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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希望領導干部要做到：安排工作計劃時留有余地，給下面點積極性。

         毛澤東是公認的出主意的高手，早在江西蘇區時期，紅軍里就廣為流傳：“毛委員有主意。”

可以說，正是由于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善于出主意，能出好主意，才使他在眾多的革命家中脫穎而出，成為黨的領袖。

怎樣才能有主意?

“主意”是屬于思想層面的東西，而思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毛澤東認為，它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讀書治學。

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形象地比喻：“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他為中國革命出的許多好主意在某種程度上都與讀書有關系。

據跟隨他的人回憶，毛澤東上井岡山時，戎馬倥傯，口袋里仍然裝了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水滸傳》。正是因為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農民戰爭的傳統，他才產生了“工農武裝割據”這個主意。

他還曾忠告黨校的學員：“一面做工作，晚上看兩頁書，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說，毛澤東不單是一個領導者，還是一個高級學者。這與他酷愛讀書是分不開的。

世事磨煉。主意還來自實踐，“實踐出真知”，實踐是認識的源泉和動力。荀子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毛澤東發展了古人的思想，強調人們經過世事磨煉才容易產生主意。

青年時期他就有意識地通過實踐提升自己，1917年，他和一個同學身無分文，竟在湖南鄉下游學一個多月。所謂游學，實際上近似沿村乞討，此間主要靠幫人寫點東西、出點主意之類解決生活問題。但是，這樣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下層社會。

要產生好主意，就必須到社會的熔爐里去陶冶。總結經驗是出主意的重要基礎。“解放軍打仗，一個戰役以后，總來一次總結，克服缺點，發揚優點，繼續乘勝前進。”這確是毛澤東的經驗之談。他許多高明的決策，就是這樣來的。

怎樣出好主意?

主意有好壞之分，什么樣的主意是好主意呢？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毛澤東的實踐和論述來看，好主意主要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1、高瞻遠矚。抗戰時期，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延安考察，多次向各方面的人詢問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為什么能夠戰勝他的許多對手，成為眾所公認的領袖？結果，他得到的答案幾乎一致：毛澤東“高瞻遠矚”。就是站得高、看得遠，能夠把握事物發展的方向。

毛澤東本人也說過，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但必須看清前途和方向。正像海倫·斯諾講的：“他順應歷史，又走在歷史的前頭。”

比如，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向戰士說：“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稍后，他又提出了那個激動人心的論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49年后，在具體工作中，毛澤東特別提醒領導干部，要善于識別風向。樹葉一動，就知道風往哪里吹。特別是要善于識別社會的風向，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當問題一有苗頭，就能發現它，掌握它。

2、敢于出奇。毛澤東年輕時常對人說，丈夫要為天下奇。朋友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就叫“毛奇”。俗話說，出奇制勝。毛澤東一生中出了很多“奇主意”，創造了很多奇跡。

比如，四渡赤水。當時，敵我力量相差懸殊，紅軍處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毛澤東率領軍隊在赤水兩岸間來回奔走了四次，可謂軍事史上的奇跡。

再如，1947年，面對國民黨的強大攻勢，命令劉鄧大軍挺進中原；

1948年，強令林彪占領錦州，在東北造成關門打狗之勢；

1971年，利用乒乓外交打開中美交往的大門，等等。

出奇，就是想別人所未想，超越常規，于劣勢中取勝，于困境中開出一片新天地。

3、留有余地。出主意，要留有余地，多想幾種可能性。俗話說，要有后手。不管什么事，即使能做得到，也要謹慎些。這是毛澤東出主意作決策的一個原則。

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他希望領導干部都要做到：安排工作計劃時留有余地，給下面點積極性。不給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給自己留有余地。留余地上下都有好處。

過去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還要有個預備隊，必要時把預備隊拉出去。現在搞生產也得記住這一點。如果生產計劃、經濟計劃，滿打滿算，不留一點余地，很容易造成虛假現象。

留有余地是政治問題，也是工作方法問題。意思是說，好的主意，都有可以變通的空間，從而能讓領導者進退自如，可伸可縮。

4、設想最壞。領導者出主意時，不能只考慮有利的、好的方面，還要考慮到不利的、壞的方面。諸葛亮說過：“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毛澤東出主意，就是一方面爭取最優，一方面又總是想到最壞的可能性。

黨的七大以“勝利的大會”載入史冊。當時，形勢一片大好，毛澤東卻出人意料地大講“要準備困難”，什么困難呢？

他一口氣講了十七條，諸如挨外國人罵、國內大罵、失去幾大塊根據地、爆發內戰、外國干涉、天災流行、赤地千里等。

他解釋說：“如果我們不準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準備就好辦事。”這十七條困難，后來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現了。然而，因為早有估計，毛澤東和黨始終處于主動地位。

1949年后，他仍然強調，“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有了這種設想，就可以從容應對一切，做到心中有底、遇變不驚。

從毛澤東評史看“出主意 ”

1、領導出主意，最常見的是在一些重大決策上發揮關鍵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壞，體現決策水平和謀斷能力的高下。毛澤東在1959年3月的鄭州會議上，曾比較三國時期幾個主要集團勢力核心人物在這個問題上的差別。

他認為：曹操多謀善斷，最厲害；劉備也很厲害，卻稍遜一籌，“事情出來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點”；袁紹則根本就是“見事遲，得計遲”，屬不稱職的領導。

2、見事早，得計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個前提。為了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毛澤東還曾舉了蔣介石在遼沈戰役中的一個例子。

他說:“蔣介石就是見事遲，得計遲。形勢已經出來了，他還沒有看見，等到看見了又不好得計。比如遼沈戰役時他對衛立煌的部隊，總是猶豫不決，最后才下決心，強迫他去熱河、到北平。如果早一點，我們圍攻錦州的炮一響就讓他馬上走，我們就沒有辦法，只能切他一個尾巴。如果在我們還沒有打錦州時，就把沈陽、錦州統統放棄，集中于平津，跟傅作義搞在一起，我們也不太好辦。”這個評點，符合遼沈戰役的戰場實際，指出了國共雙方統帥部的決策快慢之別。

3、見事早、得計早的謀斷力，總是在實踐中包括總結失誤的經驗教訓中積累和增長起來的。一個成熟的領導者，對有的事情可能見事早，得計早，對有的事情則未必。毛澤東曾經坦言，新中國成立后，對有些事情自己也沒有料到。

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他說有兩件事沒有預料到，“一個是反斯大林的大風潮，全世界的共產黨跟著倒霉，連我們也無光彩，蘇共也沒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沒有預料到經濟指標定高了。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個小會，陳云同志講估計完不成，這種話應該聽。”反思在見事、得計問題上的不足，本質上就是總結經驗，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所以毛澤東1941年就講到，“善于總結經驗，就是領導者的任務”。可見，總結經驗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最終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認識基礎。

4、出主意、做決策不是一個人的事，通常情況下要有一個聽取別人意見、汲取別人智慧的謀斷過程。按毛澤東的說法，要“多召集幾個會議商量，然后才能有斷，所斷便是善斷”。劉邦被毛澤東視為“從諫如流”的一個歷史典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詳細講了劉邦納諫善斷的幾件事情:

一是聽張良勸說，把已處于舉足輕重地位的韓信封為齊王；二是楚漢劃界鴻溝后，聽張良、陳平之勸，乘勝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三是劉邦稱帝后欲建都洛陽，聽齊人劉敬建議，定都關中長安。這些見事早、得計早的主意，雖然不是劉邦提出來的，但他能及時采納決斷，作出明智選擇。更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刻總有人給他獻計，改變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說與他平時注意營造“出主意”的氛圍有關。毛澤東在讀《史記·高祖本紀》的批注中，說“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這個判斷的依據，恐怕與劉邦在“出主意”這個問題上遠遠超出項羽緊密相關。

5、最重要的出主意，當然是確立路線方針。對執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漢初年，劉邦、蕭何推行“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等政策，是符合大亂之后基本國情的聰明選擇。

繼任者曹參“蕭規曹隨”，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礎。此后漢武帝改行以法家之術為主的積極進取的執政方略。他的孫子漢宣帝堅持這一執政路線，但漢宣帝的太子（漢元帝）卻勸宣帝改變這一執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興，罵道:“亂我家者，太子也！”毛澤東很注意漢宣帝父子的這場爭論。

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提到：漢元帝用《詩經》治國，“儒學”治國，漢宣帝對他說，漢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漢一代，也確實是從漢元帝手上出現衰變的。由此看出，執政者確定的路線方針這個大主意，是如何鮮明地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盛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