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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在官方媒體上刊發的紀念文章中，某些文章中的表述存在問題，例如：“‘文化大G命’結束時，中國陷入經濟和民生的嚴重困局。”“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一貧如洗”，等等。在《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出版后，還這樣表述，就很不應該了。如果是黨史工作者，更不應該。

　　這些年來，有些黨史學者在講黨史的時候，忽視了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種現象，必須引起高度注意。特別是寫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文章的時候。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史的學習研究。他特別強調，“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這無疑告訴我們，只有堅持歷史連續性，才能更好地看清歷史發展的脈絡和內在演進的邏輯。人為將歷史割斷，不僅會忽視歷史本身的連續性，還會導致歷史研究的碎片化。

　　2010年7月，習近平提出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的任務，并在編寫工作啟動后親自審定編寫工作方案，作出長篇重要批示，給予重要指導。《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專門有一章《黨在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主要內容是這樣的：

　　在1949年至1976年間，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在工業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其中還特別提到了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使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兩彈一星”、還有著眼農業長遠發展的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和培養推廣良種，等等。從1953年到197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9%，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人口增加了將近4億，但人均糧食由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也翻了一番。教育方面，大學在校生從11.7萬發展到56.5萬，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由于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普及，全國人口死亡率從1949年的千分之20下降到1976年的千分之7.25。人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到1975年的63.8歲......，“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我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投身于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抒寫了無數改天換地的壯麗詩篇，展現了十分可貴的團結奮斗的精神面貌。”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在官方媒體上刊發的紀念文章中，某些文章中的表述存在問題，例如：“‘文化大G命’結束時，中國陷入經濟和民生的嚴重困局。”“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一貧如洗”，等等。

　　這種表述是完全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的表述。如果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樣說，或許還有情可原。但《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出版后，還這樣表述，就很不應該了。如果是黨史工作者，更不應該。不過，作為內部的學術討論的課題內容，那則是另外一回事。

　　關于“文G”時期的經濟，《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寫道：

　　“綜合起來看，在‘文化大G命’這十年中，中國工農業總產值指數（以1952年為100），比1965年增長了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長181.7%，平均每年增長9.9%；農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長51.2%，平均每年增長3.8%。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G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G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收入198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在審閱時親自刪掉了“把國民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這句話（劉艷 王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形成與歷史地位》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630/c83867-27231067.html）。黨史專家解讀這句屬于“過頭話”。外國研究鄧小平的專家也持相同的看法。例如英國的理查德.伊文思的《鄧小平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14）就認為“這是一種夸張的說法。”同樣還要指出的是，在最初起草的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中，也有過“瀕臨崩潰”。經過討論，最后還是刪掉了。

　　關于當時的缺衣少食問題，如果脫離了歷史背景，就很容易產生“碎片化”的觀點。比如糧食，實際上到1976年的糧食產量，“比1949年的產量高一倍還多。但一個不樂觀的因素是，中國的人口也增加得很快，糧食產量的增長被新增的人口抵消了。”（謝春濤主編《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 新世界出版社 2011年3月 第84頁）。吃飯穿衣問題的基本解決，一是1970年代初開始引進的《四三方案》逐步到位，生產了大量的化肥和化纖。“引進設備陸續投產后，我國人均紡織品年消費量從1965 年19 尺，1978 年提高到25 尺，1982 年進一步提高到32 尺。使我國人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能夠取消了20 多年憑布票和棉花票供應的現象。通過引進化肥技術設備，我國年產尿素 1593 萬噸，肥效接近小化肥的三倍，可增產稻谷 6500 萬—8000 萬噸，占2000 年全國糧食產量的 1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迅速解決了吃飯問題，引進化肥項目功不可沒。”（方茂：《華國鋒與對外開放》）二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當然，改革開放的農業改革更是功不可沒。

　　在這里，還有必要參考一下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主流學者的看法。已故的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在其名著《美國與中國》中的“新秩序問題”一章中寫道：“然而，盡管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問題，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經歷，還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例如，中國的經濟就比印度的經濟出色得多。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平均每年6%或7% ，按人口平均計算是印度增長率的二倍或三倍，盡管印度還接受了130億美元的外援和貸款，而中國接受的蘇聯貸款不足10億美元，同時還拿出大約70億美元去援助其他國家。”順便補充一下，與新中國成立時處于同一發展水平起步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即使拿最直觀的人均收入作比較，1978年中國約為210美元，印度為190美元。（《‘實干中國’給‘空談印度’上了一課》，《新印度快報》2013年11月10日。）這對于那些喜歡拿中國當年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說事的專家學者，應該有所啟示。

　　在諸多的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文章中，還有不少表述相當不科學不嚴謹的文章，脫離了黨中央權威說史的軌道，筆者就不一一列舉。

　　概括地說，這類文章，犯了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時一些文章同樣的毛病：“一些作者出于好心，要宣傳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成績，常常拿改革開放以前物質條件的貧窮作為反襯，有點像‘憶苦思甜’的樣子。但它‘憶’的是新中國早年的‘苦’，看不到像老舍《龍須溝》等作品中描寫的新中國的‘甜’。這種對比方法拋開當時的歷史條件，不作具體分析，很難說是科學的態度。有如一個原來貧困的家庭節衣縮食、艱苦奮斗，終于逐步富裕起來，子弟們能不能因為今天的富足而嘲笑父兄當年的‘寒酸相’？那能說是‘實事求是’嗎？全國黨史工作會議批評‘黨史領域在學風上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并且鄭重地指出‘近年來，社會上存在一些偏離黨史主題和主線的問題’，可能也包括前面所說那些現象在內。”這段話來自著名黨史專家金沖及2011年1月17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全國黨史工作會議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出版》。金沖及還寫道：“2010年7月份，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由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有關部門來召開這樣的會議，足見中央進一步把黨史工作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此次會議是習近平主持的——筆者注）。

　　筆者在此希望，我們的黨員干部，特別是擔當教書育人重任的黨史工作者，在講黨史的時候，請務必注意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時候，切忌搞“憶苦思甜”的教育！

　?。ㄗ髡呦?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獨立學者，研究方向為毛澤東思想和中共黨史；來源：“察網研究”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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