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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在蘇聯解體中的影響和建議

點擊：  作者：黃星清    來源：《紅旗文稿》  發布時間:2015-06-09 09:16:23

  

 

蘇聯解體，毫無疑問是20世紀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它不僅代表了20世紀冷戰的結束，而且還導致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雖然蘇聯已經成為了過去，但是在中國，對蘇聯解體的討論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因為，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的解體毫無疑問將給社會主義中國以深刻的警示。

 

一 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世界完成對蘇聯“和平演變”的“致命武器”

 

1. 從蘇聯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敵視和瓦解。

 

蘇聯建國初期，資本主義世界就糾集14個國家試圖把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扼殺在搖籃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西斯德國又進攻蘇聯。但是，這些都無法從外部打垮蘇聯。在西方圍堵、攻擊、打壓、瓦解蘇聯的過程中，曾經搞過“經濟戰”、“金融貨幣戰”、“軍備競賽”、“輿論戰”，然而這些都沒能摧毀這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到上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走上了西方國家的政治舞臺，特別是美國，不僅把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而且還以它作為其實現全球霸權的戰略工具。此后，西方世界開始改變了對蘇聯的戰略。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說過：“我們知道，無論施加經濟壓力還是進行軍備競賽，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來。只能通過內部爆炸來毀滅它。”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證實了這一說法，他指出：“西方國家原來每年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媒體宣傳資金達600億美元。美國政府著名顧問基辛格講：‘干什么還要進行宣傳？不如直接在蘇共黨內建立第五縱隊，培養代理人’。” 新自由主義旗手之一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也證實說：“我們一直采取行動，削弱蘇聯經濟，但是遺憾的是，無論我們怎么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我們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我們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以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戈爾巴喬夫。”

 

2. 大量的事實證明，西方國家在蘇聯培養了一批“代理人”，然后通過他們在蘇聯推動否定社會主義的“改革”。

 

培養“代理人”從內部瓦解蘇聯成為新自由主義登上西方政治舞臺后最成功的戰略。其中，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就是這些“代理人”中的關鍵人物。

 

“代理人”戈爾巴喬夫攫取最高權力之路耐人尋味。在1982年至1985年這三年間，蘇聯的三位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同時，一批堅持社會主義的接班人被各種謠言或者其他原因排除在領導核心之外，其中包括當時的烏克蘭領導人謝爾比茨基、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等人。俄羅斯的研究結果表明，在蘇聯領導人變動過程中有西方勢力操控的跡象。對于這樣的研究結果我們無法完全確信。但這一系列事情的發生確實在客觀上為戈爾巴喬夫攫取蘇聯的最高權力掃清了障礙，于是蘇聯共產黨和人民的悲劇開始了。對此，撒切爾夫人后來十分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總書記的。”

 

實際上，戈爾巴喬夫與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撒切爾夫人的交流也的確“十分深入”。俄羅斯獨立電視臺在蘇聯解體20周年的紀錄片中曾播出，1984年戈爾巴喬夫與撒切爾夫人進行了一番密談，戈爾巴喬夫甚至違背保密原則，向撒切爾夫人出示蘇聯對英國的核攻擊計劃，這是蘇聯的最高軍事機密。撒切爾夫人隨后告訴另一位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美國總統里根，“可以和他打交道。” 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回國后開始推動了一系列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改革”。盡管戈爾巴喬夫這么評價自己的政治主張：“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但是，從他后來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思想對他的影響是極大的，新自由主義瘟疫讓他的世界觀“病入膏肓”，而且還通過他把這種瘟疫傳播給了“巨人”蘇聯。

 

在蘇聯解體前夕，撒切爾夫人在美國休斯敦演講時驕傲地宣布：“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布什通了電話，依依道別。布什贊揚戈爾巴喬夫：“使蘇聯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而里根后來也高度褒獎戈爾巴喬夫的功績。

 

隨著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推行，蘇共內部的分化越來越嚴重，而葉利欽卻在蘇聯政壇迅速崛起。西方決定同時支持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對于葉利欽當上俄羅斯蘇維埃主席，撒切爾夫人是這么說的：“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葉利欽費了很大的力氣，勉強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隨即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

 

1989年9月，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的葉利欽訪問美國，美國政府竟然以國家元首的極高規格接待他，不僅安排到紐約等11個城市發表講話，而且還安排總統布什、國務卿貝克、國家安全顧問思考克羅夫特以及前總統卡特等一大批政要“親切”會見葉利欽。而葉利欽亦對美國“十分友好”的高規格接待投桃報李。在訪美期間他大肆詆毀共產主義是“一張幸福的烏托邦支票”，盛贊資本主義“繁榮至上”。以至于他后來說：“從那時起，我已經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不再是一個共產黨人了。”撒切爾夫人說：“在1991年‘8•19’事件期間，我們也給葉利欽以極大的支持。當時蘇聯上層少數人隔離了戈爾巴喬夫，企圖恢復維系蘇聯統一的制度。葉利欽的支持者堅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強力部門的絕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實權。”

 

二、新自由主義瘟疫是如何從各個方面影響蘇聯共產黨的

 

自從赫魯曉夫上臺后，蘇聯共產黨就受到了包括修正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影響，但到了1984年之后，新自由主義開始侵入到蘇共領導層。在諸多錯誤思潮中，以新自由主義對蘇共影響最為嚴重，也最為直接，新自由主義影響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主動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是蘇聯共產黨在政治路線上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表現。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黨內的新自由主義者公然放棄馬列主義作為蘇共和國家的指導思想，轉而把體現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放棄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戈爾巴喬夫大肆鼓吹“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論”，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模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界限，無視生產資料所有制而大談“人道主義”，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原則的妥協，“任性地”地推行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其實就在政治路線上宣告了蘇聯當時進行的所謂改革已不是社會主義改革，而是在向資本主義蛻變。這種改旗易幟的改革，為蘇聯解體提供了政治思想準備。

 

2.放棄黨對國家的領導，是蘇聯共產黨在政治制度上受到新自由主義嚴重影響的表現。

 

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聯共產黨內新自由主義者先是把權力中心從黨的組織轉移到蘇維埃，取消了黨對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的直接領導，使蘇共由“領導核心”變成“政治先鋒隊”。同時鼓吹“黨的民主化”，要求蘇共完全淪為資產階級議會黨，還美其名曰“自治的社會主義政治組織”。1990年3月，蘇聯人代會修改了憲法第六條，正式取消黨的法定領導地位，確定了實行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制、多黨制和總統制。在“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口號的鼓動下，開始實行多黨制，大批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被召喚和集合起來，組成3萬多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非正式組織和黨派。在取消憲法第六條和實行多黨制后僅一年，聯盟一級政黨出現約20個，共和國一級的政黨達50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成為最終推動蘇聯亡黨亡國的政治力量。由此看出，放棄黨對國家的領導，使得蘇聯共產黨完全喪失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的權利，是蘇共垮臺最直接的原因，新自由主義擁戴勢力替蘇共掘墓是不遺余力的。蘇聯共產黨放棄對國家的領導為蘇聯解體提供了政治制度的準備。

 

3.提拔重用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干部，是蘇聯共產黨組織路線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表現。

 

蘇共垮臺同它在組織路線中的一系列錯誤是分不開的，這種錯誤主要是干部選拔任用上以任命制和變相任命制代替體現民主集中原則的選舉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干部的任命制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基本上拋棄了民主集中制，任人唯親；更為嚴重的是，對干部的政治甄別工作形同虛設。這種違背馬列主義組織原則的干部路線，使得戈爾巴喬夫這樣的敵視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政權的新自由主義者被任命到黨的最高領導層，這是導致蘇共從內部被攻破、最終亡黨亡國的一個重要前提。

 

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徹底打開蘇共的組織大門，使得更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者混入黨組織內部，并在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中占據重要崗位，為了減少推動政治經濟文化改革的阻力，像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葉利欽等人都為埋葬蘇聯立下了“蓋世奇功”。因此，提拔重用新自由主義者為蘇聯解體打下了組織基礎。

 

4.放棄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搞所謂的“軍隊國家化”，是蘇共在軍隊建設方面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表現。

 

上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所謂的軍隊改革。對軍隊的改革從削減軍費開始，進而對其使命任務和體制編制進行調整，撤銷總政治部、政工機關，清理政工干部，并用法律形式剝奪蘇共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蘇共從組織上放棄對軍隊領導的直接后果是，“一個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隊”，軍隊在國家危難關頭倒戈。

 

歷史真是讓人無限感慨，1917年十月革命時期，近20萬布爾什維克黨員領導不足3萬人的武裝力量奪取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擁有200多萬黨員的蘇共領導人民和紅軍，戰勝了德國法西斯；70多年后，擁有近2000萬黨員和530萬軍隊的蘇聯共產黨卻在新自由主義者戈爾巴喬夫的推動下自我否定、自我繳械，喪失政權、亡黨亡國。蘇共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搞所謂的“軍隊國家化”，為蘇聯解體奠定了軍事基礎。這也是蘇聯垮臺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5.實行動搖和顛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經濟改革”，是蘇共在經濟建設上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表現。

 

上世紀80年代，蘇聯一大批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經濟學家，打著“市場至上”的旗號，刻意混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模糊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界限，鼓吹從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經濟”轉變。他們從極少數壟斷資產階級的角度，為最廣大的蘇聯人民群眾論證了實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們大肆鼓吹經濟狀況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公有制的壟斷；他們惡毒地妖魔化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并將其斥之為“僵化的”經濟體制。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造成了蘇聯經濟思想的混亂。在戈爾巴喬夫等政治力量和這些別有用心的輿論的影響下，蘇共領導集團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并以之作為“經濟改革”的行動指南，接受新自由主義的“500天計劃”，推行“經濟改革”，在蘇聯掀起了“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的浪潮。

 

1990年7月，戈爾巴喬夫同葉利欽達成協議，決定成立由經濟界的新自由主義者沙塔林等13人組成的工作小組，在俄聯邦的“500天計劃”的基礎上，制訂一個全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500天計劃”。該計劃提出，經濟改革的根本原則是實現所有制“非國家化”和“私有化”。非國家化應當具有綜合性，同時包括大型工業企業、中小型工商業企業、服務領域。要把大型國營企業改組為股份公司，除了股份化之外，還采取其他種種形式使財產非國家化：一次性贖買，以分期付款辦法賒銷，先租賃后贖買，外國投資。使小型商業企業、公共飲食業、生活服務業私有化。轉讓（變賣）部分住房和地塊，使之成為公民的財產。他們主張，從國家拿出可能拿出的一切，歸還給人民。在把經濟改革紅利分給人民群眾的冠冕堂皇的口號下大肆兜售私有制。葉利欽在答記者問時說：“我堅決主張增加私有制，大力發展私有制。”“500天計劃”的起草者沙塔林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頭腦中對社會主義的概念就是要實行財產私有、企業經營自由、實行市場經濟。”

 

此時，蘇聯的“經濟改革”已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義者的蓄意引導下，對幾代人為之奮斗了70年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顛覆。加拿大的經濟學家邁克爾•萊博維茨說：“當蘇共黨內的主導勢力更多地趨向于遵從資本主義邏輯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必定走向終結。”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徹底顛覆了社會主義經濟，直接地在經濟基礎上促使了蘇聯的解體。

 

6.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是蘇聯共產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表現。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把意識形態工作交給他的“親密戰友”雅科夫列夫等人，使得這個極端重要的領域始終由新自由主義勢力掌握。戈爾巴喬夫與這些人的思想不謀而合，先是提出“意見多元化”，接著發展為“輿論多元化”，最后毫不掩飾地提出“意識形態多元化”。這些新自由主義者聲稱：“只有這樣，蘇聯才能由僵化變成自由化”。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實質就是主動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讓新自由主義思想占領這塊極其重要的陣地。從此以后，蘇聯的意識形態領域就理論混亂、輿論失控，報刊和新聞廣播連篇累牘地發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專發反黨文章，政府機關報《消息報》專發反政府文章。同時，戈爾巴喬夫在“意識形態多元化”的濁潮中推波助瀾，帶頭否定和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1987年他應美國一家出版商的約請寫作并出版《新思維》一書。《新思維》一方面美化資本主義，主張重新評價資本主義；另一方面丑化社會主義，主張根本改造社會主義，在這個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進行“歷史性妥協”。這樣，蘇聯的思想理論徹底被搞亂了。當時，在蘇聯反馬列主義、反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時髦，世界社會主義中心變成了世界反社會主義的中心。最后，連西方媒體都承認蘇聯媒體反社會主義超過我們的宣傳程度，在“意識形態多元化”等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蘇聯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批判主義開始風行，刮起一陣陣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歷史和蘇聯共產黨黨史的妖風。

 

7.對民族分裂勢力妥協退讓，是蘇聯共產黨民族政策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表現。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矛盾由來已久。由于自斯大林開始，蘇聯長時期地推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導致在各民族之間，特別是各少數民族和俄羅斯民族之間、各加盟共和國和聯盟中央之間的矛盾比較尖銳。而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執行了一系列體現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民族政策，對打著“民族主義”幌子的民族分裂勢力大唱“民族和解”的歪調，毫無原則地對分裂勢力遷就妥協，一再退讓，最終釀成了民族危機。帶頭鬧獨立的有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格魯吉亞緊隨其后，紛紛發表“獨立宣言”和“主權宣言”。戈爾巴喬夫對這些獨立宣言采取默認和縱容的態度。民族間的裂痕盡管發展到如此程度，但聯盟的凝聚力在群眾中仍未失去。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決中，76%的人仍贊成保留蘇聯。可是，在同年12月，由葉利欽導演的俄、白、烏《別洛韋日協議》，不顧多數公民的意愿，宣告聯盟已不復存在，直接導致聯盟解體，民族分裂勢力成了壓垮蘇聯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代理人”“完美地、創造性地”完成了西方勢力交付的“歷史使命”——從內部分化瓦解蘇聯。200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年度國情咨文時痛心地說：“蘇聯的崩潰，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對于俄羅斯人民來說，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

 

三、中國應該從新自由主義對蘇聯解體的影響中吸取深刻教訓

 

1992年，鄧小平同志講：“一場冷戰結束了，美國跟蘇聯的。另一場冷戰又開始了，就是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控制的美國為了實現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的霸權戰略，還會繼續利用新自由主義作為其理論工具向全世界傳播瘟疫，興風作浪。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同樣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蘇聯的解體為中國提供了一個精確無比的歷史警示表，無論是所謂的“民主化政治改革”，還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經濟改革”，亦或是“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都應該從蘇聯解體汲取經驗教訓。

 

1. 必須堅持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毫不動搖。

 

社會主義改革必須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決抵制新自由主義在經濟改革中的嚴重影響，反對打著“改革”的旗號，推崇“市場萬能論”、搞“金融自由化”、“國企私有化”。必須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在實踐中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錯誤，并形成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1978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又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即改革開放階段。30多年來，改革開放成績舉世矚目。但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一批受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人不斷地干擾和誤導社會主義改革事業，試圖把改革的方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他們的手段就是“民生市場化”、“金融自由化”“國企私有化”，這跟蘇聯解體前進行的所謂“經濟改革”沒有任何本質區別。其目的就是徹底動搖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動搖社會主義事業的經濟基礎，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鄧小平等領袖開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偉業，這是黨和全國人民絕對不會允許的。

 

對于經濟改革中的重大事項，比如國企改制、國有資源改制、核心行業改革，必須于法有據，特別是依照根本大法—憲法；同時，必須由相應的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才能執行，以體現“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改革權在人民”這一原則。

 

2. 必須堅持黨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毫不動搖。

 

意識形態領域是一個極端重要的領域，我們要堅決抵制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意識形態的消極影響，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旗幟鮮明地反對以“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為口號鼓吹西方“普世價值觀”，堅決反對以“言論自由”為由從事破壞社會主義和諧穩定的行為。黨對意識形態的絕對領導是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保障和組織保障，特別要注意培養和重用堅持馬列主義的得力干部，避免像雅科夫列夫一樣的新自由主義者進入到意識形態領域。加強對媒體的管理工作，對于一切打著“言論自由”的幌子破壞社會主義和諧穩定的媒體要依法嚴肅處理。對于歷史虛無主義、西方“普世價值”等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表現要敢于批判、敢于亮劍。

 

網絡平臺是黨加強意識形態管理的極端重要的陣地，無論何時，都必須堅決反對西方勢力和新自由主義者利用網絡平臺散布“憲政民主”、“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錯誤思潮，打擊各種謠言在網絡上的傳播。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網絡平臺建設，從組織上、機制和手段上有效落實對網絡平臺的管理，包括大力支持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人和言論，堅決打擊和清理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