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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新泉：習近平這句話，深刻概括世界經濟規律！

點擊：  作者：屠新泉    來源：人民論壇網  發布時間:2020-12-22 10:34:13

 

近年來，一些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沉渣泛起。面對經濟全球化遭遇的逆風和回頭浪，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的致辭準確概括了世界經濟規律：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世界經濟開放則興，封閉則衰。

 

如何深刻理解這一世界經濟規律，對于理性認識和把握經濟全球化至關重要。推薦閱讀《人民論壇》最新文章。

 

 

來源 | 人民論壇雜志及人民論壇網（rmltwz）

作者 |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 屠新泉

 

1

 

開放是大國發展過程中的必要條件，喪失開放精神和進取意識往往是一些大國歸于沉寂的重要原因

 

回顧從古至今全球文明的發展歷程，無論是早期的大河流域文明，還是之后的古典文明和中世紀文明，不同文明間的開放、交流和融合，是世界各地主要文明繁榮昌盛的普遍規律。世界文明史就是一部開放史，無論是通過主動平等的對外經濟文化往來，還是被動暴力的征服和對抗，世界文明都是通過保持與外界密切聯系來獲取源源不斷的發展動能。正是不同文明間的碰撞、交流與融合，推動了世界各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文明因開放而強盛而發展，因封閉而落后而衰落；開放正是從古至今人類文明發展的核心驅動之一。

 

對單一國家而言，開放意味著充分利用外部有利條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互通有無、分工協作，在世界范圍內實現生產要素和資源的配置。近代全球范圍內多國的崛起，使得世界各地區之間的聯系緊密起來，各類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流通、集聚和擴散，經濟全球化水平不斷提升。

 

15世紀地理大發現后，以歐洲為核心的西方世界一直位居全球領先地位。五百多年間，世界舞臺上相繼出現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蘇聯和美國九個世界性大國。大國相繼崛起的經驗不一，但開放是各國繞不開的共同之處，即開放是大國崛起過程中的必要條件。

 

西班牙、葡萄牙借地理大發現之先機，開啟了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其勇于探索、面向全球的視野和精神使這兩個利比里亞半島小國建立了世界性殖民帝國。

 

荷蘭、英國兩個海上大國相繼崛起，同樣憑借的是開放自由的風氣、博采眾長的精神，對先進航海技術的學習、對遠洋探險和貿易的鼓勵、對開放貿易的寬容，打造了“海上馬車夫”和“日不落帝國”。

 

歐陸大國法國、德國和俄羅斯雖然沒有很強的航海傳統，但是在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基礎上，也從不疲倦地開辟新的世界市場。

 

美國和日本是全球化時代興起的世界性大國，作為國際競爭的后來者，美國從一開始就強調門戶開放政策，以最惠國待遇原則為工具，不斷擴展自己的世界市場，并在二戰之后領導建立了多邊主義國際秩序。日本在戰后的復興正是得益于這一開放的多邊體系，贏得了以往通過戰爭未能獲得的發展空間。

雖然每個大國的崛起都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基礎，但毫無疑問沒有一個大國是通過閉關鎖國來實現崛起的，而喪失開放精神和進取意識往往是一些大國歸于沉寂的重要原因。

 

2013年，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課題組在題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的報告中，也比較了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他們在研究中發現，1960年被列為中等收入國家的101個經濟體中，有13個國家進入了高等收入水平，但與此同時，有31個國家從中等收入水平再次陷入貧困水平。由此可見，國家經濟的繁榮發展并非一條坦途。

 

從國際經驗來看，全方位實行對外開放是實現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變量。阿根廷、烏拉圭等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在二戰之前即已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此后多年固守國內市場，對外設置高企的貿易投資壁壘，寄希望于通過進口替代實現產業升級發展。封閉保守的市場體系再加上常年混亂動蕩的政治環境，導致這些國家國內要素配置長期處于扭曲狀態，嚴重阻礙了國家比較優勢的發揮和經濟發展潛力的釋放，國家實力不升反降，經濟發展淪為平庸。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東亞地區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新興經濟體在二戰后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國際市場，利用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大量外國資金和技術的投入，結合本地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適時調整經濟發展策略，經濟發展成就斐然，其成功的發展經驗已經成為后發國家學習研究的經典對象。在評價經濟開放的影響和意義方面，上述一正一反案例再次向世人展示了“開放則興、封閉則衰”的不變規律。

 

2

 

開放在中國發展中的歷史角色：為經濟發展帶來驅動性能量

 

數千年歷史觀之，中國的對外開放經歷了漫長的演變和起伏，對各時期中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的漢代時迎來了中華文明對外開放的第一次高峰。西漢時期，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為漢王朝帶回了西域文明的訊息，“始開西域之跡”。后人跟隨張騫的腳步開辟出可抵中亞、南亞和地中海地區的“絲綢之路”，打通了東西方文明經濟文化交流的渠道。此后這條道路雖因匈奴勢力再起和兩漢交替而中斷，但東漢時期班超重新打通了隔絕多年的“絲綢之路”，后派副使甘英出使至地中海東岸的大秦國（大秦是古代中國對羅馬帝國及近東地區的稱呼），將“絲綢之路”從亞洲延伸到了歐洲，促進了中原文明同中西亞和羅馬文明的互知和往來。正是對文明交往和對外開放孜孜不倦的追求，大一統的中原王朝開始在全世界聲名遠播。

 

唐朝是封建中國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在這一時期達到新高度。強盛的國力與發達的交通使唐王朝與當時世界上70多個國家建立了通使友好關系，推行“國門四開、不懼往來”的全方位對外開放，經濟貿易往來密切，文化意識交融互補，中外政治包容吸納。盛唐文明的綻放離不開全球各個民族和國家的貢獻，也對當時世界其他國家和文明進步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正是秉持著“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寬廣胸懷，實行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才創造出“萬國衣冠會長安”的盛唐氣象。

 

宋朝是我國封建時期經濟、社會、文化最發達的王朝，雖然在軍事上有明顯短板，但對外開放方面卻在唐朝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特別是由于陸路受阻，宋朝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宋代五大名瓷行銷全球，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大發明也傳入歐洲。宋朝是當時海洋貿易的霸主，無論船舶數量、噸位、航海技術都是世界之首。唐朝僅在廣州設置了一個市舶司，類似于海關，管理海外貿易，而宋朝則設置了10多個市舶司，遍布東南沿海。在這些港口城市，專門設立蕃坊、蕃市、蕃學等為往來的外國客商提供居住、貿易和就學等服務。

 

明朝時期，鄭和七下西洋的偉業將中華文明遠播至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乃至非洲東海岸，是中國在歷史上走向世界的標志性事件。但自此以后，明清政權對于對外開放的態度急轉直下。為防沿海反叛與倭寇滋擾，明政府撤銷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市舶司，并規定人民“片板不許入海”，在阻斷外憂侵擾的同時，也關上了中外民眾經濟文化交流的大門。

 

清朝統治者為了維護極權統治、免受外部勢力影響，將明朝時期的海禁政策進一步擴大，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長期“閉關鎖國”使得清政府對自身政治經濟實力盲目自大，視西方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為“奇技淫巧”，最終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醒了“天朝上國”之夢，給中華文明的近代史打上了屈辱落后的烙印。

 

反觀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乘工業革命蓬勃發展之勢獲得了質的飛躍。兩者相較，中西方之間經濟實力的差距急劇擴大，近代中國最終難逃落后挨打的局面，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過程同樣很好地向我們詮釋了開放能為經濟發展帶來驅動性能量。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一邊倒”地面向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和東歐國家。通過重點引進工業部門項目，中國的現代化工業體系建設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巨大進步。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系惡化，蘇聯終止了大多數與中國的合作項目，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組成的巴黎統籌委員會集團一直對中國實行大范圍的商品與設備禁運。囿于嚴峻的外部環境，中國被迫選擇了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之路。通過一線科研人員的艱苦奮斗，中國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傲人成績，但整體經濟狀況并未得到顯著的改觀，特別是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部門發展滯后，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長期處于貧困狀態。

 

雖然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并未停下腳步，但相比之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傳統話語權和資本積累不斷鞏固和擴大科學技術優勢，產業部門不斷擴張升級，國家綜合實力穩步提升。其他同屬東亞文化圈的經濟體充分踐行開放發展理念，將內部充沛的人力優勢和外部良好的發展環境相融合，實現了對發達國家的快速追趕。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同發達國家以及東亞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

 

1978年中國開啟了偉大的改革開放事業。為了推進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加快現代化建設，中國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通過吸收外資和引進技術，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發展對外貿易，促進增長和就業。

 

進入21世紀，中國的對外開放更進一步，特別是加入WTO使得中國快速融入全球市場，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帶動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由此創造出全球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更重要的是，通過思維上的“放眼世界”，中國的發展理念不斷演變、自新，順應全球發展大勢，培育出一流的國家治理能力，國際治理影響力也有了長足進步。

 

 

 

3

 

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中國的經濟騰飛之路從對外開放中獲益良多，過去的實踐與經驗愈發堅定了中國擴大對外開放、推動全球化發展的決心。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的演進。伴隨著國際形勢和中國發展階段的動態調整，對外開放的內容和形式也在持續發生變化，但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不變的課題，即開放是國家強盛的必由之路。

 

二戰結束后，一些新興獨立民族國家在經濟發展道路上做出了不同選擇，一些國家試圖通過建立封閉的經濟體系來實現進口替代型工業化，而另一些國家則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推行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雖然即便在都奉行開放的國家之間仍然存在發展績效的差異，但一個普遍的規律是越開放的國家越能實現更佳的經濟發展。當前，又有一些國家試圖通過單邊貿易保護措施來謀求所謂的再工業化，但這種違背經濟規律的做法只會毒化全球秩序，卻無法取得其預期的效果。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人類的歷史就是在開放中發展的。任何一個民族的發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處于開放交流之中，經常與外界保持經濟文化的吐納關系，才能得到發展，這是歷史的規律”。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進行。中國要辯證地認識在推進對外開放過程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既要為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做好準備，又要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出發，勇于開頂風船，善于轉危為機，努力實現高質量、高效率、可持續的發展。

 

首先，充分發揮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各自的優勢，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并不是將對外經濟交往置于次要地位。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版圖中地位的持續攀升，中國同世界經濟的聯系只會更加緊密，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市場機會將更加廣闊。中國要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增強國內國際經濟聯動效應，為國內外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發展機會，吸引全球商品和要素流入，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部門和企業，讓全球共享中國市場紅利，同時為國內國際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其次，把握科技創新方向，創新開放經濟發展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互聯網經濟等新業態逆勢成長的案例彰顯出科技進步對于經濟結構的再塑造能力。中國要牢牢抓住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契機和全球經濟數字化轉型升級的窗口期，充分利用自身在商業技術應用方面的獨特優勢，促進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現代信息技術在開放市場領域的應用，培育新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重塑國際產業鏈、價值鏈，實現更高質量的開放發展。

 

再次，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由政策開放向制度開放轉型。繼續完善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體系，賦予不同經濟主體平等地位，大力提高法律實施和執法水平，構建健全、穩定、可預期的開放體制。以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為抓手，加大開放制度先行先試力度，探索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賦予服貿會、進博會、廣交會等貿易投資平臺更強的市場探索和資源配置功能，進一步提高中國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進行資源優化配置的能力和效率。

 

最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努力打造互利互惠的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體系。基于已有的國際治理規則體系，積極創新治理體制機制。推進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將普惠發展的理念進一步注入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各層次平臺中。堅持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主線，把握求同存異的治理方針，推動世界貿易組織改革進程。以區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載體，促成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和規則的演進升級，促進世界各國貿易投資往來和經濟持續增長，書寫全球各國互利合作、共商共贏的新篇章。

 

選自 | 《人民論壇》12月中

原標題 | 世界經濟開放則興封閉則衰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劉穎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