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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堯伊油畫《轉折——遵義會議》。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被稱為歷史性轉折的事件只有兩個，一個是1935年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一個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兩個會議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被確立為黨的核心地位，但是他們兩位在當時都并不是黨的第一把手，并且鄧小平也一直沒有擔任過黨的第一把手。然而，他們兩位在黨內的核心作用，歷史已有定論。

回顧這兩個會議，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兩位的發言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鄧小平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雖然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但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雖然沒有留下當時的講話稿，但據與會的陳云后來的回憶及其它史料印證，講話的基本內容都包含在毛澤東1936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毛澤東自我評價最高的兩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是《論持久戰》），同時也是被外界評價最高的文章之一。蔣介石退守臺灣后，痛定思痛，總結經驗教訓。胡適推薦他好好讀一讀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據說，蔣介石讀后又將此文推薦給他的部屬閱讀。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綱領性文獻，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集中體現。后來人們稱遵義會議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關鍵就在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并得到全黨的支持和擁護。      

遵義會議“轉折”的首要意義在于肯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在談到遵義會議的時候，毛澤東提得較多的三個人是：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會上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關于王稼祥，毛澤東還說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下了“關鍵的一票”。關于周恩來，遵義會議后不久，毛澤東就對紅1師的師長李聚奎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

在這三個人中，從事軍事工作時間最長，擔任軍事指揮工作最久的是周恩來。 1924年秋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國，先后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部長。在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后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后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1931年12月到中央蘇區后，先后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長征前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成為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湘江戰役，紅軍損失慘重。紅軍上下回顧起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戰史，基本喪失了對三人團、特別是對李德和博古的信心。此時“部隊的指揮實際上由周恩來擔當起來。”（《周恩來傳 1898-1849》中央文獻出版社 第281頁）

在這段歷史中，盡管周恩來一直從事軍事工作，但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深刻認識，是從他離開城市到農村后才逐步形成的。

遵義會議會議室里并排懸掛著參加會議的8位政治局委員的照片，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陳云、劉少奇、朱德、王稼祥。

1931年9月下半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2月底，周恩來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成員有毛澤東、朱德等人。此前四年，周恩來一直在白區從事地下斗爭（其間兩次去蘇聯）。因此，他對農村情況的了解有限，對毛澤東的“建立農村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了解也有限。但從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的情況看，周恩來顯然已經開始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性。作為蘇區中央局書記，他要考慮如何貫徹當時的“中央長信”，即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但在實踐中，他又親身體會到“澤東積多年的經驗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因此，當寧都會議把斗爭矛頭突出地指向毛澤東，并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軍事指揮權的時候，周恩來仍然堅持提議把毛澤東留在前方。雖然毛澤東還是回到了后方，但周恩來對毛澤東還是很尊重的。毛澤東調回后方后，新成立的紅軍總司令部，朱德為總司令，周恩來取代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在后來的日子里，李德、博古和周恩來實際掌握了軍事指揮權，朱德難起作用。連紅軍決定長征這樣的大事，朱德都沒有參與。

因此，要使紅軍在困境中解脫出來，在軍事上必須要改弦更張。簡言之，湘江戰役之后，關鍵的問題是此時掌握了軍事指揮權的周恩來，是否能明智地“讓賢”，并且還能在“讓賢”過程中起到獨特的積極作用。

通過寧都會議之后的戰事諸多不順，周恩來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認識逐步加深。同時，他也深切地體察到紅軍廣大指戰員對李德等人不滿的情緒。他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革命首先需要毛澤東這樣一個“帥才”。這應該是他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贊成毛澤東的意見的主要原因。遵義會議后，周恩來與博古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周恩來說，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適合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周恩來還說，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

作為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的長征，產生了久遠而巨大的國際影響。許多外國人士對長征表現出濃厚興趣。在學術研究方面，1971年問世的英國知名學者、中國問題專家迪克·威爾遜的《1935年的長征：中國共產黨為生存而斗爭的史詩》，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長征的英文學術專著，也是學術含量最高的專著之一，至今仍有不少國內外研究學者援引書中的材料和觀點。

盡管此書尚未出版中文版，但該作者后來出版的《周恩來傳》，也是很有影響力的。其中涉及到遵義會議前后情況的分析，應該有助于了解這個過程。

《周恩來傳》指出，當時紅軍需要的領導是：善于作戰，能夠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資源進行游擊戰，對于紅軍扎根的中國農村社會有強烈的感情，“顯然，毛是這一人選。”周恩來感覺到，“在這場農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澤東更好的領袖。周恩來可能還發現，在政策的制定和黨務工作的許多方面，毛澤東比其他人更高明一些。”因此，認為自己更適合當一個行政領導的周恩來，“在遵義戲劇性地由毛澤東的上級和批評者一變而成為毛澤東的下級和支持者。”“而這一關系的線索可以追溯到遵義會議以前。”《周恩來傳》還指出，遵義會議最緊迫的問題就是軍事上的問題，很顯然，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后來證明比周恩來他們那套做法“更為實用”。《周恩來傳》歸納道：“總之，盡管周對毛有許多意見，但他仍被這位傳統的但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所傾倒。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也許，農村根據地的崢嶸歲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關中國革命城市化的觀點的銳氣全磨掉了。”（參見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 解放軍出版社 1989）

值得一提的還有，當時朱德的作用不可忽視。關于這一點，據《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記載，毛澤東在1966年10月回憶遵義會議時特別指出，周恩來和朱德起到“積極作用”，“若無他們當時就糟了。”另據朱德的孫子朱和平將軍在2016年9月的人民網視頻采訪時指出，毛澤東能夠參加通道會議，首先應該歸功于朱德的提議。《周恩來傳》則是這樣寫的：朱德以周恩來老朋友（周是朱的入黨介紹人）的身份，在遵義會議召開前跟周恩來打過招呼，“表示自己準備推舉毛。”這對周恩來的觸動很大。《周恩來傳》認為，朱德的這一舉動是“至關重要的”。習近平在紀念朱德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在遵義會議上，朱德同志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

因此應該說，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召開的時候，對把軍事指揮的實權交給毛澤東，并不是沒有思想準備。正因為如此，才出現了此后長達四十多年的毛澤東主導決策，周恩來負責具體實施的局面。《周恩來傳》用了一句很傳神的話概括：“毛是總指揮，周負責總指揮部。” 遵義會議以后，周恩來堅定不移地與毛澤東站在一起。他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道：“只有到了遵義會議后，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才能保證紅軍長征的勝利。”著名歷史學家、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的主編金沖及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不會成為今天這樣的周恩來。”“從青年時代起，周恩來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個正確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還是因為有了毛澤東的領導。這是事實。周恩來如此由衷地尊崇和維護毛澤東，原因也在這里。”（張素華等：《說不盡的毛澤東》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第527頁）1976年元旦，進入彌留之際的周恩來，在似睡非睡中隱約聽到廣播，知道是發表了毛澤東的兩首詞《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他趕緊要秘書找來當天的《人民日報》給他讀，此后還多次讓工作人員讀給他聽。毛澤東的這兩首詞伴隨他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后幾天。

六次會議與四渡赤水

遵義會議及其前后，黨中央一共召開了六次重要會議（關于后來的會理會議，此文后面將會介紹）。這六次會議，被稱為“長征中挽救黨和紅軍的六次重要會議”。它們分別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扎西會議和茍壩會議。在通道會議上，毛澤東重新取得了軍事上的發言權；在茍壩會議上，毛澤東提議重建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確保了“四渡赤水”的精彩收官。

黎平會議舊址。

這六次會議，圍繞的一個中心議題是“紅軍向何處去？”毛澤東提出的是向川黔滇方向發展，而博古和李德主張的是向湘西與紅軍2、6軍團會合。現將六次會議的要點逐一概括如下：

通道會議（1934年12月12日）:大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提出的轉向方針，即從湘西轉向黔川。

黎平會議（1934年12月18日）:大多數與會者肯定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確定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方針。

猴場會議（1935年1月1日）:事實上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基本結束“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毛澤東重新回到了黨和紅軍的領導核心。

扎西會議（1935年2月5日至9日）：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研究下一步進軍方向。

茍壩會議（1935年3月10日至12日）毛澤東提議成立新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獲得通過。

不難看出，這六次會議都是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黨中央大多數成員的支持，也可以說是毛澤東的意見主導了這六次會議。但是，僅僅是會議的討論和決議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實踐的檢驗，也就是實戰的檢驗。遵義會議后的四渡赤水，使中央紅軍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中國共產黨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159頁）2015年6月，習近平參觀遵義會議舊址，在談到四渡赤水時說道：“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運動戰的典范。”

《通道會議》（木刻畫）。

但是，毫無疑問，四渡赤水是一個復雜曲折的過程，處處都隱藏著“急流險灘”。處于非常劣勢的紅軍，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付出了艱難的代價，才實現了具有決定意義的轉折。如果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發現，每當出現挫折后，毛澤東善于化被動為主動，隨機應變，盡管落腳點幾經變更，但始終保持戰略方向不動搖。

四渡赤水顯示出的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當然也包括了他善于聽取別人的意見，善于分析敵情（包括從有關方面獲取的情報），更善于總結經驗化被動為主動。最重要的是堅持戰略方向，向川黔滇發展而絕不考慮去湘西與2、6軍團會合。

土城戰役是遵義會議后紅軍的第一仗。此戰是毛澤東提議，經紅軍總部決定的。當發現戰斗失利時，毛澤東又提議立即撤出戰斗，接著開始一渡赤水。毛澤東總結失利的原因是情報不準和輕敵。但是，毛澤東又從戰略的意義上作出辯證的分析，他說:“土城這一仗，由于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資)，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游擊戰了。”

土城失利直接催生了扎西會議后中央發出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這個文件鮮明地體現了毛澤東的運動戰思想。《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為了有把握地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斗。因此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在接下來的二渡赤水后，紅軍迎來了長征以來的最大的一次勝利——遵義大捷。這成為了毛澤東“用兵如神”的第一個亮點。

第二個亮點出現在茍壩會議上。毛澤東一個人堅持不進攻打鼓新場。在與會的二十多人都支持進攻打鼓新場的情況下，毛澤東辭去了職務。但是當天夜里毛澤東找到周恩來，說服了他。隨后周恩來再次舉行中央負責人會議，決定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接下來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軍事指揮機構，由毛澤東本人、周恩來和王稼祥三人組成，史稱“新三人團”。也就是說，前一天開會毛澤東還空前孤立，第二天就眾望所歸。

茍壩會議舊址。

多年來，許多人都在研究毛澤東究竟是怎樣說服周恩來的，而周恩來又是怎么被說服的。其中一個熱點就是“情報”的作用。近年來甚至出現了情報決定論，認為四渡赤水的勝利，紅軍長征的勝利，都是情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頻頻提到當時負責無線電情報工作的戴鏡元。戴鏡元是2008年去世的，生前曾寫過回憶錄和接受過采訪。這些回憶不但有助于正確認識情報的作用，更有助于認識毛澤東的“用兵如神”。

1993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緬懷毛澤東》一書，其中有戴鏡元寫的《毛主席和機要工作》。他在文中寫道：他從1933年春開始從事技偵情報工作，給中央提供了大量的無線電破譯的情報，有些事后證明是非常準確的，但李德、博古他們并不采用。“從這個時候我就想，看來機要只是一個工具，沒有英明統帥來使用，恐怕很難發揮作用。”“據我多年的體會，指揮員既要有正確的決心，又要有及時準確的情報，沒有及時準確的情報，就很難有正確的決心。但只有準確及時的情報，沒有英明的統帥，情報同樣也發揮不了作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個‘神’是從哪里來的呢？就是正確的戰略指導，指戰員英勇善戰，人民群眾積極支持擁護，再加上情況明，才能夠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在毛主席英明指揮下，紅軍所向無敵，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這是在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反復證明了的。”

戴鏡元的文章應該說是把情報的作用問題說清了。戴鏡元在2005年6月22日接受過一次采訪，他說：在茍壩會議上，“二十多個與會者的意見幾乎形成了一邊倒，贊同集中主力部隊攻打打鼓新場。只有毛澤東一人反對。盡管毛澤東苦口婆心，根據軍委二局、三局送來的情報仔細分析敵我雙方的力量與運動趨勢，陳述自己反對的理由，但由于大家求戰求勝心切，還是堅持要打。”“就在這天晚上11點，情報部門獲悉黔、川、滇三方的敵軍運動最新情報，完全與毛澤東的分析判斷一致。”從這段回憶可以看出，同樣的情報，毛澤東的分析卻是慧眼獨到，與眾不同，而且事后證明是正確的。“如果沒有毛澤東當夜此行，歷史的結局會改寫成另外的樣子。”（石仲泉《從轉折走向輝煌——茍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頁）

“新三人團”成立后的第一仗是魯班場戰斗。此戰紅軍失利，或者說是一個敗仗。對于這場戰斗的評價，一般都認為是當時不得不打的一仗，盡管紅軍損失稍大于國民黨軍，但在戰略上爭取了主動。

扎西會議舊址。

如果把眼光再延伸，就會發現四渡赤水最大的轉折恰恰是在魯班場失利之后。最能體現這個轉折的，一個是三渡赤水造成蔣介石的致命的誤判；另一個是毛澤東下決心第四次渡赤水時，將第四次渡赤水視為紅軍轉危為安的最關鍵的軍事行動。

在蔣介石看來，紅軍在魯班場被打敗后的三渡赤水，是逃竄。因此他認為，紅軍戰斗力已經嚴重喪失，將會分散打游擊。可以采取在江西的“圍剿”辦法，一舉殲滅紅軍。他電令各路部隊迅速修碉筑路，緊縮包圍。他還聲稱，若再不消滅紅軍，“何顏再立于斯世！”

一時間，紅軍似乎又面臨第五次反“圍剿”的局面了。毛澤東果斷決定第四次渡過赤水。這一招終于使紅軍走上了擺脫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關鍵一步。關于這個詳細過程，國內外著述文章很多，在此不贅。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致電各軍團領導關于第四次渡赤水電報中的措辭：“嚴重緊急關頭”、“限時迅速渡畢”、“高級首長親自鼓動與指揮”、“保秘密”。最醒目的是：如若渡河有任何不順，將會給紅軍造成“最大危險”！換言之，如若渡河順利，就意味著紅軍的最大危險已經被戰勝。

第四次渡赤水成為毛澤東“用兵如神”的第三個、也是最大的一個亮點。歷史證明，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通過四渡赤水得到充分的展示，這不但得到共產黨內、紅軍內的肯定，也使國民黨方面哀嘆自愧不如。

余緒：外國學者眼中的遵義會議與毛澤東的崛起

自1937年10月美國記者斯諾出版《紅星照耀中國》后，關于毛澤東的著述源源不斷，一直延續至今。世界上主要國家，都有為數不少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學者。國外出版的毛澤東傳記類作品已經有數百種，絕大部分能比較客觀地，也就是說能正面評價毛澤東。毛澤東與遵義會議的內容是這些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過這些內容，也有助于了解遵義會議與毛澤東崛起的關聯。

致力于研究毛澤東50年的美籍著名學者施拉姆在《毛澤東》中寫道：“1935年1月第一個星期，政治局在那里舉行了著名的遵義會議，終于使毛控制了中國共產黨。”順便提一下，許多西方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學者，都把施拉姆的著作列為主要參考書，并經常援引其中的觀點和材料。

同為美國人的知名學者特里爾所著的《毛澤東傳》，是西方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中最被推崇、最暢銷的作品之一。這部《毛澤東傳》有這樣的內容：“毛澤東在遵義成為中共高層領導人……他轉變了形勢，壓倒了28個布爾什維克，并重新定義了長征。”“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一直以來，他都是對的，我們應該聽他的。’周恩來談到毛澤東時說。他提出辭去軍事委員會的職務，并敦促讓毛澤東來領導。”

前面提到的《周恩來傳》的作者威爾遜，也出版了一本《毛澤東傳》（原名《歷史巨人——毛澤東》）。此書被認為是全球毛澤東研究領域里最權威、最暢銷的作品之一。書中寫道：“遵義會議的一些與會者之所以會考慮在非常時期轉向毛，希望毛出來領導，是有實際原因的。”“他們需要一個來自人民之中的人，一個天才的農民領袖來領導。”

對長征時期的毛澤東描述得最有歷史感的應該是英國著名記者和傳記作家肖特。他六年兩度重走紅軍長征路，收集滿滿10大箱文件和資料，采訪許多與毛澤東交往過的當事人，最后寫成了近70萬字的《毛澤東傳》。此書以研究充分、富有細節、文筆流暢而取勝，出版后便在有關研究領域引起轟動，并被權威的《紐約時報書評》譽為“大紅寶書”。關于遵義會議，肖特寫道：“1935年1月紅軍逗留在遵義，由于毛的同僚認識到，毛一直是對的，而他們每一個人（尤其是博古、周恩來和李德）一直都是錯的，因而他首次在黨的領導中取得優勢的地位。”“由于一切別的指望都已破滅，他們只得轉向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肖特筆下的四渡赤水：“毛進行了一場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的機動戰表演，穿梭于云貴兩省之間，使追兵如墜五里霧中，蔣介石的謀士們茫然不知所措，連毛本人的將領們也感到大惑不解。”“在上海，《中國周報》承認：‘赤匪中頗多謀略之士，否認這一點再愚蠢不過。’一名國民黨的警備司令一針見血地說：‘他們牽著蔣介石的鼻子走。’”

肖特還用一定的篇幅寫到了茍壩會議之后的會理會議。他寫完了毛澤東在會理會議上對林彪等人的嚴厲批評后，繼續道：“但是，在毛大獲全勝之時，他還能夠表現出豁達大度。毛在會理的目標，就是要統一全黨，將軍事領導權集于己身……而他們作為另一方則不得不認識到，毛再一次證明自己是對的，而他們則又一次被證明是錯了。”“會理之后，軍團指揮員們和隨同一方面軍一起的黨的領導人，就再也不會向毛的戰略判斷，或者他的領導權發起挑戰了。”

關于會理會議，近年來流傳的“真相”不少，往往還聯系到建國后的一些事情。其實，回到歷史背景看歷史事件，才有“讀史明智”之效。2016年8月，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對長征史頗有研究的專家王新生的新作《穿越歷史時空看長征》，書中寫道：“會理會議批評了錯誤意見，統一了認識，維護了團結，鞏固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1999年出版的肖特的《毛澤東傳》和2016年出版的王新生的《穿越歷史時空看長征》，對會理會議的評價是基本一致的，即毛澤東的崛起在遵義，鞏固在會理。

上述四部毛澤東的傳記，一般被學界認為是西方“真正涵蓋毛澤東一生的具有學術價值的傳記著作”。這四部著作在寫到遵義會議時，都不約而同地引用了毛澤東的詞《憶秦娥·婁山關》中的“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意境深遠，成為千古絕唱。特別是“從頭越”三個字，用詞家的解讀是：“含蓄著要從頭部署長征大計，以及放懷所想。”

2015年8月，在美國大學任教的俄羅斯學者潘佐夫著的《毛澤東傳》中文版出版。學界對此書評價甚高，稱是在此類書“汗牛充棟”的情況下的“突圍”之作。此書同樣引用了《憶秦娥·婁山關》，并寫道：“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實上確立了其領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