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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改革開放以來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的若干理論創新

點擊：2778 作者：程恩富來源：程恩富官方網站發布時間:2019-01-24 09: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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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闡述改革開放以來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的十一個理論創新，即社會主義三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資源需要雙約束論、公有制高績效論、公平效率同向交互論、市場國家功能性雙重調節論、大文化經濟論、知識產權優勢論、新帝國主義論。

改革開放以來，有輿論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一貫保守僵化而沒有理論創新，甚至還有輿論說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沒有提出任何新概念和新理論。事實上，我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經濟成就均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經濟理論指導的結果，其中既有黨的領袖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決定作用，也有學術界創立的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以下簡稱“新馬派”）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重要作用。而改革開放過程中過去或現在存在的較嚴重問題，大多數是西方經濟理論和政策負面影響的結果。本文限于篇幅，只選擇地略述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相對最重要的十一個理論創新。

一、社會主義三階段論

一般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有兩個基石性理論最為重要，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而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在這兩個基石性理論方面均有前瞻性創新。

從1988年開始，筆者發表《關于劃分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標志——兼論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經濟特征》等一些論著中，[1]強調對劃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標志或標準要作整體考察，既要看到生產力的終極作用和間接或終極標志，又要看到生產關系的直接作用直接標志，并認為由生產力引起的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的部分質變形成社會主義三個階段（這與主要直接從ＧＤＰ和生活水平來劃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觀點可以并存），即初級階段經濟制度＝多種公有制主體（私有制輔體）＋市場型按勞分配主體（按資分配輔體）＋國家（計劃）主導型市場經濟；中級階段＝多種公有制＋多種商品型按勞分配＋國家主體型計劃經濟（市場調節輔體）；高級階段＝單一全民公有制＋產品型按勞分配＋完全計劃經濟；共產主義＝單一全民公有制＋產品型按需分配主體（個別供不應求的新消費品按勞分配）＋完全計劃經濟；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私有制為主體＋按資分配主體＋國家指導型市場經濟。這一新理論客觀界定了不同社會及其發展階段，有益于理論自洽地揭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共產主義遠大制度目標的本質聯系，說明初級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初級形態。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

黨中央決定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有學理基礎和支撐的?？梢哉f，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建立和健康發展，都與“新馬派”代表性學者所給予的前瞻性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言有內在聯系。[2]1988年１月，筆者發表論文提出：“當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真正發育成熟和完善的時候，這種經濟體制實質上是一種新型的計劃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體制。”[3]1989年下半年，社會各界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又進入新一輪的爭論高潮，中央文件此時的新提法是建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商品經濟體制，而我認為這一表述不準確，因為雖然計劃與市場可以并存，但整個經濟體制不可能既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所以1990年發表的文章依然主張“市場經濟”的提法。之后，我于1992年9月發表的一文中，針對認為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相矛盾的錯誤觀點，明確指出：“我向來認為，以馬克思沒有使用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為理由，否定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總和等于商品經濟，否定社會化商品經濟等于市場經濟，這種觀點不符合《資本論》的全部分析邏輯，與科學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并無益處。”由此深一步提出：“我們在理論上既可以使用‘商品經濟’一詞表達‘市場經濟’的含義，也可以批判地使用西方經濟學曾加以規定過的‘市場經濟’一詞。但考慮到經濟學術語的國際通用性，今后必須更多地采用‘市場經濟’的概念。”[4]“新馬派”著名學者于祖堯、劉國光比本人更早地提出“縮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取向改革”的思想。[5]

三、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一元論

從1995年開始，筆者發表一些論著，逐步形成“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一元論”，[6]認為依據已有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實踐和馬克思關于活勞動創造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的商品價值，以及純粹為商品價值形態轉換服務的流通活動不創造價值的科學精神，可以推斷，凡是直接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物質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為勞動力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服務的勞動，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體的內部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都屬于創造價值的勞動或生產勞動。這一“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論”與西方經濟學“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論”有本質區別，不僅沒有否定馬克思關于“活勞動創造價值假設”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馬克思研究物質生產領域價值創造的思路，并把它擴展到一切社會經濟部門后所形成的必然結論。具體說來：一是生產物質商品的勞動、從事有形和無形商品場所變更的勞動、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勞動、從事勞動力商品生產的服務勞動，都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二是勞動生產力變化，可能引起勞動復雜程度和社會必要勞動量的變化，從而引起商品價值量的變化。三是與上述“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論”密切相關的是“全要素財富說”和“按貢分配形質說”，共同構成了關于創造商品和財富的完整理論。四是“多產權分配說”，即多種產權關系決定了按資和按勞等多種分配方式。公有制范圍內的工資，既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也是市場型按勞分配的實現形式。

四、利已利他雙性經濟人論

西方經濟學自英國近代亞當.斯密、西尼爾和約翰.穆勒以來，一直到當代美國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經濟人”作為探究人類經濟行為和市場經濟的始點、基點和定點，并由此推演出整個經濟學體系和經濟進化史。這種“完全自私經濟人論”包含三個基本命題：1、經濟活動中的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驅策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2、經濟活動中的人在行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備或較完備的知識和計算能力，能視市場和自身狀況而使所追求的個人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證，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無意而有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

從上一世紀９０年代中期開始，筆者與張五常等教授商榷，并提出“利已利他雙性經濟人論”。這一“新經濟人論”是依據人類實踐和問題導向，并受馬克思的思想啟迪，其方法論是整體主義、唯物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它對應“完全自私經濟人論”，也包含三個基本命題：1、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或性質。2、經濟活動中的人具有理性與非理性兩種狀態。3、良好的制度會使經濟活動中的人在增進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合理的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一新理論可以圓滿地詮釋人類一切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7]

五、資源需要雙約束論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重要理論之一是資源有限與需要（欲望）無限。從辯證思維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對稱性來分析，盡管西方經濟學對資源與需要相互關系的描述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存在明顯的邏輯缺陷，因為這實際上是用“稀缺”來定義“資源”的，不稀缺的就不算作資源，資源一詞已內含著稀缺性，因而再說資源是稀缺的，無疑于同義反復。況且，需要在一定條件下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市場經濟中能實現的需要，還是專指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并非指人們脫離現實生產力水平和貨幣狀況的空想性需要。

筆者批判地改造西方主流學者上述理論的必然結果，是創新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資源和需要雙約束論”，即假設在一定時期內資源和需要都是有約束的，因而多種資源與多種需要可以形成各種選擇或替代組合，進而在一定的雙約束條件下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和需要的極大滿足。這樣的理論假設反映現實全面，論證邏輯嚴密，可以清晰地將需要分為三類：一是脫離現有經濟條件的無約束欲望或需要；二是符合現有經濟條件的合理欲望或需要；三是具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后兩類需要是經濟學科要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其緣由是在一定時期內，可利用的資源不能完全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合理需要，供給與需求的總量和各類結構也會經常失衡，這就要善于作出各種資源與各種需要在某種條件下不同的選擇性組合，使資源相對得到最佳配置，需要相對得到最大滿足。“資源和需要雙約束論”的內在要求，是通過科技和管理的改進等途徑來實現各種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是通過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的總量和結構的科學調節等途徑來實現各種需求的最大滿足，是通過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來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8]

六、公平效率互促同向變動論

從1996年開始，針對庫茲涅茨所描述的“倒Ｕ型假說”“效率優先假設”“公平與效率高低反向變動假設”等西方理論，筆者撰文認為, [9]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是指有關經濟活動的制度、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經濟公平具有客觀性、歷史性和相對性。公平或平等不等于收入均等或收入平均。經濟公平的內涵大大超過收入平均的概念。檢視包括阿瑟.奧肯和勒納在內的國際學術界流行思潮，把經濟公平和結果平等視為收入均等化或收入平均化，是明顯含有嚴重邏輯錯誤的。

“公平與效率互促同向變動假設”表述的是，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具有正反同向變動的交促互補關系，即經濟活動的制度、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當代公平與效率最優結合的載體之一是市場型按勞分配。按勞分配顯示的經濟公平，具體表現為含有差別性的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這種在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方面既有差別，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對于按資分配，客觀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與效率哪個優先的問題。盡管我國法律允許按資分配這種不公平因素及其制度的局部存在，但并不意味著其經濟性質就是沒有無償占有他人勞動的公平分配?？梢?，按勞分配式的經濟公平具有客觀性、階級性和相對性。同時，只要不把這種公平曲解為收入和財富上的“平均”或“均等”，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和國家政策調節，按勞分配不論從微觀或宏觀角度來看，都必然直接和間接地促進效率達到極大化。這是因為，市場競爭所形成的按勞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經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力，使勞動資源在社會規模上得到優化配置。國內外日趨增多的正反實例也表明，公平與效率具有正相關聯系，二者呈此長彼長、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變動的交促關系和互補性。在初級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按資分配為補充或輔體；在高度重視效率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建立和完善公平與效率的和諧互動機制；當前特別要強調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提低、擴中、控高、打非”。這些基于“公平與效率互促同向變動假設”的論斷和政策具有一般意義和科學性。

七、公有制高績效論

與西方理論宣揚的“私有制高效率論”“公地悲劇論”等錯誤觀點不同，筆者研究中外馬克思主義和現實而形成的學術定力始終認為，無論從全社會的宏觀視域，還是從企業的微觀視域分析，總體上公有制肯定比私有制效率要高，因而在不少論著中提出，[10]從馬克思經濟學中概括出來的“公有制高績效論”，是指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的公有制體系能達到社會績效最大化；而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概括出來的“公有制高績效論”，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能達到社會績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種復雜的前提條件，如不存在嚴重的社會腐敗，委托代理雙方權責是合理的，國企承擔額外社會義務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沒出現大失誤，選聘的經營者有較高素質，等等。只有大體同時具備這些前提條件，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結合才能呈現高績效。倘若過去或現實生活中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提條件缺失而導致某些低績效現象，這并不能證明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公有制經濟不可行?；谶@一新理論，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絕不能搞私有化或民營化。否則，一旦私有經濟的比重在國民經濟中超過必要的限度，在私有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下，必然引起失業率增加、財富和收入兩極分化、經濟增長和發展緩慢等一連串不良經濟現象和由此派生的社會不和諧。須知當今世界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經濟不斷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的矛盾，與國民經濟和全球經濟的弱政府狀態或低秩序狀態的矛盾。這個基本經濟矛盾通過各種具體矛盾和中間環節，導致資本主義國家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梢?，初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能有機結合的理論基礎是“公有制高績效論”。

八、市場國家功能性雙重調節論

從1990年開始發表的一系列論著中，[11]筆者分析“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五大功能優勢，主要是直接調節企業和個人的市場機制的短期配置功能、微觀均衡功能、信號傳遞功能、技術創新功能和利益驅動功能，其功能劣勢在于市場調節目標偏差、程度有限、速度緩慢、成本昂貴；“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五大功能優勢，主要是調節宏觀經濟的國家機制的宏觀制衡功能、結構協調功能、競爭保護功能、效益優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其功能劣勢在于國家調節偏好主觀、轉換遲鈍、政策內耗、動力匱乏。兩者的各自功能優勢決定了各自的基礎性和主導性作用，而各自的功能劣勢決定了需要利用兩者所存在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充分認識兩者的功能互補性、效應協同性、機制背反性。市場調節是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普遍聯系形式，從微觀引向宏觀，而國家調節（特指政府和人大兩大主體，黨的意志也應通過政府和人大來落實）是規范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目標導向和政策體系，從宏觀引向微觀，兩者可以建立起高效和靈活的調控機制。

我認為，市場在一般經濟資源配置中可以起決定性作用，并應與更好地發揮國家在微觀中觀宏觀宇觀的經濟中調節作用；應加強事先事中事后的全過程監管，建立強市場和強政府的“雙強”格局；質疑市場與政府的作用完全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論”，也不贊成第一次市場調節和第二次政府調節的時間上的“兩次調節論”，而是堅持市場與國家“功能性雙重調節論”的觀點。

九、大文化經濟論

傳統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都是以物質生產和流通為研究出發點和范圍的，但隨著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的日益融合，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一些發達國家開始研究文化與經濟的各種聯系，并開始探討文化產業發展的經濟學問題。在我國，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文化活動具有了日益顯著的經濟性質和產業特點，因而筆者從上一世紀80年代末開始構建大文化經濟學體系，研究文化領域的經濟現實問題，1993年開始刊發一些論著，[12]目的在于拓展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同時創立一門“大文化經濟學”的交叉新興學科。與“文藝經濟學”“服務經濟學”不盡相同，“大文化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涵蓋文藝、教育、新聞出版、收藏等非物質經濟領域。

我認為，文化經濟學以文化經濟活動中的微觀和宏觀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揭示文化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領域中的運行機制及其發展規律。文化活動屬于非物質生產領域。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所要揭示的關系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通過對文化與經濟、文化資源、文化勞動、文化供求、文化投資、文化消費、文化市場、文化商品價格、文化產業與事業等問題的研究，揭示文化生產與市場經濟共生互動的關系。二是通過對文化生產及其滿足人們對文化需求的研究，揭示文化發展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三是通過對文化生產與產業結構變化之間聯系的研究，揭示文化發展與現代化發展之間的關系。四是通過對文化生產力所表現出的自身軟實力的研究，揭示文化軟實力與增強綜合國力之間的關系。通過研究，較早地提出了“文化與市場經濟的共生互動效應觀”“文化生產力與文化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觀”“文化商品二因素特性觀”“文化勞動特性觀”“文化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特性觀”等新見解。

十、知識產權優勢論

筆者從2003年開始撰文，[13]在有揚有棄地分析西方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和綜合競爭優勢兩種優勢的基礎上，提出并論證中國必須重點地突出培育和發揮第三種經濟優勢——“知識產權優勢”或“知識產權型競爭優勢”。所謂知識產權優勢，是指通過培育和發揮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經濟優勢，是相對于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而言的第三種優勢。它避免了籠統的競爭優勢的理論缺陷，而突出了以技術和品牌為核心的經濟優勢或競爭優勢。這不僅應體現在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部門及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部門，必須掌握自主研究、自主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建立以自主知識產權為基礎的標準體系，而且還應體現在我國傳統的民族產業或低端產品部門，包括勞動密集型產業部門，也必須塑造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

要實現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就必須以國際經濟綜合競爭為導向，將現有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而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創造和培育我國的知識產權優勢或知產型競爭優勢。在這個既充滿機遇又充滿挑戰的時代，我國要最大限度地獲取貿易發展的動態利益，更好地通過對外貿易促進產業結構的良性調整，就必須以知識產權優勢理論作為應對經濟全球化和發展對外貿易的戰略思想，在結合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術和技術標準）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業集團，突出培育和發揮知識產權優勢，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國的世界工廠而非世界加工廠，并完成從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的轉變，并在擴大雙向對等開放和經濟安全的基礎上實現對半式雙贏和合作共贏。

十一、新帝國主義論

從上一世紀９０年代中期開始，筆者發表關于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定義、當代基本經濟矛盾和金融經濟危機若干具體矛盾、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等若干新觀點，[14]其中感覺最有新意的是在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基礎上，概括出21世紀新帝國主義五大特征：（1）生產和流通的國際化和資本集中的強化，形成富可敵國的巨型壟斷跨國公司；（2）金融壟斷資本在全球經濟生活中起決定性作用，形成畸形發展的經濟金融化；（3）美元霸權和知識產權壟斷，形成不平等的國際分工和兩極分化的全球經濟和財富分配；（4）“一霸數強”結成的國際資本主義寡頭壟斷同盟，形成內外剝削和壓迫的金錢政治、軍事同盟和庸俗文化的經濟基礎；（5）全球化資本主義矛盾和各種危機時常激化，形成當代資本主義壟斷性和掠奪性、腐朽性和寄生性、過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態勢。

我認為，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一般私人壟斷、國家壟斷發展到國際壟斷的新階段。從現階段國際正義力量和國際階級斗爭的曲折發展來判斷，２１世紀是新帝國主義占主導地位時代，是世界勞動階級進行新的“偉大革命”和建設的時代，是資本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

注釋：

[1] 程恩富：《關于劃分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標志——兼論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經濟特征》，《復旦大學學報》1988年第１期；《社會主義三階段論》，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社會主義發展三階段論》，《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

[2] 參見張楊：《論“新馬派”著名學者對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貢獻》，《當代經濟研究》2018

第11期。

[3]程恩富：《關于劃分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標志——兼論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經濟特征》，《復旦大學學報》1988年第１期。

[4] 程恩富：《借鑒西方經驗建立有計劃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財經研究》1992年第９期。

[5] 參見于祖堯：《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79年第3期；陳江、胡浩：《劉國光談海南經濟發展戰略》，《瞭望周刊》1988年第13期。

[6] 程恩富：《生產性管理活動都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社會科學》1995年第7期；程恩富、顧鈺民：《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勞動價值理論的當代拓展》，《當代經濟研究》2001年第11期。

[7] 程恩富：《公平、效率與經濟人分析——與張五常先生商榷之二》，《學術月刊》1996年第1期。

[8] 程恩富：《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１期。

[9]程恩富：《公平、效率與經濟人分析——與張五常先生商榷之二》，《學術月刊》1996年第1期；《公平與效率交互同向論》，《經濟縱橫》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