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的本土化或中國化問題,是一個日益緊迫的大問題。
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運動以來,中國學術界呈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態勢,各種西方主義思潮洶涌而入,為嗣后的經濟社會改革提供了觀念和思想武裝。
但自上世紀90年代始,科學化、專業化、規范化成為了學術界口號,啟蒙的躁動日益被納入學院體系的科學化建設中。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學院體系的學科、方法、標準成規模地引入中國高校,大學日益高大上,學術門檻日益抬高,學術話語權日益睥睨經濟社會現實生活,久而久之,在學科規范化過程中,社會科學日益顯示出脫離實際的教條化、八股化傾向。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首先,面對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實踐及瞬息萬變的新技術革命,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儲備與知識生產能力明顯不足,既缺乏對現實生活的解釋能力,更缺乏對現實生活的理論指導能力。
其次,在引入大量西方學術體系之后,專業化、學科化的態勢日益明顯,其弊端則是新的教條主義盛行,以西方問題為問題,以西方方法為方法,以西方標準為標準,與中國本土的社會進程嚴重脫節。
第三,社會科學界知識生產的西方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發展道路形成明顯反差,現實生活不斷為中國開辟著新的道路,而學術研究則大多對此視而不見,關起門來不斷重復著西方的概念體系,其學科化、專業化的長期知識生產結果,就是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從觀念和教條出發,指摘與批判現實的“知識憤青”,學術發展成為現實生活的嚴重桎梏。
面對急劇變遷的世界與中國形勢,社會科學日益失語,在與日漸呈現頹勢的西方意識形態的競爭中,中國社會科學未見強勢,反而左右逡巡、前后失據,幾乎喪失了知識與學術的話語權。
反思上述弊端,其總根源乃在于“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新教條主義。這種教條主義絲毫不亞于建國前30年盛行的“左”的教條主義,只不過它被學術化、專業化的面貌裝飾了一番而已。
正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理論必須經由中國化路徑一樣,西方的知識體系欲成為與中國現實生活緊密相關的理論,也必須經由中國化、本土化過程。這一過程,要求必須將理論還原到實際生活中去,經過實踐的檢驗,去蕪存菁、去偽存真,進而上升為與中國本土歷史文化緊密融合的新理論和新知識,并同時創造出中國的方法、標準,乃至形成可與西方知識體系并行不悖的、新的知識體系。
中國正在經歷波瀾壯闊的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中國崛起、新技術革命等嶄新變數正在重構21世紀的世界格局,現實生活迫切需要社會科學新學術、新知識的指引。社會科學,需要認真審視自己的落伍狀態了。
(本文系楊平社長為《文化縱橫》2018年10月刊撰寫的編輯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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