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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鳳義：高峰教授的政治經濟學研究

點擊：作者：劉鳳義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12-22 1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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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榮譽教授高峰（1933.9-2020.12.20）】

【編者按】2020年12月20日14時44分，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研究理論大師、南開大學榮譽教授高峰先生仙逝。高峰先生1946年參加革命，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習，1960年9月畢業后到南開大學經濟學系任教直至退休。高峰教授畢生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經典馬克思主義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公眾號特出專刊，以表緬懷與哀思。

高峰教授1933年9月出生于湖北，1951年參加工作，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1960年畢業后分配到南開大學經濟學系任教。在近五十年時間里，他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重點講授《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研究、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著作選讀等課程，培養出幾十名相關領域的碩士生與博士生，出版了一批學術專著與論文。曾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和二等獎、吳玉章獎金優秀獎、天津市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等多項學術獎勵。

一、研究思路與方法

高峰教授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始終堅持教學與科研相互促進、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治學原則。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即開始對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本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進行反思，深感其中存在著理論脫離實際的嚴重弊端。一些學者過于偏重對原著的注釋和講解（這當然也是必要的），而結合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的研究則極為欠缺，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也知之甚少。人們習慣于把經典著作當作解釋現實問題的最終依據，卻很少用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資料來檢驗、豐富和發展理論。相關著作中的少量實際資料大多用作經典作家觀點的佐證，往往支離零散，或者出處不明。脫離實際的傾向使理論顯得蒼白和缺乏說服力，導致了某些人在理論上容易走向另一極端，即否定馬克思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認為《資本論》已經過時。這兩種傾向顯然都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

基于上述認識，高峰教授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起就結合教學工作，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并積極思考相關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從當代資本主義現實出發，力圖用實際資料來檢驗馬克思的相關理論，觀察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經濟規律發生了何種變化，并探討發生變化的歷史背景和經濟原因；他認真參考與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學術成果，較廣泛地涉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激進派經濟學家的相關論著，在對各種不同觀點的比較中深化了對基本理論的思考；他極為重視實證研究，充分利用西方國家豐富的統計數據進行經驗分析，以檢驗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經濟變量的長期趨勢與實際動態。基于此，高峰教授在若干重要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二、關于資本有機構成理論

資本有機構成學說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支柱之一。長期以來，國內外經濟學界對這個理論存在不同理解。高峰教授1983年發表《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理論與現實》（《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2期）一文，首次采用理論和經驗材料相結合的方法系統研究了資本有機構成問題；1991年在《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一書中進一步深化了有關分析。

資本有機構成范疇的含義。高峰認為，資本有機構成是一個價值范疇而不是一個實物范疇。這個范疇的意義，在于它從基本方面反映了資本技術構成和資本價值構成的內在聯系，揭示了資本構成對活勞動的直接關系。因此資本構成的不同水平或發展變化，就能反映資本推動活勞動的不同水平或發展變化，這對于分析資本與它推動的活勞動之間的數量關系，以及資本與這個活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之間的數量關系，是一個關鍵環節。針對某些學者斷言不可能也無必要區別資本價值構成與資本有機構成的論點，高峰指出，如果從比較的動態的觀點看問題，這兩者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因為資本價值構成的差異既可以由資本技術構成的差異所引起，也可單純由要素價值的差異所引起。而這兩種不同原因所引起的資本價值構成的差異，有時會帶來不同的經濟后果，對一定數量資本的勞動力需求和利潤率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區別這兩個概念并非無關緊要。

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規律的論證。馬克思對這一規律的論證有兩個關鍵環節：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必然帶來資本技術構成的大致同步的提高；資本技術構成的提高必然同時提高資本的價值構成，雖然不變資本的貶值會使后者的提高程度小于前者。西方某些學者對馬克思的這一論證提出質疑和批評，認為技術進步并不必然具有耗費資本和節約勞動的顯著傾向，因而并不必然提高資本技術構成；又由于不變資本價值的下降趨勢，在技術構成提高的同時資本價值構成的提高也不是必然的。高峰分兩個層次探討了這一命題。首先，在技術進步與技術構成變動的關系上，他肯定了在微觀上技術進步可能存在勞動節約型、資本節約型和中性型三種類型；但從宏觀角度看，資本主義技術進步必然具有用資本代替勞動的顯著傾向。高峰從勞動力商品數量供給和價格變動的特殊性、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利益導向、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的不可逆性與擴散效應、資本主義對抗性的勞資關系等方面，論證了這種宏觀傾向的必然性；并利用西方經濟學關于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勞動比率不斷提高的長期數據，對此作了經驗證明。與此同時，資本技術構成提高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并不總是同步的，它們的變動程度可能產生較大差異。其次，在資本技術構成變動與資本價值構成變動的關系上，馬克思看到了不變資本貶值對資本價值構成提高的影響，但這種貶值為什么不能抵消技術構成上升以至于使資本價值構成不變甚至下降，馬克思根據十九世紀的情況所提出的論證部分可能失效，后來幾位馬克思主義學者嘗試作出的解釋也缺乏說服力。因此，僅僅從理論上討論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趨勢是不夠的，還必須從經驗上加以考察。

資本有機構成的長期變動趨勢。高峰以可得的西方官方統計資料為基礎，在詳細討論了資本有機構成的計算方法后，對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部門和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經濟中的資本技術構成和資本價值構成近一百年的長期動態，進行了估算與分析，結果發現，以長期統計資料最為詳細并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制造業為例：第一，美國制造業的資本技術構成和資本價值構成呈現出提高（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20年代）—下降（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提高（20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的長期變動型式。從長期看資本有機構成仍然趨于上升。第二，資本技術構成的長期變動趨勢雖然與價值構成的變動基本相同，但和勞動生產率的變動相比，在20年代以前資本技術構成比勞動生產率提高得快，20年代以后則相反。第三，資本技術構成變動與價值構成變動的相關性以20年代為界也發生了重要變化：此前兩者的變動方向基本一致，只是變動程度不同；此后這種相關性削弱了，雖然長期看發展趨勢仍然一致，但在中期兩者的變動方向可能出現背離，即技術構成上升而價值構成下降。

高峰從經驗分析中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從長時期看發達國家經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仍然存在著上升趨勢，但上升的持續性在一定時期可能發生中斷，上升的速度也已放慢。這表明馬克思揭示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規律仍在頑強地發生作用，但作用的強度有所減弱。高峰深入討論了20世紀發生這種變化的經濟原因，包括生產中不變資本物質要素使用中對節約的強調、不變資本貶值的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積累的加速和新科技革命的興起等幾個主要方面。他強調，在討論當代發達國家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動趨勢時，既要揭示抑制資本構成上升的因素，也要看到促進資本構成提高的動力，特別注意分析它們在不同時期作用的強弱和對資本有機構成長期變動趨勢的總的影響。

三、關于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理論

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是馬克思經濟學說中爭論最大的理論問題之一。高峰在由胡代光等教授主編的《評當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1990）一書，以及他隨后出版的《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一書和其他論文中，對有關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考察。

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的表現。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通常被理解為利潤率長期朝著下降方向的不間斷運動。高峰認為這是一種誤解，也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分析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資本主義經濟是在復雜經濟因素和內在固有矛盾的制約下不均衡地發展的，存在著周期性的和長期性的經濟波動。因此，任何經濟變量的變動趨勢只能在經濟波動中得以貫徹。一般利潤率的長期下降趨勢決不排除利潤率在一定階段或一定時期的上升，它不應理解為利潤率的直線下降，或任何一個較后時期的利潤率一定比前個時期的利潤率低。在現實中，一般利潤率的下降趨勢主要體現為資本在經營中經常存在的一種內在傾向和壓力，這種壓力周期性地被強化，特別在經濟周期的收縮階段和經濟長波的蕭條時期凸現出來。

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的原因。馬克思對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論證，以資本有機構成對利潤率的主導作用為基礎，強調在剩余價值率提高的假定下一般利潤率仍會在長時期趨于下降。否定這一規律的學者大多批評馬克思忽略了剩余價值率提高有可能抵消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影響而改變利潤率的下降趨勢；另一些學者則在維護這個規律的名義下對馬克思的理論作了錯誤的解讀。高峰以部分西方學者的研究為基礎，從馬克思的方法論、《資本論》的邏輯結構以及剩余價值率變動和影響的特殊性等方面，對馬克思的命題進行了闡述。與此同時，西方也有越來越多的左派學者堅持認為利潤率下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趨勢并將其置于危機理論的中心地位，但他們對利潤率下降的原因卻提出了不同解釋，可分為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論、產品實現困難論和利潤擠壓論三個主要流派。高峰詳細分析了這三種理論，評述了它們各自包含的合理因素和論證缺陷。結合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長期動態，他提出利潤率的決定和變動是經濟過程中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應綜合考察三種基本變量（資本有機構成、剩余價值率、生產能力利用率）的合力及其對利潤率下降的影響。從長期看，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或許起著基礎性的作用；但從不同時期看，能力利用率下降（產品實現條件惡化）可能成為壓低利潤率的重要因素，甚至剩余價值率降低（工資份額上升和利潤被擠壓）也能成為特定時期利潤率下降的直接原因。

對利潤率長期變動的經驗考察。根據資料的可得性，高峰對美國制造業1929年到1984年的利潤率和影響利潤率的上述三個主要變量的長期動態進行了實證分析。為深入探討利潤率變動的原因，他把資本價值構成分解為生產能力利用率和實際資本價值構成兩個變量，以消除名義資本價值構成變動可能造成的錯覺，突出了反映產品實現條件的能力利用率對資本利潤率的直接影響。結合其他學者更長時期的利潤率檢驗，實證分析表明：第一，美國制造業的利潤率從19世紀中后期以來，存在著長期下降的總趨勢。第二，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的60年時間，制造業利潤率的下降趨勢非常顯著；20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的后60年中，利潤率的中期波動加劇了，在2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出現過三次上升的勢頭，因而利潤率下降已不像前60年那樣引人注目。第三，20年代后利潤率波動的加劇，首先是因為資本價值構成上升的持續性時而發生中斷并且在總體上有所放慢，同時剩余價值率和能力利用率波動的加劇也強化了這兩個因素對利潤率的直接影響。

四、關于壟斷資本理論

壟斷是現代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經濟現象之一，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對壟斷問題的闡述大多沒有超越列寧著作中的觀點。高峰在專著《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壟斷與競爭》（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和相關論文中，借鑒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大量學術成果，對有關壟斷資本的一般理論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

壟斷資本與壟斷勢力。關于當代西方國家是否存在壟斷資本與壟斷勢力的統治程度，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中都有分歧。高峰的基本觀點，是對壟斷問題研究上的兩種傾向持批評態度：一種是否認壟斷資本的存在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壟斷特征，或者為大公司的壟斷行為辯護，認為其高額利潤形成的原因在于企業的高效率從而有益于整個社會；另一種是把壟斷勢力絕對化或簡單化，過分夸大壟斷資本的支配范圍與作用，甚至認為壟斷勢力可以消除資本競爭和超越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規律的制約。高峰肯定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壟斷實質，指出壟斷的基本特征是通過經濟“控制”獲取高額利潤。他借助西方產業組織經濟學的結構、行為、績效框架，揭示大公司通過市場集中、進入壁壘和默契的串謀等所形成的市場壟斷；進而從公司絕對規模、總體集中率和混合聯合經營等方面，論述了壟斷勢力已超出單個市場范圍的發展。基于這種分析，他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以壟斷部門和大公司為核心部分和以非壟斷部門和小企業為邊緣部分的“二元經濟結構”。同時，他還指出：壟斷勢力的統治不能消除壟斷競爭和自由競爭，但壟斷競爭已成為壟斷條件下資本競爭的主導形式；壟斷資本對資本主義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消極的和積極的二重作用；壟斷勢力仍然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的制約，它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但會改變某些規律的作用形式。

關于壟斷價格。壟斷價格是壟斷資本獲取高額利潤的基本手段。高峰論述了它的三個基本特征：高價格、價格穩定性和價格剛性。他同時強調壟斷企業的定價仍會受到需求、供給和成本等市場條件的制約，不可能任意無限提高，在成本大幅度降低時也不可能長期不變。高峰還就壟斷價格的幾個有爭議的問題提出看法：（1）壟斷價格是指市場價格還是指市場價格的調節者？他認為可同時指二者，但應把前者稱為壟斷市場價格，把后者稱為壟斷生產價格。（2）壟斷價格究竟屬于抽象的價值轉化范疇還是具體的企業行為范疇？高峰提出，壟斷生產價格屬于價值轉化范疇，壟斷市場價格屬于具體經驗范疇，不可混為一談。壟斷生產價格作為抽象的價值范疇，不能由企業直接制訂和直接被計量；它在客觀上對壟斷市場價格起決定和調節作用，也只能通過壟斷市場價格的差別與變動來表現自身。（3）壟斷價格是否是一個包含壟斷高價和壟斷低價的價格體系？我國多數學者給以肯定回答，但高峰認為：如果把壟斷企業購買原材料時壓低的價格稱為壟斷低價，必然混同壟斷價格與非壟斷價格的界限，因為壟斷企業向非壟斷部門購買投入品的價格，實際上就是這些非壟斷部門中小企業出賣產品的銷售價格，它們顯然不屬于壟斷價格范疇；如果把壟斷企業為擠垮競爭者而采取的低價傾銷稱為壟斷低價，理論上也說不通，因為傾銷價格只是壟斷企業排擠競爭者暫時采用的價格策略，應屬于維持壟斷高價的手段而不是壟斷價格本身。

壟斷利潤與利潤率平均化。（1）高峰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大量經驗資料論證了高額壟斷利潤的客觀性與相對穩定性，進而重點討論了它的形成原因和價值源泉。他認為，高額利潤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于壟斷勢力。在自由競爭條件下，大公司即使具有技術上的高效率和成本優勢，其價格也會趨向成本而降低；正是壟斷勢力的存在，使得成本優勢所產生的額外利益能夠較長期地留在大企業內部轉化為壟斷利潤，而不是通過最終的價格下降轉移給消費者和社會。壟斷利潤的價值源泉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壟斷企業雇傭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另一個是存在于壟斷企業之外、但通過價格機制等轉移到壟斷企業的價值和剩余價值。（2）關于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利潤率平均化規律是否繼續發生作用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學者中也存在著激烈爭論。高峰認為，壟斷部門和非壟斷部門利潤率的系統性差別與利潤率平均化趨勢可以同時存在。他提出了一個比較徹底的利潤率二重平均化的命題，同某些學者既肯定有二重平均利潤率又認為在長時期仍會形成社會統一的平均利潤率的觀點相區別。由于壟斷部門之間的壟斷競爭與非壟斷部門之間的自由競爭，它們各自內部仍會發生資本轉移，因而分別存在利潤率的平均化趨勢，形成兩種不同水平的平均利潤率；而壟斷部門中的壟斷勢力和進入壁壘，則會阻礙社會統一的平均利潤率的最終形成。這種平均利潤率的二重化正是利潤率平均化規律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具體表現形式。他還用美國制造業20個大部門從1947到1987共41年的長期統計資料，為此論斷提供了經驗證據。

五、關于當代資本積累的若干問題

當代資本積累涉及的現實經濟問題十分廣泛。高峰在《“新經濟”還是新的“經濟長波？”》（《南開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產品創新與資本積累》（《當代經濟研究》2004年第4期）、《當代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經濟學動態》2007年第2期）等論文中對相關重要問題作了探討。

當代資本積累的特征與作用。從積累的直接來源看，企業積累資本的外部來源相對于內部來源，其重要性提高了；從積累的具體方式看，以企業并購為代表的資本集中相對于資本積聚的作用顯著加強；從積累的基本領域看，虛擬資本的積累已大大超過實際資本的積累；從積累的地域范圍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積累早已超出民族國家范圍，把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剩余納入自己的積累源泉。這一切使當代資本主義積累的規模與速度遠遠超過了古典資本主義時期。資本積累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深刻而復雜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資本積累從量和質兩個方面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積累量的擴張，擴大了資本獲取剩余價值的源泉，積累質的提升，使資本日益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兩者共同促進了資本利潤不斷擴大和用于積累的利潤不斷增長。同時，資本積累還不斷改變著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巨型公司日益加強它們在國民經濟乃至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產業結構也在積累過程中不斷升級，使大資本得以占據技術高地和產業高端，獲取更高的附加值和產業利潤，在世界經濟中始終保持對發展中國家的有利地位。其次，資本積累的固有矛盾和內在規律，也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波動與長期波動，導致資本積累過程在一定時期的中斷、倒退或相對停滯，充分顯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局限性。同時，積累過程中的矛盾與波動，也是推動資本主義經濟不斷調整的內在動力，危機和蕭條時期利潤率下降的巨大壓力可能促進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形成有利于資本重新加速積累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

當代資本積累的技術基礎。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以工藝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技術假定為前提。有學者認為：當代資本積累由于剩余價值實現問題日趨尖銳，以擴大市場為目的的產品創新的重要性不斷加強，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便可能由于工藝創新這一技術假定的不適當而被顛覆。高峰認為，不能因為引入產品創新而否定工藝創新的技術假定在資本積累理論中的基礎意義。第一，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作為技術創新兩種基本類型的區別是相對的。工藝創新在大多數情況下同時就是機器設備、原材料和能源等資本品的產品創新；只有純粹消費品的創新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或狹義的）產品創新；還有許多新產品的出現同時具有資本品創新和消費品創新的雙重性質。所以不應把產品創新與工藝創新截然對立起來。第二，在資本積累過程中起重大作用的產品創新必須是或主要是能夠引發根本性工藝創新的資本品創新，只有這種技術創新才能促進一批新興產業部門的形成和傳統產業部門大規模的技術改造，成為推動資本迅速積累的強大動力。第三，即使狹義的消費品創新的市場擴大效應，也必須以工藝創新的生產率效應為基礎。幾乎所有重要的新型消費品問世后，都必須通過工藝創新而大幅度提高生產率和降低成本與價格，才能真正擴大市場。可見，產品創新的引入并沒有排斥工藝創新的重要性和工藝創新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

當代資本積累過程中的長期波動。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中的長波是西方非主流經濟學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對長波內在機制的不同解釋形成了三種影響較大的長波理論，即熊彼特開創的技術創新的長波理論，曼德爾構造的馬克思主義的長波理論，戈登等提出的“社會積累結構”的長波理論，他們分別強調技術變量、（以利潤率為中心的）經濟變量和制度變量。高峰對這三個理論派別作了評述，認為它們與其說是互相對立的，不如說是互相補充的。因為決定積累和增長波動的最直接原因是投資率或積累率的波動，而一旦強調積累率變動的核心地位，即可看出上述三種變量均與積累率的長期變化直接相關。長波上升時期較高的積累率的形成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強大的投資動力，這來自于上升的利潤率和樂觀的利潤預期；二是旺盛的投資需求，這產生于重大技術創新群集所帶動的新興產業部門的興起和傳統產業部門的技術改造；三是有利的投資環境，這意味著制度結構的重大變化推動基本經濟條件朝著促進利潤率上升的方向發展，保證了投資者良好而穩定的利潤預期和投資積極性。反過來看，長波下降時期較低的積累率，則是由于投資動力、投資需求和有利的投資環境的缺失。因此，經濟長波的內在機制，并非取決于上述三個理論派別所分別強調的某個變量，而是由經濟生活中與投資率直接相關的三類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

六、關于虛擬資本的性質

虛擬資本和虛擬經濟的空前發展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財富的本質屬性問題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有學者根據馬克思關于財富的本質屬性是其社會屬性的觀點，推導出單純以價值形式存在的財富更能體現市場經濟中財富的真正屬性，認為虛擬資本和虛擬財富也是真實財富。高峰在《論財富》（《政治經濟學評論》2003年第2期）一文中對此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

關于財富性質的兩組概念。高峰肯定了馬克思關于財富具有二重屬性（物質屬性和社會屬性）和社會屬性是其本質屬性的觀點。但同時指出，馬克思實際上有兩組關于財富性質的概念：一是物質財富和社會財富的區分，二是真實財富和抽象財富的區分。兩組概念要說明的問題完全不同。在第一組概念中，馬克思強調財富的社會性是為了說明財富的社會形式對財富的運動具有決定性作用；在第二組概念中，馬克思則強調只有真實財富（包括產品與勞務）才能進入人類的生活消費和生產消費，成為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現實基礎。因此，財富的社會性與財富的真實性并非同一個命題；從財富的本質屬性是其社會屬性和商品社會中價值是財富的本質屬性等論點，并不能推導出虛擬財富（表現為價值體化物和各種價值符號）也是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真實財富的結論。

現代市場經濟中虛擬資產的性質。高峰認為，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各種虛擬資產（有價證券、紙幣和信用票據、各種金融衍生物合約等），在性質上都不過是對實際財富具有索取權的“法律證書”，它們作為財富的代表而存在，所以只是名義上的財富即抽象財富，與真實財富有著本質區別。虛擬資產作為財富的代表，只有在和實際財富相交換時才能實現，否則就會在它的所有者手中“蒸發為財富的純粹的幻影”。虛擬資產特別是其中的各種有價證券與實物資產的定價機制也完全不同，它們沒有內在價值，其價格不過是各種證券預期收入的資本化或貼現值，這種價格可能脫離它們所代表的實物資產的價值而發生劇烈波動，所以虛擬財富的運動也是相對獨立于實際財富的。可見，虛擬財富是抽象財富而不是真實財富。虛擬資產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功能。高峰強調，虛擬資產雖然不是實際財富，但不能否認它強大的經濟功能和經濟影響。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虛擬資產不僅作為實際經濟過程的必要條件而存在，而且有助于促進實際財富生產的擴大、提高社會資本配置效率和分散社會經濟風險，與虛擬資產運動緊密相關的金融業已成為集中反映和調節整個經濟運行的神經中樞。同時，虛擬資產雖然是抽象財富，但它具有占有實際財富的社會權利卻是真實的。各種虛擬資產可隨時按照行情轉化為貨幣，再轉化為其所有者所需要的實際資產。但由于這個轉化過程受到資產價格劇烈波動等因素的影響，必然加強日趨虛擬化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性。虛擬資產的發展還為大資本掠奪社會財富開辟了新途徑，它使現代資本主義的剩余占有方式發生了變化，大量金融資本在虛擬經濟領域的活動，實際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實體經濟中已經創造出的物質財富，構成了過剩資本積累的新形式。

區別實際財富和虛擬財富的重要意義。既然虛擬財富只是一種抽象財富，因而以虛擬財富的運動為主體的虛擬經濟，終究不能代替以真實財富的運動為主體的實體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虛擬資產和虛擬經濟的出現，從根本上說是源于實體經濟運轉的需要，它們的擴大應以在總體上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為原則。虛擬經濟一旦發生畸形膨脹，便可能因過多占用社會資源而削弱實體經濟的發展，并由于更易滋生投機狂熱和金融泡沫而加劇整個經濟系統的不穩定性，甚至誘發金融危機而嚴重損害實體經濟。當今世界，發達國家中的大金融資本已經處于支配地位，正利用金融全球化加強對發展中國家財富的掠奪，對此我們尤須警惕。從宏觀角度看，只有正確認識真實財富和虛擬財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聯系與區別，才能引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七、關于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演變

高峰在研究資本積累理論過程中涉及的大量實證資料，使他產生了進一步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演變的興趣。在專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演變》（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和相關論文中，高峰對此作了比較系統的考察。

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演變過程中的主要結構變化。這是高峰考察資本主義增長方式演變的一個新角度。多數學者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不外生產要素的投入量和生產率兩個方面，經濟增長從較多地依賴要素投入量逐步轉變為較多地依賴要素生產率的這種增長源泉結構的變化，成為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的主要表現與衡量。高峰根據實證資料證明：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也存在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演變，表現為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的此消彼長。高峰從生產要素的需求、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技術創新的條件等方面，詳細分析了這種增長源泉結構演變的經濟必然性。在此基礎上，高峰進一步揭示了與增長方式演變直接相關的其他幾種結構變化。（1）要素投入量的結構變化：資本投入量的比重上升而勞動投入量的比重下降，表現為資本/勞動比率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2）資本投入量的結構變化：存貨相對于固定資本的比重下降，在固定資本中非住宅建筑物相對于機器設備的比重下降，這種結構變化意味著生產資料耗費的降低和資本的節約；（3）要素生產率的結構變化：一方面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資本生產率的顯著波動，它表明勞動的節約是一種長期趨勢而資本的節約程度在不同時期有較大差別；（4）國民經濟中產業結構的變化：農業產出和就業的比重趨于下降，工業產出和就業的比重趨于上升，服務業的產出比重相對穩定而就業比重趨于上升。高峰還發現，上述規律性的結構變動主要發生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時期，而在后工業化的一定時期則出現了一些新現象，如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度下降，經濟中工業比重下降和服務業比重迅速上升等等。他同時對這些新現象的實際含義和原因進行了探討。

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演變規律對中國的啟示。高峰認為，我國解放后長期存在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不應僅僅歸因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它同時也是由工業化的特定階段和特定經濟條件決定的。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需要特別注意的幾個問題有：（1）要有意識地促進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相關結構變化，如提高實際資本／勞動比率；在資本投入中逐步增加生產設備投資的比重、節約非住宅建筑物及存貨投資；優化投資總量和投資結構以提高資本生產率；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等等。（2）必須遵循二元化的發展路徑，具體表現為兩個“并舉”：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并舉；提高勞動生產率與提高資本生產率并舉。（3）真正把知識的發展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特別要借鑒發達國家發展教育和加強研究與開發的經驗。（4）必須相應轉變社會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決不等于提倡奢侈浪費，而奢華的生活方式與浪費性的生產經營方式是互為因果的。建立節約型社會應包括生產節約與生活節約兩個方面。

八、關于企業并購問題

企業并購是現代市場經濟中資本集中的主要形式。高峰在他主編的《中國企業并購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中國財政出版社，2001）一書中，在借鑒西方國家的企業并購理論和歷史經驗，并對我國若干大企業并購行為進行實際調查的基礎上，從理論層面對企業并購問題作了探討。

企業并購的界定。企業并購從形式上看是指兩家或更多企業合并為一家企業的經濟行為，從深層看則是企業權利的轉移。對于這種權利轉移是指所有權轉移還是指控制權轉移，理論界有不同看法。高峰認為，單純用所有權轉移或控制權轉移來界定企業并購的特征都是不準確的。企業控制權的一次性整體轉移確實是企業并購的直接標志，但在沒有至少是大部分資本所有權轉移的條件下，這種控制權的轉移實際上不可能發生；而一個公司單純的所有權轉移又可以通過股票的市場交易而部分地逐步地實現，若沒有控制權的一次性整體轉移也還算不上是企業并購。因此，作為企業并購基本特征的財產權利的轉移，應是以企業所有權轉移為基礎的企業控制權的轉移。

企業并購動機與并購績效。高峰詳細評述了西方經濟學中相關的三種主要理論即市場勢力理論、效率理論和經理主義理論，而后指出：企業并購的動機實際上是多元的，這種并購動機的多元性決定于與并購相關的利益主體的多重性和并購影響企業經濟活動的復雜性。追求經濟效率、追求壟斷勢力和追求單純的企業擴張這三種基本動機可能在一次并購行為中同時存在，也可能有一種基本動機起主導作用。企業并購的績效受到主客觀多種因素的制約。就企業可控制的因素來說，并購動機往往起著重要作用。一定的基本并購動機通常決定著企業并購的主要目的，支配著并購決策的制訂、并購目標的選擇、并購方式的采用以及并購后資產整合的成敗等，并購績效也因此會有重大差異。任何一項并購在客觀上都可能有三種不同的績效類型：效益型并購、利益分配型并購和非效益型并購。第一種類型既有利于企業又有利于社會；第二種類型雖對企業有利但對社會不利；第三種類型則既損害了企業利益又損害了社會利益。

企業并購合理性的界定。企業并購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并不意味著任何并購活動都是合理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并購活動與并購浪潮提供了大量的經驗教訓。為了我國企業并購的健康發展，首先要在理論上明確，并購合理性的界定應以企業微觀經濟效益與社會宏觀經濟效益的統一為標準。單個企業并購行為合理性的衡量，在于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并購活動不僅要有利于企業利潤的增長，而且應促進社會資源更有效的利用和居民福利的提高；企業并購后的利潤增長必須建立在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和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基礎上，而不是依賴于加強壟斷和提高價格。整個社會并購行為合理性的衡量，則在于企業規模效益與社會資源配置效益的統一。并購要能促進企業資產的合理集中，實現企業的最佳有效規模，形成最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市場結構。為了盡可能使效益型并購成為我國的主導并購類型，要認識并購后的資源整合在效益型并購中的關鍵作用，還應用“技術創新型的企業并購模式”取代“單純數量擴張型的企業并購模式”。

（作者系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南開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人大政治經濟學論壇”，原刊于《高校理論戰線》2008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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