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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毛主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與蘇東劇變的教訓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思想火炬發布時間:2019-02-14 09:36:16

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政權。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革，它為我國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我們面臨著兩項相互聯系的任務，一是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二是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在這兩方面都進行了艱苦的探索，這種探索實際上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來分析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也就是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毛澤東的探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新的飛躍，形成了新的理論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當然，在探索過程中毛澤東也犯過一些錯誤。我們的任務是，對毛澤東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在這方面的思想做具體分析：對于其確實是錯誤的思想，應當堅決予以拋棄；對于其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思想，應當繼承和發展；對于一些正確與錯誤交織在一起的思想，則應當仔細分析，吸收其正確的部分，剔除其錯誤的部分。切忌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完全否定毛澤東的探索。而這一點恰恰是當前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種傾向。

圍繞著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國內是有著原則分歧的。由于毛澤東對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甚至今后中國的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如何對待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就成為一塊政治試金石。借用英國一位學者的話來說：

【“告訴我你如何看待毛澤東，我就可以告訴你，你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關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很多，黨的十七大也對此作了總的評價。值得重視的是毛澤東關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由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犯了帶全局性的錯誤，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嚴重的挫折和損失，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又是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因而有人對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這顯然是不慎重的。我們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詳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些錯誤歸結起來主要是兩條：一是對我國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二是在方法上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戰。

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東劇變證明了毛澤東關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富有遠見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

薄一波同志曾經指出：

【“防止和平演變和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是毛主席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提出的一個重要戰略思想。”】

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此進行具體分析，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①]】

應該看到，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主義國家里客觀上存在著敵對勢力顛覆無產階級政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這是因為，第一，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即使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基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以后，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有時還會激化，敵對勢力還會利用一切機會、盡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動亂，推翻社會主義政權；第二，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中，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或幾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首先發生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的局面，而且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科技上、政治上、軍事上以至意識形態上處于優勢，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在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狀態下存在和發展的。資產階級出于階級本性，總是想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處心積慮地要恢復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這種態勢客觀地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里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也許只有到了國際上階級斗爭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擁有相對于資本主義的絕對優勢，這種危險才會從根本上消除，

如果說資本主義復辟在我國還只是一種潛在的危險性、一種可能，那么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生的政局劇變、制度演變的悲劇，證明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注意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正確的，它具有極大的預見性。毛澤東最早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為了批評赫魯曉夫的錯誤而主持寫作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提出這一警告的，蘇東劇變后的1995年，我們黨根據新的情況，再一次充分肯定了《一論》、《再論》的基本論點，指出《一論》、《再論》發表距今已近40年了，現在看來，當時寫的一些基本觀點仍然是很好的。今天，東歐發生了劇變，蘇聯也解體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了空前嚴重的挫折。回過頭來重讀《一論》、《再論》，我們驚人地發現，歷史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的基本進程和大致趨勢，是《一論》、《再論》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預料的一些問題不幸而言中。

聯系到蘇東劇變的教訓，面對當前我國國際國內的新的形勢，毛澤東當年關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有哪些值得我們永遠牢記的東西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必須重視意識形態工作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核心是政權問題。敵對勢力要實現資本主義的復辟，必須奪取政權，然后才能利用政權的力量，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然而要奪取政權，必須先做意識形態工作。道理很簡單，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如果馬克思主義居于指導地位，黨內以及整個社會有統一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信念、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那么任何政治勢力都不可能從無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權的。只有把思想搞亂了，整個社會、尤其是黨內沒有了社會主義的信念，那么黨組織也就癱瘓了，喪失了戰斗力，這樣敵對勢力就可以順利地奪取政權。所以，意識形態領域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突破口。毛澤東指出，凡是要奪取一個政權，總是先制造輿論，做意識形態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階級也是這樣。這是一個帶規律性的現象，蘇東劇變的過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存在一種傾向，即有人往往只重視經濟工作，忽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仿佛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了，無產階級政權就自然而然地鞏固了。毫無疑問，經濟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把經濟搞好了，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才會擁護社會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得以鞏固的基礎。但是，對于社會主義來說，僅僅把經濟搞上去是不夠的。蘇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到七十年時間里，在發展經濟的環境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從一個工農業生產極其落后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卻在短短六年時間里突然崩潰，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我們黨中央在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時指出，“蘇聯的亂，實質是先把思想搞亂了”，所以葉利欽一聲令下，解散蘇共，“蘇共就一點抵抗力都沒有”。因此中央多次強調，經濟工作搞不好要出大問題，意識形態工作搞不好也會出大問題，在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識形態工作。這是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重要結論。

在蘇聯的演變過程中，敵對勢力的復辟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工作可以概括如下：核心是全盤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突破口是丑化和誣蔑黨的領袖，方法是把非意識形態化作為過渡，逐步誘導群眾。我們不來展開說明這一過程。從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角度看，值得重視的是，敵對勢力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盡管是違反歷史事實的謬論，為什么能在蘇聯社會上蔓延開來，并逐漸地成為主流思想，左右了輿論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不僅不同錯誤思潮進行斗爭，反而擺出一副“開明”、“寬容”的形象，提出所謂的“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的方針。他主張的民主化，是不分階級、不講專政和集中的民主，這為反共勢力的猖狂進攻打開了綠燈；他主張的公開性，是放手讓反共勢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蘇聯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的錯誤和消極現象，甚至允許造謠，即所謂的“不留歷史的空白”；他主張的多元論，是允許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作用的言行合法化，聽任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所有這些民主、公開、多元，都是“單行道”，只準發表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準有人針鋒相對地進行批判；只準反共勢力毫無阻礙地組織游行、集會、罷工、罷課，卻不準共產黨進行反擊。在這條方針、路線指引下，敵對勢力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而共產黨自己的手腳卻被捆住了，只能聽任敵對勢力的攻擊，束手待斃。利加喬夫在回憶錄中曾詳細敘述了這樣一個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敵對勢力否定和攻擊黨的歷史的文章鋪天蓋地而來，蘇共中央政治局對此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從未提出異議；而安德列耶娃的主張對黨的歷史進行實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剛一發表，蘇共中央政治局卻立即作出反應，又是開會討論要求人人表態，又是組織寫批評文章進行反擊，又是查背景力圖揪出后臺。用利加喬夫的話來說，這是思維的“雙重標準”，對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出現捍衛社會主義的反駁文章，則進行追查，予以圍剿。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敵對勢力制造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輿論當然就暢行無阻了。

在目前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里出現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很難避免的，這是階級斗爭的反映，關鍵是如何對待這種思潮，是堅決制止和斗爭，還是任其泛濫。蘇聯的教訓是當敵對勢力散布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論時，共產黨不僅不與之進行斗爭，反而予以鼓勵，甚至沆瀣一氣，于是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被妖魔化了，群眾對黨失去了信任，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從而為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的政治動亂創造了條件。蘇聯的劇變從反面證明，我們黨強調全黨要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強調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引領各種社會思潮，是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怎么估計都不為過。

要警惕黨的領導層出問題

毛澤東在反對赫魯曉夫錯誤的斗爭中，看到了黨內、尤其是領導層出修正主義的危險性。他把警惕黨內尤其是領導層走資本主義道路和接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危險，作為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提出來。1965年8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強調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一切都變了，整個國家會改變顏色。所以，他特別重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問題。他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搞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所有共產黨（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敲響了警鐘。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但他們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因此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他還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該具備的條件。盡管在培養接班人的實踐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這一思想這不能不說是很有預見的。

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問題就出在領導集團、尤其是第一把手戈爾巴喬夫身上。由于戈爾巴喬夫集團積極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與帝國主義以及國內的以所謂的民主派為代表的敵對勢力沆瀣一起，把社會主義的蘇聯搞垮了，造成了亡黨亡國的悲劇。我們不來全面地分析蘇聯演變的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戈爾巴喬夫在其中起了極其惡劣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正如我們黨中央領導同志指出的，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手里搞垮了。蘇聯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都比較雄厚，資源豐富，人民的文化素質也是高的，但眼看著解體了，搞成今天這個樣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教訓深刻得很啊！”】

在蘇聯解體后不久，戈爾巴喬夫自己就招認，他

【“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

他說，“我只有身居高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他“不懈地努力往上爬”，一直爬到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總統的位子。蘇聯解體，他離開了蘇聯總統的職位，

【“上百的記者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我消滅了蘇聯和所有歐洲國家的共產主義。”[②]】

在他這個蘇共中央總書記的領導下，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迅速瓦解，資本主義迅速復辟，那就毫不奇怪了。

應該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出現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以消滅共產主義為終身目的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很難免的。這是因為，在當前國際國內的環境下，存在著產生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土壤和條件，而戈爾巴喬夫正是這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列寧說過：

【“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③]】

對于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新思維”也應該這樣看待。毛澤東同志曾經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里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他說，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外部條件，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內部條件。這一分析完全適用于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反共思潮。我們不應該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及其帶來的后果僅僅看作是他一個人的作用，而應該把它放到國際國內兩個階級、兩種社會制度激烈斗爭的背景下加以觀察，這樣才能觸及事情的本質，才能真正從“戈爾巴喬夫現象”中吸取教訓。

從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教訓看，防止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混進領導崗位，保證各級領導、尤其是中央領導牢牢掌握在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關鍵。為了做到這一點，決定性的事情是要培養和選擇接班人。鄧小平強調指出：

【“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認真選好接班人，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要看到這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如果組織問題不解決好，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實行就無法保證，我們向黨和人民就交不了賬。”[④]】

他是從中國會不會改變顏色的高度考慮接班人問題的。他說：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⑤]】

選拔、培養接班人的“四化”標準，最重要的是“革命化”，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還是鄧小平同志說的，領導班子“要選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政治上好的、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還是有的。”[⑥]一旦發現接班人有原則性的政治問題，就必須堅決調整，絕不姑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們黨兩任總書記接連栽跟頭，就是這樣。鄧小平同志指出：

【“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⑦]】

后來，他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談到培養接班人的教訓時，再一次闡述了這一點。他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們就著手選拔接班人，找好第三代領導集體，以保證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執行。但找的“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⑧]正是在接班人問題上把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放在第一位，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地發展。

必須正確地對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

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的狀況怎樣？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矛盾綜合體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如何對待和處理階級斗爭？這些都是涉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大實踐問題。毛澤東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幾乎把主要精力用來探討這些問題。他在這個問題的探討過程中，既有重要的貢獻，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也有嚴重的失誤，導致人為的階級斗爭，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帶來災難性后果。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我們應該采取科學的態度冷靜地進行分析，既要對其中錯誤的東西要引以為戒，又要從中吸收有益的東西。我們不來全面地探討這個問題，只是想指出一點：蘇聯演變證明了毛澤東重視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問題是有極大的預見性的。

回顧一下蘇聯演變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斗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蘇聯演變的實質是敵對勢力（即所謂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共產黨內的新修正主義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鼓勵和縱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奪取政權的過程。整個過程顯示出這樣的“三部曲”：第一步，黨外敵對勢力和黨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沆瀣一氣，全盤否定和攻擊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制造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做反革命的意識形態工作，搞亂了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的思想，動搖了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第二步，敵對勢力在廣大黨員和群眾思想混亂的基礎上，瓦解黨的組織，制造政治動亂，乘亂一步一步奪取政權，而共產黨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步步退讓，拱手讓權，最后無產階級政權被顛覆，并釀成共產黨被解散、蘇聯被肢解這樣的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第三步，資產階級政治勢力利用奪取到的政權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奠定經濟基礎。

蘇聯演變的過程，從政治斗爭的角度看，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幾個回合。

第一回合，敵對勢力成立各種“非正式組織”，公開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而戈爾巴喬夫非但不予制止，反而予以縱容和鼓勵。80年代下半期，蘇聯社會上各種“非正式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1987年底，非正式組織就達3萬多個，而到1989年2月則發展為6萬多個，至1990年8月又陡增到9萬多個。這些組織絕大多數宗旨都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活動由地下轉為公開，它們公開組織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一時間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舉行的集會、游行、示威、罷工、罷課以至民族沖突接連不斷。據官方公布，僅1989年一年，全國就舉行了5300次群眾性集會和游行示威，參加者達1260萬人次，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穩定。

第二回合，為了在政治舞臺上同共產黨相抗衡，敵對勢力并不滿足于非正式組織的建立和公開活動，而是得寸進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黨，實行多黨制。戈爾巴喬夫則認為，實行民主化、多元化，必然“會導致在某一階段建立一些政黨”，“多黨制并不是悲劇”，“不應當像魔鬼害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宣布蘇共準備同新成立的政黨“合作并進行對話”，同時決定修改憲法，取消憲法中有關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條款。這實際上是共產黨主動從法律上放棄領導地位，允許敵對勢力向共產黨奪權。

第三回合，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敵對勢力一步一步地奪取地方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政權。在取消共產黨領導以后，敵對勢力利用地方權力機關換屆之機，在選舉中通過報刊、電臺、電視臺頻頻發表競選演說，并組織各種群眾集會進行聲援，聲勢奪人；而蘇共中央卻不斷向下發指示：“不準干預”選舉，因而共產黨的候選人幾乎毫無聲息。結果，大批“持不同政見者”、政治反對派以及各種犯罪分子進入蘇維埃，并在許多地區取得了多數地位。在“8·19”事件之前，蘇共已在七個加盟共和國（包括俄羅斯）和一系列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列寧格勒、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等）失去了政權，淪為在野黨。敵對勢力并不以奪取部分地方政權為滿足，他們的目標是奪取全國的政權。在政局急劇動蕩的情況下，1991年4月23日舉行了“9+1”會議。這次會議撇開合法產生的家最高權力機關和政府，以共產黨與反對派“平等對話”的方式，決定有關國家命運的大事，實際上推翻了現有的中央政權，成為一場政變。

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敗之機，解散蘇共，肢解蘇聯。敵對勢力以共產黨在這一事件中“未能站在譴責和抵制的堅決立場上”為由，宣布解散共產黨，沒收蘇共財產，查封黨的各級機構及其報刊，停止黨的各級組織和活動。隨后，宣布蘇聯解體，從此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資本主義復辟在蘇聯疆域內成為現實。

回顧蘇聯演變的過程，誰都不能否認這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敵對勢力是多么的猖獗，他們步步進逼，咄咄逼人，而蘇聯共產黨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卻是不斷妥協，直至讓出政權、自動解散。這一過程真是驚心動魄！

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

【“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⑨]】

這一論斷，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很多人不理解，而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國內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議，然而我國1989年的政治風波“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⑩]而蘇東劇變用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多么正確、多么具有預見性。

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問題必須有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地估量。鄧小平指出：

【“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11]】

我們黨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消滅以后，階級矛盾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12]這是科學的論斷。蘇聯的悲劇恰恰是忘記了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斗爭，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用民主社會主義的階級調和論來處理客觀上存在的激烈的階級斗爭，結果丟失了政權，落得個亡黨亡國的悲慘下場。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即要把以階級斗爭為綱同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區分開來。“綱”是指黨的中心工作。毫無疑問，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主義制度已經建立，大規模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的情況下，黨的工作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錯誤的。然而正如上面指出的，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因此，我們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江澤民曾經指出：

【“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13]】

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有關的政治生活現象。

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

自從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制度以來，帝國主義就一直把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開始時主要想用武力來消滅社會主義，結果不斷遭到失敗，于是他們轉而采用和平演變的戰略來實現這項任務。最早提出和平演變的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他在1953年朝鮮戰爭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要求對美國的國際戰略作重大調整，明確提出戰勝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和陣營“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告誡說：“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隨著帝國主義戰略的調整，社會主義國家面臨著和平演變的危險。他把杜勒斯三次講話的材料加上自己的批注發給中央領導同志，指出杜勒斯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美國企圖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就是說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1964年以后，毛澤東把防止和平演變問題正式提上日程，并采取一系列的實際步驟。他說，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里并沒有引起重視，甚至遭到嘲笑。然而過了不到三十年，蘇聯東歐國家發生了政局劇變、制度演變的悲劇，毛澤東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了。

蘇聯演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帝國主義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在蘇聯產生了效果。這一點，美國自己是直認不諱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蘇聯解體后曾得意洋洋洋地說，如果看不到美國在蘇聯演變過程中作用，那等于在一件謀殺案中沒有找到兇手。從一定意義上說，蘇聯演變就是美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得手。

美國對蘇聯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概括起來不外是兩種途徑。一是通過施加軍事、政治壓力、加強思想滲透等促使執政的共產黨改變性質，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改變顏色。這是主要的方面。毛澤東同志說過，屈服于帝國主義壓力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外部條件。在蘇聯演變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以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之所以能迅速泛濫，是與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分不開的。正如季諾維也夫指出的：

【“沒有西方的支持，戈爾巴喬夫分子和激進分子恐怕連一個月也堅持不了。他們之所以能維持下去，只是因為他們按照西方的意志行事。”】

戈爾巴喬夫實質上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利益在蘇聯的代理人。二是帝國主義通過資金資助、輿論支持以及其他手段，培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即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民主派”，使他們的影響和力量壯大起來，以便伺機奪取政權。蘇聯的演變正是敵對勢力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利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所造成的思想混亂、經濟凋敝、政局動蕩的機會，奪取政權，全面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蘇東劇變以后，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鄧小平看到了這種形勢，他指出：

【“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14]】

美國不喜歡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千方百計要把它搞掉。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就職宣誓時再次強調他反對共產主義的決心，他們是絕不會放棄消滅社會主義制度這項戰略任務的，只要有機會就會把這一決心付諸實施。這類事例比比皆是。我們舉一個例子吧。我國海外min運分子和國內自由化分子相互勾結，炮制出了一份作為dian覆我國人民民主政權的行動綱領的《零八憲章》，美國不僅在輿論上加以支持，而且提供資金予以資助，鼓勵這些人繼續搞下去。以炮制《七七憲章》而成名的哈維爾，既然提出要給《零八憲章》的簽名者每人發一筆獎金。事實充分證明，和平演變的危險是確實存在的，毛澤東敲起的防止和平演變的警鐘具有現實意義。

然而國內有人卻在經濟全球化、我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來往越來越密切的情況下，忘記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還在推行旨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和平演變戰略，甚至對提醒和平演變危險的人進行嘲笑。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根據我國面臨的形勢，最近黨中央再一次強調指出，滲透與反滲透斗爭仍然十分尖銳。各種敵對勢力正加緊對我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而且組織越來越周密，方式越來越多樣。他們大肆炒作自由、民主、人權、民族、宗教等議題，利用一些群體性事件、社會熱點、重大活動、重大事件煽風點火，大造反華輿論，對我們黨和國家進行造謠攻擊，始終把矛頭對準我們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對此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

蘇聯演變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為慘重的教訓，它用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思想的正確性。有人指出，蘇聯是一面鏡子，如果說在五十年代初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面正面的鏡子的話，那么，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的演變，則是一面反面的鏡子。殷鑒不遠，我們必須認真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斗爭遠未結束，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遠沒有過去。在這種情況下，重溫毛澤東關于防止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的。

可以預料，隨著時間的推移，毛澤東這些思想將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燦爛的真理光芒。

注釋：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3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②]捷克《對話》雜志，1999年底146期。

[③]《列寧選集》，第2卷，第4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22、2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