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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成功引爆，而隨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綻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整個世界隨之陷入了深深的震撼。

現代世界政治運轉格局中，反威懾、威懾與再威懾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呈現層出不窮。這是保證世界格局相對穩定和避免戰爭的重要運轉。這一運轉的主要支柱是軍事科學技術與國家綜合國力的不斷發展和提高。要實現有效的三個過程（反威懾、威懾與再威懾），必須保證本身的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不低于世界最先進水平，同時自身的綜合國力水平達到世界最高級。

威懾有三點：第一是實力，沒有實力就是虛張聲勢；第二是決心，沒有決心，實力形同虛設；第三是知會對手，對手不知道，貿然莽撞，難以形成威懾。三者缺一不可。

簡單來說，實力是威懾的基礎，決心是威懾的靈魂。威懾在戰略思維中的地位與作用，在于把己方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決心傳遞滲透到對方的戰略思維之中，用我方戰略思維影響對方戰略思維。

威懾是要公開讓對方知道你的實力與決心。

美國曾多次企圖對新中國使用核武器。

1950年：抗美援朝作戰（遠東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

1953年：朝鮮談判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

1955年：一江山島戰役（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

1958年：炮擊金門作戰（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

1962年：對印自衛還擊（美國總統肯尼迪）。

美國對中蘇同盟的破裂保持懷疑態度，因此遲遲未發。

蘇聯的核威懾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段時間內造成了很大的恐慌，我們要強大自己，光靠與別人合謀來形成威懾是不夠的。

1955年1月15日，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地質部部長李四光（上圖）向中央和毛主席匯報中國鈾礦儲量能否支撐中國核武器發展。會議結束，毛主席對地質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劉杰說：“你要把這個事抓好，這個事關系我們的命運。”此前，毛主席曾說核武器是紙老虎，劉杰聽后很緊張，思前想后，回去沒有傳達。20世紀80年代，劉杰退休，毛主席已經去世多年，劉杰才明白這話的真正含義。這事情關系我們的命運，一個國家沒有威懾，無法阻擋命運。正如毛主席說：“原子彈是紙老虎，并不可怕。但是，人家有，你沒有，它就是真老虎。”“在當今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的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64年10月16日，中國試爆第一顆原子彈。下午三點，原子彈起爆。四分鐘后，總指揮張愛萍向周恩來總理報告，未料到周總理沉默了一會兒，問：“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張愛萍詢問身邊的王淦昌，因為大家都沒見過核爆炸是什么樣子，王淦昌也沉默了一會兒，回答說：“應該是的。”

幾分鐘后，周總理電話傳達毛主席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國外不相信怎么辦？如果其他國家不相信，原子彈就白炸了，一定要讓他們相信是真的。兩個多小時后，經各方專家檢測并認定的報告上報中央：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當量在兩萬噸TNT以上。毛主席、周總理共同決定壓下新聞不發。

幾天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偵查，在新疆上空發現了核子彈爆炸，蘇聯也發現并認為中國試爆了原子裝置，然后我們公布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就是威懾，一定要讓對手相信，讓對手知道，否則不能形成威懾。

在和平環境中生活三十年，享受了和平帶來的種種好處，不愿意因為一些糾紛和其他國家鬧翻，更不愿像某些強國那樣動輒顯示軍事實力，其負面效果是使中國的軍事威懾力也隨之下降，而軍事威懾力對一個大國至關重要。

曾帶領導彈部門工作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凱恩在競選演說中，竟然表示出不知道中國有核武器。這一方面說明凱恩的無知，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認為能夠起“有效戰略威懾”作用的核力量并沒有真正地、完全地、徹底地發揮作用。

在中美關系摩擦逐漸增多、美國對華政策變數越來越大的時候，美國社會對中國國家力量性質和質量的認識模糊，很可能造成危害兩國關系的方向性誤導。

為什么？我跟火箭軍的同志講：“美國今天可以毀滅我們十遍以上，我們不能保證毀滅對方一遍，這就無法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安全。”必須得追求量，這不像人權、民主、自由那么溫情脈脈，這是很殘酷的，但是又很現實。2015年在中央辦開會，清華大學的一個教授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研究國際關系的專家學者在美、俄、歐洲各國加起來得有十萬個，十萬個學者中，只有一個得諾貝爾獎，是個美國人，2005年得獎。他1963年提出的理論是確保相互摧毀。那是世界運行的真諦：確保相互毀滅。如果你拿我沒有辦法，我也拿你沒有辦法，咱們只好共存，只好混下去了，不雙贏也差不多是雙贏，就一起存在好了。獲獎的是確保相互摧毀，而不是我們的和諧和共贏理論，因為這是世界運行的真諦，是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差距。

中國核力量的威懾強度，應該足以消除并足以組織這些人用軍事手段影響兩國競爭。一定要做到這一點。這也是黨的十八大以后非常大的變化。全世界最熱愛和平的就是中國人，但是，中國人說話，為什么別人不太在意？熱愛和平的心愿一定要與捍衛和平的能力相匹配，才真正是一個負責任的軍事大國和世界大國。愛因斯坦講：“全世界最需要的是善意與力量的結合。”愛因斯坦晚年放眼全世界，有善意的沒有力量，有力量的沒有善意，人類的出路在哪兒？善意與力量一定要結合起來。所以強調中國模式、中國發展道路，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發展道路和經濟模式，必定是在國家安全的基礎上，確保自身安全，有利于捍衛自己安全的模式和道路，否則構不成完美的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

戰略決策水平取決于戰略思維，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國家民族復興。

當今世界注定要中美擔當這個主角。我們還沒有做好擔當主角的準備，習慣于韜光養晦，習慣于讓別人去鬧，自己在旁邊待著。國家地位與國家戰略思維嚴重不對應，發展太快了，思想沒有跟上，就像一個大男孩，身體迅速長大，腦子還處于青春時期，甚至處于兒童時期。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提升國家民族的戰略思維能力。一批中國人，要善于以全球的視角，站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從大的局面思想上下這盤棋。決策結構需要一批高度愛國、受過良好教育訓練、有豐富實踐經驗、善于思考又敢于擔當的隊伍，才能在大發展、大變革的關鍵時期擔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