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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探索】許光偉：《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

點擊：7582 作者：許光偉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11-25 09: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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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西財經大學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摘要】本著通史和斷代史雙重意蘊考察，政治經濟學時代發展不是一個孤立國別事件或某一社會形態理論之專利，乃是規律轉換、“剩余價值和財產身份”獨立化造成階級對抗性矛盾日趨激烈的歷史產物；在歐洲，“《資本論》研究”逐步成為無產階級“代言人”，在中國，“《紅樓夢》研究”在方法論上則與之遙相呼應?！都t樓夢》與《資本論》同樣是“階級斗爭的書”。在《資本論》中，為了獲取關于商品生產對象的思維學，并從資本力量全部發揮的角度闡述人類生產形態全史，馬克思通過深入研究得出結論：資本的歷史過程必須從價值形式（交換的社會形式）和剩余形式（生產的社會形式）兩方面予以說明，于是科學制訂出“剩余價值”認識范疇；在《紅樓夢》中，“寶玉”是這一范疇的工作對應，針對生產過程共同體形式的思維學特點，該范疇遵循“三重身份”（政治身份－生產身份－財產身份）合一的定制原則，而契合于身份社會系統之知識生產。無論資產階級理論經濟學或《資本論》均是“資本家在講話”的財產經濟學，然二者之間具有工作仿真關系，以自然仿歷史、以個人仿社會，乃是“財產拜物教”教科書的機巧；《紅樓夢》中“經濟學”則屬身份對象規定，由此應遵循“行難－知難－行難”路徑探求經濟范疇的身份形式和財產形式及其當代結合與歷史揚棄。要之，是認識到《資本論》與《紅樓夢》均為史書規定的理論作品，然二者的工作對話有助于將生產關系定格為“歷史過程（陽）”以及將生產力定格于“自然過程（陰）”，完成自然歷史過程“歷史軸”規定性之理論錨定。至于《資本論》和《紅樓夢》均存有“歷史派與文本派之路線斗爭”，究其實質，乃是源于歷史觀和知識論上的一個特別斗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方法論斗爭。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統一是以達成“第二性問題”之內部解決，對“方法神秘”的工作撤除則有賴于重歸歷史規定的對象思維學之路最后完成。

一、《紅樓夢》家國對象意蘊及其與《資本論》的比較

《明史》完成于公元1735年（雍正十三年），這給了《紅樓夢》創作（據考曹雪芹于1745年始編著此書）巨大啟發與思想撞擊（《紅樓夢》同《資本論》一樣乃千古奇書，是特殊意義的“修史”，是易代修史傳統的再創造，是“修中華史”，并且，原道之宗旨、通史之工作路徑可以說是它們的兩個共同特質）。一般而論，《紅樓夢》是中華史和古典小說藝術的集大成，《資本論》則可以說是歐洲史和經濟科學的集大成，在閱讀上須得穿越時空隧道使二者相互歷史聯系。然基于史書要求，它們均不約而同地運用一個特別的工作概念：歷史I——自然歷史過程（通史規定），以及承接它的歷史II——歷史過程（系列的斷代史規定）。前者是一部唯物主義總史，就后者而言，人類的社會歷史在簡約性上不過是“生產關系類型學”意義的一種連通史；階級斗爭（庶民和權貴、無產者和資產者的斗爭關系）原理同一性使然，生產關系對象（身份關系和財產關系）的統一性質使然。進一步，《資本論》乃是以簡單商品生產（這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社會形態。不僅如此，東西方道路的“簡單商品生產”涵義亦不同。對資本財產社會而言，它的根扎在奴隸社會形態，這是“資本財”的起步。然則歐洲道路的初期商品經濟——貿易和交換——在生產方式上的成型，仍徑直歸功于大規模的奴隸生產，相比之下，歐洲封建社會只是延續了這種經濟形式，并未添加任何新的成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連續過程為歷史對象，從中引出完整的工作規定——商品生產關系（財產關系總對象），蓋因商品形式是財產關系最為普遍性的形態?！都t樓夢》機理亦如是，以家國為對象規定，實則引出工作對象——共同體生產關系（身份關系總對象）。

中華古代社會自早期共同體始（早期共同體應指“王權體制”向“皇權體制”的過渡。此亦對應于《資本論》中“貨幣轉化為資本”理論闡述的歷史規定性）。對象的精準定位使得《紅樓夢》獲得巨大之理解成功，然而，“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如果說《資本論》依托商品生產要描繪“資本經濟”社會歷史的全貌，那么《紅樓夢》必也如此，是要摹寫“皇權經濟”歷史的全景圖，藉以刻畫其中那些極其重要的社會人物和關系罷了（經濟學好事者以資本經濟的危機觀透視“紅樓經濟學”，盡管未必恰當，但賈府的崩潰說到底是經濟的崩潰，除開身份，財政問題是“隱性的存在”。從中可確認一點：“在曹雪芹創作的全盤設想中，有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在發展變化，它同時還配以一套完整的管理機構與制度，故而作者能采用網絡式的結構展開故事，從而表現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兩者和而不同：一者是商品生產，一者是共同體生產，雖代表不同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但共有相同的生產方式機理（“商品－資本”歷史研究言秩序也。《紅樓夢》“家”“國”言單位制，“是以家國對舉”，所謂“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小型的單位叫做家，大型的單位叫做國，更大型的可以叫做天下；家長是關門皇帝，皇帝便是全國的總家長。”）。是以《紅樓夢》“小說”線索不過為了展示“母子體用架構”而設置的邏輯敘述路線，如動用實象的范疇——宇與宙、形與神、天與人，以及實虛的范疇——性與情。具體而言，此一歷史小說正是憑借模型→范疇→概念的特殊路線，全面展示歷史概念 “類集化”及演進史，建立身份關系在人本位上的獨特的“種屬認識關系”。然則需要澄清以下幾點：

其一，走出世情書局限，把“政治”看作唯物史觀研究路向的“政治身份”。世情書還有后來的世情小說是《紅樓夢》的基礎材料，或曰“石頭記”（史）。須知寶玉擁有“三重身份”：政治身份、生產身份以及財產身份范疇；其中的第一重身份乃是“補天之材”——女媧石，言下之意，即帝王之政治身份（傳國玉璽之人格化）[女媧氏（即媧皇）顯然是政治身份的統率，因此，金陵十二釵的正冊都言“政治身份”及其衍生形式，這才是“主子輩兒”選錄標準的涵義，其并非刻意渲染等級觀念]。蓋因“家、家族已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基本的意象”，以至于“‘原稿’極可能是以‘家史’為主、以寫實為主的緣故”。更由于專注《石頭記》題材闡發，“傳統索隱法”遂以昌行；所謂“三春家景”，實則取“王朝一夢”（末世之象），而比類于“政治小說”（國事與家事）[哲學以世界觀和方法論關系為對象，引出復雜的科學問題。國學則不然，其不預設定義，在于強調“自由女神自黃昏起飛”，舉百科學說而不拘束于一格。然對經典的領悟、解惑和應用可說是“三春家景”：曰解，曰行，曰證；解而行之，行而證之，而可通達領會，空其所執。然則“紅樓三味”，第一味：關系人物；第二味：三春家景；第三味：王朝一夢。這樣的藝術過程使之具有超凡的史書品格，猶如《石頭記》→《金陵十二釵》→《紅樓夢》的內涵結晶藝術過程，徹底壓制了所謂艷情小說、才子佳人小說、世情書序列（這當然源自對“《情僧錄》→《風月寶鑒》”的誤解）的意義濫觴。是以不能將“紅樓諸名”視為彼此獨立的分別的過程，應當視作指“國”而名、指“家”議事的作品。此是與“寶玉言”相對而立的“讀者言”，直可謂：紅樓本言夢，游魂失魄深，知了催曉夢，驚覺作夢人；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蔡元培對此進行了總結，在清人基礎上形成較為系統性的認識。魯迅先生評斷：“此說即發端于徐時棟，而大備于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隱》。”

其二，《紅樓夢》是以世情書為依托的“人情小說”嗎？這些小說類型包括艷情小說、才子佳人小說以及世情小說。作這樣的判斷是基于有明以來，尤其“嘉靖前后，小說出現的很多，其中有兩大主題：一、講神魔之爭的；二、講世情的”。尤其《紅樓夢》，“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但同時，對這些類型小說的揚棄與超越使得人物索隱每每遭遇“南轅北轍”，又使得索隱家與探佚家們無論如何努力，也總擺脫不掉悲劇的夢魘。甚或有這樣的信條：“正事歸為史，逸史即變為小說”，但莫忘了，“‘小說’是簡短的說話”，“‘講史’是講歷史上的事情”，而講史不同于小說的地方是，“講史的體例，大概是從開天辟地講起，一直到了要講的朝代。”

其三，自敘傳或自傳小說。胡適率先祭起“自敘傳”大旗，倡言：“《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里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的影子。”進一步，周汝昌發揮了“說主義”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探佚學）。“雪芹之所以名其榜曰‘情榜’……‘典’就‘出’在明朝小說家馮夢龍所編的一部書里……雪芹的一部分藝術構思，來自《水滸》……全書寫了正（冊）、副（冊）、又副（冊）、三副（冊）、四副（冊）……這就表明：情榜分為九層，每層皆是十二之數，十二乘九，正是一百零八位……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藝術結構。”胡適－周汝昌路線的“自傳說”對后世影響頗大，“其長處是將曹氏家族歷史的研究和《紅樓夢》小說的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但不幸的是，“過于執著對曹氏家族的研究，往往走火入魔，結果將紅學蛻變為曹學。”

其四，百科全書的文化小說。在這當中，是需要避免由反對“政治說”而可能滑向另一個對立面的極端：純粹文化身份。肇始者是王國維。其主要問題在于：“這種由外而內的方式對《紅樓夢》的主題做了一種‘棄樂取苦’的誤讀，忽視了曹雪芹對這種有情趣的詩意盎然的大觀園生活的肯定態度，而把‘解脫’作為了《紅樓夢》的精神本質。”這樣一步步導入神秘主義，帶入一種“超現實世界”：“《紅樓夢》的整個故事被套在一個超現實世界的大框框里的。由那里降生到人世間的頑石、絳珠仙子和那些風流孽鬼們都是《紅樓夢》里的主要人物。他們由超現實世界下凡，在經歷了一個時期的現實人生之后，還應該回到那里去。這樣，故事才算完整。”于是，周汝昌對胡適實證主義的“本土化改造”看起來具有這樣的效果：由對世情和人情的分析綜合出發，《紅樓夢》達到一種空前的歸納演繹的藝術高度，一是“以富有歷史特征的物質態文化，烘托出萬象如云的紅樓世界的時代信息”；二是“以凝聚多重人際關系的制度態文化，揭示孕育眾多人物個性的社會土壤”；三是“以豐富多彩的意識態文化，組合為時代審美特征的豐富文化景觀”；四是“以絢麗多姿的心理態文化，表現出形象體系共通而又多彩的時代意涵”。所謂：“《紅樓夢》卓越地揚棄了人情小說的三種路數，為它登上人情小說的頂峰掃清了巨大障礙。而《紅樓夢》的正面建樹進一步表明：曹雪芹不只是‘破’舊傳統的好手，也是‘立’新傳統的行家。”

以上是“紅樓小說邏輯”自我生成史概述。其好似將“舊紅學”轉折為“新紅學”，實則“索隱”“實證”乃一家人也！周汝昌為此坦言：“既有‘隱’，須當‘索’，不可以‘名’害‘義’：我對書中若干詞語作些注解，而方法不同于舊時的‘索隱派’，故特標名為‘新索隱’。”但這套方法不能解決寶玉身份的三重性，尤其是不能解釋第二重身份何以出場、何以“通靈”——作為生產身份的發言人[茲可確定第一重身份曰“政治身份”——有產者身份，代表權貴階級或庶民階級的上層；第二重身份曰“生產身份”，無論少產或無產者皆可有此身份，代表庶民階級的下層。此處按：生產身份是和勞動力價值相互支應的概念。由之再引出勞動者身份和勞動力財產的“二重性態”問題。蓋因勞動二重性是在“關系（合約）”中所形成的具體性規定，對象－關系I（生產）－合約－關系II（分配），這顯然不是生產函數上的仿真，而是按合約關系的具象。所謂合約，言對象（規定）和關系（規定）的現實統一也。進一步以按“勞”分配為例，依照二重勞動合約“整體關系的規定性”——合約的身份規定＋技術形式＋權威形式＋法律形式（即契約本身），這個“勞”必定指向了身份和財產的統一性，也即所謂“兩番人作一番人”。以中華思維學的表達方式，其必然是“心”“物”一體、合一，乃至是知識用語上的“不二”。蓋因“以心、物命名‘事的二重性’”，“由此啟發‘事的科學’之構建。”]。這說明需要越過小說體裁的局限去思考問題。一種觀點：我們完全可以“把《紅樓夢》與馬克思的《資本論》并提”，蓋因“《資本論》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圣經》，《紅樓夢》可算是中國寫小說的《圣經》”。這恰恰又說明《紅樓夢》決不能歸于通常意義小說，乃偽托小說表現形式作為載體，如此，全書以詩詞一統之。如果說《資本論》是刻畫財產經濟形態的理論性史書，《紅樓夢》則是刻畫人物身份形態的理論性史書；如果說《資本論》在學科定位上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顯的方面）以及“人學批判”（隱的方面），那么進一步，《紅樓夢》顯性方向上的學科定位可以說是“主體社會批判”，其隱性的發展方向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然可用表1對比聯系《資本論》與《紅樓夢》。

表1 財產范疇與人物范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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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借鑒了《〈資本論〉與辯證法原理考略》論說思路。秦可卿、賈元春作為關系發生的總切要及身份關系的識別：一為歷史、一為認識，故有置首地位。“認識發生學”一列的人物都或多或少作為了“寶玉們”的精神導師。關于王熙鳳和賈雨村，周汝昌先生強調：“這二人是統治階級的大代表”，“賈家之敗，二大原因即是鳳姐和賈雨村。”

一定需要了解到，馬克思是以剩余價值來寫《資本論》的。而在曹雪芹的構思中，寶玉這個人物典型的設計目的亦在于實現對《紅樓夢》的藝術總寫，須知晚期共同體（皇權時代的頂峰和沒落期——此處專指明清王朝）取材的功能就是遵循“中國主體批判的深層歷史構境是行貫通之法，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于是這里，無論“剩余價值”或“寶玉”均作為特殊經濟認識范疇處置。根據表1，如果說“剩余價值=十六種財產范疇”，那么也就同樣存在“寶玉=十六種人物范疇”這樣的公式。這和《資本論》是典型的“資者+勞者”之學相類似，《紅樓夢》是典型的“官者+勞者”之學，——所謂“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階級利益的承擔者……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從所有制形式出發，馬克思由按資本分配引出平均利潤率的規定，這是各種資本形式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同理，按身份分配必定也要引出政治身份和生產身份的決定性區分來。蓋因剩余分配率（剝削率）由政治身份形式決定，以“歷史發生學”的情況為例，“政治身份”表1中由“秦可卿”代表，“晴雯”則為典型的生產身份的代表人物，以后有圍繞剝削職能形式的財產身份錨定，以及圍繞剝削的非職能形式的總規定（轉化運動形態）。同時由于《紅樓夢》的藝術安排形式是“歷史（認識）為經、系統（現象）為緯”而實行合一路線，從而在講述上，林黛玉－妙玉、史湘云－薛寶釵分別構成了對寶玉“總人物范疇”一縱一橫的認識分解，統領各自系列的政治、生產以及財產的身份規定，它們彼此照應、內在關系連通，而又集中于“寶玉和黛玉”關系軸的理解[紅樓革命旨義分為兩路：黛玉之死、寶玉出家，此呼應之筆。兩種革命互為隱喻表述，脂硯齋批曰：“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寶玉顰兒至癡呆囫圇不解之語中……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望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實亦不能評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后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除開上面已做的介紹，此處最難理解的是“財產身份”，蓋因它同時是一總體的工作規定。然而，身份系統的人屬性的“財產”身份（表1中由“香菱”集中代表）確實獲得了和“奴隸商品”“勞動力商品”相類似的財產特點和身份特征。

由于本質－現象合一，即《紅樓夢》中的財產身份（狹義“經濟身份”規定）在生產環節始終完全和共同體生產的整體機構賈府不離不棄、水乳一體，在流通環節則直接蘊含于“賈府的系統運轉”，以至于很難像《資本論》那樣擁有一個獨立的“剩余價值范疇”，比如鴛鴦必須首先和“老祖宗”（史太君）關聯，但其后必全部溶入賈府整個體系中。這種情況其實在《資本論》也有反映。恩格斯將《資本論》整體概括為“剩余價值理論”，即第一卷是關于“剩余價值的直接生產”，第二卷是關于“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剩余價值實現）”，第三卷是關于“剩余價值的分配”，第四卷是關于“剩余價值的認識”。而實際上，剩余價值認識是合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描繪中的（所謂“母子”），剩余價值分配則必須以“資本流通”為依托（所謂“體用”）。這樣，和剩余價值范疇直接對應的財產身份是“大觀園”。換言之，就全局而言，真正能夠代表“財產身份”的仍舊是寶玉這個范疇（怡紅院的主人）（所謂：“此府的圈內，套著一個大花園，題名‘大觀’。大觀園內，又套著一處軒館，通稱‘怡紅院’。這個院，方是雪芹設置的全部‘機體’的核心。”）。寶玉進而成為身份規定意義上的名副其實的“三重合一”：政治身份、生產身份和財產身份；人物寶玉【神瑛侍者[賈府的世俗人寶玉和神瑛侍者原本是一人。凡有財產者，必有物的宗教，對應有天國界；凡有身份者，必有人的宗法，對應有仙界。這種凡間和仙境的嚴格對應關系是《紅樓夢》書寫具有政治身份和財產身份的人物的一大特點，此是生產關系范疇固有之“拜物教”（拜人的宗教即身份關系上的宗法意識）特征使然]】作為第三重身份，即代表階級關系的規定以及其系統內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而言的治國理財關系。正如為了實現資本家的理財治國，分贓關系的對象（剩余價值）按由“誰”占有的主體的不同必須分解為利潤、利息和地租的具體形式[“大觀園”（m）所對應的這個收入構成形式是勞役、田租和稅捐。勞役（奴和仆）作為分配的身份工具在紅樓經濟中記述得非常充分，自不用說。關于賈府的田租（糧食、物品和租銀），《紅樓夢》刻意暗示是“春秋兩季地租子”，繳租“走了一個月零兩日”。從平均腳程數看，這分明是國的范圍了。至于稅捐，就更加是造園直接的財源，這樣必須安排遠處揚州（距離京城同樣是月余路程）的林如海任“巡鹽御史”；林如海去世后，“林家的財產流入榮國府后又到哪里去了？”“（原來）確有一個事件可能將流入的林家財產消耗殆盡，那就是為迎接元春省親而建造大觀園。”]，而又因之資本流通的統一經濟形式，這個工作鏈接實際發生機理可刻畫為：企業利潤－利息I（銀行利息）－地租－利息II（虛擬資本利息），藉以揭示競爭到壟斷，從掙得平均利潤到職能資本利息的獲得，再到非職能資本利息的掙得，乃至從實體經濟形式到虛擬經濟形式的資本主義分配全貌。無獨有偶，以寶玉為線索的理財治國亦如此。只不過這個財和國，《紅樓夢》以“大觀園”（財產身份）代替。上行線：成園→游園；下行線：宴園→毀園。所謂：成園必游園，此暫榮之兆；宴園必毀園，此暫寧之兆（對應看，利潤→利息I，即是資本之上行線；地租→利息II，即是資本之下行線）。然則同《資本論》中的資本主義商品一樣，寶玉成了名副其實的“統一對象范疇”，并從思維學上統一了黛玉、湘云、寶釵和妙玉，使其分別擔任領導“歷史的對象”“系統的對象”“現象的對象”以及“認識的對象”的工作關系。

這尚可進一步顯示作者工作團隊的“三合一（規定）”。作為生產身份的代言人（作為“作者”的通靈玉），寶玉的“俗性”并非什么戀紅塵，而是靈性已通[“靈性已通”是《紅樓夢》開卷“凡例”（《石頭記》抄本商品化之后的產物）所專用的術語，其中一首詩的末句和這個工作立場對榫，云：“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蓋因點明更名“紅樓夢”的旨義——為勞者撰人寫言。胡適則堅持認為，“作者明明說‘此書只是著意于閨中’，又說‘作者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然當清人戚蓼生言“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當正指此義，故其又曰：“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然則“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轉語，而千萬領悟，便具無數慈航矣”]，是要為底層人民說話的“石頭的少數派”（實則是規律的人格化）；但作為皇權身份（作為“女媧石材”），寶玉是上層階級的代表和成員（這是所謂的“神性”）。所謂：通靈玉無論如何“靈性已通”，女媧石總是它的宗法，而“寶玉”無論如何人間超越，也總掙脫不開束縛他的世襲宗法（猶如神瑛侍者之身份鎖定）。此外，紅樓中“凡仙同體”也挑明了身份與財產結合的強弱角色關系，即“強身份規定”與“弱財產規定”的結合，言下之意，旨在表明：意識形態社會功能完全由身份系統執行[須知寶玉“一落胎胞，嘴里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這‘五彩晶瑩’‘許多字跡’，是不是說得‘心物相關而有象’呢……《紅樓夢》所說的寶玉和‘寶玉’，一到‘玄渺’的境界，就是‘有而無，無而有’的。那時‘心’‘物’不相結合，所有的‘象’，也都成了（數字符碼）一類了。（然而）任憑把‘幻境’寫得如何實現，卻不曾把寶玉和‘寶玉’分說。寶玉同‘寶玉’既然是一物，那‘（數字符碼的）象’是不能再有的了。所以一到此間，即為‘幻境’，‘幻境’里邊的‘心’‘物’，卻又成了不可分別的‘一體’……‘心’‘物’相結就有‘象’，‘心’‘物’一體就歸‘空’。《紅樓夢》的大意，不過是這樣”]?？傊缟现赋?，無論“拜物”和“拜人”均意味著財產和身份的統治權力，這些范疇均同時附有意識形態上的超凡魔力。最后，作為財產身份代言人的是作為“人物群落”的寶玉們，即眾多的彼此之間具有傳影關系的人的群體[傳影關系指范疇的內部聯系機理形成。蓋因中國范疇皆通過人的載體，以歷史過程事件截取，而有“隱”可索（如“十二釵”可影射各階級女子）。蔡元培依循舊體，籠統以“三法”推求，顯得不適當。故此胡適認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于《紅樓夢》的”。胡駁蔡是純然論戰式的，卻也無意中說出真相：“《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復讀下面這句話，遂哂然一笑，又得一重意義也，謂“《紅樓夢》脫胎在《西游記》，借逕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資本及其積累過程的范疇的兩面性——財產關系屬性（“顯性”規定）和拜物教意識屬性（對應屬于“隱性身份”規定）——亦業已為《資本論》明確指出，盡管如此，仍需要從中予以區分不同的合一狀態：c和m——范疇本體和拜物教意識的絕對合一，以及v——范疇本體和拜物教意識的相對合一，批判工作的深化路徑是“絕對→相對”。然則這一理路亦指明了《石頭記》“原創”、《紅樓夢》前八十回“總纂”和后四十回“續編”作者的三重規定性何以有機統一。毫無疑問，經過“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曹雪芹乃是試圖加入對立的身份階級構造。即如上指出的，正因剩余價值是認識資本的范疇（商品生產方式的“精神導師”），而引出商品價值構成；寶玉也是因為這樣的范疇（共同體生產方式的“精神導師”），乃引出“賈府身份構成”來。這是對集中于人的主體社會的基本生產關系構成的尋求，是曹雪芹的偉大貢獻。相比之下，續篇團隊（程高等）是強化“治國理政”需要，淡化作品中包含的階級對抗性。寶玉作為“對象規定”，是非人格化的，由此他是夢中人，亦是“解夢”之人；歸根結底是瞞天過海、欲擒故縱的主體工作規定，目的乃是拋“玉”引“磚”，以一段歷史過程剪取特別的家國范疇[如此，我們方能解得這一藝術筆法（曹雪芹筆下的“中華思維學”深層構境）：“在《石頭記》甲戌本的第一回，脂硯齋就有段眉批介紹曹雪芹寫情狀物的各種手法：‘敘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閏，以致草蛇灰線、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云龍霧雨、兩山對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萬染諸奇中之秘法，亦不復少。’”]。

二、廣義的唯物史觀理論——論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統一

可將《紅樓夢》中得到的“賈府身份構成”明確為：政治身份+生產身份+財產身份；簡明起見，并且為和資本主義商品價值構成相互支應，可同樣用字母符號m表征“財產身份”。蓋因無論《紅樓夢》抑或《資本論》，所刻畫典型形態的階級分贓關系均和m（社會剩余產品）直接有關，其一般性地拋開了勞者的財產格或人格化規定的參與；說通俗些，西方宏觀經濟學意義的國民收入分配僅限于m的社會分割，在這里勞者身份和v無須考察[表面的原因是資本家集團進行內部分贓自然是不用帶上工人階級成員的，因根本無須勞動力價值的參與（其已經在生產過程一開始被“預付”了），實質的規定則是資本家作為“社會系統的唯一在場者”]。歸根結底是由于c（不變資本或皇權身份）始終是既領導生產、又領導分配的規定，它始終在場；在社會分配環節，v被排除，c則是全程參與和最終的分配決定者。然則《資本的生產過程》的結論“重建個人所有制”用意在于根本解決兩個分配規定（v和m）的歷史問題，并著力強調v的社會分割優先。

雖然“c + v + m”價值構成僅適用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關系，但馬克思認為商品具有價值構成是真實的歷史事件，同時應看到，商品價值構成因應不同的歷史過程和發展階段具有完全不同的工作內容和經濟內涵。這樣，馬克思從中取出兩個可用以直接對比的歷史形態。進一步的造設是商品構成規定本身，道器一體，以實現立足事的科學的“道的求索”。對以“歷史過程”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而言，這顯然是極其真實的工作規定[商品是事的規定，商品形式即事的形式，這其實就是研究對象的“一”；意于一，但背后的規定是事和道，即歷史和實踐活動本身。于是簡單商品生產形式→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形式，乃是固有矛盾發展的必然性結果。然商品構成實指商品形式而言，所謂事有兩儀、物有構造，統稱“構成”。其全稱是商品的經濟形式。如果用“生產形式”——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系——予以表述，乃是便于揭示內容和形式的關聯與矛盾（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一開始便是這種矛盾類型的發生），如此有這樣的看法：“如果研究進程止于作為價值形式的初級發展階段的商品形式，未能進一步把握作為價值形式的高級發展階段的貨幣形式、資本形式，就無法理解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換言之，商品構成是針對總體商品而言的一個“最大的真實”規定——歷史起點和認識起點。是以“商品=使用價值+價值”構成公式必須先設定出來，馬克思稱之為“商品的兩個（客觀對象）因素”。這涉及“對象”（商品生產關系本身）和“研究對象”（表1中表示為“階級生產方式”“階級系統關系”“階級分贓關系”）的工作轉換，眾所周知，馬克思對中間連結規定的處理是“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實際上就是提出了“歷史軸”（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客觀認識法。

然對曹雪芹而言，“寶玉”自然是個工作真實，是一個中華共同體生產體系的“頂峰”意義上的真實：既影射清之失，亦影射明之亡；既集中不同歷史時代的寶玉的特點，使之具有共同性，又獨獨是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末期（面臨重建的共同體發展關系），即有關于“末世”的一個深刻性刻畫，遂成就定位于賈府身份構成中的寶玉的特殊身份構造[很顯然在刻畫寶玉藝術形象上，曹雪芹匠心獨運，其最具特征的手法是“通史”（見方二十四丈石言“廿四史”）和“通藝”（百科知識）。通史的另一種說法是，“石頭的從神界母體出發到凡間悲劇再回歸于神界母體的生命歷程，也必須中經象征父親原型的一僧一道、一甄一賈中介的復合才能完成。歸根到底，仍然是母神崇拜、陰性崇拜，與整部小說的崇陰抑陽、以陽歸陰的總體精神仍然是相一致的。”于是，整個《紅樓夢》所依據的史料必也如此。然所謂“太史公紀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紀一世家”說法有誤，豈不見開篇云女媧補天，結篇有曰“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閱歷來的歷史”，又云“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即分明是言共同體的通史；云三萬六千五百方女媧石（這促成王權轉化為皇權），則暗示考察單元以“百年”（家支形成的通常年數）歷史材料為限，并集中于典型形態乃是揭示規律之需要。此外，書中所涉場面宏觀宏大，絕非地處江南一隅的曹家可與之匹對，后者只應是個補綴，尤其是用作國史的手法比類與實例參考（國事托于家事和復偽托于小說）。再據寧榮二公托夢“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以及秦氏托夢“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可見頑石不頑，通靈表晚世也；所謂明亡清興的百年（1583-1683年），即“明清興替”通史，又充實以察今意義的典型家事（亦是清興衰之國事預兆）——曹族家支的百年史（約1644-1744年），相互支應、家國共構（如賈府四代同時暗指皇太極到雍正帝的皇權統治），最終合璧為具有理論構造的“皇事考”。是故可斷定《石頭記》旨義乃是“國事論”，遂有“《紅樓夢》所隱的是興廢史及宮闈事”之議，推論“作者是出入宮廷之人”等等。“總之，如以《紅樓夢》為曹家自傳，‘怎樣也講不通的’。”]。這就像剩余價值，是由c的關系而生（所謂資本的政治身份在于作為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由v而創造（所謂雇傭勞動作為生產身份在于創造新價值）；在m本身，則是直接和利潤、利息、地租等收入形式對應的“財產身份”。“一言以蔽之，‘W = c + v + m’主體構成是隱含的！”或者說，“作為‘主體的構成’，它的先兆和征候是傳統產品社會的剝削的經濟規定，它的政治的社會的表現即‘特殊階級類型’——二元對立的社會階級結構。”這樣必能據之內在揭示和商品構成對應的“主體社會（關系）構成”，即共同體構成。蓋因寶玉身份的合一規定（“此石非彼石”的女媧石和通靈寶玉以及“彼身共此身”的凡仙同體的“寶玉們”）乃是限于經濟的剝削形態上的社會構造，這如同W = c + v + m；盡管如此，從中升華出來的“賈府構成”（榮國府+寧國府）必然是一個關于共同體構成之“藝術典型”的塑造，從而，是對中華共同體社會而言在形態上有普適性的構造：既觀照早期共同體（家國社會“初建形態”），也觀照晚期共同體（明清的“垂暮形態”社會）[中國的國家政權一直屹立于共同體中，共同體——本身由“公社”轉化而來——在內在構成上遞進的發展概念是“社會和階級”（即國之構成），反映在國家發展形態上即“氏族國家”“部落國家”“軍事國家”“政治國家”。這是史學家的看法。是以用初建的形態表征堯舜禹至先秦的封建共同體，有更多表現“社會規定”之義；用垂暮的形態表征自秦以降的階級共同體，更顯意義鮮明。須知資本的構成規定也正由商品而來，所謂：“以形成商品使用價值”為使用價值和“以形成商品價值”為價值。另外，猶如簡單商品生產始終是作為商品生產方式的簡單因素（基本要素）而貫串其間，初建的形態便也一直延續于整個共同體；作為垂暮而典型的形態，則是唯有具有重建意味的“明清共同體”能夠代表傳統中華皇權社會發展之特質規定]。因此很顯然，商品構成（使用價值+價值）和共同體構成（產品+身份或曰“榮國+寧國”）具有同樣的理論（認識）功能：一者在《資本論》中，執行對比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客觀邏輯功能任務，發揮統一歷史、邏輯與內容、形式的作用；一者在《紅樓夢》中進行類似操作，不同的是，其進而關涉自然過程（作為人文化育的“組織”）與歷史過程（作為階級規定的“秩序”）的客觀邏輯[共同體和商品意義對應而不同。商品形式是暫時的經濟規定，商品價值是商品生產歷史范疇。這決定價值形式是商品“名”的形式發展——“非恒名”過程（“道名”原理）。這里，要探究與之相對的過程——共同體“器”的形態發展（“道器”原理）。共同體，恒體也，然并非恒形，確切地說，是一“非恒態”歷史規定。具體而言，共同體“以天為器”是第一形態，也是自然共同體的形態；共同體“以地為器”是第二形態，可確定為“人文秩序初具形態”；共同體“以道（家關系）為器”是第三形態，這是“相對秩序形態”（家關系本位）；最后，共同體“以王為器”是第四形態，這也就是官本位關系形成的“絕對秩序形態”。因而即便在商品價值形式發展和共同體形態發展的“意義”對比層次，亦顯示了“貨幣”和“官（支）”的直接互看性]。從中可看到，歷史軸始源規定正是分別作為自然過程、歷史過程的“陰和陽”；這樣說，并非指認生產力就是陰本身、生產關系就是陽本身，而在于確認由身份系統和勞動過程的結合規定，進至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結合生成的經濟形態社會之歷史進化理路，然其成立的基礎必定是關系生成的規定了，是為“廣義的勞動二重性”。

以勞動過程的陰（規定）來識別“自然過程”，復以陽來識別“歷史過程”，可以更好理解生產方式內部母子相生路徑及其體用相克的系統領導體制。為了研究“階級行動”（客觀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斗爭歷史發展），馬克思聲言自己是唯物主義者，即在于要立足勞動二重性；為了深刻揭示階級關系實質（一體多態的階級生態景觀），必須堅持從本質到現象，而要求以“價值（研究）”領導“使用價值（研究）”（商品構成中價值和使用價值地位當然不對稱）。依照這種看法，“階級生產方式”“階級系統關系”“階級分贓關系”的研究對象表述必然同樣適用于《紅樓夢》，且工作規定必架構于共同體的對象構成。這樣，無論《紅樓夢》或《資本論》開篇均由交代此構成關系入手，讀者就不應以之為奇了。至于《紅樓夢》所體現的社會歷史觀，則需鎖定于廣義唯物史觀理論，現予以補述。

關于歷史過程，《紅樓夢》目的是揭示“皇權腐敗、綱紀傾覆”，揭露“封建一統天下的敗跡衰狀”，以“作反”頻傳、“乖張”出現，從社會力量上預示“封建鏈條的斷裂解體”，揭示“盛筵必散”總趨勢，而又集中于制度形態和意識形態上的刻畫。如此能夠明白：該書“第一次從封建營壘中刻畫了一對同本階級的意識相悖、同本階級的意志相左的叛逆者（寶黛）形象。試想：賈府里唯一期望可以繼承門庭榮耀的是寶玉，他卻偏偏對這個家族、這個階級越來越失去信心，對這個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三綱五常發生了嚴重的懷疑。”毋庸置疑，共同體身份論同商品價值論一樣都脫胎于勞動二重性的規定性，所謂：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由農奴到將軍、由奴隸到資本家，正如奴隸制構成資本財產歷史發展起來的“絕對真理”，封建制的存在同樣是封建官僚身份社會歷史發展起來的“絕對真理”（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分封制和郡縣制并存），其造成W（產品和商品）和m的特殊結合。身份論和財產論基礎終歸相同，然所有制形式的本位論不同。推廣而言，由《紅樓夢》所揭示的“身份過渡”意在消除身份和財產“不自由結合”之狀況，——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內涵意義的革命之根。

關于自然過程，可以認為《紅樓夢》用充足的筆墨揭示了中華物質文明的歷史高度，如反映賈府生活的場面、生活用具（服飾陳設、飲饌器皿），再有就是庭園建筑等等；即便是“經濟物態”，也記錄得真實、寫得有聲有色，“書中屢屢提及的貨幣形態，如梅花、海棠、筆錠如意、八寶聯春等小錁子、銅錢、銀子，在社會上普遍流通的情景，還有買賣車的商品運輸、以會票進行的銀錢往來，反映出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手段的增強。而遍布城埠街道的經濟形態……顯示出商品經濟的抬頭。”更為主要的是，這些物質文明往往直接體現“人的載體性”（即勞動過程人的規劃屬性），如大觀園的造設布局，其內的精萃怡紅院內處處是“人的精神”（“怡紅”和人化自然有關），于是有元妃改“紅（海棠）香綠（芭蕉）玉”為“怡紅（女兒）快綠（男兒）”的故事發生。此追求勞動過程之中華意境，曰：你我好比鴛鴦鳥，比翼雙飛在人間，詩心史路蕙蘭徑，長空雁陣秋月邊。要之，“這些都是‘詩意的勞動過程’在進行文明編碼（體現‘唐詩宋詞’在場性），有效防止‘實踐烏托邦’。”即在審美意識上，極力營造“人與自然的契合相通”“外部表象與內在氣質的渾然一體”，藉由“把自然與社會、主體和客體、心境和環境看成互相滲透的有機整體”，“創造出物我交融的藝術境界。”

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直接統一體現于價值規律——買賣一體化的規律，這是財產形式的市場配置；身份形式的科層配置或曰“封”與“建”的規律，乃是生活資料自主型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如戲曲《天仙配》版本的勞動過程概念），強調身份協調與合作性（“天仙配”即“身份配”）。前者或曰“商品本身”（W）的規律，刻畫“財產關系管理－市場交換形式－社會生產規律”序列；后者在這個意義上即生產一體化規律，不獨為“自給自足”形態，亦營造“身份關系管理－科層組織形式－社會生產規律”序列。m本身的規律乃為“社會剩余占有的規律”，資本主義使“社會剩余”固定化為“剩余價值（規定）”(須知共同體最初只有兩個身份：政治身份和生產身份。財產身份是W的規律轉向m的規律之產物)。這樣看來，價值規律轉化為社會剩余占有的規律在中華道路上，乃是使封建制進一步轉化為官僚制；在歐洲道路上則藉由封建制，使奴隸制生產方式最終羽化為資本（雇傭）制生產方式。一者總體沿著“身份的生產方式（身份關系上的生產方式規定）→身份的生產關系（身份的社會關系規定）”路線前進，一者直接沿著“財產的生產方式→財產的生產關系”路線前進。盡管道路歷史方向不一樣，二者仍然秉持相同原理?！顿Y本論》故而以“生產關系”為財產關系的學名，相應地以“價值形式”為財產形式的學名（或曰學科命名）。如此以勞動過程之陰為“自然過程”、勞動過程之陽為“歷史過程”，下列公式比較關系得以可能：生產方式（自然歷史過程）=生產力（自然過程）+生產關系（歷史過程），從中分解出來兩個子公式：勞者=生產力+生產關系I，以及生產關系II=官者+資者。

以此觀之，生產力（自然過程）與生產關系（歷史過程）相生相克關系中就包含有“勞者－官者”“勞者－資者”雙重階級矛盾的關系（可謂“一體二重”）。而那種“資者”合于“官者”的情形在王熙鳳身上是有具體反映的：一方面作為極為合格的管家理財者，她趁著辦理秦可卿喪事得以兼理兩府：“并不是急于上任去發號施令，而是先冷靜地分析寧國府家務管理中的弊病……分析確實切中要害。”另一方面，“王熙鳳是賈府‘違例’進行資本運作的操盤者和大管家，其為賈府掙得了巨額錢財，也最終落得被官府抄家治罪的結局。”具體說來，“一是王熙鳳實施的資本運作，所操縱的是一筆聯通面極為廣泛且極其龐大的資本……有‘一萬個心眼’的王熙鳳正是看清了朝廷半遮半掩的放貸制度，也瞅準了市場對資本需求無比旺盛的大好時機，大肆進行資本運作。”“二是王熙鳳的資本運作有一根復雜的利益鏈條……雖然書中沒有直接描寫賈府與王公大臣們經濟交易的情節，但王熙鳳與宦官閹黨們的權錢交易卻記述得細致詳盡，內中大有藏掖。”

三、保衛《紅樓夢》——歷史派與文本派的路線斗爭及相關分析

政治經濟學批判包括兩重意義：“武器的批判”（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客觀矛盾發展）以及“批判的武器”（拜物教階級意識批判），因此，資本主義在發展的同時必伴隨著無產階級的抗爭，在思想路線上的斗爭體現為意識形態規定的“拜物教批判”。亦因此，無論如何描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性，始源的矛盾規定最后只能由反映在勞動二重性內部的矛盾性予以收結。以商品生產為例，即是說，社會發展形態意義的最高矛盾規定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和不可阻擋的生產社會化內在趨勢的矛盾性，然而基層單元是勞動二重性矛盾，作為客觀發生在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之間的矛盾的統一性與沖突性。它們首尾相連，作為一個工作總體——母子體用關系總體——刻畫了矛盾規定性的聯系與發展的“歷史道路”。然則在范疇生產上，需要一個統一性的認識總結，我們將之合成為意義單元：階級生產方式矛盾（簡稱“生產方式矛盾”），而暫且不論中間的過渡、轉化以及各種轉折發生的形式（所謂一體二重、多態復合的路線斗爭歷史諸形態）；總的來說，這就是“歷史派”的由來以及工作方法。

“階級斗爭的書”是歷史階級關系孵化的偉大的書。無論《紅樓夢》或《資本論》，均抓住了歷史發展基本矛盾的主要社會表現，予以藝術的科學的塑造。所謂研究上的歷史派，就是把經典當作“歷史”來讀，堅持《紅樓夢》作為“階級斗爭的形象歷史”的書寫規定，堅持以總構成把握構造，并以歷史過程總構成（事的關系）科學認識與深刻把握階級關系構成的具體表現。和《資本論》一樣，《紅樓夢》中各種“矛盾”在最高意義上即是勞動過程皇權身份關系占有制和共同體生產的矛盾，它的基層工作單元同樣是“體現在賈府中的勞動的二重性”（矛盾規定）。蓋因在關系發生上乃至在社會過程內部，勞動既是“身份的發生”，又是“財產的發生”，是前者對于后者的不斷貫徹與結合。在廣義勞動二重性體系中，和商品生產方式矛盾的底層規定不同，共同體生產方式矛盾聚焦于“人的身份活動的二重性”，可表述為“物質身份性”“社會身份性”；究其實質，仍然是特殊規定的“勞動二重性”，如賈府在自然過程、歷史過程事項上呈現出的勞動的物質身份和社會身份之對立性。簡言之，共同體義項的勞動的二重性是：勞動的物質身份性和社會身份性，即體現在共同體生產中的勞動的二重性；至于“體現在賈府中的勞動的二重性”可參照《資本論》的表述，最后確定為“有用勞動和身份勞動”[夢非夢幻，幻非夢之系。夢是一種半真實狀態，是介乎沉淪和走向自覺的中間狀態。身份和財產的必然性規定是夢魘的根源。藉由文學筆調，《紅樓夢》的解說限于“女性的解放”，但這當然是實現共產主義所必由的主體條件，蓋因中華道路的女性身份關系的特殊性規定使然：不僅嚴重缺乏社會主體性，而且“非獨立”（分配關系上即是如此）。然則通靈之人乃是紅樓之魂，點夢的題旨也。在《資本論》中，勞動之抽象（財產）乃“抽象勞動”的物格化；進一步，資本主義抽象勞動乃是和“總財產關系”直接對應而獲得間接的人格身份。在《紅樓夢》中，寶玉之通靈（通靈人）直接即是“身份勞動”的人格化；而“通靈”的理論意義就在于此，其著眼于對“皇權社會關系”的內部刻畫，體現勞動者及下層人民對“父權關系”的挑戰，為求出路之規定也。固然囿于時代局限，《紅樓夢》的作者們尤其是曹雪芹未能實現“直筆”書寫，卻曲以“一僧一道”的點化——仿佛是冥冥力量之謀劃，使其或多或少罩上了迷信色彩，然瑕不掩瑜，理論之光灼灼其華，委實難以否認]。顯然這里，勞動的物質身份性和“勞動的物質有用性”（即具體勞動）相對而稱呼、勞動的社會身份性和“勞動的社會抽象性”（即抽象勞動）相對而稱呼；并且，“具體有用勞動”是對有用勞動和具體勞動的一個直接的總稱，它們在規定上分別劃開了物質財富、社會身份和社會財產[財富本身不是經濟學分析的范疇，財富形式（社會形式）才是經濟分析的歷史范疇形式。財富的事的形式是工藝學，它表明財富本體僅僅是“純粹的物”。財富形式合“階級之道”，從而，是一個由身份形式、財產形式——一言以蔽之，價值形式（即“社會財富”）——所規定的經濟規定。要警惕的是，資產階級學者用創造物質財富的技術要素形式進行工作仿真，企圖從認識上、“語詞”上直接抽掉物質財富和社會財富中間的“隔板”——作為社會身份和社會財產合一規定的“價值”]。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北；愿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這是將“生產關系對象”寫意化了。由此產生不同道路側的具象形態：政治身份+生產身份+財產身份（吏民關系共生與矛盾形態）以及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余價值（市民關系共生與矛盾形態）。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在歐洲道路上，《資本論》所面對的商品生產歷史總構成是“簡單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在中華道路上，《紅樓夢》所面對的共同體生產歷史總構成是“家（生產）＋國（生產）”。但需要知道，庶民（者）、權貴（者）、無產（者）、有產或資產（者），古往今來的“階級”其實都是它們不同程度和方式的結合態，換言之，庶民與權貴階級的身份路線始終伴隨于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諸階級的概念中，無不顯示了上述四者的結合。然則，與歷史總構成相契合的社會視角的發生路徑不可避免地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這是“史籀法”：兩重講話方式的結合，同時也是馬克思價值形式思路之由來（個別的商品→各種“類”的商品→代表者規定的商品即社會一般等價物→符碼化的“一般商品”即貨幣形式）。商品－貨幣－資本，乃歷史歸納法意義之歷史過程也，它的邏輯上的事項被記為：個別、特殊、一般，資產階級工作者仿真以“勞動－土地－資本”三位一體公式關系。猶若家（支）－官（支）－國（支），但后者與前者有很大的不同，是以“家－集體－國”為具象邏輯?？梢姡缫亟洕耸菍Y本經濟的工作仿真，組織經濟是皇權經濟的具象。懂得這一層比較關系，則不應貿然地將實證邏輯學移植于《資本論》和《紅樓夢》。尤其對《紅樓夢》來說，其邏輯事項不能被簡化為類似物質原子的個人之間的關系。史路山萬重，須知邏輯的方法容易導致對文本的過度依憑；所謂新紅學之崛起，實則正是利用的“實證邏輯”，由此也可以說，這乃是新紅學對舊紅學發動的一種“邏輯反動”。

鯤鵬展翅自茲始，日月穿梭即幾行。正是藉由邏輯反動，紅學自此逐漸蛻變為“曹學”?；虬粗苋瓴恼f法，紅學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要言之，是以曹學為基礎和中心的四學體系，有所謂“十六字真言”：家世生平、版本源流、探求亡佚、評點批閱。文本派的說法蓋源于此，但核心的旨義在于探求“本真的108回”。“當我們對康、雍、乾三朝歷史……對曹寅家史了解得越細，我們就越是相信，《紅樓夢》絕不僅僅是一部小說?；蛘哒f，它不能以說部的常例去衡量。”“《紅樓夢》有它獨一無二的特殊性。我們當然不會相信，《紅樓夢》是曹家歷史的‘實錄’，也不會是曹家歷史的‘密電碼’。但是曹家歷史和清宮秘史在《紅樓夢》……結構整體中又是如何形成獨特的閱讀張力的？這些都是我們把握《紅樓夢》獨特魅力的有效途徑。”商品－貨幣（師者之學）－資本，現在要變成“家（支）之學－官（支）之學（世俗的師者）－國（支）之學”[官支猶言“官僚”（官和僚的生態群落），本文運用這一術語是和“家支”用語相支應；同樣，國支的概念和“民族國家”相當。另外亦要認識到，中國不限于民族國家概念（所謂“華夏”），從“宅茲中國”起步，中華民族是共同體文明延續的世界級的國家類型，在這一點上，必須將天下主義和世界主義于規定上合而為一]，仿佛曹雪芹本人儼然是彝人口中的“家支頭人”，這是將邏輯文本之事作為“第一性”，而將歷史本身之事作為“第二性”了。資本由簡單財產或商品關系逐步發展而來，資本關系須得領導商品和貨幣的研究——商品是作為“商品資本”（猶如家支）、貨幣是作為“貨幣資本”（猶如官支），遂使簡單商品流通成為純粹簡單的關系和形式；同理，家學和官學僅僅是“國之學”（國家本位）研究的兩個憑靠，卻不足以喧賓奪主(須知《石頭記》明寫家事，實言國也。所謂王家血史國，黛云釵妙心，洞山海天幻，癡情愁恨人；此解寶玉言：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紅樓夢”總其名，故其方法論要旨又云：國史即家史，心史即情史，仙史即幻史，人史即魔史。以此尚可推論：石頭記名實，紅樓夢名虛，二者關系猶若“自然中之物互相關系，互相限制。然其寫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系限制之處。故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是以王國維指出：“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文本派倚靠的是文本（文本的索隱和基于文本的實證），借助的是小說體裁，到頭來，小說藝術上的虛構卻不支持“索隱的真”和“實證的真”。這迫使周汝昌先生反其道行之，轉而強調：“曹雪芹竟然把自己家里比為嚴世藩、楊國忠！我說他肯于向自己家庭取材，又能背叛自己的階級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去看事情，為歷來前此中國文學家所未有，當非過分恭維……我們應如何不忽視了曹雪芹在十八世紀的中國而出現的偉大呢？”

歷史章回體是晚期共同體漸已成熟的小說紀事體裁。蓋因歷史規律已顯，人物故事耙梳其內自然成為可能。這是“說話”的一種通史風格。“講史之影響更大，并且從明清到現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又在方法論上多有發掘、創造：“中國古代的史學家常用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來寫史，既寫出歷史真實又能遠禍全身，因而，這種史筆便成了曲筆了。”就本質而言，《紅樓夢》當然不限于小說設計，可所謂“本真的108回”，乃是加強了神俗二性的宿命觀。“這個大對稱、大反比、大襯映的結構……實以每九回為一個‘單元’，是總結構法則，也是藝術的脈搏、音樂的節奏。”由是觀之，固守108回設計結成新紅學研究“邏輯的心魔”，使之完全走不出小說的迷幻邏輯。“曹雪芹在文本結構上非常講究。”“每一段情節（不僅）以九回為一個單位，而他又以十二為一個常數……前面五十四回寫賈氏宗族的繁華富貴到了極盛狀態，后五十四回就逐步寫到衰落，到最后是隕滅的大悲劇的結局。”于是乎，“應該把握住曹雪芹全本《紅樓夢》的這種文本結構，這是一把總鑰匙。”然十二之作為書中貫穿的常數，我們在文章開頭交代了，即女媧石的“高十二丈”，乃史的記述單元“年”之線索和結構，并不神秘。

如果說曹雪芹對《紅樓夢》有什么總體結構設計，那只能是源自陰陽的“五行”構造：寧國公（官‖木）－榮國公（家‖火）……身份關系定制奧秘（土）……榮國府（家支‖金）－寧國府（官支‖水）；猶如資本總公式一面寫資本經濟的市場有效性，一面寫其生產危機性，這個構造——對應稱為“皇權總公式”（地主階級職能規定體現在“家→家支”成長序列中）——著實是為了一面寫皇權系統的代衍性，一面寫其組織機構的潰敗性。但是，劉心武決意循著周汝昌的思路探佚“神秘的構造”，將原本60人數規模（一說是36人）的“金陵十二釵”榜單擴容為108人，以一百零八位“金陵脂粉”英雄支應“108水泊梁山好漢”。這是背離歷史書寫的，是欲使曹雪芹成為“中國傳統神秘主義結構的集大成者”，更且莫論打亂后重組的“太極紅樓夢”了。然紅樓秦關百二，十二釵實指《紅樓夢》中諸女子，是個實中有虛的數字。是以針對曹學探佚和過度實證的研究路數，俞平伯先生彌留之際留下的話發人深省。文本派研讀有功，但結論錯誤亦明顯，引導讀者不是“讀歷史”，而是“讀故事”，直至按圖索驥地讀自己心儀的故事人物，進行對號入座，遂使紅樓涂有兩層重漆，產生研究上的“二元論”(“人人皆知紅學出于《紅樓夢》，然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真事隱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語村言，必欲實之，此二反也。”“《紅樓夢》好像斷紋琴，卻有兩種黑漆：一索隱，二考證。自傳說是也，我深中其毒。”俞平伯語出驚人！然所言不虛也。姑且不論中國小說本源與本質是史，是史的一支，就“否定現行百二十回程本《紅樓夢》，其反《紅樓夢》的用心昭然若揭”。此外，“所謂‘上了胡適的當’，既指‘自傳說’‘續書說’，也指對脂本的迷信。”)。然最突出的問題是：“把賈寶玉、林黛玉這兩個典型形象說成是超階級和超時代的，簡直把地主資產階級一貫鼓吹的所謂‘永恒人性’捧上了天，這是《紅樓夢》主旨‘談情’說的惡性發展。”而決沒有認識到，“《紅樓夢》的偉大之處，就是它以卓越的藝術成就，揭示出了這種階級社會里的階級壓迫、階級統治的基本事實，從而給人們以深刻的啟示。”

歸根結底，紅學研究激發了一場持久的思想路線斗爭，“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所謂‘紅學’，實際上是一個思想大戰場，是各個不同階級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圍繞著《紅樓夢》所展開的一場尖銳復雜而持久的斗爭。”與之相反，按照歷史派的思路，《紅樓夢》是全面揭示生活、展示皇權經濟矛盾的一部極其偉大的作品，言其“反清復明”，毋寧說本身就是一部階級斗爭的書。藝術不是人為設計的，歷史亦不是什么“科學（理性）假設”，對生產方式矛盾的認識是以不能既獨斷又懷疑，必須有一個“機理系列”。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路線斗爭體現了“本身法”；所謂本身法，在于抓“本”，在于將這個靈魂性的斗爭策略體現于各種領域。就歷史派的對象機理矛盾表現法而論，實則是探究這么四種機理：生產方式矛盾機理I——表1中由秦可卿出發揭示林黛玉（癡夢仙姑）結局線索（或曰“矛盾的歷史論”）；生產方式矛盾機理II——由賈元春出發揭示妙玉（渡恨菩薩）結局線索（或曰“矛盾的認識論”）；生產方式矛盾機理III——由王熙鳳出發揭示史湘云（鐘情大士）結局線索（或曰“矛盾的危機論”）；生產方式矛盾機理IV——由賈雨村出發揭示薛寶釵（引愁金女）結局線索（或曰“矛盾的實踐論”）?？梢姡顿Y本論》《紅樓夢》決“不是一個形式化系統”，“反之，如果失去這一高度，就失去了把握聯系的思維力、理論能力……最終失去理論的批判武器，相應就難以形成正確的判斷。”《資本論》從形式上單寫發生學各個序列，使之各自相對獨立，相比之下，《紅樓夢》乃是復寫；盡管如此，它們的結構是總體支應的，形成“歷史→認識”為經、“系統→現象”為緯的體式?？蓳o出目錄對照：開局·關系總說（“第一篇”商品和貨幣）：《紅樓夢》第1-12回；關系之初成（“第二篇”貨幣轉化為資本）：《紅樓夢》第13-24回；關系之成·基本關系切要（“第三篇”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紅樓夢》第25-36回；關系之變數（“第四篇”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紅樓夢》第37-48回；關系之內（“第五篇”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紅樓夢》第49-60回；關系之外（“第六篇”工資）：《紅樓夢》第61-72回；關系腐敗的進程（“第七篇”資本的積累過程）：《紅樓夢》第73-84回；皇身之一（“第八篇”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紅樓夢》第85-96回；皇身之二（“第九篇”資本周轉）：《紅樓夢》第97-108回；收尾·皇身關系大總結（“第十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紅樓夢》第109-120回。

以此觀之，《紅樓夢》委實不是“自敘傳”，實乃“發生學”工作邏輯（歷史本來的方法）的一個創制?！都t樓夢》在體例上歷史蘊涵認識、系統含著現象，充分表明“母子體用”乃唯物辯證法的發生學版。按照這個體例，《資本論》的結構被濃縮為“十篇”：不僅第四卷需要提前（接排于歷史發生學之后，在目錄對照中第四卷是“隱含的”），《資本的流通過程》三篇被接排于《資本的生產過程》之后，而且講述“現象”的第三卷內容本身也可以濃縮于“第十篇”中進行闡述。蓋因第一、四卷聯系起來得到“母子”規定，第二、三卷聯系起來得到“體用”規定，《資本論》對母子體用的處理方式是奔著知識生產的下游去的，因而采用“四卷的充分展開”體式，實現“母子連體”講述和“以體馭用”推演。由于本質現象合一、同步闡述，對矛盾的揭露即按“由易而難”的行動主義路線進行：機理I是矛盾規定的初露，又是“總聯系”，以《資本論》十篇結構看，對應了前三篇內容（《紅樓夢》前三十六回，這是“《紅樓夢》之歷史發生學”）；機理II對應領導性認識范疇的生產，是矛盾規定基本定型，是“量變→質變”，對應十篇結構的四至六篇（第三十七至七十二回是“《紅樓夢》之認識發生學”）[亦可從中得到兩種版本的階級工資形式的對峙形態：按身份的所有制形式和按財產的所有制形式配置，其中身份配置復以組織形式、財產配置復以要素形式作為個別調節形態。上述二者內在聯系卻不相同。勞動主體總是帶著“身份”進入勞動過程的，階級身份于是使得計時工資為財產形式的絕對規定，計件工資為相對規定。不同于《資本論》雇傭工資和剩余價值的社會界線分割是完全通過階級化的財產斗爭，據此把工資的爭奪完全看作“財產形式”（財產工資），《紅樓夢》中，即便工資形式也是身份斗爭的結果；或者說“身份工資”寧可說成是相對的，v和m的分割具有一種狀態依存性。對身份關系系統而言，v和m的全體是絕對的，v是相對的，身份形態的歷史持久的斗爭力量毋寧說屬于“特殊內涵的階級斗爭”范疇。由此可見，《紅樓夢》固然講述“身份版的階級斗爭”，然工資的身份形式外顯之規定亦必和“財產版的階級斗爭”相呼應，在更高層級上反映工資的財產形式的運行。這是特殊的身份經濟，“六親同運”這句話透徹地道出賈府危機的鐵律。鑒于此種意義，“之所以說《紅樓夢》是一部經濟大書，正因為它不僅生動再現了清初封建經濟成長及崩盤的史實畫圖，還深刻揭示出經濟發展運行的客觀規律和經濟危機的一般普遍原理。”]。相應地，機理III是基本關系的矛盾規定顯露，是“肯定→否定”以認識范疇領導矛盾生產(“《紅樓夢》第七十六回，以出人意料的筆法讓妙玉出場，并讓她一氣呵成續出了中秋聯句十三韻。這其中的玄機到底在哪里？”據作家劉心武介紹：“妙玉在她所續的這些詩句里面，把賈府，特別是金陵十二釵正冊里面的除了她自己以外的這些女子——甚至你也可以把她自己包括在內——所有各釵的命運結局，做了一個掃描和概括。”)，對應十篇結構的七至九篇內容（第七十三至一百零八回是“《紅樓夢》之系統發生學”）；機理IV是矛盾規定充分完全的顯露，是“統一→對立”，對應《資本論》第十篇（第一百零九至一百二十回是“《紅樓夢》之現象發生學”）。依據這個判定，本身法對于“矛盾”的顯露歷程是“對象本體→內容→形式→系統（層面）”，最終成就了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規定。

其中，對《紅樓夢》而言，認識直接合于歷史、現象直接合于系統，歷史和認識是“混成的”結合體、系統和現象是“雙面的”有機體，從而矛盾的聯系與發展似乎是“神秘的”。上面已然交代，按照結構“對稱學”，“概而言之，《紅樓夢》通部的結構，是以九回為一個單元，又以十二為總攬人物和情節的組合數，因此，全書應該是9 × 12 = 108回。”但這樣理解也有一個直接的好處，那就是“曹雪芹是寫完了《紅樓夢》的”。曹雪芹自然不會為“情”所困，《紅樓夢》之被誣為“稗史之妖”，恰值《四庫全書》告成時于社會上流布，本身就已說明了問題，即它同樣應被視為“百科全書的理論作品”，尤其是理論歷史作品。

四、《紅樓夢》和《資本論》學理關系考——兼議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的統一

從史書規定來看的《紅樓夢》與《資本論》寫作旨義相互涵括，然側重點和直接工作目的頗為不同：一為揭發“人的（身份）解放”，一為揭發“物的（財產）統治”?！顿Y本論》旨義最終必落筆于人的全面發展、人的解放，然揭示所有制的解放必定要被看成是直接的目的，故而以“勞動論”（馬克思早期的探索被說成是“勞動本體論”“異化勞動論”）為開筆，沿著所有制（財產關系）路徑延伸到“六冊計劃”和《資本論》。這是由母及子的生成運動線索；簡言之，《資本論》者“土（勞動）生金（資本）”，主言金、兼及土也，敘述它們關系的是“價值和剩余價值學說”。在先天八卦五行方位圖中，土和金的運動方位彼此相對，言矛盾統一關系。因此，八卦是五行的再續，是把矛盾關系進一步從范疇上明確化、認識化，揭示矛盾機理在現象生活領域的顯化。由于以“重建共同體”為旨義而與之不同，《紅樓夢》者“金生水”，主言者“水”（即金陵十二釵女子們），又必然置于“金石”（象征男權統治關系）之下也；以此觀之，寶玉實不能說成只是“男主角”，而亦為紅樓之“女主角（牽線人物）”也。對此周汝昌有自己的觀點。且莫論“吳帶當風、曹衣出水”二宗風格中，紅樓多“善以‘曹衣’之‘出水’來顯‘吳帶’的‘當風’”，僅在衣飾描寫上：“寶玉雖為男性，卻寫他的服飾，而且是重筆疊筆，何也？”“不難明白：雪芹著書不為男子，只傳女兒；寶玉雖屬于男，但性與女親，甚異于世俗‘濁物’——原系一部書的真正的主人公，故特筆‘優待’。”處理二者關系的規定（工具手冊）則曰“風月寶鑒”，亦是從人的關系方面對“價值和剩余價值學說”的支應。然則《紅樓夢》可謂是解人之學，是偉大的“歷史唯物主義之人學”工作規定；所依循的路線是“子”復歸于“母”的自我克服（矛盾）發展之路[須知適合《紅樓夢》的應是后天八卦工作系統。在后天八卦的五行方位圖中，金和木的運動方位彼此相對而構成矛盾統一關系（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規定），與水的方位則是統治意義的相生關系。因此，主言“水”的任務主要還在于由人的側面揭露矛盾，尋求出路。其要旨在言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機理過程（所謂意于一、象于二、言于三），是做到“三生”而“五行”，以通靈之筆把握身份“一化為三”復雜之有機體及其自我克服的行程]?；蛟皇欠e極響應了《道德經》的思想路徑：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本著人（關系）、物（關系）對譯，解人之學亦必可認定是和“解物之學”機理對應的，以期實現原理“合璧”。是以制作圖1。

【圖1 《紅樓夢》《資本論》“諸名”關聯及成書由來發生學機理考】

論及藝術，《紅樓夢》最大的藝術乃是“存史之藝術”。資治、存史、教化，然《紅樓夢》《資本論》共通的藝術特征是存史（一為身份關系史，一為財產關系史），此乃二者之最大藝術性?！都t樓夢》更兼兩方面的內容特征，是以可說“雪芹建造的，名叫‘紅樓’，實是一座‘建章宮’，它千門萬戶，弘麗輪奐，不可言狀。往大處看，氣象萬千，無人企及。往細處看，又事事經心，件件奇趣”。108回版本說本意是想很好托顯紅樓結構學，最終卻將《紅樓夢》引向影射皇族關系的自傳體“情書小說”，如以“共名論”解讀“情榜”（神秘的108釵），其間彌漫了神秘主義思想的氛圍，充斥著純美學情調訴求。后來竟又在唯心主義結構上越陷越深。這個或許是小說自我生成邏輯史上的要求，意在提供“小說知識”，而抹殺“寶玉范疇”的認識論功能。是以撇開120回版本是否為“御用《紅樓夢》”暫且不說，也不論高鶚和程偉元是否“串通”，文本派的做法委實低估并遮蔽了中華知識生產的本有意義[與之相反，120章回是把紅樓結構設計坐架在歷史體裁中了。用程乙本的話說，“書中后四十回系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然）其原文，未敢臆改……且不欲掩其本來面目也。”程偉元是告訴我們，“《紅樓夢》當日雖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卻有一百二十卷的目錄。”胡適猜測這話意思是，“八十回以后的四十回，據程高倆人的話，是程偉元歷年雜湊起來的——先得二十卷，又在鼓擔上得十余卷，又經高鶚費了幾個月整理修輯的工夫，方才有這部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之所以再提這段話，是因為胡適等人認為，“我曾推想當時各種抄本之中大概有些是有后四十回的目錄的，我在改定稿就‘很有點懷疑了’，并且引了平伯舉出的三個理由來證明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鶚補作的。”胡適又徑直云：“高鶚續作的四十回，也不過是續書的一種。”而如上所議，“俞先生的大徹大悟，說明已經充分認識到，他以畢生心學致力于‘腰斬’紅樓的研究，是愧對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一種罪過……充分論定程高保全《紅樓夢》的歷史功勛，重新確認他們在紅學史上的應有地位。”是以可做推斷：所謂“后四十回問題”，“實質上是曹雪芹要想改寫《紅樓夢》，改是改不了的，但可能有草稿，有的散失，有的幸而為高鶚所得。”況且，這本就是程乙本明示了的意思：“前八十回是‘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后四十回是‘今得’……這個本子是經過他們‘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過的，也即是說經他們整理刪改過的。”]。

無獨有偶，馬克思也有過“三卷體”（本質－現象－認識）設想，但經過寫作和論證，馬克思最終選擇了歷史、系統、現象、認識發生學四卷體式，形成總思路：從對象到研究對象、從生產到再生產、從歷史到認識、從本質到本質乃至從本質到現象。蓋因馬克思發現黑格爾的邏輯學是“神秘的自主結構”（概念的自我運動），盡管如此，其辯證法仍可用作研究資本的“綱”；綱舉目張，只要批判性地抓住這個綱，黑格爾的“邏輯知識”就能夠被轉化為歷史的認識和范疇。對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應做這樣的概括：精神的存在、精神的本質、精神的概念（知識）以及精神現象學。馬克思通過唯物主義進行的改造在結果上則應做如下概括：歷史的存在、歷史的本質、“歷史的概念”（即范疇）和精神現象學批判，即所謂“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實質是用歷史撤換精神作為工作定語。亦可見，如果繼續堅持“三卷體”設計，即可能導致“說主義”，如教科書版本的“科學抽象法”，其問題性不在于執行邏輯知識，委實在于試圖以“抽象”“具體”辯證法覆蓋一切思維形式（改革開放后最早論《資本論》與《紅樓夢》的一篇文章恰當地強調“兩部書都揭露了社會關系”，然主題限于“《資本論》與文學”關系范疇。盡管如此，其明顯對“說主義”提出看法：“就是我們經濟理論工作者，在閱讀《資本論》的時候也應該領悟到，要像馬克思那樣，多閱讀一些像《紅樓夢》這樣的文學作品……給我們自己的經濟學著作賦以藝術生命。”）。“必須將‘抽象規定’界定為總體的思維形式和方式，例如‘價值（形式）’和‘剩余價值（形式）’。即《資本論》第一卷的思考形式是‘價值（形式）→剩余價值（形式）’，第二卷的思考形式是‘剩余價值（形式）→資本系統構造（形式）’，第三卷的思考形式是‘資本（形式）→生產價格（形式）’，而第四卷則是關于總思維‘認識形式’即剩余價值（形式）的理論批判史考察。”一言以蔽之，就是使“精神的概念”重返歷史認識，使知識概念歷史關系實體化，防止“自我抽象化”。利用黑格爾的精神邏輯學，可直接得到“資本=價值形式”的邏輯概念，而確定貨幣轉化為資本乃是“價值形式的內部運動”。盡管如此，唯有堅持將與“商品－貨幣－資本”有關的邏輯鏈條置身于“簡單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自然歷史過程予以考察，方可實現邏輯與歷史的一致性，得到中華意義的思維學工作意境。“思維學領導邏輯學”于是必須成為學科工作規定。

由于《資本論》抓取的綱集中于“商品章”，商品構成（唯物主義的兩儀規劃）及陰陽路徑的勞動二重性即作為了對“歷史的存在”“歷史的本質”的統一的工作規定，首篇的設計與定格暗合了“中華思維學”（《紅樓夢》第一至十二回的敘事單元處置）?！都t樓夢》真正的故事開局是第十三回，如《資本論》之“貨幣轉化為資本”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而為了執行“歷史唯物主義”工作規定，開局就必須是對“商品邏輯”（家支）以及“貨幣邏輯”（官支）進行關系總說。這當然是個最大的領導機制。如第四回即是個階級關系的綱，“翻開一部《紅樓夢》，在開場的頭四回，作者就以鮮明對照的藝術手法，揭示了怵目驚心的社會矛盾……四回之后，逐漸地展現了賈府統治者為了維護和延續他們的統治地位和特權，怎樣對佃戶進行敲骨吸髓的經濟壓榨，對奴才進行殘酷的人身迫害，對貴族的叛逆者進行嚴厲的思想統制。在讀者面前顯示一幕幕階級壓迫的慘劇。”第五回是個批判認識的綱，如點出思想路線的斗爭——“嫩寒鎖夢因春暖，花氣襲人是酒香”與“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言明紅樓“陰陽”是如何煉成的——“春夢隨云散，飛花逐水流，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閑愁”；強調陰陽道路是“從聯系到發展”——“方離柳塢，乍出花房……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言二重性路徑的工作批判法（真假法）——“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等等。于是可以說，《紅樓夢》與《資本論》遵循相同的思維學頂層設計：一者立足身份（對象），耙梳其歷史系統的發生機理，揭示規律；一者立足財產（對象），揭示歷史及其社會系統的發生發展機理，并以實踐發生學揭示彼此聯系著的諸種現象經濟規定性；以及一者力主體現身份批判之“主體原則和原理”，一者則全面體現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之財產批判“客體原則和原理”。鑒于此種關聯，應進行統一思維學上的構圖：（1）對象·思維學——蘊涵了對象的相生相克規定；（2）繼之的“研究對象·思維學”乃“思維學→邏輯學”；（3）所謂“歷史世界·思維學”，則指示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統一之規定。

立足方法論學科建設，書寫“經濟學的文化自信”。其表明，和所謂“邏輯是哲學入門”（關于這個斷言，馮友蘭是這樣說的，“對于哲學是從邏輯學入門的。用古人的話說，就是從邏輯學‘悟入’，用今人的話說，就是從邏輯學‘打開一個缺口’。”）不同，《紅樓夢》和《資本論》乃是由“對象思維”悟入，由“思維學”（辯證法）入門。這是統一思維學工作機制的不二法門，而在機理上其必旨在實現由對象思維向對象邏輯的規定轉化。作為馬克思主義思維科學，它工作統一于“思維學本體”（關于合類意識的研究——建立總聯系規定）、“思維學實體”（即研究對象的工作邏輯）以及歷史世界的“思維學系統”（即建立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之統一）。鑒于此，我們需要繼續深入到統一的關系內部，尋求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對話”的具體通道（圖2）。圖中分I、II，但實則它們各自在內部系統上總是統一的，I、II言“學科對峙關系”，從而是針對“體”的“用”規定。

【圖2 “統一思維學”構圖機理：內置自然學科工作規定的歷史理論】

庸俗經濟學繼承單邊主義西學傳統，遑論科學的解釋。統一的歷史科學堅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一；從方法論上看，辯證法（狹義的辯證法即思維學工作規定）、邏輯、認識論之統一即為“統一歷史科學”，在于促成“單邊主義”向百科全書傳統回歸。這當然是執行“主觀知識批判”的直接基礎。然則唯物史觀范疇是歷史“倒過來”看的結果，是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形成“知識體系分裂”從而產生“工作對峙性”的認識結果。但是按照發生學，只有主體的自覺行動和認識達到自然歷史過程工作規定時，生產力、生產關系相互間的關系才能夠為群眾徹底掌握。伴隨著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日益分裂化，階級斗爭的工作規定會完全顯露出來。這樣，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按下定義的方式是四項內容：

（1）自然歷史過程；

（2）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它們在科學領域中分別被逐漸地工作發現）；
（3）階級斗爭（原理）；
（4）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是以圖中，所謂以實證為邏輯的實證邏輯學，即“客體立法”工作規定；所謂以批判為邏輯的批判邏輯學，即“主體立法”工作規定。所謂“主觀知識”即認識形式，從而，社會客觀知識一定是基于“批判邏輯學”的，且以調查和批判為“知識標準”。歸根結底，對社會歷史的知識生產而言，矛盾法是體、是本，批判法是表、是用。蓋言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是將通常所說的知識（理論）作為“狹義之理論”，將關于“方法論”之理論作為“廣義理論”（包括邏輯學）。相應地，推理邏輯就被嚴格置于研究對象的理論邏輯地基之上，而后者正是作為“對象思維”向“對象邏輯”進行規定性轉化的產物形式。這樣，“對象知識”的規定（知識的“真理”）有望得以徹底建立。是故《紅樓夢》不獨提供“藝術之聯系”，更直接提供了“理論之邏輯”，固然它的知識生產由人物的活動和小說語言來表達，但它進行“統一思維學”構圖事實是確定無疑的。

要之，文本派著眼于作者個人身份性，忘卻了階級代言人的工作規定以及歷史制言的根本性，就產生違背歷史聯系的“邏輯聯系”，據此安排邏輯推斷，是為“假推理”。紅學文本派未考量官僚地主社會系統的內部矛盾，導致“偽托小說法”似乎變成了“真托”“真構造”。其實不然，猶如《資本論》商品章將第一、二節設定為“上游”之規定（對象思維學），統領“中游”（第三節的邏輯學規定），繼而指導“下游”知識論生產（即第四節“商品拜物教批判”），《紅樓夢》的最大理論價值和方法論貢獻即是守住了知識生產的“上游路線”。這個路線本真的方法是求規律、求本質，從而運用的就是“真假法”“事格法”以及基于矛盾機理顯露的“工作批判法”。《資本論》最終建立的批判的知識理論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紅樓夢》囿于時代局限沒有通達這個層面，但踐行了由易而難的“克取知難”的新型知行主張。

五、行動的語境——中國經濟學本土研究何以依傍《資本論》進行

《紅樓夢》之對勞資階級關系的“忽略”既囿于歷史發展階段，又根植歷史文化舊有路徑，此不足道哉。但從學理上看，《紅樓夢》極富主體批判革命精神，且著實為方法論之指導：謂毀滅共同體而建設共同體也。然在認識高度與方法論原理上，《紅樓夢》即“中華本土版的《資本論》”（即便是直接意義的“中國的《資本論》” 也有確實之工作內涵：例如在《資本論》里，馬克思揭示出商品即物質生產交往背后的社會的人的關系；而《紅樓夢》則揭示出人倫背后的物質利害關系，揭示出政治經濟利益的總博弈——真正在寶、黛、釵三角關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正是四大家族的這種博弈）?！顿Y本論》中所抓取的“綱”來自中華思維學，尤其《道德經》《史記》《紅樓夢》這樣的經典作品；此外，紅樓所托起的“詩詞藝術”更加是顯現“綱”舉“目”張的靈魂性東西。《資本論》與《紅樓夢》皆為“史書工作規定”，盡管工作側重點不同，但共有一點相同之處——“是兼容了章節體和條目體的綜合類著述，保持了形式邏輯”，故此，“《資本論》在西方世界沒有獲得應有的發展，反倒在中國有充分的發展，這本身就可說明西方學術傳統及其新進展和《資本論》之間具有相當的異質性。”

須知在學科建設上，《紅樓夢》遵循的傳統曰“大”，所謂“道大”，即行動主義（道名）的實踐規定；這個規定在唯物主義上的又一體現是“道器”，即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漢字“器”的中央，實乃“北斗星”演化天象之所系，其環繞的四周順逆時針進行周轉運動，暗合《洛書》機理；于是有結構化的“器”模型。曰大、曰逝、曰遠、曰反，皆言道之名，乃合教科書建設之機。具體而言，《紅樓夢》的學科名稱即為“大”，直接主持知識論生產的“哲學”學科名稱為“逝”，現代意義教科書的學科涵義是“遠”（知識階級斗爭），而《資本論》的學科名稱應定為“反”；反亦是返，返者歸也，向“大”回歸，即意味著對資產階級教科書進行“歷史反動”，重塑史書和百科全書工作規定。迄今為止，也唯有《資本論》對資產階級流行的教科書說了“反話”，是以《資本論》的學科命名仍從“辯證法”。蓋因辯證法的形態“引起資產階級及其空論主義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蓋因“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蓋因這個工作實質：“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器”模型蘊藏的變化機理展示于圖3的路線示意中。

【圖3 教科書之“器”生產模型：道·大·逝·遠·反】

這些術語（學科命名）都是對象思維學上的規定，一字結名（一字訣）恰如“劉三姐對山歌”（象、思、言、智）——對象之名[山歌得從心中出：山歌不唱憂愁多，大路不走草成窩；山歌的象（對象）、山歌的思（思維）、山歌的言（言即說，指“對話”之邏輯）、山歌的智（知識）完全是詩性的，這個詩性（唯物主義的感性）即是“理性”。此詩之歌（山歌）乃“道名”之直接統一]，說的是“歷史的自我認識”（歷史的對象知識）。就知識生產而言，《紅樓夢》《資本論》皆以歷史范疇領導邏輯范疇，“范疇定制”領導語言概念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魚兒不知鳥在林，鳥兒倒知魚在水。紅樓的人物教科書在于“指導手冊”的意義作用，所謂一卷青史（風月寶鑒），“以情索人”寶典也！相比之下，《資本論》著眼于資產階級教科書批判，取意境“看魚不見不怪水，看鳥不見不怪林”，“以關系索人”建立階級學歷史檔案。在階級研究上，兩者相得益彰：不約而同地做到階級行動、階級意識和階級知識生產的工作一體化，并強調這個認知理性必然由歷史而來，是有根的，在歷史過程中成長壯大；是以對階級理性的歷史研究，須得有通史視野，研究理性變遷史，爾后鎖定于某一特定社會發展階段，開展斷代史意義的典型形態研究。又之，前者在思維學藝術上更勝一籌，后者在知識接應上堅決而徹底。邏輯為對象思維形式所映射，然則作為結論性比較，我們以對象思維學上的一個知識生產模型（圖4）動議如下幾點：

【圖4 “封”“產”“建”與“購”“產”“銷”：從道（無）到德（有）】

注：《紅樓夢》以“無”“有”解真假，實則以“無”托“有”。在知識生產上，說到底還是“貴有論”，此追求教化也。如《資本論》第一卷可謂由現象深入到本質，直至由歷史現象生活深入到社會本質生活，這是“道（無）”，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歷史矛盾作用的生成過程把握資本總公式歷史形成和發展；第二卷是從本質到本質，可謂有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客觀知識之“德（有）”，其領導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謂為“生產關系上的生產力形式”（購、產、銷），定格財產關系管理“三個階段”“三種職能形式”“三種循環形態”。概言之，《資本的流通過程》對“個別資本→社會總資本”社會發展路徑的研究闡發，根本目的在于揭示生產條件在資本主義劃分上的特殊歷史形式，提示微觀層面的有計劃何以導致了“宏觀層面的無政府”；于是所謂市場形式，不過指示組織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之特殊財產結合形態與運動方式——生產資料自主、生活資料非自主之經濟體制形式。故圖4總以“道（無）”“德（有）”，《紅樓夢》第一百一十六回云：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價值規律作為共名的規定，在于引出本身是財產理論的“勞動價值論”歷史邏輯：所謂勞動為母、價值為子以及價值為母規定、價格為子規定基礎上的生產價格為體、市場價格為用——價格治人、價值治于人。作為“必然性的經濟實現關系”，其在身份關系側的表現是身份的共生共治的秩序，財產價值的標尺而為身份組織的標尺所替換——組織治人、身份治于人。

其一，以歷史批判為指向性的取象－比類——道和象的規律（對象思維學之始）。由歷史而認識（母子關系工作規定），由系統而現象（體用關系工作規定），這是所謂知識生產體制的“唯物主義工作機制”。知識通由對象思維學予以定制，表面上看是“直接生產”問題，實則是歷史知識的“第一性問題”。此卓絕之親身經歷所得，實為“對象存在”“思維形式”獲得合一性之知識規定。如對古代織衣女進行寫實的《九張機》，采用聯章體，乃是文人模仿民間詞的作品，“章章寄恨，句句言情，恭對華筵，敢陳口號”，是下層文人學習民歌而創制出來的新調（該詞首句曰“采桑陌上試春衣，風晴日暖慵無力，桃花枝上，啼鶯言語，不肯放人歸”。藝術制作知識的歷史遠遠先于科學本身，“講史”意義的藝術作品書寫知識的共同特點是客觀。“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蓋寫人、物互譯也。“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它所對應的《資本論》知識生產是，一張機曰：質（抽象勞動）→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形式（價值形式）→規律（價值規律）；兩張機曰：質（無酬勞動）→量（最大限度追逐剩余價值）→形式（絕對和相對）→規律（剩余價值規律）；三張機曰：質（再生產）→量（最大限度進行剩余價值資本化）→形式（資本積聚和集中）→規律（資本積累規律）；四張機曰：質（產業資本運動）→量（各種職能形式完整地循環一次）→形式（資本總公式運動形態）→規律（資本循環規律）；五張機曰：質（產業資本循環）→量（周轉速度）→形式（固定和流動）→規律（資本周轉規律）；六張機曰：質（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量（總資本運動條件）→形式（基本形式和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擴大形式）→規律（社會再生產規律）；七張機曰：質（職能資本）→量（社會平均律）→形式（各種利潤形式）→規律（生產價格規律）；八張機曰：質（非職能資本）→量（虛擬平均律）→形式（各種利息形式）→規律（虛擬利息規律）；九張機曰：質（壟斷資本）→量（級差和絕對）→形式（各種地租形式）→規律（虛擬生產價格規律）。

其二，以系統批判為指向性的分析－綜合——五行合于陰陽（對象思維學之成）。在聯系財產形式的人和物結合關系的知識生產即《資本論》中，勞動過程構成、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構成必合于“陰陽（總思維）”，以后有陰陽道路的矛盾（規定）顯露；這實際是歷史進路：財產關系形成（購）－財產型生產（產）－財產關系社會實現（銷），以“分則合之”完成對“合則分之”的工作接續，勞動過程發展從來是內容實體，然“形式”（生產關系上的生產形式）不斷發生裂變，產生“本質的內容”和“本質的形式”規定，聚合為工作系統。就《紅樓夢》而言，“封”（分封）、“建”（建制，即“支”形成的過程）在兩頭，生產在中間，其特別的生產（管理）形式是身份關系形成（封）－身份型生產（產）－身份關系社會實現（建）；無論封或建，均須作為生產方式上的一種組織形式（如分封之權非獨王侯所特有，亦必然下降至生產組織者），一言以蔽之，“封而建之”可以說是對中國封建－官僚體系的一種生產制度形式濃縮。這自然是聯系身份形式的人和人結合關系的知識生產景象：所謂取象－比類在于以象系人“索類”，內容解析亦必“由分而合”；“象－類（分）－合”相互合并，而可直稱“合－分－合”，其系事物辯證法所由成，是以“108釵”（所謂一腔愛恨）須作一關系整體（階級關系象）予以把握。至此從方法論規定上看，勞動（二重性）之謂“陰陽”，資本總公式之謂“五行”，也就徹查清楚了[“窮通寶鑒”好似五行的認識論。其實五行是有“中心”的，這個中心亦不能只以窮通解，而必以“絕對權威”領導系統工作對待之。然則《資本論》取資本五行，《紅樓夢》取皇權五行，皆為說明絕對權威（唯一在場者）而設；即言明“王亦大”，此社會主觀矛盾也。陰陽是“圓體”本身，五行則是帶有“圓心”規定的圓體。五行學說由陰陽起，又不同于陰陽，是求路徑的結構化也；八卦又不同于五行，為求路徑和結構之用也。或可簡潔地說，陰陽“母子關系”之謂，五行“父子關系”之謂，八卦則是“家關系”全體（父母兄弟姐妹關系）之謂也。并且，這樣與“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作對解，亦十分恰當?？傊?，五行當然不能被說成是自然運動的“天演”（仿佛一失掉“貨幣形式”之價值形式演化），八卦亦不能視作邏輯游戲之模型（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無一例外是用邏輯“中項”去搞分配、交換公式設計的）。必須牢記：陰陽、五行、八卦之不能神秘化，在于其言“歷史、思維、語言”規定也，即本質上都是對象思維學用具]。是以“神秘姻緣”乃是一假因果關系，正如三國演義立意史路，可還原于《三國志》以了解其人物模型的原貌，對情僧錄之揭示則必須由真實王朝歷史本身去解謎，然則針對“紅樓九張機”的方法論注解，意義了然可見也（剝開姻緣關系偽裝，走出神秘，不過是一至三張機言“陰陽”，四至六張機言“五行”，七至九張機言“八卦”）。

其三，以現象批判為指向性的抽象－具體——規律的內涵邏輯（邏輯學）。庸俗經濟學通常的做法：以推理仿認識（發生和發展）關系，以因果仿歷史（發生和發展）關系，而形成“因果－推斷（推理關系）邏輯鏈條”；復以意圖仿現象（發生和發展）關系，以功能仿系統（發生和發展）關系，而形成“目的－手段（功能關系）邏輯鏈條”。結果是，自然規定性要為歷史代言——即是“普世價值觀”，自然人的功能和意圖要仿真社會人的功能和意圖——即是完成仿真版社會效率指標對于真實社會權力關系的認識覆蓋；前者致力于迷失經濟社會形態的歷史運動方向，后者掩埋階級關系的社會不平等關系構造。解決上述問題，就在于徹底破除“自然仿歷史”“個人仿社會”的知識生產體制。然則何謂“合”？認識上即為有關于對象規定的抽象力，是思維與存在同一的“客觀”和對象思維形式的“總體”。一言以蔽之，思維即對象，這就是合之規定（如“勞動二重性”之于勞動過程歷史對象和生產方式）。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說的科學抽象法其實沒有達到這個層次，說詳細點，即是其作為主觀辯證法未能實現對統一體本身進行探究。而生產一般的動態概念即勞動過程。抽象由何處得來？顯然源自對象的合類規定，換言之，《資本論》中所謂“合的規定”，其實是指向了歷史的勞動過程——個別（總體）。“傳統的形式邏輯認為只要抽出現象中的相同屬性，就達到了抽象的目的，辯證邏輯則要進一步抽象出本質的聯系。辯證邏輯堅持在科學的研究中運用科學的抽象，但反對那種將抽象絕對化的思維方式。”但如果以邏輯為統率安排知識生產，前提條件是將邏輯看作第二性規定，蓋因邏輯本身是思維形式的衍生品；而如果把科學抽象僅僅視為“敘述的方法”，那它無論如何沒有能力實現對具體思維形式的統一。歸根結底是認識到，“《資本論》的研究方法不是多個，而是一個，不是‘混合’的，而是‘統一’的。”可以說，“這種統一的研究方法中的各主要形式，只有在統一中才有其內容，才能得以存在。”

其四，以認識批判為指向性的歸納－演繹——內涵邏輯中的范疇（知識論）。狹義的定義即為了內部演繹的“概念內涵”。它的直接根據是歸納實證，以調查為基礎。教科書的知識生產充斥兩條路線斗爭——行動主義和神秘主義、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歸根結底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理論斗爭。“演繹者只能是‘邏輯的本質’，歸納者只能是‘歷史的現象’”，演繹與歸納乃是本質和現象的“思維形式”。馬克思據此認為，真正的歸納是“個別對一般的關系”，所立足者規律也。換言之，“商品拜物教‘秘密’規定的反面不過是以‘價值規律’為武器的批判，并且既是客觀批判，也是主觀批判的過程。這樣，不僅潛在的矛盾規定從‘提出問題之意義’進一步轉化為‘解決問題之意義’，同時意味著被隱藏的矛盾分析、階級分析會從對認識迷霧的破除中破冰而出。”一言以蔽之，抽象－具體、歸納－演繹規定合成起來又是另一種意義的“合－分－合”，即執行矛盾顯露的由合出發、復歸于合的內容形式再統一過程。而這不過就是將業已定制的范疇知識規律化——邊歸納、邊演繹。如就“勞動過程”這個問題來說，從統一思維學角度看，首先是思維學的規定（由勞動過程而生產方式），其次是“統一邏輯學”（生產關系域內的所有制邏輯），最后才應當是生產知識的規定（交換關系域內的所有制知識）。

其五，再談知識生產體制上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爭問題。“六經”，可謂教科書1.0，此由對象思維學徑直控制；接續之“經史子集”，可謂教科書2.0，邏輯學因素開始介入，盡管仍然總體由思維學控制；前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教本”，可謂教科書3.0，此轉由邏輯學直接控制；是以“現代意義的教科書”在建設行動上應進一步視為“教科書4.0”，以真正反映《紅樓夢》與《資本論》的內在訴求。重歸天人合一的思維學之路，不是一味排斥邏輯學的規定性，乃在著力關注“道不離器”的同時突出“器不離道”。于是“第一性”的工作內涵亦在于強調“對象知識”（如紅樓由人出發并以“人物”尋求直接的階級關系表達），強調對象思維學的歸根結底的領導性。第二性規定（知難行易）便于理解和解決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和而不同”的工作關系問題，但依存于第一性規定（知易行難）。以此而言，馬克思《資本論》的“綱”（發生學）其實就是“對象（象）→思維（思）→邏輯（言）→知識（智）”[這里只對“什么是象”作評說。象者，母子連通也，例如母，馬克思用的是“個別（總體）”，猶若《紅樓夢》對早期共同體（即初建形態）的規定。母子連通——如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有對關系的比類：所同者若使用價值和生產力，所異者若價值和生產關系。這樣，“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過就是母子連通的規定性，即由個別（總體）歷史轉至一般（總體），而用以詮釋歷史的勞動過程對其生產方式的發生發展關系。馬克思的個別、一般顯然以歷史總體為依據，而這個依據同時就提供了邏輯學個別、一般的根據，黑格爾的邏輯中項（即特殊）不過看作一種概念知識的造設，它必然是暫時的形態]。再說詳細些，即是以對象講述“歷史的存在”，進而以對象思維把握“歷史的本質”——此制名之法“第一性規定”（對象思維學猶若藝術作品創作法）；復以對象邏輯解說范疇，以“歷史的知識”切入批判——此制名之法“第二性規定”（即以邏輯學為工作重心。而所謂解釋學，也即是以邏輯學為第一性，轉而將歷史規定的思維學當作第二性了）。思維存在的同一性問題說到底是求思維形式客觀性，于是思維形式的第一性、第二性的問題亦便是體用關系問題了，它要求名以道為體，器為體用。這樣的話，若于第二性問題的工作內部對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一致關系”加以逆轉、否定，或更以這種認識覆蓋第一性規定，制造方法神秘，則構成“方法論唯心主義”。

總之，所謂深層機理問題，即確立對象思維學為體、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統一為用的認識工作機理。其所由發動，在《紅樓夢》是圍繞“共同體存續與重建”，在《資本論》則是圍繞“共同體瓦解與重建”之范疇定制。在這當中，價值規律是真正的一個共名的規定，“價值規律（W的規律）”=陰陽互系的規律=質量互變的規律=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對立統一的規律；在《資本論》而言，“質—量—形式—規律，既是講經濟形式，也必須是講勞動過程，歸根結底，是二者在規定上的內在緊密結合。”其轉為m（財產身份）的規律，乃基于m獨立化之歷史境遇考量，是針對階級對抗性激烈化的一個思想反映。以紅樓反觀“資本”巨型歷史條目體的寫作，可謂皆為“石頭記”；“紅樓夢”實乃“石頭記”之境界[此境界自然不會是王國維說的從“有我”到“無我”或“寫境”和“造境”的關系，而是歷史之境界，是對書寫歷史第一性工作方法之確認和強調。若再借助中國傳統文化，或可曰：“《石頭記》是名，《紅樓夢》是字，字是表名的，所以它對名有點解釋的作用，因此它比《石頭記》要更具體、更有（方法論上的）內涵些。”]。是以在“統一歷史”的干預下，“中國資本論”和“世界資本論”的對話使埋沒于身份表達的中華商品生產在“經濟知識”上展示得更為清晰。

六、對象思維學的深層構境

從唯物主義歷史觀看，“木石前盟”歸根結底是說“水字訣”解放道路，即水生木而獲共同體重生，中國革命西安事變可驗證于此，——其后有“黛玉之生”革命；所謂“金玉良緣”則指示“金字訣”解放道路（決戰于公有制、私有制的財產所有制史），史無前例的“巴黎公社－蘇維埃革命”驗證于此。這是合璧的“共同體本位到國家本位（社會本位）”“主體的不自由發展本位到自由發展本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道路。從對象思維學中認識析出“思維學”，意味著“勞動二重性”進一步變身為“經濟五行”，于是有：官（G）—家（W）……“身份／財產”生產（P）……家支（W’）—官支（G’）；它們的連通規定是“W的規律”向“m的規律”進行工作轉化（此“身份系統＋勞動過程”演化軌跡及發展轉化路徑是：由財產本位I走向市民關系和商人階級的數字化管理，由財產本位II走向資本關系和資產階級的雇傭制度；由身份本位I走向封建制和領主制，由身份本位II走向官僚制的國家組織系統）。即可以說由財產生產形態引出“基本生產關系=c + v + m”，由身份生產形態引出“基本生產關系=政治身份（家支頭人和吏）+生產身份（家支成員和民）+財產身份（家支占有物）”。也即意味著，“《資本論》研究必不能滿足于客體構成，而要深入探究背后的‘社會主體構成’，尋求政治經濟學批判‘主體側’與‘客體側’的統一，尋求其歷史的具體實現方式和機理形式。”所謂：貨幣循環即“護官符”，P－P則是抽象與通靈之事格書寫的定格化；W’－W’及其所引出社會再生產和流通的“兩大部類”構造，即對應了金陵十二釵之全體描繪[從資本周轉回看，生產資本循環僅涉及“c + v”（其物質載體是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商品資本循環則全部涉及c、v、m，因而必與“金陵十二釵”相對應。蓋因十二釵實寫一和多（在天界是“仙姑”，在凡塵是各種命運不同的女子），乃完成人的角度的身份大循環；曰：題只十二釵，卻無人不有，無事不備]。其充分表明：“水字訣”（身份過渡）、“金字訣”（財產過渡）向共產主義前進的道路已然合流[受“m的規律”支配、制約，“金生水”系統生產具有的兩面性可概括為：共同體生產方式的代衍性、潰敗性（機構潰崩），此所謂“水行”言消亡階段也；“土生金”系統生產的兩面性是：商品生產方式的市場性、危機性（生產危機），此所謂“金行”言衰老階段也。消亡亦是衰老之收結、衰老必昭示消亡。顯然，一是企“立”，一是企“破”，著力點不同，但皆是批判與建設并舉]。“沒有歷史，則沒有科學；同樣沒有藝術，也沒有真正的科學境界。”綜合上述，業已定格的《資本論》商品章設置的四節內容委實是“巨大的布局”；太極（陰陽生兩儀）→兩儀→三人行（陰陽而三生）→四象→五行，至八卦而又復歸一，“陰陽”貫穿其間、一以貫之，總說與分說并舉、并進，綱舉目張、蔚為壯觀[第一節乃是《資本論》第一卷的“綱”，是以歷史發生學作為工作條目；相應地，第二節乃是第二卷的“綱”，是以系統發生學作為工作條目；第三節乃是第三卷的“綱”，是以現象發生學作為工作條目；最后，第四節乃是《資本論》第四卷（價值和剩余價值學說史）的“綱”，是以認識發生學作為工作條目，如此等等]。然則一是歷史唯物主義布局，這是自然歷史過程的生動活潑的局面，坐落歷史的一個偉大“詩局”：“詩之象”猶言“對象規定”，“詩之思”猶言“思維規定”，“詩之言”（詩之說）猶稱“邏輯規定”，“詩之智”猶指“知識規定”（蓋因“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二是辯證法布局，言“歷史的結構”，因為商品章中的這個局由“唯物主義的局”啟動，所以它根本上是言歷史過程“暫時性的社會生活局面”。（歷史唯物主義的局說到底是“新唯物主義的局”，即指向了同時兼容、蘊涵辯證法工作規定的唯物主義的理論本性）

前面我們說了“返=反”的學科結名，可引出兩個并行依存的布局系列：I.在史中進行的詩之象→詩之思→詩之言→詩之智（唯物主義和行動主義布局），引出辯證法“反對”規定；II.史之象→史之思→史之言→史之智（歷史布局），引出“返歸”規定?？梢?，象、思、言（說之邏輯）、智——或曰歷史、思維、語言、知識——乃是共名，其中的唯物主義路線乃是“詩”字訣，辯證法路線乃是“史”字訣。唯物辯證法構成即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馬克思在說明這個構成時強調“我是唯物主義者”，知識生產的命題意指在于體現對“反”規定的工作重視！這是“體”規定之“第一性”。是以引申出結論：在學術形態上，可以確定對象思維學的構成即為“詩和史”[須知《資本論》有“兩面”：關于歷史的理論（理論部分）為詩之一面，所謂“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關于理論的歷史（歷史部分）為史之一面，所謂“世歷斯編，原始要終，史路傳思，終有詩韻”]；條目體是其基本載體形態，學科形態相應附著于史學理論和詩畫藝術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征是，商品章一至四節“詩性”愈發減弱，直至進行拜物教批判；——因為商品兩因素即言“絕句”、勞動二重性言“律詩”、價值形式言“賦和曲”、拜物教秘密揭露言“白話詩”。與之相反的是“史性”愈發增強行程，據之進行人類生產形態史摹寫。此兩者又無疑是時間同步而求得“空間相遇”意義之規定連通，可謂是相反相成之“詩”“史”合璧。然則紅樓不外是“一集詩”“一部史”，所壯大者主體批判也；而以詩意重入史實（重新組織歷史材料），書寫“信史”，謂為求方法論之信史意義也（何止《紅樓夢》，《資本論》即是時空際遇，徑直為“詩和史”統一而安排的設計。須知《商品》通過對《導言》的改造和思想提煉，四節內容已完全是詩言史了。即以“兩個黃鸝鳴翠柳”表達商品構成之工作規定，以“一行白鷺上青天”總攬陰陽五行之統一機理，以“窗含西嶺千秋雪”展示“邏輯”之作為歷史構件，此為演繹“八卦系統”的基礎；復以“門泊東吳萬里船”神韻之筆烘托、渲染“史籀之法”，創造性統一歷史、結構、矛盾、批判，從認識上完結“母子體用”工作關系）。

又可見，《紅樓夢》和《資本論》皆身藏“詩”“史”，具有詩和史的結構布局。盡管《石頭記》易名為《紅樓夢》，但不意味著它以抽象為主；紅樓實際用意全在寫出具體，然不是小說的具體，亦不能夠是美術之具體，而只能是“歷史具體”（有關于晚期共同體的皇權經濟的具體規定）。由于運用了文學的筆調，《紅樓夢》仍舊不同于《資本論》，它側重在“具體”和“個別”方面追捉規律。蓋因“歷史學本身規律是歷史學的范疇。”“歷史認識只能建立在徹底實現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的基礎上。即是說，要想在本質的層次上研究單一的、個別的東西，只有通過弄清那種能與一般的東西相溝通的聯系（亦即寓于個別之中的一般）的聯系才能做到。”這是毋庸置疑的，——須知“紅樓夢”意指實則是辯證法的由“返”入“反”結構[聲言文學不是歷史，無須藉由歷史拔高，是欲置紅樓于純文學的范疇，消弭歷史觀耳；盡管如此，亦斷不必走向“純審美藝術”之對立面，畢竟個別性、普遍性在藝術領域的發展領先于歷史邏輯。“《紅樓夢》是寫政治斗爭的，談情是為了掩護。”（毛澤東語）須知此是一個別事項，猶如談情本身亦是一個別事項?！都t樓夢》是若干具體事件的集大成。“紅樓夢”是有機的，是別于本質主義、單邊主義的“合一主義”?！都t樓夢》依象而演，為此生出一套別具風格的“講史”術語，并遠勝于《桃花扇》（“《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然“通靈”不是抽象之規定，恰好是依托具體規定的“對象思維”。是故能解王國維的“破其惑”，曰“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而紅樓取悲劇藝術者——徹頭徹尾之悲劇、悲劇中之悲劇（“《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于是為了避免不懷好意者以“紅學”“馬克思學”名義，對該工作構成進行學術“宰殺”，我們有必要及時明確對象思維學即生產“研究對象”之裝置[須知研究對象（財產關系）的“一、二、三”即意于一、象于二、言于三，并且唯有“言于三”，方能使母子體用結合關系全部通過財產關系具象出來?？梢?，它的規定性完全來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正是有了事和道支持的內容和形式的聯系和矛盾，研究對象方能“君臨天下”，統馭全部學科材料，實現“三生萬物”]。“對象→研究對象”和“對象思維學（史和詩）→研究對象（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畢竟不同：一為研究對象產生的規定，一為生產“研究對象”的規定；一者是母子規定，一者實乃知識生產體制上的“第一性”和“第二性”關系規定也。并且在客體方面，較容易區分本質和現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和敘述以及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在主體方面則不易，必然會依據自身特點，傾向多采用“合一主義”。這樣如上所論，“紅樓夢”對象思維學內中的規定只可命名為“廣義唯物史觀”。盡管如此，《紅樓夢》運用的思維形式具有客觀形成結構，可辨識為“取象（象）”“比類（類）”“分析（分）”“綜合（合）”“抽象（有）”“具體（無）”“歸納（外）”“演繹（內）”八種[嚴復以“外籀”命名演繹，所謂本隱之顯，這是對的，況且是立足了隱顯之母子法解之；盡管如此，須知演繹法是針對邏輯思維應用的，決非對象思維的工作本體。籀者，即演繹，乃由內向外演繹，索之顯也，是“腦海中”（內部世界）的概念推演，本質上是“內部工作法”（猶如新紅學的實證法——據公理以斷眾事、設定數以逆未然），因而只能以“內”結名。反之，歸納乃索之隱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猶如舊紅學的索隱法——察其曲而知其全、執其微以會其通）。但同樣的道理，它的本位是外部工作法，調查只能是在外部世界中，以“外”結名，符合“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原則]，而且這些思維形式的客觀性均已在《資本論》中得到了驗證[八種思維形式——有關于唯物辯證法的知識——可謂對象思維學“制名之法”。思維形式居首位的是“象”，正是為了尋求“資本之象”，馬克思開啟了“商品－資本”歷史研究，最終合璧了“商品之象”“商品之類”“商品之分”“商品之合”“商品之有”“商品之無”“商品之外”“商品之內”。這些研究有效規避了思維單邊主義，如“巫術”（以象為術的迷信解釋）、“思維至上的假設”（以思為思的科學解釋）、“說主義”（以言為說的邏輯解釋——無論現象辯護論的“科學物象”還是本質批判論的“科學抽象”）、“哲學主義”（以智為智的哲學解釋）以及更為廣泛性的歸納主義和演繹主義等等。須知思維單邊主義是一切的本體論與解釋學的妄想者和“始作俑者”。以抽象法的科學“說主義”為例，其實質不過是欲將一切的由隱到顯（歷史、結構、矛盾、拜物教認識的由隱到顯），全部說成是“從抽象到具體”的上升運動，仿佛一切都可化為有規律性的認識邏輯，乃至化為邏輯運動本身；這就把范疇批判概念的歷史認識行動神秘化了，由于違背“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歷史自我認識原則，過度化的有關于運動的邏輯操作顯然是嚴重破壞乃至根本否決了產生認識的“第一性原則”（在這一點上科學實證主義甚至比邏輯實證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實質上看，這是把思維方式當作“抽象原則”而神秘化了。工具不是獨立的，抽象之淪為自足的思維工具在于滿足了邏輯的自洽，從而離開實踐基礎，可一旦失去思維與歷史對象存在的同一性原則，一切的思維形式都將直接蛻變為解釋學的某種用具形式]。歌云：象起真假，類起六身；承分事格，承合四象；轉有矛盾，轉無批判；外合調查，內合實證。這是走向“思維舞步”的道路，“中國舞步有助于進一步在細節上解決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如何結合’的問題。”它們的性質和生成秘密顯露于對象思維學。

仿真（假作真時真亦假）→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具象（無和有的“不隔”或道無象有：無為有處有還無）→知識（意之言），這就是立基自然科學獨立化運動（事－意－物－言）之社會科學發展（道－意－象－言）；全部內容和道路形式在于求取工作批判規定，在于實現意向言的轉化，或曰“通向經濟知識的歷史道路”。所謂“物言人意”即是資產階級的工作仿真（數學曲線是財產關系的仿真），所謂“人言石意”乃紅樓在藝術上的具象（人情是身份關系的具象），毋庸置疑，兩者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統合為其前提，——此處，心應訓為“象”，意乃身份關系之規定，比如“仁”。是以“政治經濟學”決非一國之私事，不是某一社會形態理論之專利；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態的成型于中國道路上當在中華古代晚期共同體成型（明清交替）之際，它和《資本論》創作隔空照應，并以學科的合力破除官方正史“書寫的神秘性”，揭露由此帶來的思想“單一趣味性”，消除庸俗化工作傾向。

七、從知難到行難——“《資本論》學”對改造紅學的啟示

與常識相反，所謂“《資本論》學”并非狹義《資本論》之研究，乃指示“廣義《資本論》”研究規定。其有兩重學說意蘊：一重作為通史意義的理論，這又必須涉及中國固有路線——學科方法論與理論史觀——之工作感召；一重作為斷代史的典型研究，其可以作為和中華道路典型態“身份社會”之工作對照。但在論及中西差異時，很多人只是輕描淡寫地歸結于思維方式分殊，并以此為依據進行紙上談兵式的思維概念的字面意義的比照，而未能從中抓住歷史道路的迥異，相應產生對階級關系及意識形態的處理方式的深刻性不同的認知；比如在研究對象邏輯結構的處置上，均未能抓住“加定語”的核心議題。然而對《資本論》而言，定語說到底是財產關系上的限制詞，作為“階級的”意義，它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物象的”限制詞剛好對立。同理，《紅樓夢》作為理論性歷史科學，其定語說到底就是“身份關系”的階級性限制詞，它和《資本論》共有著相同對象形成原理。然則統一的經濟學對象只能規定為生產關系，它是二重的范疇規定，或者說具有內涵意義上的兩面性：階級關系和意識形態的屬性。說得更清楚些，階級關系是生產關系陰性一面，意識形態（宗法和宗教意識）則是生產關系陽性一面。從而，任何生產關系范疇都可直接看成階級范疇和意識形態范疇二重性意義的結合統一。[生產關系（范疇）二重性是制訂拜物教理論的依據。但也不能由此將之與生產過程本身或生產方式的二重性相混淆，要之，生產關系（范疇）二重性由“生產一般”（對象思維學的規定）而來，是在“生產關系特殊”這個層次上繼續尋求“范疇的二重屬性”（歷史客觀性和社會主觀性），以深化對“特殊對象性”的認知。既是“歷史”，亦是“認識”，從而，生產關系是“母”“子”兩面，圍繞認識本身的階級斗爭成為拱衛階級關系的另一面景象]正因馬克思發現這一點，乃堅決地將政治經濟學工作命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學科支持方法是“通史和斷代史的統一”，或毋寧說，馬克思正是“通史意義的西方學者”。這樣《資本論》所致力打造的不僅是“資本財產論”，自然也是“財產關系通論”。由此必涉及對身份與財產結合狀態的史考，實際上，《資本論》（知難規定——曰對象模型法）正是將自身置于《共產黨宣言》（行難規定——或曰對象之法）工作語境中的，其演繹范疇的目的性在于剖解以財產運動為主動極的社會系統結構特征——“財產與身份結合不自由之狀況”。

《資本論》立足“知易”（從體用合一看即“行難”）致力于解決“知難”問題，蓋因對象思維學工作傳統使然，蓋因方法論的資產階級特殊仿真問題使然。所謂知易，即對象之法（真意法）——歷史軸的工作規定（陰陽生兩儀，是對象思維學的規定，故言“知易”而“行難”，指向了知識生產體制上的“第一性”——對象與思維形式合一）；全部的出發點是對象的方法論，就是由于這個出發點，資產階級經濟學教科書必須仿真以理性假設，欲用仿真術掩蓋真正的對象規定，但無論理性人、經濟人或資源配置，都只是資本家意識形式的偽裝罷了，卻要被說成是全體人及其行為特征。對象之法（真意）——對象模型之法（真言）；假設之法（假意）——實證模型之法（假言）。后者（仿字訣——半真半假的規定性）很顯然是對前者（道字訣——歷史的規定性）的工作仿真，而這不過就是“唯物主義+辯證法”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總路線斗爭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全部體現。亦即，

（1）面對“事形式”，資產階級教科書必須仿真以“物形式”；

（2）面對運動（法）——如過程研究的資本總公式，資產階級教科書仿真以邊際（法）；
（3）面對構造（法）——商品價值構成，資產階級教科書仿真以均衡（法）；
（4）面對系統－結構分析——如兩部類結構的社會再生產系統分析，資產階級教科書則仿真以成本－收益分析。

可見，資產階級御用文人正是先弄通《資本論》，之后利用工作仿真術，以假意“反”對真意，以假言“正”對假意，——如此嚴格的對對子，所突出者經濟學文科本位也。

以歷史過程而論，也有類似的工作對聯。原始共同體是身份與財產直接同一的巨型體（乃是“行難”規定之出發點），接續的行程：“奴隸－資本制生產方式”漸漸轉向知難，從最初身份（財產）分化形態中歷史崛起的“封建－官僚制生產方式”行程則是行難的歷史演化路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合二者統一之，亦知難亦行難，然就世界和民族工作關系而論，成長方向總體是“知難→行難”。簡要回顧歷史：起源于奴隸制的行程總體由“歷史下降系列”（自然科學初興：對象→研究對象→知識）轉為“歷史上升系列”（自然科學全面崛起：對象→思維→知識）；與“奴隸／雇傭制”相對的行程則由“歷史上升系列”（中國古代社會：對象→研究對象→理論和知識體系，本身以“客觀知識”為前提和發展條件）逐漸轉為“歷史下降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起：對象→研究對象→知識）?？梢姡顿Y本論》由不同層面和角度說生產關系，以意馭言，樞紐是“求象”；須知勞動二重性即“陰陽太極圖”，即有關于研究對象規定之總攬：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說明抽象勞動代表的財產關系也只有在全面徹底的市場交換形式上才完全顯現。

【圖5 人類社會經濟形態通史·演化路徑示意】

兩條歷史路線相互干預，彼此以對方的發展為路徑中介，是為經濟形態社會演化路線的總示意。真正的“知難”由財產關系意識“歷史上升”而形成（即身份藉由“財產”實現的規定）。蓋因在類型學上，直接的宗法（其意味著“間接的宗教”）僅僅指示身份系統的執行意識形態，而直接的宗教（其意味著“間接的宗法”）則指示意識形態的社會執行性——財產系統執行意識形態社會功能。“知難”便意味著“知識階級斗爭的發生”。換言之，在中國古代社會的行程中（無論古代社會的上半場抑或下半場），之所以總體上顯示“知易行難”認知格局，在于意識形態功能的自我執行——意識形態直接依附于身份系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面臨“偉大的斗爭”，則在于根植“行難”，又直接地面對了現實世界資本拜物教的“知難”。知難的歷史困境是如何實現“財產過渡”，行難的困境則是兩重的歷史境遇：第一重是“官本位”的解除（拜物教本身屬于一種特殊的身份規定而藉由“土”“田”“金”等財物載體實現和封建宗法在官僚體系內的結合），第二重則是依據共產主義文明規劃進行“身份過渡”（參看圖5的示意）；并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歷史任務必須連貫起來和內在結合，從而“第二重”任務乃是內含了財產過渡的歷史規定。

歷史提升之路沿著“物本位的生產關系→人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路線前進。為有效制止拜物教的“知難”，馬克思根據政治經濟學批判，科學制訂了“范疇法”，區分范疇和概念，讓抽象為具體立法，由此試圖真正確立客觀知識→主觀知識的批判路徑。這些工作努力最初集中體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秾а浴繁旧硐狄罁ㄊ费芯克?，乃是理解《資本論》的一把鑰匙。《導言》開創了通史路徑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探究結合以保持邏輯的聯系與歷史的聯系統一性，彰顯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解馬克思”工作重要性，——所謂“抽象力問題”。然則母子、體用當然都是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一者把對象作為一完整的通史過程來研究，由子回溯母，確立發展路徑上的歷史連通性；一者則是把業已建立起來的對象規定作為“巨型的系統”來考察，由用錨定體，以建立結構機制和數量機制的內在統一。在這兩者中，母子關系的尋找與確立又是首要的、優先的。于是馬克思進一步認為只有依憑歷史范疇法，才能根本揭示“財產的絕對真理→相對真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科學抽象法進一步試圖使之邏輯體系化、解釋學之，以分析第一性（實在具體→抽象）、綜合第二性（抽象→思維具體）工作支撐相對具體概念而言的生產關系范疇的“抽象第一性”。但囿于邏輯學的自我解釋性，未能說明第一性規定的機理以及根源和依據。真實歷程應描述為：

（1）正是在歷史的基礎上，藉由對象思維學，自然歷史過程獲得“第一性”規定，相比之下，內容屬“第二性”；

（2）進而在內容規定基礎上，可辨明分析的第一性、綜合的第二性，以及在進一步的形式層面區分抽象（范疇生產的第一性規定）和具體（范疇生產的第二性規定）；

（3）最后，全部的邏輯學工作規定集中于解決這一問題：歸納第一性和演繹第二性，而這又要求推理解釋學神秘性質的工作破除。

知難和行難是相互嵌入的，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階段，必須內在藉由《資本論》解決知難問題的強大理論力量（如按勞分配需要在“身份形式”和“財產形式”的本位上予以融合），以巨大之勇氣進一步推進“知難→行難”，以期早日實現“第二重身份過渡”歷史任務。然則馬克思主義紅學的建構方向乃是“身份關系通論”。蓋因這一原理即為《資本論》的另一工作側面——本土版的《資本論》。中華本土版《資本論》必須盡快實現“文化版”工作轉向“歷史版”，以“中華調查”為起點（《周易》與《資本論》研究系列），以“中華實踐”為理論涵養（唐詩宋詞與《資本論》研究系列），最后以“中國改造”為目標價值取向（即本文論及的《紅樓夢》與《資本論》研究系列），以期夯實歷史科學研究的基礎。由“知難→行難”復又“知難→行難”，是歷史“第二次偉大長征”。如果說《紅樓夢》起步于“行難”（知易行難的歷史大總結），“舊紅學→新紅學”則重新陷入“知難”，那么可以講，馬克思主義紅學將面臨新起航，即所謂行動高于理論的再創業行程：“首要命題即在于中華系統有共同體經濟學之原理關系，有共同體構建的理論實存性，中國（政治）經濟學或者說是有關共同體客觀原理的發掘和極其豐富的中華經濟社會實踐活動域內經濟學理論之提煉與構建。”

正如《資本論》由“對象模型法”（如圖4的例解）有效引出知難的歷史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理論構建和本土研究行動必從“對象之法”規定之上實現再出發，進一步引出行難問題之歷史徹底解決。一是以“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結合和統一”為切入重建科學抽象法，解決歷史范疇法的規定性問題；二是從對象知識論起步，廣泛探索邏輯與歷史一致的發生學工作邏輯系統（即“對象邏輯學”），確保第一性轉向第二性規定工作通道的順暢；三是堅決以對象思維學為工作地基解決方法論第一性規定問題，這是研究的決定性方面；四是面對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創造性締造與豐富“唯物辯證法=世界觀+方法論”時代工作內涵，在理論上拒絕任何思維形式的單邊主義、形式邏輯工具的至上主義，以及“理中客”知識論的仿客觀主義等等人為化的普世價值觀理性設計與解釋學機巧。是以這里自然不會有GDP的探究問題，仿佛這個現象數字真的為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提供了解釋的佐證，同時，也根本不存在“元哲學”的中華求索。問題意識仍然集中于知識路徑的階級斗爭，應將之轉向中國本土路徑的建構。所謂邏輯：你證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所謂歷史，依照寫意即是：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應尋求社會關系客觀之中華語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