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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亭友：防止虛無蘇共和蘇聯(lián)歷史的思潮在我國泛濫

點擊：作者：汪亭友來源：環(huán)球視野發(fā)布時間:2017-11-09 10: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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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100周年。在學術期刊和互聯(lián)網上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批紀念文章，有的大學或研究機構還舉辦了紀念性的研討會，圍繞十月革命的話題也多了起來。十月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重大事件，同中國革命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中國又是當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紀念這一偉大的事件以及領導這一事件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厘清這一事件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及其時代價值，澄清有關的疑問，顯然是必要的。有鑒于此，結合網絡上流傳的錯誤觀點以及學術界的研究動向，筆者以為，有以下幾種情況需要警惕和關注。

　　一、傳播列寧是“德皇間諜”等丑化革命領袖的謠言

　　一段時間以來，中文互聯(lián)網上丑化列寧最為集中也流傳最廣的，莫過于散布列寧是“德皇間諜”的謠言。打開百度搜索，以此為內容的文章、帖子有上萬條。2017年5月17 日署名聚議堂的文章《誰也逃不過歷史的審判——俄將對列寧、斯大林提出起訴》（以下簡稱“審判”），歷數(shù)了列寧所謂“罪狀”，如“‘十月革命’非革命”“殘殺沙皇一家”“出賣俄國利益給德國”“私生活糜爛”等，惡毒攻擊列寧和十月革命達到令人發(fā)指的程度。文章還公開說“‘十月革命’是德國支持下的叛國、暴亂與政變”，說當時流亡在瑞士的列寧受到“德皇威廉二世金錢等的支持”［1］。至于德皇為什么要資助列寧，資助了多少，雙方有沒有協(xié)議，此文語焉不詳。其實該文不過是撿拾別人牙慧、重復早被粉碎了的謠言而已。

　　污蔑列寧是“德皇間諜”，說“十月革命是列寧奉了德國總參謀部的指令行事”，此種謊言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一爆發(fā)，沙皇俄國的保安機關就開始誹謗布爾什維克，說布爾什維克主張“變帝國主義戰(zhàn)爭為國內戰(zhàn)爭”，宣傳“使沙皇政府在戰(zhàn)爭中失敗”是叛國行為，是為德國效勞。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后，由于布爾什維克黨采取了在俄國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資產階級的以及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報刊，便利用列寧等一批布爾什維克取道德國返回俄國這件事，掀起了對布爾什維克的誹謗運動。六月事變、特別是七月事變后，鑒于布爾什維克在工人、士兵群眾中的影響日益增強，反革命勢力在反間諜機關的幫助下炮制了所謂列寧和德國總參謀部有聯(lián)系的案件，并決定由第二屆國家杜馬代表、頭號誹謗家和陰謀家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和民意黨人瓦·謝·潘克拉托夫在報上進行這一明顯系虛構的指控。7月5日（公歷18日），烏曼斯基編輯和出版的黑幫報紙《現(xiàn)代言論報》首先刊登了由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署名的聲明。第二天，這一聲明也出現(xiàn)在其他報紙上，臨時政府也隨即發(fā)出逮捕列寧的命令。列寧對這種誹謗性指控極為憤慨，他起初傾向于出庭應訴，揭露對他和布爾什維克黨的誹謗，但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經過幾次討論，考慮列寧的安全和全黨的大局，決定不同意列寧出庭，并安排他匿居芬蘭邊境指導十月革命。

　　有關“布爾什維克被德國黃金收買”的支柱性論據，就是所謂的“西遜文件”。1918年，美國外交人員艾德加·西遜在彼得格勒以2.5萬美元得到一些文件，然后在華盛頓將這些文件公布，內容包括所謂德國總參謀部資助布爾什維克的情報，以及德國方面對自己所謂的“代理人”布爾什維克下達的指示。但經過研究，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索博列夫、斯塔爾采夫，甚至連著名反蘇、反共的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在1956年都認定，這份文件從頭到尾都是偽造的，“是赤裸裸的欺騙”［2］。比如一些本應來自德國間諜機構的文件，卻是俄國舊式打印機打印出來的。

　　謠言重新泛濫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當時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公然聲稱：“十月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的行動。列寧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萬金馬克，以進行破壞活動。”［2］蘇聯(lián)解體后，2009 年在俄羅斯出版由祖波夫主編的《20世紀俄國史》（以下簡稱“史書”）繼續(xù)沿用這一論調，把列寧描繪成“德國威廉皇帝的秘密代理人”，“接受了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俄國政府的活動”，十月革命“這個計劃得到德皇和德國總參謀部的‘堅決支持’”，“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列寧從瑞士取道德國返回俄國，德國照準放行”。德國總參謀部的報告稱：“列寧順利回到俄國，他干得的確如我們所愿。”這些結論僅根據“一些學者據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說這些解密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3］。

　　2007年底德國《明鏡》周刊第50期發(fā)表了以《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買的革命》為正副標題的文章，該刊聲明是組織了六位專業(yè)作者撰寫的。這篇文章以披露所謂歷史真相為名，以解密的德文檔案為根據，認為列寧與德皇有勾結，通過德皇的授意和安排，獲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資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這一觀點成為上述“史書”的主要來源。不過，《明鏡》周刊的文章明確說，德國外交部資助俄國革命的支出是2600萬金馬克，而不是“史書”所說的5000萬金馬克。

　　據“史書”撰寫者之一潘佐夫說，“史書”原定由索爾仁尼琴（蘇聯(lián)時期以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著稱，曾獲得過西方頒給的諾貝爾文學獎）牽頭組織編寫，但因索氏年老體衰，便推薦了祖波夫擔任主編。索還指導并審閱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僅從潘佐夫的這一點說明就可以看出，“史書”的編寫者不可能做到客觀公正地描述20世紀俄國史，更不可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科學評價列寧、十月革命等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事實上也是如此。

　　“史書”的主要觀點是潘佐夫來華介紹后經我國學者傳播到國內的。《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公開發(fā)表了同潘佐夫攀談的中國學者的文章，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史書”的主要內容，然而中國學者沒有對書中的觀點進行任何的質疑或批評，給人以肯定來訪者觀點的印象。由此產生的消極后果是，此文刊出后不久，便受到不明真相的網民的追捧和傳播，成為網絡上丑化列寧、否定十月革命等思潮的重要源頭之一，流毒甚廣，延續(xù)至今。有人如獲至寶，在2011年初某部離退休老同志座談會上大段摘引這些所謂“證據”，用來貶損列寧和列寧主義，宣揚民主社會主義。2017年1月14日去世的某著名語言學家生前也受到此類觀點的影響，贊成“史書”有關“列寧是德國的特務”“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等說法。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德國的史學家還是俄國的史學家，單方面依據德皇時期的只言片語的檔案，按自己的意圖進行片面的、碎片化的解讀，是不符合歷史和事實的。十月革命前后，列寧在多篇文章中對這一謠言的來龍去脈和目的進行了深刻而徹底的揭露和有理有據的駁斥。如1917年7月5日（公歷18日）所寫的《政權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幫報紙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誹謗》《誹謗和事實》《接近了本質》《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嗎？》，7月6日或7日（公歷19日或20日）所寫的《給<新生活>編輯部的信》《德雷福斯案件重演》、7月7日（公歷20日）的《辟謠》、7月8日（公歷21日）的《關于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出庭受審的問題》、7月9日（公歷22日）的《給<無產階級事業(yè)報>編輯部的信》等等。

　　列寧回國也不是根據德國政府的“指示”，而是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決定。德國政府允許列寧一行40余人途徑德國回國時，當時雙方是有協(xié)定，主要條件一是回國者必須在俄國展開反戰(zhàn)鼓動，二是歸國者要爭取俄國政府釋放與其同等數(shù)目的奧地利人或德國人。接受第一個條件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訴求，而非服從德國的指令。第二個條件，雙方的協(xié)定里只是注明“爭取釋放”，并非必須做到，從策略上考慮也是可以接受的。列寧并沒有收取德國政府任何資金或財物。當時列寧代表黨也確實收到過一些國外的捐贈，但只不過是西方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布爾什維克的捐贈，主要用于購買印刷廠，數(shù)額也不是2600萬金馬克或5000萬金馬克，而是25萬盧布。俄羅斯2012年出版的官方歷史教材教師參考書——《俄羅斯歷史（1900-1945)》，全面批駁了“列寧是德國間諜”這一謊言，明確指出“上述謊言不過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一些反動報刊散布的虛構神話”，“列寧并沒有做任何敗壞其名譽的事情”［4］。

　　二、否定十月革命的正當性及俄國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

　　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徹底轉變?yōu)橘Y本主義國家，因此俄官方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判斷，發(fā)生了不同于蘇聯(lián)的情況，這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如何看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出現(xiàn)總體肯定二月革命、基本否定十月革命的情況。這既有受蘇聯(lián)時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有俄羅斯發(fā)展資本主義這一現(xiàn)實因素的考慮。這一傾向也傳到我國，被一些人不加分析地接受。如前文提及的“審判”一文認為，“1917年俄國爆發(fā)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發(fā)起來推翻沙皇專制統(tǒng)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憲民主黨組成的臨時政府。而當時流亡在瑞士的列寧在德皇威廉二世金錢等的支持下，返回俄國，并在十月發(fā)動了政變，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政權。”言下之意，二月革命是俄國人民自覺的革命行動，而十月革命竊取了俄國人民的革命果實，是一場沒有任何正當性的反革命“政變”。

　　上述觀點早就存在，照搬了蘇聯(lián)劇變時期的陳詞濫調。前文提到的雅科夫列夫，在蘇聯(lián)劇變期間和蘇聯(lián)解體之后，惡毒攻擊自己曾歌頌過的十月革命，肆無忌憚地發(fā)泄對十月革命的仇恨，說“十月革命是一場超恐怖的革命”[5]，是少數(shù)暴徒發(fā)動的政變，是“俄羅斯一千年歷史上最悲慘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社會主義的大船從此就“在血和淚的海上航行”［6］。他還贊賞“二月革命是一個極其偉大的事件”，“二月革命很快就被十月政變所取代，是十月政變推翻了二月革命，是布爾什維主義專制踐踏了通向民主的運動”，“他們以恐怖的手段取締了不同政見，殘酷無情地砍光了舊制度的載體——地主、商人、資本家、神職人員、軍官和一切可疑分子。”［5］

　　前文提到的“史書”繼承了雅科夫列夫的衣缽，不僅把十月革命描繪成違背人類倫理道德與信仰自由、破壞社會法治秩序、充滿血腥和暴力的恐怖事件，而且為了突出列寧的“慘無人道”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紅色恐怖”，特別強調了革命后的蘇維埃政權對于羅曼諾夫皇族實行“斬盡殺絕的做法”，編造事實說是在“列寧安排”和“斯維爾德洛夫辦理”下，尼古拉二世夫婦、4個女兒、皇子，以及醫(yī)生和仆人等4名，“計11人，另有3條狗，在關押地被槍殺。女尸受到侮辱，一條波隆卡名犬被絞死。”“原羅曼諾夫家族的親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槍殺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們的尸體投到附近的動物園。”還認為，殺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僅僅是蘇俄全國范圍內“紅色恐怖的開始”［3］。

　　“審判”一文也基本抄襲了“史書”的內容，說“對于曾經相對仁慈對待自己的沙皇，列寧下令將其全家殘忍的殺害”，說“在1917年列寧掌權后，卻對給了他相對自由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痛下殺手。二月革命后，原本尼古拉一家被同意前往英國，但遭到了蘇共的反對。在被轉移關押后，尼古拉一家不經審判就被蘇維埃執(zhí)行委員會下令開槍打死，被處死的共11人：尼古拉夫婦，他們的四個女兒和一個未成年的兒子。此外還有博特金醫(yī)生、兩個仆人和一位廚師。起初打算把尸體掩埋在廢棄的礦井里，但都不太成功，最后埋在了一條馬路下，尸體經過焚燒和硫酸毀容。”

　　這段描述中有明顯的“硬傷”，表明作者對蘇共和蘇聯(lián)的歷史并不熟悉。如列寧時期沒有出現(xiàn)“蘇共”的提法。1918年3月后蘇維埃俄國才有經列寧提議改名的俄共（布），1925年12月又出現(xiàn)聯(lián)共（布），即全聯(lián)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簡稱。蘇聯(lián)共產黨的簡稱——蘇共，是列寧去世后1952年改名而來。另外處死沙皇一家的機構不是什么“蘇維埃執(zhí)行委員會”。列寧時期沒有這個機構，有的是“蘇聯(lián)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但在1922年成立，而那時沙皇一家已去世幾年了。

　　還有一種說法，說列寧因自己的哥哥刺殺沙皇未遂被沙皇下令處死，自己慘遭沙皇政權的迫害，公報私仇才下令處死沙皇一家的。類似這樣的帖子和謠言，在我國互聯(lián)網上隨處可見。有個網貼就叫“列寧親哥哥刺殺沙皇而死，列寧殺沙皇全家”。

　　末代沙皇一家十月革命后被秘密處決是事實。但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是列寧下令或奉列寧的指示干的。據傳，事件發(fā)生的背景是忠于沙皇的白衛(wèi)軍即將攻克沙皇一家關押地葉卡捷琳堡之前。以此推斷，因形勢危急，看押人員來不及向上級請示，或當?shù)貦C關來不及向中央請示，臨機做出的處置。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畢竟當時情況危急，一旦沙皇被叛軍解救，對蘇維埃政權將構成極大威脅，后果不堪設想。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類似事件。胡宗南攻打延安，形勢危急，當?shù)乇０矙C關未向中央請示批準，在行軍途中把因犯錯誤被暫時關押的知識分子王實味當作累贅秘密處決了。毛澤東后來知道后非常生氣，認為王實味雖有錯誤，但罪不至死，把他殺了“大為可惜”，甚至還大發(fā)雷霆，拍著桌子說“還我王實味來！”。

　　今天回過頭看沙皇一家被殺事件，固然不能認為這一做法是完全正確的，至少他的家人、仆人、隨從不應落此下場，這是個令人遺憾的教訓。但要看到，一些人重提舊事，意在沛公。為了要丑化列寧，甚至不惜捏造事實，這是不能接受的。

　　關于二月革命及其同十月革命的關系，要有正確的認識，不能受俄羅斯右翼觀點的影響或左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二月革命是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沙皇的專制統(tǒng)治，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得到了工人和農民的擁護和支持，在俄國革命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也為后來的十月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府，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不能滿足俄國人民當時普遍渴求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愿望。它不愿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從地主手里奪過來，實行耕者有其田，也不愿立即結束俄國參加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實現(xiàn)國家的和平。因此，列寧主張迅速結束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為社會主義革命，用工農民主性質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取代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

　　起初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提出了革命和平發(fā)展的方針，寄希望于政權的和平過渡。但在臨時政府發(fā)動鎮(zhèn)壓布爾什維克黨和革命群眾的“七月流血”事件后，和平實現(xiàn)革命目標已無可能，在此背景下列寧果斷發(fā)動十月革命，用暴力手段取得革命的勝利，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十月革命，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就此誕生。因此，十月革命同二月革命是性質上根本不同的兩次革命，分別代表了俄國兩種不同的前途和命運?？隙ǘ赂锩?，就意味著肯定俄國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必然反對十月革命及此后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反之，肯定十月革命，就意味著肯定俄國后來所走的社會主義道路，就不會肯定二月革命及所指向的資本主義道路。雅科夫列夫以及我國一些人，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肯定二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因此，如何看待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及兩者的關系，就決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

　　三、借否定列寧和列寧主義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

　　我國長期以來存在主張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潮，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前夕達到一個高潮。這股思潮為達目的而采取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認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革命送來的不是正統(tǒng)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被列寧篡改修正的馬克思主義（充其量只是列寧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因此長期誤入迷途。他們還制造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立，制造早年恩格斯和晚年恩格斯的對立，認為晚年恩格斯的思想才真正代表了馬克思主義，還無中生有地認為晚年恩格斯接受了民主社會主義，成為反對暴力革命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們還進一步把列寧同恩格斯對立起來，認為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是從“左”的方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異端”，是對崇尚暴力的“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fā)展”。

　　否定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要否定列寧主義，否定列寧主義是為了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十月革命，篡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目的，是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同民主社會主義實現(xiàn)對接，這樣就能徹底掃除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的思想理論障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國特色民主社會主義，中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像瑞典等北歐國家一樣成為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甚至中國共產黨也可以改名，改成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加入社會黨國際，中國從此就踏上了通向民主社會主義這條“光明之路”。

　　不僅如此，他們還在蘇聯(lián)劇變問題上做文章，把蘇共解散、蘇聯(lián)解體同十月革命相聯(lián)系，認為十月革命搞早了、搞糟了，十月革命“先天不足”是導致蘇聯(lián)劇變的重要原因，甚至是罪魁禍首。如有人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資本主義發(fā)展到成熟的階段才能進行，而十月革命阻礙了俄國資本主義的充分發(fā)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十月革命是蘇聯(lián)劇變的“原罪”。還有人認為，蘇聯(lián)亡黨亡國意味著列寧主義的破產，因此要求取消列寧主義在我們黨和國家中的指導地位，說“為什么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 [7］這種觀點在國內思想界有一定的市場。2015年，有人質疑中共中央黨校在校園里豎立了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等革命領袖的塑像，唯獨不豎列寧的塑像，加重了人們的疑惑和猜忌。

　　我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guī)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道，是我們黨領導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指導思想，是指引全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和行動指南，是須臾不能動搖的立國之本、執(zhí)政之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堅持、發(fā)展和繼承、創(chuàng)新的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8]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不可分割的思想理論體系，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在這一經過歷史檢驗為正確的完整嚴密的思想理論鏈條上，一些人截取列寧主義這一環(huán)節(jié)加以批判和否定，是有其明確的政治意圖的，其實質和危害不可低估。

　　十月革命決不是搞早了、搞糟了，而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條件與革命形勢成熟具備的結果，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于俄國革命實踐的光輝典范。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僅在俄國而且在世界上，第一次徹底推翻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使勞動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為俄國成為強大國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實現(xiàn)了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到實踐的一次偉大飛躍，開啟了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紀元。幾十年后，歐亞一大批人民民主國家沿著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相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十月革命還動搖了帝國主義統(tǒng)治的中心，震撼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tǒng)治，開辟了民族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的新紀元。它的影響還可以聯(lián)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沒有沿著十月革命道路強盛起來的蘇聯(lián)，就沒有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

　　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和意義也是重大而深遠的。沒有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也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沿著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取得偉大勝利的中國革命，也就不會有新中國的成立和在蘇聯(lián)幫助下開展的社會主義建設，更不會有具有勃勃生機、欣欣向榮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

　　蘇共解散、蘇聯(lián)解體同十月革命沒有任何聯(lián)系，也不能證明列寧主義的破產。蘇聯(lián)劇變雖然原因很多，但說到底是蘇共領導人背離十月革命道路、放棄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惡果。

　　四、防止虛無蘇共和蘇聯(lián)歷史的思潮在我國泛濫

　　在我國國內其實存在兩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一股是虛無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的，還有一股是針對蘇聯(lián)的，虛無蘇共和蘇聯(lián)的歷史。前一股思潮容易引起重視，因為否定的對象是我們自己，產生的危害也是直接的；后一股思潮常常被忽視，因為否定的是別的國家、別的政黨，而且已經不存在了，似乎與我們黨和國家沒有多大聯(lián)系。這是個錯覺。這兩股思潮其實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否定蘇共和蘇聯(lián)，往往是為否定我們黨和新中國服務的。一些人不敢直接批評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于是就借蘇聯(lián)說事，影射我們黨的領袖，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比如，借否定列寧和十月革命道路，試圖取消列寧主義在我國的指導地位，借全盤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把建國后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在個別事例上，也是相提并論。說蘇聯(lián)斯大林肅反錯殺了3000萬，在中國毛澤東搞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言下之意，毛澤東就是斯大林式的人物。

　　與此同時，一些人開始美化蘇聯(lián)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比如，赫魯曉夫。有人認為中蘇論戰(zhàn)主要責任不在赫魯曉夫。雙方都有錯，我們的錯更大，因為我們是以極左反“小左”。赫魯曉夫主要錯誤不是修正主義，他的“三和”“兩全”政策沒什么大錯。對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推崇有加，甚至用它來解釋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還比如，美化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認為中國的改革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本質上是一回事。兩者殊途同歸，方向和道路是相同的，都在搞民主社會主義。只是方式不同，結果不一樣。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措施，因而避免了戈爾巴喬夫失敗的命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其方向和道路沒錯，如果說有問題，主要是措施不當。還有人贊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說“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正是他最大的成功”，稱贊他是“以失敗奠定自己歷史地位的‘偉人’”，甚至呼吁中國出現(xiàn)“成功的戈爾巴喬夫”，“把他們自己的成功變成人民、國家和民族的成功”。

　　對蘇聯(lián)劇變原因的分析，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只是蘇聯(lián)劇變的直接原因，是淺層次的因素，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才是蘇聯(lián)劇變的深層根源。有一種極端觀點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被迫走上放棄政權道路的。斯大林模式到戈爾巴喬夫上臺時，已完全喪失活力。不管后來有沒有改革，也不論如何改革，蘇聯(lián)模式最終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戈爾巴喬夫改革只是加速了蘇聯(lián)滅亡進程。

　　這些觀點背后有著或明或暗的政治意圖，目的是要影響我國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把我國引向民主社會主義。為戈爾巴喬夫錯誤改革開脫罪責，往往是要為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掃清歷史障礙。因為蘇聯(lián)是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消亡的，必須把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同蘇聯(lián)亡黨亡國的主要責任切割開來，把主要責任推給斯大林、斯大林模式，甚至列寧。有的人干脆不承認蘇聯(lián)有過“亡黨亡國”。

　　五、要科學總結蘇聯(lián)劇變的教訓

　　蘇聯(lián)消亡前是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當今最大也是發(fā)展最快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要避免犯蘇聯(lián)和蘇共的錯誤，就需要認真分析和科學總結蘇聯(lián)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

　　蘇聯(lián)劇變后，我們黨的領導人從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都十分重視總結吸取蘇聯(lián)黨和國家盛衰興亡的教訓。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也高度重視這一問題。他在上任之初多次談到中國的改革要吸取蘇聯(lián)的教訓，并從多個角度多個方面強調中國不能在根本性的問題上犯顛覆性的錯誤。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意味深長地指出：“蘇聯(lián)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lián)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lián)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lián)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9］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fā)表重要講話，強調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tài)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他說：“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fā)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10]

　　綜觀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警惕蘇聯(lián)歷史虛無主義泛濫導致亡黨亡國的悲劇在我國重演。這是發(fā)人深省的，也具有極強的針對性。一段時期以來，我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存在一股以否定我們黨的領袖和革命英雄人物為重點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如否定毛澤東、黃繼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壯士、毛岸英、劉胡蘭、董存瑞，等等。不僅如此，這股思潮還否定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戰(zhàn)爭，否定土地改革，否定新中國的建設成就等。欲滅其國必先去其歷史，欲滅其黨必先否定其領袖。這股思潮的目的，就是讓中國重蹈蘇聯(lián)亡黨亡國的覆轍，讓蘇聯(lián)的悲劇在中國重演。這是決不能允許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當前我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依然復雜，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我們要牢牢吸取蘇聯(lián)劇變的教訓，就是要堅決反擊否定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思潮，牢固樹立“四個自信”，在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輝煌征程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不斷推向前進。

　　參考文獻：

　　［1］聚議堂.誰也逃不過歷史的審判：俄將對列寧、斯大林提出起訴

［EB/OL］.(2017-05-17)［2017-05-20］.

http://news.olny.cn/2017/tbbdz_0518/745042.html.

　　［2］安德烈·科爾加諾夫.有關“德國黃金”的謊言［J］.康晏如,譯.選擇,2006(2).

　　［3］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J］.炎黃春秋，2010（10）:83-87.

　　［4］吳恩遠.蘇聯(lián)歷史的幾個爭論焦點的真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4.

　　［5］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6］張曉紅，梅榮政.歷史虛無主義實質和危害[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9（7）：45.

　　［7］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J］.炎黃春秋,2007（2）：7.

　　［8］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緊緊圍繞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報，2012-11-19（001）.

　　［9］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