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資本論》中的所有制理論系統而完整。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細胞——商品為研究起點，深刻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外在表現及其不斷激化的必然性，全面論述了公有制作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對立物必將取而代之的歷史趨勢，科學預見了未來社會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并結合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際，敏銳地指出了由資本主義私有制向未來社會公有制的過渡形式及最終實現公有制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盡管150多年過去了，但《資本論》的所有制理論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依然是指導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資本論》所論的“資本”，正是產生于私有制并承載著勞資雙方對立的一種關系。由于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種種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弊端，當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作為私有制對立物的公有制必將取而代之。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實現形式，馬克思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原理，設想了未來社會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當然，在從資本主義私有制走向未來社會公有制的過程中，有無數的中間層色，股份制和工人合作工廠作為資本主義在自身范圍內進行“揚棄”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向未來社會公有制的過渡形式。毫無疑問，最終完成其“過渡”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過程?！顿Y本論》的所有制理論，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的一般規律，對于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一、 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不平等和經濟危機的根源
基于唯物史觀，馬克思認為，由生產力決定的所有制，作為生產關系的總和決定著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剝削、不平等和經濟危機的根源正是其生產資料私有制。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商品”為邏輯起點，剖析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經濟根源，闡釋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之間這一基本矛盾所產生的具體矛盾及其后果，論證了其基本矛盾因資本積累規律而日益激化的不可避免性，進而得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外殼”終將“炸毀”的科學結論。（一）從解剖經濟“細胞”開始，深刻揭示了資本剝削勞動的經濟根源在于其私有制。馬克思在《資本論》的開篇就明確指出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為什么要從商品開始的原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1]馬克思從分析其作為經濟細胞的商品開始，依次分析了價值源泉、價值形式、資本等范疇，科學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使用價值即物的有用性，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價值作為交換價值的基礎和內容，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2]而商品之所以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這二因素，是因為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這二重性。即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說，它生產使用價值。” [3] 可見，人的抽象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商品價值形式發展的完備形態是貨幣。貨幣作為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一般商品，體現了商品交換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商品的本質是價值，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卻是使用價值，其矛盾的解決依賴于交換。在長期的商品交換過程中，其價值形式的發展先后經歷了四個階段：簡單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的價值形式和貨幣形式。貨幣的產生，使得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發展為外在的商品和貨幣的矛盾。貨幣成了支配一切財富的權利。“貨幣沒有臭味，無論它從哪里來。一方面，它代表已經賣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買到的商品”。[4] 由此，拜金主義也隨之產生，資本家投資生產也正是為了賺錢。資本作為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由貨幣轉化而成的，其前提條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的最初表現形式是貨幣，但貨幣本身不是資本。只有當勞動力成為商品時，資本家手中的貨幣才可能轉化為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而工人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一無所有，所以，工人為了生存只能出賣其勞動力，即受雇于資本家。而資本家購買的勞動力的價值（表現為工資）遠遠小于勞動力的使用即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兩者的差額正是剩余價值，由資本家占有。于是，貨幣才成為了資本。“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5] 可見，資本家正是憑借生產資料的占有，無償占有了由雇傭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總之，馬克思以商品為研究起點，以勞動力為中介，深刻剖析了商品、貨幣、資本等范疇的內在邏輯，科學揭示了資本剝削勞動的經濟根源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經濟危機的根源。在資本主義現實生活中，其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為兩個矛盾：一是個別生產的組織性與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二是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就第一個具體矛盾來說，由于私有制，個別資本家為了追逐超額剩余價值，總是盡可能地完善經營管理并不斷提高生產效率。“資本家進行監視，使勞動正常進行，使生產資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費，勞動工具受到愛惜，也就是使勞動工具的損壞只限于在勞動中它被使用時損耗的必要程度。” [6]只有這樣，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才能立于不敗之地。而整個社會生產卻不像個別生產那樣有序而效率，也就是說，極具組織性和效率性的個別生產之和并不等于整個社會生產有組織性和有效率性。由于價值規律調節的盲目性和滯后性，作為私人勞動成果的商品往往并不能夠全部賣出去，即不能全部實現為社會勞動。正如馬克思所形象比喻的： “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7]雖然“商品愛貨幣，但是‘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8]。因為分散的私人勞動能否順利轉換為社會勞動，是不以個別生產者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我們的商品占有者發現：分工使他們成為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同時又使社會生產過程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關系不受他們自己支配”。[9]于是，盡管個別生產是有組織性的，但從整個社會看，也會出現供大于求或供不應求的無政府狀況。這也就是所謂的個別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就第二個具體矛盾來說，一方面，由于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和決定動機，因而，資本家總是趨于不斷地擴大再生產，以便在更大的規模上持續地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作為價值增值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10] 所以說，資本主義生產具有一種無限擴大的趨勢。另一方面，廣大勞動人民的支付能力卻是相對縮小的。比如工人的消費，只能限于其工資水平，而工資作為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又被控制在勞動力再生產的限度內。因為在資本家眼里，工人和其它機器設備等一樣，都是他的生產要素。因此，資本家對待工人同對待其它生產要素一樣，都是要盡可能地降低其購買成本，同時又要想方設法地充分使用之。讓工人消費，“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11]只是為了再生產能夠得以延續。事實上，這并不是什么秘密，就連資產階級學者馬爾薩斯也這么認為。馬克思在談到馬爾薩斯的相關觀點時說道：“他覺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勞動’，必須盡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資減到最低限度。他從來也不隱瞞生財之道就在于占有無酬勞動。” [12]。當然，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工人的工資和待遇也會增加，但是，這并沒有改變問題的實質，即沒有改變工人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地位。因此，馬克思在考察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過程時指出： “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 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13]顯然，工人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于生產的無限擴大是嚴重失衡的。以上兩對具體矛盾的發展和加劇，必然造成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爆發，不僅使社會資源遭到了巨大浪費，而且進一步加深了工人的失業及其痛苦。（三）“基本矛盾”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加深了階級對立。資本主義生產要擴大，就必須進行資本積累。而資本家無論是出于追逐更多剩余價值的主動，還是為激烈的競爭所迫，總是在不斷進行資本積累，以實現更大規模的再生產。“對過去無酬勞動的所有權，成為現今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占有活的無酬勞動的唯一條件。資本家已經積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積累。” [14]資本積累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形成相對過剩人口，從而造成大量失業和剝削程度的加深。伴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資本有機構成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率在提高，從而，造成了對勞動力需求的相對減少，形成了相對過剩人口。“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不僅如此，相對過剩人口作為資本積累的結果，反過來又有利于促進資本的進一步積累。“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15] 這是由于過剩的工人人口作為產業后備軍，既為資本增殖需要提供了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又能迫使在崗工人不得不過度勞動、不得不接受最低工資，從而，有利于資本家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積富積貧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的規律。伴隨著資本積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必然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 [16] 這表明，對于勞資雙方來說，資本積累的結果完全不同：“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7] 不可否認，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蛋糕”的做大，也會相應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但提高的幅度將是十分有限的。因為“一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也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反過來又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所以，“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惡化”。[18]總之，資本積累加深了對工人的剝削，加劇了勞資雙方的階級對立。“勞動生產力越高，工人對他們自己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因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為增加別人財富或為資本自行增殖而出賣自己的力氣，也就越沒有保障。” [19] 可見，資本積累在激化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同時，也激化了階級矛盾，而這兩大矛盾的解決客觀要求鏟除由以產生的私有制根源。
二、社會主義公有制：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造成社會不平等和經濟危機的根源，因而，要實現社會平等并克服經濟危機，就必須揚棄資本主義私有制，而由社會主義公有制取而代之。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探討了未來社會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以及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一）社會的、集體的所有制是公有制，作為私有制的對立物，它兼具效率和公平的優越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最后一篇中指出：“私有制作為社會的、集體的所有制的對立物，只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20]也就是說，私有制是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的制度，它與生產資料的社會的、集體所有制是相對立的。而私有制又因其私有者是否是“勞動者”而具有不同的性質。小生產私有制是“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而資本主義私有制，則是“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21]馬克思在指出了私有制是社會的、集體的所有制 的“對立物”之后，進一步闡述了社會的、集體的所有制產生的必然性和所具有的優越性。“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F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就是說，社會化大生產越發展，越要求生產資料被社會地使用。對私有者的剝奪的新形式便是“剝奪者被剝奪”，即通過一個資本家打到許多資本家進行的，而且，“剝奪”之后會更有效地利用生產資料。“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22]。這表明，資本的集中和生產的社會化以及協作勞動的發展，要求 “共同使用”生產資料；而且一切生產資料由于“共同使用”而具有了規模效應，特別是像土地這種生產資料會被有計劃地、有效率地加以利用。這正是作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對立物的集體的、社會所有制所具有的優越性。（二）資本主義私有制因其“必然性”終將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取代。馬克思基于唯物史觀，展望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3] 這里的 “自然過程的必然性”是指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日益發展客觀要求突破私有制的束縛，而在現實生產過程中這種“突破”也一直在進行著。比如，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的日益發展，社會化大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科學技術的自覺應用等等，都表明資本的生產正在試圖突破私有制的嚴重限制。“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24]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絕不是恢復以前小生產的個人私有制，而是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 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三）生產高度社會化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是介于其初期的私有制和未來社會的公有制之間的“中間狀態”。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由于生產力發展對私有制狹小界限的不斷突破，其生產力高度發達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已經處在初期的私有制和未來社會的公有制之間“無數層色”中的一個“中間狀態”。即在生產資料的占有上，不僅有許多個人占有的私人資本，而且更多的則是通過集中而聯合起來占有的社會資本，這就是馬克思指出的 “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25]。這說明，在馬克思所處的年代，資本主義所有制已經不同于早期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其不同之處就在于它的內部已經生成了非私人性質的社會因素。資本主義所有制在現實中表現為：與私人企業相對立的社會企業、與私人資本相對立的社會資本出現了，即股份公司的發展。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談到股份公司的成立時所指出的：“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26] 可見，揚棄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與初期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有著很大的不同的，但實質仍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與未來社會的公有制還相差甚遠，只是這兩極中間的一個資本主義所有制形式。
三、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未來社會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
公有制作為私有制的對立物，是生產資料的非私人所有，即社會的、集體所有。理論上說，公有制無疑是優越于私有制的。然而，公有制有多種實現形式，只有找到匹配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才能把公有制真正落到實處，進而才能充分發揮其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優越性。如果實現形式不適合，公有制也會產生弊端，甚至會異化。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之基礎上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是未來社會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
（一）公有制有多種實現形式，如果形式不當就無法充分發揮出公有制的優越性。馬克思在“工作日”一章中談到徭役勞動和農奴制的產生時，列舉了農奴制以前一些國家不同的公有制形式。馬克思指出，羅馬尼亞“那里原來的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的，但這種公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 可見，同樣是公有制，羅馬尼亞、斯拉夫和印度卻各有各自的實現形式。接著，馬克思以羅馬尼亞為例，指出了其公有制土地久而久之被“頭面人物”侵占從而導致農民的勞動轉化為徭役勞動，進而發展出來了農奴制的事實。在羅馬尼亞，“另一部分土地是公有地，由公社成員共同耕種。這種共同勞動的產品，一部分作為儲備基金用于防災備荒和應付其他意外情況，一部分作為國家儲備用于戰爭和宗教方面的開支以及公社的其他開支。久而久之，軍隊和教會方面的頭面人物侵占了公有地，從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有地上的勞動。自由農民在公社土地上的勞動轉化成了為公社土地掠奪者而進行的徭役勞動。于是農奴制關系隨著發展起來”。[27]這里的“久而久之”意味深長，即在軍隊和教會方面控制公有地的形式下，如果監督機制不健全，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軍隊和教會的權力膨脹，其頭面人物不僅侵占了公有地，而且進一步侵占了公有地上的勞動，使得自由農民在公有地上的勞動變成了由掠奪土地者所有的徭役勞動，最終導致了農奴制的產生。可見，僅僅是公有制而沒有好的實現形式，公有制不僅不能發揮出它特有的優越性，而且還會被權勢者侵蝕，甚至還會產生異化：公有制的管理者成為了掠奪者；自由勞動變成了徭役勞動，勞動者變成了農奴。（二）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組織形式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價值目標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馬克思在論述商品拜物教不存在于非商品社會時，提出了一個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組織形式是“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指出，“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28]可見，在未來公有制社會“自由人的聯合體”里，具有自由精神的勞動者使用公共的生產資料，協作勞動。而且由于是公共的生產資料并可以有計劃地利用，因而，使得許多個人勞動力能夠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即魯濱遜孤島上單個生產勞動情況的一個擴大版。在那里，沒有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即沒有私人勞動實現為社會勞動的困難，自然也就沒有商品及其商品拜物教了。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時，更進一步地指出了未來高級社會的基本原則是“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馬克思指出，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29]這就是說，未來的社會，是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價值目標的；這樣的社會是需要雄厚的物質條件的，是需要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的；而資本家“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不斷地積累進行擴大再生產，正是為未來的高級社會形式奠定了現實基礎。（三）“個人所有制”作為未來社會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是以 “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為基礎的社會所有制。如前所述，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而造成對自身的否定時指出 ：“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30]這意味著，造成“否定”的生產力基礎，是資本主義已經取得了時代的成就，包括協作和社會化大生產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在“否定”之后重新建立的是“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公有制；其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其產權落實到個人頭上的即人人有份、人人有責的“聯合起來的個人之所有制”，即社會所有制。因而，馬克思在接下去的論述中，把第二個否定所要重新建立的所有制直接叫作“社會所有制”。“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社會所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31]在這里，馬克思用了“兩個轉化”表達了上述的“兩個否定”：第一個轉化即第一個被否定，第二個轉化即否定之否定。而在第二個轉化中，馬克思把兩種所有制分別叫做“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社會所有制”，而不是分別叫作“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個人所有制”。由此可見，揚棄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與初期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有所不同的；而“社會所有制”與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是等價的，只是命名的視角不同。個人所有制是從社會的構成要素即從人類個體的角度表述的所有制，旨在強調全社會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是每個社會成員即自由人聯合體中的每個個體都擁有其中的一個份額的；社會所有制是從整體上的“人的世界”的角度，即每一個個體在本質上都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角度表示的所有制，旨在強調社會化的大生產方式要求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只能在共同占有和協作勞動的基礎上才能發揮效能。另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論述由于股份公司的成立使其“私人資本” 轉化為社會資本時，也把“社會資本”直接用括號標明“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32]。所以說，社會所有也即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之所有。反過來說，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就是社會所有制。（四）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兼具了資本主義的效率和小生產無剝削的公平之雙重優勢。馬克思在評析了小生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優劣之后，主張在未來社會重新建立既超越小生產的低效又超越資本主義剝削的“個人所有制”。小生產的優勢在于因自主勞動而沒有剝削，相對公平，而且是 “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33]其劣勢在于因分散而其效率不高。資本主義的優勢在于因社會化大生產而效率高，其最大的弊端在于因雇傭勞動而產生的剝削和種種不公平。馬克思設想的“個人所有制”之所以能超越資本主義以前的個人私有制，就在于它是基于“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之大生產上的，是“協作”勞動，因而是效率的； “個人所有制”之所以能超越資本主義所有制，就在于它是全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其勞動是自主勞動，因而，克服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以及勞動的異化。所以說，重新建立的 “個人所有制”，既揚棄了以前兩種所有制的弊端，又發揚了以前兩種所有制的優勢，是可供未來社會選擇的一種有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五）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其自身范圍內的揚棄：股份制和工人合作工廠。馬克思認為，從資本主義所有制進入到未來社會的個人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其過渡點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發展要求而產生的股份制和合作工廠。適應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股份公司，超越了私人資本。一是股份公司使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談到股份公司時指出：“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34]。在《資本論》第一卷講到資本集中加速了積累時，馬克思也充分肯定了股份公司對社會化大生產的適應性和作用：“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35] 這正是股份公司超越個別資本的優勢之所在。二是股份公司本身表現為社會企業。在股份公司里，私人資本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因而，股份公司可以看作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一個揚棄。當然，只是私人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消極揚棄。“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并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并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36]這表明，股份公司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并以資本的社會集中為前提。因而， 股份公司是作為社會資本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作為社會企業與私人企業相對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股份公司是對私人資本的一種揚棄，但也只是消極的揚棄，即為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被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所做的揚棄，其實質仍然是個別大的資本在控股、在壟斷。其性質仍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三是股份公司作為現代化生產的組織方式，實現了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在要求資本規模巨大的同時，也要求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以便雇傭善于經營管理的職業經理人經營巨額資本。股份公司正是適應了這種要求而構建了其組織結構，即“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單純的貨幣資本家”。[37]這樣一來，資本經營者與資本所有者分開了，相應地，資本經營權與資本所有權也分離了，經營者的勞動也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了。馬克思認為，具備上述這些特點的股份公司，作為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組織方式是“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38]當然，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由于股份公司不僅在一定部門中造成了壟斷，滋生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和新的寄生蟲，而且在股票發行和股票交易方面還生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因此，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39]2008年發生于美國的次貸危機，也正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的結果，更是“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的必然。與作為“消極揚棄”的股份公司不同，合作工廠則是“積極揚棄”。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盡管在合作工廠中還存在著現有制度的一切缺點，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己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當然，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廠都是以信用制度為基礎的，兩者都“應當被看做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40]這里的“聯合的生產方式”就是未來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的生產方式。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廠分別作為對“資本和勞動對立”的“消極揚棄”和“積極揚棄”，都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共產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的過渡形式。（六）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一個長久而艱苦的歷史過程。馬克思在指出了未來社會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同時，也特別強調了建立這種公有制實現形式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一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需要一個過程。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關系原理，要實行社會所有制，必須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而生產力的高度發達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即未來社會“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41]二是由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使然。馬克思一直“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 [42]因此，他強調指出：“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 ，“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43]這就是說，人類社會的發展作為一個自然的過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即使人們發現了它的運動規律，也無法人為地跳過或用法令取消其自然的發展階段。但可以順應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自覺地把握和運用其發展規律，積極推進向未來美好社會轉換，從而少走彎路并能減輕轉換的苦痛。事實上，后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歷程，也證明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還能容納其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在新的社會所有制關系所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還沒有成熟之前，“個人所有制”是不能完全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44] 特別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還遠遠不具備實現社會所有制的生產力條件，因而，還需要一個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長期而艱巨的過程，才有可能實行致力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個人所有制。
四、《資本論》所有制理論的當代啟示
綜上所述，《資本論》中的所有制理論是十分豐富的。馬克思在尋求現代社會發展規律的過程中，不僅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而且充分論述了公有制作為人類社會未來選擇的必然趨勢；不僅合規律地設想了未來社會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個人所有制，而且客觀地闡明了個人所有制以其自身的優越性對小生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超越；不僅具體分析了向個人所有制轉換的“過渡形式”，而且深刻的指出了走向未來的有利于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個人所有制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準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所有制理論的精髓內涵，對于我們既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又腳踏實地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有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的統一，符合馬克思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必須堅持道路自信，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踏步前進。但要走好這條路，又必須遵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剖析和對未來公有制的設想，都是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客觀地闡釋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的歷史必然性及其暫時性，辯證地分析了資本的剝削性以及為更高級社會奠定雄厚物質技術基礎的歷史文明作用，并緊密結合不斷發展變化的實踐，與時俱進地指出了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對自身的消極和積極的揚棄。這就啟示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應始終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以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規律，切實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關系。同時，在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過程中，不僅要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管理經驗，而且要注意學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適合社會化大生產而對自身進行的揚棄和一些有益的調整。事實上，資本主義在當代比在馬克思所處的年代也有了更多的“揚棄”，我們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對其進行科學的總結和辯證的對待，以便更有效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二）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充分體現公有制的優越性。公有制的優越性，就在于它因其公共占有生產資料而具有的公平性。社會主義的“社會”和共產主義的“共產”，其題中要意都在于強調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聯合勞動、共享成果，由此才能兼得效率和公平，達到共同富裕，實現社會的平等和正義。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公有制的優越性并不是自動實現的，必須找到適當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才能真正體現出其應有的公共性及其公平性。當前，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尚不具備馬克思所設想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條件，還需要由“人民的公仆”來代表人民管理公共生產資料，以確保公有生產資料保值增值并由全體人民共享其發展成果。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這種公有制實現形式，要求建立健全相應的民主管理和監督機制，以確保其公有性的充分發揮。否則，實踐中的公有制就可能由于缺乏民主和監督而無法充分體現其公共性和公平性，甚至被少數腐敗分子所利用，形成新的利益集團。事實上，正是針對這種“公共利益集團化、集團利益固化”的頑疾，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指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可見，全面深化國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有利于發揮公有制優越性的實現形式，而且這種有效的實現形式必須內置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機制，以真正體現其公有制的公共性，進而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效率性和公平性。（三）切實以人民為中心，使人民更有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人民的學說。馬克思認為，社會發展的核心是人的發展。不論是從其研究的出發點——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資料生產來看，還是從其研究對象——人與人在生產中形成的生產關系來看；無論是其理論基礎——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來說，還是從其理論旨歸——尋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來說，馬克思的研究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苦苦探索人類徹底解放的途徑。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目的，就是要鏟除剝削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到達共同富裕，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因而，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無論是改革還是發展，都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真正做到發展的出發點是人民，歸宿點是人民，發展過程的依靠力量還是人民，努力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更高要求，“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頁。[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頁。[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頁。[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頁。[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5頁。[6]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6頁。[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7頁。[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9頁。[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9頁。[1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頁。[1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6頁。[1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7頁。[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6-667頁。[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3頁。[1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7-728頁。[16]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頁。[1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3-744頁。[1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3頁。[1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3頁。[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2頁。[2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3頁。[2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頁。[2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頁。[2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頁。[2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頁。[26]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5頁。[2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5頁。[2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6頁。[2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頁。[3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頁。[3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頁。[32]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4頁。[3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2頁。[34]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4頁。[3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4頁。[36]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4-495頁。[37]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5頁。[38]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5頁。[39]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9頁。[40]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9頁。[41]馬克思：《資本論》第 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頁。[4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頁。[4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0頁。[4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頁。
1.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年。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3. 衛興華：《<資本論>簡說》，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4年。4. 唐宗焜：“重建個人所有制”的馬恩本義，《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第10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5. 程恩富、段學慧：《資本論》中關于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思想闡釋，《經濟縱橫》2017年第4、5期。6. 余斌：《<資本論>正義》，廣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作者：白雪秋，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余志利，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經濟縱橫》2019年第4期，昆侖策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有勘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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