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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有人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典禮演講中告誡中國青年學子要“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在他看來，發端于17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是人對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擺脫了精神上的束縛以后，人可以運用自己的理性保護個人的權利，實現個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幾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精神力量，成為現代性社會的價值基礎。當代“普世價值”就是“啟蒙價值”經過人們幾百年的認識和實踐演化而成的。

他進一步指出，我們把以“啟蒙價值”為源頭的現代社會價值和制度安排視為普世性的。雖然不同的國家具有各自的文化、歷史特征，但這種差異不是對普世價值和現代社會制度架構的顛覆和拒絕。從實現路徑上講，由于初始條件、內生狀況、外部約束不同，后發國家不可能重復先驅國家走過的路，只能另辟蹊徑。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條道路的指向與現代性社會目標的偏離或背離。他認為，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是不可取的。為此，他甚至說什么，“普世價值”告訴我們，資產是屬于社會大眾的。[1]

如果說，歐洲因為中世紀神學及其體制的壓迫需要一次人對神的“叛逃”的話，那么，同期的中國并沒有這樣的神學及其體制的壓迫，為什么要把歐洲的這種“叛逃”及其后果視為普世性的，進而要求中國也必須跟歐洲走同一條“叛逃”道路呢？

19世紀以來，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下的歐洲列強先是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然后用堅船利炮來屠殺和奴役中國人民，并強行勒索戰爭賠款，使廣大中國人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

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自1840年以來無數仁人志士艱苦奮斗、流血犧牲，才贏得新中國的成立，并自然形成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這些價值觀，又有什么不可取？難道只有在所謂普世價值下把中國重新變成歐洲的大租界，才是可取的嗎？

事實上，這位演講人故意回避了17世紀以來的歐洲主流社會的發展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其所謂的普世價值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而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社會最典型的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就是產權明晰到個人手里，也就是資本或資產歸資本家個人所有，而不是像演講人所歪曲的那樣屬于社會大眾的。相反地，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使得生產資料即資產屬于社會大眾。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

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2]事實上，正因為如此，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才與以前各具民族和地方特色的統治階級如奴隸主和封建主的意識形態不同，才能夠不顧不同國家“各自的文化、歷史特征”而得以成為世界性的“普世價值”。

然而，由于馬克思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人們發現，

“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徭役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的，而所有這些剝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這種無酬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以前的各種社會一樣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數不多并且仍在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3]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4]

例如，日本區議員的選舉就要求交納大量的金錢才能成為候選人，以至于日本大學的教授都難以申請參選，更何況選舉宣傳還要花費大量金錢。顯然，這種金錢選舉制下的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只能是資產階級才享有的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樣的普世價值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如果我們要從人類千百年的歷程來考察價值觀，我們將會發現，這些價值觀不僅具有階級性，而且是歷史地變化著的，不僅在名稱上有變化，而且在同一名稱的內容也有著變化。

回到歐洲的中世紀。資產階級本身最初是一個封建等級，當15世紀末海上航路的偉大發現為它開辟了一個新的更加廣闊的活動場所時，它使封建社會內部的主要靠手工進行的工業和產品交換發展到比較高的水平。大規模的貿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動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們作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權利的。

另一方面，從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轉變的前提是，有一定數量的自由工人（所謂自由，一方面是他們擺脫了行會的束縛，另一方面是他們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勞動力所必需的資料），他們可以和廠主訂立契約出租他們的勞動力，因而作為締約的一方是和廠主權利平等的。但是，在經濟關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卻每一步都以行會束縛和各種特權同它對抗。無論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對資產階級競爭者來說機會都不是平等的，于是，自由通行和機會平等就成為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5]這種自由、平等的“啟蒙價值”不是來自于人對神的“叛逃”和“祛魅”，而是實實在在地從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條件中衍生出來的，只不過在意識形態上借助了人對神的“叛逃”。

由于歐洲國家的居民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所以這種要求就很自然地獲得了普遍的、超出個別國家范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

這種人權的特殊資產階級性質的典型表現是美國憲法，它最先承認了人權，同時確認了存在于美國的有色人種奴隸制[6]。“普世”之光照不到那些奴隸身上。到后來，只是由于奴隸經濟的效率日益低下，奴隸比工人貴，美國的有色人種奴隸制才通過南北內戰予以廢除，但直到今天，有色人種仍然與白人的地位有很大的差別。

前面的那位的演講人故意漠視了階級的存在及其在價值觀上的差別。事實上，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隨著。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著。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指出：平等應當不僅僅是表面的，不僅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7]

恩格斯甚至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實際毫無聯系、認為原則不是靠人和環境發展起來而是靠它本身發展起來的、好空談的夢幻家的頭腦中。民主已經成了無產階級的原則，群眾的原則。即使群眾并不總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這個唯一正確的意義，但是他們全都認為民主這個概念中包含著社會平等的要求，雖然這種要求還是模糊的。”[8]

由此可見，包含平等的觀念在內的價值觀，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些價值觀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9]因此，這樣的價值觀，是不可能說它是永恒的真理的，也是不可能說它是普世價值的。

事實上，如果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之外的地方如前面那位演講人所鼓吹的歐洲存在什么普世價值的話，那只不過是因為“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么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盡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10]

而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已經提到了這種沒有年代或不分年代的“普世價值”：“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也是這樣的“吃人”價值觀，正因為如此，“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11]同樣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要同資產階級“普世價值”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有人以反普世價值旨在反政改為題發表文章，聲稱“批判普世價值的人所反對的，不是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價值理念；他們所反對的，是根據這些價值理念來設計和建立的社會政治制度。他們反對按照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改革我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關于普世價值的爭論，實質是改革與反改革之爭；批判普世價值的高潮，實際上是又一次反改革的高潮。”[12]

對照前面那位演講人的說法，可以明顯地看出，鼓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反對對其進行批判的“普世價值”論者，其目的不過是要在當前中國推行幾百年來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鄧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13]，因此，推行背離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的主張，其實是用反改革的大帽子，把中國的改革道路引入改旗易幟的邪路，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顛覆改革。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者的假仁假義的虛偽的意識形態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為普遍的利益”[14]。既然，“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5]那么，很顯然，今天中國之所以出現“普世價值”的宣傳和鼓吹，就在于以西方買辦既得利益集團為核心的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正在形成，并企圖以改革的名義全面奪取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從而需要把他們的特殊利益和意圖用普世價值裝飾起來，并以此攻擊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以達到奪取社會主義政權的目的。

恩格斯指出，“正如在貨幣市場中，總的說來，并且在上述條件之下，反映出，而且當然是頭足倒置地反映出工業市場的運動一樣，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斗爭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經存在著并且正在斗爭著的各個階級的斗爭，但是這個斗爭同樣是頭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不是作為階級斗爭、而是作為維護各種政治原則的斗爭反映出來的，并且是這樣頭足倒置起來，以致需要經過上千年我們才終于把它的真相識破。”[16]顯然，維護和反對普世價值的斗爭，就是維護資產階級政治原則與維護社會主義政治原則的斗爭，也是資產階級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無產階級群眾的斗爭的反映。

不僅如此，維護和反對普世價值的斗爭，由于反作用，也直接影響著現實中的各個階級的斗爭。例如，恩格斯認為，“出版自由就僅僅是資產階級的特權，因為出版需要錢，需要購買出版物的人，而購買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錢。”[17]事實上，在媒體市場化和不得不追求效益即金錢的地方，中國的許多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已經被資本所控制，這也是普世價值能夠甚囂塵上的原因。

馬克思告誡我們，“先生們，不要一聽到自由這個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動！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享有的自由。這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18]

而鼓吹普世價值的人，正是要推行資本的這種自由，也正是這樣的人正在以各種理由鼓吹反對或暫停多多少少妨礙了資本這種自由的《勞動合同法》，也拒絕落實《勞動法》對于工作時間的限制，使依法治國對于廣大私有企業的工人而言幾乎淪為了一句空話。而一旦資本獲得這種自由，那么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就會不斷壯大，從而中國資本家和無產階級的隊伍都會壯大，新的資產階級的形成也就難以避免，而一旦新的資產階級最終形成，根據鄧小平的判斷，那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鑒于在經濟領域，國有企業的比重不超過三分之一，國內外私有企業占了大頭，經濟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須要對私有制經濟進行改革，否則既談不上全面改革，更談不上全面深化改革。而對私有制經濟改革的方向，就是引入公有制因素，守護勞動者尊嚴，這樣才能為在委身于私有企業的億萬勞動職工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對于一些具備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條件的私有制經濟領域或行業，可以參照中國建筑材料集團的做法，對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企業進行整合，實行國有企業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對于小生產性質的私有企業，則要引導他們參照集體經濟的形式搞合作經濟，逐步向集體經濟和個私經濟相混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

而對于不具備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領域，特別是獨資的外資企業，要堅決地依法成立工會，不僅要推行企業集體談判，尤其是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以方便勞動力流動，促進競爭，激發私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而且要使工會代表進入企業決策和管理層，參與企業決策和管理，對涉及企業職工的事項具有一票否決權，限制資本家剝削工人的自由，按照勞資兩利的原則，構建和諧的企業文化。這也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落實，因為列寧曾經明確指出，“訓練勞動者不靠資本家過日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而“在保持資本主義的壓迫、桎梏、奴役的條件下用形式上的平等來欺騙勞動者＝資產階級民主。”[20]

當然，在從原因即經濟基礎著手的同時，我們也要在結果即價值觀的宣揚上做出不懈的努力，畢竟后者對于前者是具有反作用的。

為此，一是要加強對價值觀宣揚的主陣地即各類媒體的控制，加強反對資產階級“普世價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對于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堅決清除媒體隊伍；

二是要加強學校教育，對于鼓吹自私自利的理性經濟人的經濟學教材和鼓吹資產階級法制的法學教材等等，進行全面清理，全面采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統編教材。在研究生入學考試的相關科目中要加入批判分析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相關內容，并加大考核分值。每年暑期，都要對高校教師開展為期不少于一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集體學習和教育活動，考核不合格的，不能上崗。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21]

今天，“普世價值”論者的目的，正是通過宣揚和推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按照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中國，左右我國改革的方向，顛覆社會主義制度，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達到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從而維護西方資產階級以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

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兩大價值觀的斗爭剛剛開始，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有待真正解決。我們必須吸取蘇東劇變的慘痛教訓，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實質與危害；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努力排除錯誤思潮和價值觀的干擾，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與發展方向，開創更美好的明天！

參 考：

[1] 《秦曉：中國道路也須秉承普世價值》，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1029/2796138.shtml，2015年6月9日。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頁。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頁。

[4] 《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頁。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11頁。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頁。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4頁。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2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頁。

[12] 《反普世價值旨在反政改》，http://www.szps.gov.cn/shenzhen/cms/article.jsp?articleId=2c9084c72374281e01237493a2060013，2015年6月9日。

[13]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5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8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7頁。

[19]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20] 《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433頁。

[21]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