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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審慎開展金融業對等開放

點擊：作者：程恩富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9-02-03 10:59:30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黨要深刻領會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神實質和豐富內涵，在各項工作中全面準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基本方略第十條是：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必須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2012年2月28日，即將卸任的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北京公布了一份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以下簡稱“世行報告”），而該報告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編著。世行稱，該報告審視了中國到2030年之前的戰略抉擇，“旨在幫助中國實現向高收入社會的過渡”。

　　有媒體報道稱，這份報告在政府部門里反應不一。教育部、衛生部等部委給予了高度肯定，認為報告給中國教育及衛生醫療領域的改革與發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但上述報道稱，國務院國資委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報告提出的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降低國有經濟所占比例的建議違反中國憲法，有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嫌疑，并要求與相關機構展開辯論。該報告最具爭議的話題是國企私有化——報告體現佐利克、蓋特納等美國政府大員的意圖。“世行報告”明確提出要將中國國企份額從當前27%縮小到10%。所謂“6000天計劃”（縮減國企規模到10%）。

　　很多人認為世行報告沒有提“國企私有化”，他們理解的國企私有化，是指國企全部徹底的私有化。其實在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已經臭不可聞的今天，即便是鐵桿的新自由主義者也不會愚蠢地主張國企的全面私有化了。在今天，即便是歐洲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保留不少國有企業。于是當前新自由主義者的策略是避免提出“國企全面迅速私有化”那樣的一次到底的“休克療法”，因為這種建議明顯是愚蠢幼稚的主張，或者說是惡意的別有用心的毒藥，而且“休克療法”在蘇聯、東歐、拉美眾多國家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今天的部分新自由主義者退而求其次，他們主張分步驟、分批次、漸進的、逐步的私有化。具體地對于中國來說，就是不斷要求縮小國企的規模，直至國企徹底私有化或者保留少量國企。

　　2012年的世行報告，跟當年美國中情局建議蘇聯搞的“500天計劃”（以及拉美各國搞的休克療法）的本質都是一樣的。世行報告意圖顛覆我黨我國根本的階級基礎。

　　2013年11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383方案》，被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是對“佐利克報告”的翻版細化。最終三中全會沒有完全采納該方案。但是提出了國企混改。

　　2014年2月份，美國財長在出席國際金融研究所的會議上表示，“即便有帶來社會和政治動蕩的風險，中國也應該加快實施經濟改革計劃。”他強調的重點是中國市場開放及金融改革。

　　2014年7月1日，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要求加快落實三中全會決定，他說：美方的期盼跟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完全吻合。我看到三中全會文件提到了我們所有的擔憂，雙方也都認可我們有著共同的目標，在這一點上是取得了進展。但是我不滿的地方是落實這些目標的速度太慢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90頁）中，早就教導我們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500天市場化改革使蘇聯解體了。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丘克說：“如果在1991年，我知道祖國會發展到現在的狀況。我寧愿斬斷自己的雙手，也不會簽署別羅維日協議！！！”

　　俄羅斯歷史學家О.А.普拉托諾夫在《俄羅斯荊棘之冠：共濟會歷史1731-1995年》一書第25章“共濟會一覽”中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蘇聯體制內約有400名以上的黨政高級官員加入共濟會或隸屬共濟會的國際組織。該書披露大量事實，講述了共濟會秘密組織以及中情局（CIA是隸屬美國共濟會體系的情報和行動機構）斥巨資在蘇聯尋找和培養利益代理人的詳細內幕，以及這些美國利益代理人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戰略間諜在蘇聯解體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克格勃情報向戈爾巴喬夫提供了上述培訓美國利益代理人的機構，揭露這些機構培養的“畢業生”名單，但戈爾巴喬夫拒絕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變者的活動。不僅如此，他還千方百計為俄羅斯共濟會“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護和辯護，盡管來自情報部門揭露雅科夫列夫的鐵證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蘇聯解體后悲哀地指出：“1990年，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情報和反間諜機構，從幾個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關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極為擔憂的情報。由于1991年8-12月政變，秘密猶太共濟會組織在俄羅斯的計劃實現了。

　　中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需要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根據新華社發當地時間2015年7月1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應邀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總部發表主旨演講。他說，中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經濟體量大，20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首位，裝備水平處于全球產業鏈中端，性價比高。而發達國家處于工業化后期或后工業化階段，擁有高端技術裝備。中方愿將自身的裝備與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和發達國家的優勢結合起來，推動國際產能合作。

　　后進國家工業化戰略最基本的是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并使之適應本國的情況。美國工業起步于從英國引進水力紡織機和蒸汽動力機，以后又從英國引進鐵路、機車、機械制造和鋼鐵冶煉技術。美國人把引進后的技術加以改造和創新，將引進技術理論實用化、產業化，大規模大批量生產，并且重視通過引進人才來引進先進技術，在工業生產能力、工業技術和基礎科學方面都成為世界中心。二戰后的日本在20多年的時間內就完成了工業化，使工業用先進技術裝備起來，主要工業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日本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經驗是技術引進并消化創新。從1950－1975年，日本從西歐和美國引進了25000多件先進技術和裝備，選擇吸收了各國的技術之長，并在此基礎上開展技術革新，形成更加先進的工業技術體系。

　　1841年，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雖然德國在1834年就成立了統一關稅同盟，確立了共同稅界，實現了國內貿易的自由，工業獲得了迅速發展。但是，還遠遠落后于英國和法國。當時，英國已實現了高度的工業化，法國的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它們竭力提倡在國際市場上開展自由競爭，以大量廉價的商品沖擊德國的市場，使德國剛剛興起的大工業受到損害。針對這種情況，李斯特提出了生產力理論。

　　李斯特認為，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要重要許多倍。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生產力的增長比眼前物質財富的獲得要重要得多。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取決于它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但是，當世界上已經有了一個或一群國家處于強有力地位，在國內外市場能夠進行無所限制的競爭。處在這樣的形勢下，對于其他后進國家來說，如果采取自由貿易政策，那么，這個后進國家要想成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國就沒有可能，工業化戰略也很難達成。因為從國外進口便宜商品的結果，是損害本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從而使本國處于落后和從屬于發達國家的地位。

　　新自由主義主張經濟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場化，反對國家對經濟的任何干預和調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全球化名義極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給拉美及蘇聯和東歐國家帶來了災難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國際金融危機之中難以自拔。其在中國主要表現為：鼓吹“市場萬能論”，稱我國宏觀調控扼殺了市場效率和活力；反對公有制，稱我國國有企業是“國家壟斷”，效率低下，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應該“全面私有化”。這些論調，實質是要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削弱政府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

　　劉國光說，不端正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早晚有滅頂之災。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不但關系執政興國的能力大小，而且關系黨自身的生死存亡。對內要警惕在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的某些高層官員和一些學者，他們是主動與美國勾結和配合試圖肢解中國的內奸和內鬼（如證監會副主席姚剛涉嫌嚴重違紀被查和張育軍落馬，設計股指期貨等便于空頭惡意做空中國股市獲取暴利與國際炒家勾結，證明了金融“股奸”和“內鬼”的存在，導致史無前例的股災）。要警惕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7月18日視察吉林時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創新是企業的動力之源，管理是企業的生存之基，必須抓好創新、質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要“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充分發揮工人階級主人翁作用，維護好職工群眾合法權益，積極構造和諧勞動關系。”（《人民日報》2015年7月19日）

　　這一重要講話，澄清了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圍繞著國有企業改革出現的一系列理論和實際問題。也可以說是對自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北京公布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以來，國內有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6000天將中國國有企業規模縮減到10%（世行報告明確提出國企份額應從當前27%縮小到10%）這一要害內容的正面答復！

　　佐利克的世行報告報告第三章《通過結構性改革強固市場經濟基礎》里面，基本否定了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關于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重大決策。與此同時，該報告也體現了近年來美國政府一直要求中國政府消除作為美國“最大威脅”的中國國企的戰略意圖。這次2012年的世行報告，跟當年美國中情局建議蘇聯搞的“500天計劃”（以及拉美各國搞的休克療法）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讓中國和蘇聯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不但關系執政興國的能力大小，而且關系黨自身的生死存亡。對內要警惕在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的某些高層官員和一些學者，他們是主動與美國勾結和配合試圖肢解中國的內奸和內鬼。要警惕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比如，有的人從社會制度分析，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從經濟制度分析，繼續推銷新自由主義市場觀點；從政治層面來看，只字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透過字里行間，還是要搞修正主義；從法律層面來講，借“以法治國”之名，行“三權鼎立”之實。繞來繞去，拐彎抹角，歸根結底，就是最終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要使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者手中。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掌握了國家權力，才能帶領人民群眾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實現，中國人民才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1895年5月，馬克斯•韋伯在就任德國弗萊堡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時發表的就職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說：“既得利益者為了自己及妻兒的利益，會與本民族的敵人結成盟友，聯手反對本民族的未來。”經濟政策最終必須為民族權力的利益服務。

　　在世界發展的某一個時點，有一批先進國家處于發達階段，這些先進國家發展的歷史，為其他后進國家的發展提供了經驗，如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產業結構演變過程，及至組織制度的變革等。后進國家以先進國家為榜樣，通過學習和模仿先進國家，在技術引進和創新、規劃未來的產業結構以及設立相應的組織體系等方面，就可以節省時間和金錢，從而實現趕超。這種現象被稱為“后發優勢”。

　　但是，這種“后發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要使這種潛在的可能變成現實，后進國家由于沒有強大的財力，缺乏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就不能象先進國家那樣自然地發展，而必須依靠國家和政府的強有力支持。也就是說，“后發優勢”一定要在政府干預下才能發揮出來。

　　在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派中也有諸如赤字財政或類似凱恩斯學派補救失業政策這種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凱恩斯認為，必須依靠政府力量來提高消費傾向和引誘投資。凱恩斯政策主張的最本質的地方就是國家干預，其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對外經濟政策。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經濟主張，是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兩者共同配合，共同穩定經濟體系。另外，凱恩斯還主張政府要干預對外貿易，實行擴大出口、限制進口的政策。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思想，對世界各國政府與思想理論界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他的經濟主張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當長的時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國家政府的青睞，為解決當時實際經濟生活中的難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和西方國家在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后強調再工業化就是政府干預經濟的表現。對于后進國家來說，進行工業化的本質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強和集中。后進國家政府集中現有人力、物力、財力集中投入戰略產業，是實現“后發優勢”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要求。

　　改革要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說，凡是改錯的，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中國應該盡快制定戰略產業保護法

　　（一）首先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加強對戰略產業的保護

　　近年來，中國人感到最自豪的就是中國高鐵技術的異軍突起和突飛猛進！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的中國，高鐵技術的發展引領著我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是國家的頂級戰略產業！全體國民應該象愛護嬰兒一樣呵護中國的高鐵。建議進一步做大做強高鐵。我們可以學習美國對其國內戰略產業保護的辦法，如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是美國管理外國投資的專管部門，審查外國在美國投資對國家安全的影響。該委員會主席為財政部長，委員會成員包括美國16個政府部門和機構的代表，包括國防部，國務院，商務部及國土安全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在以下情況下會對并購項目進行調查：

　　（1）委員會或委員會中一個成員認為并購項目威脅或削弱國家安全；

　　（2）財政部指定的部門建議而且委員會同意應該調查；

　　（3）是外國政府控制的收購項目；

　　（4）收購項目的結果使外國政府控制美國或美國境內的關鍵基礎設施，委員會認為這個收購項目會削弱美國國家安全而且沒有緩解辦法。如2011年1月28日，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正式審查有關華為的一個小規模收購案。2015年7月26日，紫光集團收購美光科技的交易被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后者有權阻止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并購交易。

　　（二）針對稀土、城市水務、鹽業等戰略資源和產業，建議成立國家壟斷經營的產業集團獨家經營

　　2015年1月8日，商務部宣布，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額制度，企業只需憑出口合同即可申領出口許可證。這是自2010年中國稀有金屬出口政策調整以來首次出現的重大變化。稀土，是戰略資源，各種高端裝備、武器，高端科技產品，高端材料都離不開稀土。我國的稀土儲量約占世界總儲量的23%。然而，我國卻承擔了世界市場上超過90%的稀土供應，甚至一度超過97%）。

　　鄧小平在南巡時說：“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就是說明中國稀土是中國可以憑借的戰略資源，也可以由此提升中國的戰略地位。受中國取消稀土出口配額管理、美國經濟復蘇等多種因素影響，今年上半年，內蒙古的稀土出口量增長較快。呼和浩特海關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內蒙古共出口稀土2663.8噸，同比增長36.5%。其中，6月份出口稀土456.4噸，同比增長120%。今年上半年，美國和日本是內蒙古出口稀土的主要市場。其中，向美國出口稀土1365噸，同比增長40%;向日本出口稀土770.4噸，同比增長約130%;向越南出口稀土223.3噸，同比增長45.3%。在出口量快速增長的同時，上半年內蒙古稀土出口的均價同比卻大幅下跌。上半年內蒙古稀土產品的出口均價為每噸3.2萬元，同比下跌34.7%。其中，6月份的出口均價為每噸2.9萬元，同比和環比分別下跌34.1%和4%，折射出近期國際市場的稀土行情依然低迷。稀土廣泛應用于航空航天、電子信息、核工業、冶金、化工、新能源等高科技領域，被譽為“新材料之母”。內蒙古擁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礦山，目前是中國乃至全球最大的稀土生產和冶煉加工基地。

　　針對稀土這一戰略資源，建議成立1個國家壟斷經營的中國稀土產業集團，獨家經營。鑒于假鹽已經開始出現，建議保持鹽業專賣制度。將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自來水收歸國有，成立國家壟斷的中國城市自來水集團，由國防部統一經營管理，安置復轉軍人。

　　（三）針對在我國蓬勃發展的互聯網產業，做大了的各互聯網企業必須讓渡一定的股權給國家！

　　據有關資料表明，中國主要網站幾乎全部被外資控制。國際壟斷資本為繞開中國法律控制中國網絡公司專門發明了一種公司組織方式，就是VIE結構。即采用非控股方式也就是協議控制方式，避開中國法律和產業政策限制，控制中國互聯網企業以及其他關鍵產業（既所謂VIE模式），是國際資本控制中國經濟的一大發明。最初只是為了控制中國五大門戶網站（新浪是第一家），現在已經完全普及開來，幾乎控制了中國互聯網所有企業，包括婚戀網站和購物網站，也都逐漸被外資協議控制。由于這種企業的實體資本在海外，一旦收歸國有，除了一個公章和域名之外，中國將兩手空空，身無分文。其厲害的地方就在于此。

　　中國網絡公司以及越來越多的新型產業公司，如同外匯儲備造成人民幣無論升值貶值都倒霉一樣，同樣使中國越來越處于兩難境地：把這些公司收歸國有，由于這些公司的資產在海外，中國一分錢都得不到；如果不收歸國有，不僅財富繼續外流，中國人民等于白干，并且越來越威脅到國家安全。這就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公司VIE結構的災難性后果。這種企業創新模式如同金融衍生品一樣，本身就是為躲避國家法律而產生的，單靠法律的完善難以解決（雖然需要法律完善），必須采用群眾監督和官員擔責的方式，才能有效應對。

　　另外，互聯網企業將完全掌控我們社會最廣大的市場人群和企業的經濟基礎數據信息，我國經濟、文化和政治對互聯網企業再也毫無秘密可言。長此以往，結果不僅是中國國有銀行業和企業被它們邊緣化，而且因為它們控制了最終消費市場和金融，我國人民的社會生存與經濟也就任它們攪風攪雨和予取予求。將危及國家安全。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也將危及國家意識形態的安全。因此，對于在我國經營的互聯網公司，應該讓渡10%到20%的股份給中國政府國有企業，成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合作企業。

　　（四）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審慎開展金融業對等開放

　　前蘇聯雖然擁有上萬件核武器和武裝到牙齒的龐大軍隊，但是，由于在金融戰爭上的失敗，一個超級大國瞬間就消失了!整個國家的重要產業、資源現在全部都在一群持有外國護照的‘經濟寡頭’們的私人手中，這是如何發生的? 一個強大的超級大國被一場金融戰爭打得出賣了所有的‘家底’，而這些用來購買其產業的錢，卻完全是這個超級大國政府和人民自己的錢，這個可悲可笑的金融戰失敗的案例值得中國人警醒！

　　2018年3月1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9日10時舉行記者會，邀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易綱、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以下為直播文字摘要。

　　金融時報、中國金融新聞網記者：我們知道近年來，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程度是越來越高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提到要有效地開放銀行卡清算市場，放開外資保險經濟公司經營范圍限制，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還有統一中外資銀行的市場準入標準。請問，下一步對于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央行有什么具體的打算？謝謝。

　　周小川：您剛才自己也說出來了，關于在市場準入方面的對外開放，應該說市場準入方面的對外開放也是準備很多年了。中國實際上從90年代后期在準備加入WTO的時候，就開始醞釀在市場準入方面擴大對外開放，當時有亞洲金融風波，這個步伐在一度情況下稍微慢了一些。隨后中國加入了WTO，在市場準入方面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對外開放。實際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們也在準備，要進一步擴大開放，但是不巧后來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現在，我們進入新的階段后，確實在市場準入方面對外開放可以膽子大一些，開放的程度更高一些。

　　易綱補充：放寬或取消外資一些股比限制。實際上這是減少了對外資機構的歧視性待遇，體現了內外資一視同仁，這并不意味著放松監管。

　　之前，在2017年11月10日國新辦舉行中美元首北京會晤經濟成果相關情況吹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朱光耀就說：中方決定先放寬銀行等金融機構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比例限制，三、五年后，投資比例不受限制。汽車業亦將開展放開專用車和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試點工作，等等。

　　據此，將2017年11月《國資國企都要 “做強做優做大”》中有于金融新開放內容拎出來，另立題目再發表，以策應之。此次聚焦點有三：

　　一是政府真會放棄國資控股大型商業銀行等重要金融機構么?

　　此事此刻，亟需由有關方面向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全國人民具體地說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決不能含糊其辭地打官腔。這些極少數國有金融機構的資產、業務量應占中國全部金融資產、業務量的一大半，是國家不折不扣的“重要”、“關鍵”、“戰略”和“命門”單位，是國民經濟的中樞神經所在，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憑什么要讓美歐私人資本來全面地、徹底地控制和“收割”!為了迎合、遵循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從來都踩在腳下，隨心所欲去操縱的WTO規則?!有領導人說，放棄后可通過“加強監管”來防范金融風險？但是，自有金融監管以來，如影隨形的就是私人資本“俘獲監管”，形形色色的金融危機或其他禍害接二連三、層出不窮。中國在這方面也不例外，有些方面還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金融機構+金融監管部門的貪官污吏就有一籮筐，亂象頻出，殃民禍國。不久前，黨中央緊急行動，“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嚴治金融亂局。而造成這種局面的人，現在還要設計、實施進一步的“金融開放”，然后他們近幾年內再相繼退休去當逍遙自在的 “高級寓公”，把國家和改革之公信力當成了特殊小團體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芭比娃娃”，這樣做意味著啥呢？“你懂的”。

　　千言萬語一句話，重復當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協委員張順洪教授的政策性建議，要“在國家絕對控股的基礎上，放寬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修改“要取消外資對銀行和證券等金融企業的股比限制”。

　　二是美國為首的G7國家是否對中國承諾實行相應的、公平的金融業對等開放等？

　　即使如此（實際絕非如此），那么，由于這種形式上的“機會平等”與“實質平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對于實際上明顯處于弱勢的中國金融業和金融監管體制機制來說，可能的風險和“負外部性”將是非常大的，且絕非到出現大問題后，僅靠處理少數責任人就能夠“承擔”“過關”的。例如，萬一中國被金融“八國聯軍”“搞個金融風暴，民族資本被西方便宜買光”后，體制內摘幾頂“烏紗帽”，來幾個“無期徒刑”，就能夠挽回損失，讓全國人民重新 “歡欣鼓舞”？引王小強博士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說，真有如此大好時機，帝國主義列強們還不趕快趁機把中國大卸八塊。那幾個惹大禍“責任人”算啥東西，微塵爾。君不見蘇東巨變后，那幾個當年的風云大人物，哪一個不是螻蟻般的茍且偷生來著。只有幾個靠偷竊國資當了資本家的人，才算搞了幾個錢，其厚顏無恥的程度與擁有的巨額金銀財寶交相輝映，實為“千夫所指”。

　　2017年底，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之后，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意識形態等方面公然全面提升反制中國的銳度和力度，“歐日豬國”等密切配合，并在多個利益點上“最大化”的利用之，我們能夠指望美國在G7國家或OECD成員國，乃至全球范圍中發揮“克己奉公”“循規蹈矩”“公平正義”“和諧世界”的“高風亮節”么？人家不是剛剛說了，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而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先進技術堅決不能給；過去讓大塊頭“戰略對手”中國加入WTO都錯了么？

　　三是如放棄國資控股大型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這等于在直截了當地沖毀中共中央、國務院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中關于國資控股、“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核心內容，亦是在損毀十九大關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重要決策。

　　因為，如果極為重要的金融國企混改都可以放棄國有資本控制權，讓外國資本“無限制”進入，金融業帶頭不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企了，其他工商業等領域的國企還需要國資控股干啥呢？

　　至于由國內私人資本控股的金融機構等，盡管其在全部金融業資產結構中占比極小，但他們愿意賣光現股東的股份嗎？比如，民生銀行、浙商銀行等能夠出來走兩步，宣稱要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帶頭向美歐私人資本出售全部或大部分股份么？他們能聽政府的么？

　　如果國資控股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應該，也不能大規模賣光國有股，私人金融機構亦然，那么，《政府工作報告》中“要取消外資對銀行和證券等金融企業的股比限制”豈不成了空話。

　　再者，即使“政企不分”，任由“牽頭”制定、實施企業（市場）開放和國企混改政策的國家發改委來“抓典型”，“堅定不移”地賣光一部分銀行等金融機構，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央行等都俯首帖耳、言聽計從，估計除了金融業有幾家國企被賣光外，其他也就行不通了。一個嚴重脫離實際的錯誤政策，在民主意識高漲的今天，能不受到方方面面的堅決抵制嗎?

　　十九大后，在2017年11月10日國新辦舉行中美元首北京會晤經濟成果相關情況吹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朱光耀說：

　　“中方決定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直接或間接投資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的投資比例限制放寬至51%，上述措施實施三年后，投資比例不受限制;將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單一持股不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規則;三年后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投資設立經營人身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的投資比例放寬至51%，五年后投資比例不受限制。逐步適當降低汽車關稅，在2018年6月前在自貿試驗區范圍內開展放開專用車和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試點工作。”

　　以上這些可由外資入股甚至是完全控股中方股份制金融機構的信息，也可以屬于今天的國企混改范疇。即其也包括了國資控股金融機構（如大中型銀行等）在內，而非僅僅是針對國內私人控制的各種中小微金融機構。既如此，下面作者就按各規模金融機構由大到小依次排序，并據此提問：

　　第一，國資控股的大型商業銀行和股份制政策性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含“投資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保險公司”等，下同），適用于這個開放“決定”嗎？

　　第二，其他國資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特別是其中的大中型銀行等股份制或地方金融機構，適用于這個開放“決定”嗎？

　　第三，廣大農村地區的由國資控股的中小金融機構等，適用于這個開放“決定”嗎？

　　第四，可以假定，99%以上的私人控股中小銀行等金融機構（如民生銀行、浙商銀行、安邦系等），是不會心甘情愿地將資本控制權向外資拱手相讓的。如是，是不是意味著未來主要由聽政府指揮的國資控股金融機構在開放性的混改中，將盡其可能或“適當”地轉變為由外資控制。其巨額金融利潤也將轉屬于美國等的金融資本家，而非原“全民所有制金融企業”背后的全國人民（或財政部+社保基金等）？

　　第五，如果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及內部國有資本都已經“做強做優做大”了，還需要政府刻意允許外資來控股，以秀“開放”（而非普京式的“秀肌肉”）么？如果已經“做強做優做大”的國有金融機構都要，或可以賣給美國等的金融資本家，那么，由于這一塊巨大的國有資本都被“殺雞取卵”了，并會嚴重影響非金融國企的混改風向，到2020年時，今天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說的“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和“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還能夠實現嗎?

　　第六，如果外資真正控制了中國的金融主力軍即國有金融機構，中國金融業乃至受其嚴重影響的國民經濟全局，將由誰來操控，等等。某人說過，控制金融就是控制了一個國家的命脈和未來。歷史經驗也證明，這將意味著早已被新中國拋到太平洋底的“殖民地經濟”又將在神州死灰復燃。

　　WTO規則要求國與國之間應實行對等開放。包括美國在內的OECD成員國，或說G7國家，有誰家的金融市場對中國這般開放了？中國憑什么要實行不對等開放，有利于誰？

　　或者，這種決定只是一種國際貿易中的博弈策略：我準備好了，你們能對等開放么？但是，面對美國為首的G7國家或OECD成員國，即使哪一天他們口頭上對中國承諾了形式上的對等開放，那么，對于中國來說，也將面臨一場實力有巨大懸殊的具有實質不平等的無情博斗。“生事”的高級公務員朱光耀們是準備退休，還是準備參與這次可能的以小博大、以弱博強、以寡博眾的決定中華民族命運之大戰？

　　且不管以上問題已經或將如何解決。由此引發的另一大國企改革迷題卻是也浮出水面了。如果非常重要的國資控股金融機構可以允許外資來控股乃至獨資經營，那么，2020年之前堅持黨中央國企改革《指導意見》關于非金融國企混改的重要決策，如國資可以獨資經營、全資經營、絕對控股、相對控股等規定，還有什么實質性意義呢？因為，按照政府關于國內私人資本享受外資同樣待遇，及國家確立的“ 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國內私人資本家參照以上朱光耀說的所謂“金融開放”規則，完全有權，也有理由要求金融國企、非金融國企也可由自己來控股乃至獨資經營，而無需再顧及任何政策門檻（如“國資控股”“國資在關鍵、重要領域集中”等）的存在。否則，就是不平等、不正義，“歧視國人”，“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了。同時，美國等也可以緊隨其后，要求享受這種“國民待遇”，從而進一步向中國的非金融國企索取控制權。

　　顯然，上“吹風會”的朱光耀沒有想到，他還需要回答這些明明是一環套一環的尖銳問題。是的，他回應了新華社記者關于美國是否會對中國實行對等開放的提問。但在這之后，人們仍然不清楚，美國等發達國家，準備怎樣對等地回應中方如此具體的市場開放決策，及是否會對中國開放高科技出口、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等。（當然，至今這些問題已都獲得了美歐日的否定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