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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6至27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其核心要義就是要從實現強起來的歷史起點上思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歷史方位是“站在實現大國成為強國的歷史起點上”

要全面準確深入理解十八大以來黨的創新理論，首先必須認識和把握其產生的歷史方位。這是理解和把握黨的創新理論的歷史基礎和基本前提。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對歷史方位的判斷，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和把握。

首先，我國正步入“發展起來”時期。鄧小平曾指出，我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當前，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大量是新出現的問題。從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欠發展”時期和“發展起來”時期。從我國改革開放說起，前二三十年，我國總體上處于“欠發展”時期;自從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后，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大邏輯以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總體上正步入“發展起來”時期。“發展起來”時期，是仍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相對“欠發展”時期的一個特定時期。

歷史發展時期不一樣，提出的歷史任務和時代課題往往不一樣。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所思考的，大多是“欠發展”時期所凸顯出來的根本問題，所提出的大都是“欠發展”時期必須解決的歷史任務，如“做大蛋糕”“追趕西方”。習近平總書記所思考的總體上是“我國發展起來”時期、由大國成為強國所呈現出來的根本問題，其治國理政實踐，也是為了完成這一時期所提出的歷史任務，如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新發展理念”、“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美籍華裔學者熊玠強調說：“如何解決發展起來以后帶來的新問題?這一‘鄧公之問’的答卷，如今交到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手里。”

其次，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且強起來的關鍵時期。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使命和所有努力，就是使中國人民強起來。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指出：“我們的總目標，是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其歷史使命就是使窮國成為大國，使中國“富起來”。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又開辟一個新時代，這是一個我國發展起來以后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且成為強國的時代，是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的時代。其時代使命，就是在富裕起來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使中國強大起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以往“三步走”戰略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時代使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也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實現民族復興，是自鴉片戰爭170多年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是中國共產黨90多年革命建設改革歷史的永恒主題，也是新一屆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所擔負的時代使命。習近平總書記甫一上任，就提出“對民族的責任”“對人民的責任”“對黨的責任”，這個責任歸結起來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正處在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中國方案即“領起來”的時期。我國改革開放之初，處在追趕西方現代化的“跟跑”時期，在理論研究上整體上處于“理論辯護”階段，主要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理論辯護，即從基本國情、初級階段、主要矛盾出發來論證其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以后，我國在不少方面處在與西方國家“并跑”時期，反映在理論研究上，就是從理論上集中闡釋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文化與中國經驗、中國故事，這是“理論闡釋”時期;自從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后，我國在某些領域和方面在世界上處于“領跑”時期，這在理論研究上，要求我國要注重“理論引領”，即引領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化，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中國方案。

最后，正處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時期。發展起來以后遇到的“煩惱”“風險”比不發展時更多。我們黨不僅要經受嚴峻的“四大考驗”，而且又要克服“四種危險”，還要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加強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工程。積極應對上述“四大考驗”“四種危險”，破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出現的諸多難題，就必須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上述歷史方位，是認識和把握十八大以來黨的創新理論的基礎和前提，是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7·26”重要講話精神的一把鑰匙。

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階段性特征是“整體轉型升級”

在不同的歷史方位，在實踐上就會提出不同要求，呈現出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這是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及其理論突破的現實或實踐依據。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要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這一特征，從政治和哲學上來講，可概括為“整體轉型升級”。

我國從“欠發展”時期走向“發展起來”時期，可稱為發展水平的“升級”。這種升級既是“整體”的，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全方位展開了;又是“轉型”的，它是發展方式和狀態的轉變。由此，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便呈現出“整體轉型升級”的階段性特征，由此也必然在實踐發展上提出新要求。這既是我國“發展起來”并走向“強起來”時期的根本體現，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提出并實現理論突破的具有動態性的現實依據和實踐基礎。

這種“整體轉型升級”的內涵具體體現在：在理念上，由以物為本走向以人民為中心;在奮斗目標上，由實現“三步走”戰略走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生產力上，由“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走向更加注重“創新驅動”;在生產關系上，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在國家權力運作方式上，由“國家主導”走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更加注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在意識形態上，由注重打破“思想僵化”走向更加注重解決“思想分化”;在社會發展水平上，由注重重點突破非均衡發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協調發展;在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上，由“回應挑戰”走向更加主動參與全球治理，實施“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提升我國的國際話語權。

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時代任務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

中國共產黨的創新理論都聚焦于回答當時提出的時代課題，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到“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再到“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這些時代課題，無不關乎中國的前途命運，關乎中國去往哪里、走向何方。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指出：“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我們要“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這實際上涉及黨的創新理論所回答的時代課題，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怎樣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

習近平總書記既注重從戰略上治國理政，也注重根據我國發展起來時期，把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這一歷史任務“產生”出來的邏輯，作為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這種戰略目標，既包括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當前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包括未來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意味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已肩負起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使命。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以往我們黨“三步走”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治國理政的奮斗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又進一步思考并找到了實現這一奮斗目標的根本路徑，這就是牢固樹立落實新發展理念與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可從“目標”與“手段”兩個維度，具體把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時代課題。從目標維度看，習近平總書記最為關注的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就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問題。他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就率領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復興之路》展覽，隨即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思想。從手段維度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樹立并落實新發展理念，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樹立、落實新發展理念是實現我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發展之道，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實現我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總體方略。新發展理念與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戰略思考和頂層設計，回答了怎樣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問題。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基于“四個偉大”實踐推進理論創新并作出新概括

習近平總書記在“7·26”講話中強調指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仍然需要保持和發揚馬克思主義政黨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勇于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且“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這一重要論述的實質，就是強調要基于這“四個偉大”實踐拓展新視野、推進理論創新，并在理論上作出新概括。顯然，這一論述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理論意義和戰略意義，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其實，黨的創新理論包含著“四個偉大”的大邏輯，即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必須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這“四個偉大”構成一個有機整體，進而構成當代中國發展最根本、最具時代精神、最能凝聚中國共產黨人所有追求和智慧的新的偉大實踐。從整體上看，偉大復興是奮斗目標，著眼于“達到什么目的”;偉大事業是必由之路，著眼于“如何達到目標”;偉大斗爭是精神狀態，著眼于“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達到目標”;偉大工程是領導力量，著眼于“誰來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復興和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四個偉大”實踐，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應圍繞這一總體框架來謀篇布局;推進“四個偉大”實踐，是大國成為強國的總體框架，沿著這一總體框架，大國必然走向強國;推進“四個偉大”實踐，是為中國為世界作出貢獻的總體方案。實際上，把每一個“偉大”放在與其他“三個偉大”的關系中理解，有助于深化對每一個“偉大”的認識。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且實現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回答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與怎樣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這一時代課題，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開辟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新時代。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論成果的黨的創新理論是用來指導實踐的，即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即“四個偉大”實踐。黨的創新理論為推進“四個偉大”實踐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它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鮮活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指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鮮活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指導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鮮活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鮮活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作者：中央黨校校委委員、副教育長兼科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