，使任何違背人民群眾利益的方案都很難通過。
在當時，群眾行使國家管理權的基本依托是各類群眾組織，這些群眾組織的雛形則是井岡山時期的“士兵委員會”，如果假以時日，它定能成長人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發育自身的政治主體性、訓練政治參與能力的主要組織形式，并成為人民群眾監督官員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對一切事務管理權”的主要平臺，它將使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二字名至實歸，為創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小政府，大社會”國家創造條件。
與此同時，在工廠里，工人群眾依據“鞍鋼憲法”參與對工廠和企業的管理；在部隊里，戰士依托“革命軍人委員會”，遵循“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原則參與對連隊的管理。一個實行新型民主——主要形式為人民直接行使管理國家和一切事務的權利——的人民共和國，如初升的太陽一樣冉冉升起在世界的東方！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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