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入侵阿富汗：十年戰爭“紅色帝國”走向崩潰
點擊： 作者：佚名 來源：《文史參考》 發布時間:2015-03-31 21:30:52
30年前,蘇聯為謀求世界霸權,實施前出波斯灣的南下戰略,將控制的目標鎖定阿富汗。在頻繁制造阿富汗政變仍不能得手之后,孤注一擲,以“應阿富汗黨和國家的領導集體請求”為名,大舉出兵侵入阿富汗。蘇共中央領導既高估自己,又錯誤估計客觀,以為可以輕而易舉地拿下阿富汗,結果陷入了阿富汗戰爭的泥潭。九年的不義之戰,且不說給阿富汗制造了深重的災難,即使對蘇聯自身來說,也是耗糜財政和生命、腐蝕心靈、四面楚歌,成了蘇聯劇變的先兆。蘇軍從阿富汗撤返,回國竟然是為蘇聯送葬。
1979年,蘇聯以“應卡爾邁勒為首的新的黨和國家的領導集體請求”為名,悍然大舉出兵阿富汗。如今,蘇聯早已不復存在。前塵隔海,往事如煙。但是30年前蘇聯之所以采取這一行動,以及這一行動所帶來的悲劇后果,仍值得人們研究和深思。
蘇聯的插手與阿富汗政局的惡化
地處亞洲中西部、伊朗高原東緣的阿富汗是個內陸國家。它西鄰伊朗,北面與蘇聯有2400公里左右的邊界線,東、南緊貼巴基斯坦,領土面積65萬平方公里。20世紀70年代全國人口1600余萬,信奉伊斯蘭教,90%是農、牧民,國民收入的80%靠農業。1978年,全國人均國民收入折合155~160美元,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幾個國家之一。人口中55%是普什圖人(阿富汗族),其他為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和哈薩克人。19世紀30年代,英國侵入阿富汗,擠走沙皇俄國已經伸進來的觸須。阿富汗人民經過三次抗英斗爭,終于在1919年恢復獨立。1963年,國王查希爾通過修改憲法,規定王室成員不得參政,迫使國王的堂兄達烏德辭去首相的職務。對此,達烏德一直心懷不滿,找到一直覬覦阿富汗的蘇聯為靠山,策劃重新上臺。1973年7月17日,達烏德乘查希爾國王在國外治病之機,發動政變,廢黜國王,宣布成立阿富汗共和國。達烏德自任國家主席兼政府總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1977年2月,達烏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達烏德上臺之初,積極奉行親蘇政策,深得蘇聯領導的賞識。蘇聯乘機積極向阿富汗滲透。1974年6月4~8日,達烏德正式訪蘇,雙方會談后確認:蘇聯和阿富汗之間充滿信任和相互諒解精神的友好睦鄰關系正在順利發展。期間,蘇聯迅速向阿富汗派遣了2000多名經濟技術專家,提供十二億六千五百萬美元貸款。蘇聯大力扶持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作為蘇共在阿富汗的分支機構。該黨綱領規定:黨的任務是“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為奪取政權,建立一個勞動人民的國家而奮斗。黨的最終任務是在阿富汗社會的多民族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普遍規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可是,由于蘇聯做得太露骨,以致好景不長。達烏德因不滿蘇聯的過分干預和控制,從1975年開始,就清洗了一些親蘇勢力,并向蘇聯以外的世界尋求援助。在外交上拒絕蘇聯倡導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表示奉行不結盟政策。凡此種種,都招致蘇聯的忌恨。1977年4月中旬,達烏德訪蘇,勃列日涅夫親自“規勸”他改變疏遠蘇聯的政策,達烏德回答:“我是一個獨立國家的總統。”勃列日涅夫又要求達烏德“驅逐在阿富汗的所有帝國主義專家。”達烏德回答:“一旦不再那樣需要他們,將放走所有外國專家。”在兩國具體的經貿關系上,達烏德迫使蘇聯與之簽訂新的協定:自1979年始,阿富汗向蘇聯供應的天然氣價格提高35%;1977年前已經提供的天然氣,蘇聯按原價格給予18%的補償。
達烏德也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蘇聯對自己的不滿和威脅。出于自身統治地位安全的需要,達烏德于1978年4月26日逮捕了包括塔拉基、卡爾邁勒等在內的7名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領導人,罪名是:“違反了阿富汗憲法第46、47條的規定。”第二天,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另一位領導人阿明立即發動軍事政變,指揮第4坦克旅攻入總統府,打死達烏德一家,以及身兼政府副總理、外交部長等要職的達烏德的弟弟等30余人。達烏德一家,幾乎被滿門抄斬!政變發動者經過10小時的戰斗就大功告成,以后就稱之為“阿富汗10小時的四月革命”。4月30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宣布成立,人民民主黨總書記塔拉基任阿富汗革命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阿明任政府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當天,蘇聯就宣布承認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四月革命”是打著蘇共印記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策動和實施的,據此,某些西方媒體和我國的史學著作認為“四月革命”是蘇聯策動的。但是,這種判斷至今還缺乏檔案文獻的證實。根據目前接觸到的史料表明,蘇聯沒有參與“四月革命”。盡管如此,這也并不影響蘇聯對政變成功所流露的興奮和對塔拉基政權的支持,因為推翻達烏德政權,讓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掌權,正是蘇聯夢寐以求的。
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掌權后,立即表示要以蘇聯為榜樣,建設社會主義。7月11日,塔拉基對蘇聯駐阿富汗大使普扎諾夫說:“阿富汗的革命所以勝利和發展,是因為有蘇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幫助和支持。作為蘇聯的鄰邦,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希望能成為社會主義大家庭自然的參加者和成員。”當天,阿明又向這位蘇聯大使表示:“阿富汗革命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也是世界許多國家的榜樣。我們總是從十月革命的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許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過偉大的列寧的著作的教育。”阿明還說:“我們對蘇聯朋友沒有秘密,因為我們總是想用四點基本品質教育黨員,這就是愛國主義、馬克思主義、蘇維埃主義、國際主義。”
人民民主黨當政后,立即仿效蘇聯“軍事共產主義”的一套做法。塔拉基表示:“準備用五年時間完成蘇維埃政權在60年來所做的事。”于是,全國開始對工商企業、農村、宗教領域,實行“全線社會主義改造”。清洗運動更是大規模地開展。有不同意見的軍官、國家干部、黨務工作者、政治組織領導人、部落代表和宗教界人士,均遭鎮壓。阿明曾以“請部落代表到喀布爾談判”為名,一次就誘殺了500名部落首領。1978年5月24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擴大革命委員會編成的決議》和《關于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統一的呼吁書》,實際上是在人民民主黨內開展清洗。清洗的重點是以卡爾邁勒為首的“旗幟派”。屬于“旗幟派”的副總統、國防部長、內政部長、計劃部長等9名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被開除出黨,大多遭殺害。卡爾邁勒因為得到蘇聯的庇護,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當大使,8月又被撤職。蘇聯為了保護卡爾邁勒,就讓他留在捷克。塔拉基當政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國,陷入了看不見盡頭的恐怖之中。蘇共也始料不及,它期盼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竟是這樣一個被打開的潘多拉魔盒。1979年3月17日,基里連科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必須告訴塔拉基,讓他們改變策略,不應該采取大規模槍殺、刑訊等行動。宗教問題,對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家的態度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這是個大的政治問題。這里必須斬釘截鐵地告訴塔拉基,不許他們采取任何不容許的手段。”
1979年初秋,塔拉基和阿明之間的矛盾又白熱化了,彼此形同水火,都想除掉對方。1979年9月初,塔拉基出席在哈瓦那舉行的第6次不結盟國家政府首腦會議后,回國時路過莫斯科,和蘇共中央舉行了密談。9月10日,勃列日涅夫接見了塔拉基,并提醒他:“根據蘇聯情報偵察機關得來的材料,應當注意面臨的危險。”勃列日涅夫甚至勸塔拉基暫時留在莫斯科,待局勢大定之后再返回喀布爾。塔拉基對勃列日涅夫的提醒表示感謝,并說將采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但是堅持返回喀布爾。
這些情況都被阿明偵知,并決定搶先動手,除掉塔拉基。
1979年9月14日,阿明不顧塔拉基的反對,解除了3名塔拉基的親信的部長職務,并改組了內閣。當天下午3時,塔拉基在與蘇聯駐阿富汗的3名代表密商之后,打電話請阿明到總統辦公室“商談工作”。礙于蘇聯代表承諾保證其人身安全的情面,阿明帶著8名貼身保鏢及警衛隊來到總統府。阿明剛進入總統府即遭到預先埋伏的槍手的密集槍擊。阿明因有保鏢們筑成的“人體碉堡”的遮擋,只傷著手;8名保鏢全被擊斃。阿明在警衛隊的掩護下逃回國防部后,立即命令喀布爾衛戌部隊進攻總統府,逮捕了塔拉基。9月15日晚,阿明召開人民民主黨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解除塔拉基及其“一伙人”的一切職務,并開除出黨。16日清晨,阿明又召開人民民主黨中央全會,選舉自己為人民民主黨中央總書記。革命委員會跟著任命阿明為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總統。
經過9月14日政變、阿明當權之后,強烈地、公開地表示對蘇聯的不滿。阿明多次向蘇聯政府“建議普扎諾夫大使離開阿富汗”;“蘇聯大使支持了反對派,危害了我”。10月8日,阿富汗外交部長瓦利在會見社會主義國家外交使節時,公開表示不滿蘇聯參與暗殺阿明的計劃。在場的蘇聯外交官薩弗龍丘克當即質問瓦利:“您是否明白,這樣毫無根據地指責會給蘇阿關系帶來無法挽救的損失。”瓦利根本不理蘇聯外交官的抗議。
政變發生后,蘇共中央政治局曾指示蘇聯駐阿富汗代表,向阿明轉達蘇共中央的“意見”:“塔拉基下臺后,不應對他采取任何迫害措施,或者進行什么審判。”阿明對蘇共中央的“意見”不屑一顧。10月9日凌晨,阿明下令,秘密地將塔拉基活活悶死。10月10日,阿富汗各大報同時發表一條短訊:前革命委員會主席塔拉基“久病之后于昨日清晨病重去世。死者的遺體已于昨日埋葬在其家族墓地。”迫于阿明政府的壓力,蘇聯只得將普扎諾夫召回,任命原蘇共韃靼州委第一書記塔別耶夫為蘇聯駐阿富汗大使。
蘇共中央一心想除掉阿明,結果因計劃不慎,反被阿明搶先得手。勃列日涅夫為塔拉基的死而深深地難過,并為未能勸說他留在莫斯科而內疚。事后,勃列日涅夫多次對安德羅波夫傷心地說:“你帶給我的材料(指克格勃收集的有關阿明密謀除掉塔拉基的材料--作者),我都給他(塔拉基)看了,并對他講,情報偵察部門保證消息是可靠的。”因此,即使從感情上說,蘇共中央也不能接受阿明。1979年9月15日,蘇共中央選定對阿富汗的方針是:“考慮到現實情況,我們不應該拒絕同以阿明為首的政府打交道。”蘇共中央指示蘇聯新聞機構對喀布爾事件的報道,“只做一些態度平和的時事性報道,不做任何評述或評價”。
最初的決策:不直接出兵
蘇聯出兵阿富汗,蘇共中央在決策上經歷了一個180度轉折的過程,而這一轉折是與蘇聯的全球爭霸戰略,特別是實施南下戰略相關聯的。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蘇聯支持的阿拉伯國家損失慘重。阿拉伯國家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的失敗,使蘇聯在阿拉伯國家中的信任度跌至幾近冰點,蘇聯經過十幾年苦心經營,在中東地區建立起來的勢力網也全被撕爛。為此,勃列日涅夫的中東政策,遭到蘇共中央以謝列平為首的一些人的質疑。1967年6月20日,蘇共中央全會專門討論了蘇聯的中東政策,勃列日涅夫在會上作了《關于蘇聯對以色列在近東的侵略的政策》的報告,并就此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決議說:“我們黨和政府的立場以及它們對近東事態采取的實際措施,得到全體蘇聯人民的完全擁護。”不過,勃列日涅夫盡管乘機削弱了謝列平的勢力,但是蘇聯在阿拉伯地區的勢力和影響,畢竟損失慘重。為了彌補這一損失,蘇聯就極力向阿富汗伸張,以期建立前出波斯灣的新的前進基地。蘇聯特別寄希望于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將阿富汗建成新的“社會主義國家”。
為此,蘇共中央對阿富汗的局勢極為關注。且不說阿富汗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是蘇聯和美國爭奪的重點地區之一;蘇聯更看重的是蘇、阿之間有漫長的邊境線,阿富汗居民中有700萬左右的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占阿富汗全國人口的45%。他們和蘇聯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各族居民屬同源民族,共同擁有邊境河流的水資源,歷來有著相當密切的經貿往來,相互之間的密切影響不是國境線所能遮隔得開的。蘇聯之所以在阿富汗下那么大賭注,就是因為阿富汗局勢的變化,密切關系到蘇聯的國家戰略利益。
自1978年“四月革命”、人民民主黨掌權后,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幾乎沒有一天是安寧的,沒有一方土地是平靜的,全國始終是劇烈地動亂,彌漫著血腥的恐怖。蘇聯好不容易幫助建立起阿富汗民主共和國,本想使之成為蘇聯在中近東地區的新據點,可是眼看它將變成一只“燙手山芋”。更令蘇聯擔憂的是,反政府的“伊斯蘭圣戰”在全國迅速蔓延,局勢越來越難以控制。
1978年6月,阿富汗東南部的庫爾納、帕克吉亞、南加爾哈爾等省的武裝穆斯林組織,就展開了反政府的武裝斗爭。塔拉基政權出動由蘇聯提供武裝的正規軍,動用飛機、坦克、火箭炮等先進武器實施鎮壓。軍隊所到之處,鄉村、灌溉系統、莊稼均遭毀滅性破壞,于是引發了“難民潮”。1978年底,逃離家園的難民約11萬,到1979年底達到80萬左右,1980年超過了100萬。“難民潮”的出現,使反政府武裝斗爭更為激化起來。1979年3月,西部重要城市特拉赫爆發了什葉派武裝暴動,在該城的100多名蘇聯顧問被殺。政府軍占領該城后,報復性地槍殺了幾千人,其中多數是無辜者。這樣的屠殺,使反政府武裝迅速從農村擴展到城市,遍及全國28個省的23個省。他們破壞交通、襲擊機場,斃俘政府軍3000余人,300多名蘇聯顧問喪生。塔拉基政府的所作所為、“難民潮”的洶涌、蘇聯的插手,以及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的特殊性,使阿富汗急速惡化了和巴基斯坦的關系。
中近東地區、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兩側的普什圖人,巴基斯坦境內的約300萬,在阿富汗領土上的約350~400萬。兩國邊境的眾多普什圖部落,直到20世紀70年代,從來都沒有受到該地區曾經存在過的國家中任何一個政府的有效控制。這些普什圖部落任何時候也不曾向任何政府交納過賦稅或其貢賦,由部落首領自行管理。這里的邊界歷來是開放的。這里的成年男性居民,幾乎都裝備有現代化的火器。他們90%以上是文盲。他們雖然不服兵役,但是以在軍隊、邊防軍、警察,以及各種地方軍事組織中服役,作為唯一的經濟收入來源。他們基本上都是遜尼派穆斯林。阿富汗的普什圖部落區還是該國的人口稠密地區之一。塔拉基政府搞“蘇式社會主義”,阿明誘殺部落首領,使部落地區武裝暴動蜂起。反政府武裝乘機在巴基斯坦境內建立基地,并得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多方支持。阿富汗政府的軍事行動往往是疲于奔命,而沒有實際效果。政府軍也因不滿蘇聯的干預,不斷嘩變。駐扎在赫拉特市的阿富汗政府軍的一個師瓦解,其中的一個炮兵團、一個步兵團,倒向了反政府武裝。塔拉基政府曾多次請求蘇聯出兵幫助鎮壓反政府武裝,說:“如果現在蘇聯不幫忙,那我們就堅持不住了。”
面對阿富汗的局勢和塔拉基政府的再三請求,蘇共中央政治局于1979年3月17、18、19日,連續三天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阿富汗的局勢以及蘇聯所應采取的做法。17日,勃列日涅夫沒有出席會議。受勃列日涅夫委托主持政治局緊急會議的基里連科一開頭就說:“事情刻不容緩。葛羅米柯(蘇聯外交部長--作者,下同)、安德羅波夫(蘇聯克格勃主席)和烏斯季諾夫(蘇聯國防部長)同志今天擬訂了一些方案。這些方案現已準備好,就在我們的手中。讓我們來認真討論這個問題并擬定我們應當采取的措施。首先讓我們聽一聽葛羅米柯的發言。”于是,葛羅米柯做了長篇發言,安德羅波夫和烏斯季諾夫做了補充,多數政治局委員只是發表了一些表示同意的插話。葛羅米柯等三人發言的主要意思是:阿富汗局勢已急劇尖銳化,塔拉基政府已難以控制了;塔拉基請求蘇聯援助武器、彈藥、糧食。“塔拉基似乎是隨口說,大概是要求陸地和空中援助。這應該理解為要求我們派出我們的陸軍和空軍。我認為,在給予阿富汗援助時必須首先考慮到主要方面,這就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安德羅波夫補充時特別強調:“很可能(國際社會)給我們戴上'侵略者'的帽子。但是盡管這樣,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失去阿富汗。”雖然沒有正式亮出來,他們三人所擬訂的方案意思已經很明確了,即:為確保蘇聯對阿富汗的控制,即使被國際社會戴侵略者的帽子,也在所不惜!
討論到這時,柯西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作者)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必須出兵時我們將同誰作戰?誰將反對阿富汗的現領導?他們都是些伊斯蘭教徒,相同信仰的人。他們的信仰如此強烈,教徒如此狂熱,足以使他們在此基礎上團結起來。”柯西金補充說:“我認為我們(向阿富汗政府)運送武器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必須確信它不會落入叛亂分子的手中。如果他們(阿富汗政府)的軍隊瓦解了,那么這些武器勢必被叛亂分子掠走,然后就會產生我們將怎么向世界輿論交代的問題。所有這一切都應當有根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出兵,那就應當選擇相應的論據,對一切都應當詳盡地加以解釋。”柯西金總括自己的意見說:“現在我們難以形成政治文件。為此,同志們需要再工作。正如我說過的那樣, 給三天時間。”
這樣,17日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沒有形成對這個問題的明確意見,而是要求柯西金與阿富汗方面緊急聯系,了解確切的情況,再作定奪。
3月18日,政治局緊急會議繼續。會議開始后,柯西金首先匯報:昨天,我曾兩次與塔拉基進行了電話交談。“塔拉基同志說,如果現在蘇聯不幫忙,那我們就堅持不住了。”柯西金繼續說:他們想要得到步兵坦克和裝甲車的加強,但是他們那里沒有坦克手。“所以他們請求我們從坦克部隊中派塔吉克人坦克手和裝甲車手,讓他們換上阿富汗服裝后派來。當時我再三說:塔拉基同志,我們軍隊參加作戰的事實是根本掩蓋不住的,是會很快被揭露的,記者們會向全世界傳播說蘇聯坦克手在阿富汗作戰。”
政治局緊急會議兩天的討論,柯西金的意見使葛羅米柯等三人不得不謹慎地重新考慮他們原定的“方案”,修正他們的意見。為此,安德羅波夫接著發言:“同志們,我仔細地考慮了這個問題,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必須非常嚴肅認真地思考,我們為了什么要出兵阿富汗的問題。對我們來說非常清楚的是,阿富汗對現在以社會主義方式解決一切問題尚未做好準備。那里宗教勢力很強大,鄉村居民幾乎都是文盲,經濟落后,等等。我們都知道列寧關于革命形勢的學說。阿富汗尚不具備這樣的(社會主義革命)形勢。因此我認為,我們只有借助我們的刺刀才能挽救阿富汗革命,而這對我們來說是完全不容許的。我們不能去冒這樣的險。”葛羅米柯跟著說:“我完全支持安德羅波夫同志關于排除采取我們出兵阿富汗措施的建議。那里的軍隊不可靠。這樣一來,我們進入阿富汗的軍隊就將成為侵略者。它同誰作戰?首先是阿富汗人民,并且必須向人民開槍。安德羅波夫正確地指出,阿富汗的形勢對革命來說就是不成熟,(如果出兵)我們近年來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削減武器等克服困難所做的一切都將付諸東流。當然,這還將會是獻給中國的最好禮物。所有不結盟國家也將會反對我們。一句話,采取該行動所引起的嚴重后果在等待我們。”“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注意到,在法律上我們也沒有出兵的理由。”契爾年科也說:“如果我們出兵阿富汗去打阿富汗人民,我們必定會被譴責是侵略,罪責難逃。”
經過兩天的討論。蘇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對于阿富汗的局勢以及蘇聯的對策,終于形成這樣的一致意見:阿富汗不存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應當采取一切手段援助塔拉基政權,但是不能直接出兵。
19日,勃列日涅夫親自主持,繼續舉行政治局緊急會議。勃列日涅夫講了幾句開場白之后,說:這幾天會議“提出了關于我國軍隊直接介入阿富汗發生的沖突的問題。我想,政治局委員們確定我們現在不該被拖入這場戰爭是正確的。應該向塔拉基同志及其他阿富汗同志講清楚,我們能夠援助他們在國內行動中所需要的一切。我們的軍隊介入阿富汗不但會給我們帶來損害,而且首先會給阿富汗帶來損害。”
關于阿富汗的局勢和蘇聯的對策,經勃列日涅夫最后敲定:蘇聯不直接出兵。并決定3月20日在莫斯科接待塔拉基,告知蘇共中央的決定。
1979年3月20日,塔拉基應邀秘密來到莫斯科,與柯西金、烏斯季諾夫、波諾馬廖夫等蘇共領導人舉行會談。柯西金開門見山地說:“政治局委托我們同您討論所有您認為必須交換的意見的問題。正像我已經對您說過的那樣,勃列日涅夫定于18時至18時30分同您會面。”柯西金接著說:“我們認真討論過貴國的形勢,尋求過給你們最符合我們之間友誼利益和你們同其他國家關系的援助的途徑。解決你們產生諸種問題的途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好的途徑是既能保持貴國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又不破壞阿富汗同鄰國的關系,也不損害貴國的國際威望。絕不容許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即讓別人看到似乎你們自己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邀請外國軍隊的援助。”柯西金已經把蘇聯不直接出兵的意思表達得夠明確了。不過為了使塔拉基不再有任何提出這方面要求的余地,柯西金又進一步說了這樣一大段話:“我們把保衛你們免受任何可能出現國際麻煩影響,看成是現階段自己的任務。我們將盡一切可能援助你們--提供武器、彈藥,派遣對保障領導貴國軍事和經濟事務有用的人,以及訓練你們的軍事人員,幫助使用我們向你們提供的最現代化的武器和軍事裝備。我們出兵到阿富汗領土會立即刺激國際輿論,在多方面引起負面后果。(這樣做)實質上不僅是同帝國主義國家的沖突,而且也是同本國人民的沖突。我們共同的敵人正期待著在阿富汗領土上出現蘇軍的那一時刻。這將為他們向阿富汗領土派遣敵視你們的武裝部隊提供借口。我想再次強調指出,關于出兵的問題我們已從各方面進行了審議,仔細研究了該行動的各個方面,并得出結論:如果我們出兵,貴國的局勢不僅不能改善,反而會復雜化。不能不看到,如果到那時,我們的軍隊不僅是同(在你們領土上的)外國侵略者斗爭,而且還要同你們的某一部分人民斗爭。而人民對這樣的事是不會饒恕的。此外,只要我們軍隊剛一跨越邊界,中國和所有其他侵略者就會贏得失去的名聲。我們的結論是:現階段從給予你們最有效的支援的觀點出發,我們對鄰國施加政治影響,以及提供大量和多方面援助是最好的方法。”柯西金已經把話說到這樣的程度,塔拉基只能表示:“非常感謝您就我想討論的問題詳盡地闡述了蘇聯領導人的立場。”
當天晚上6時,勃列日涅夫接見了秘密來訪的塔拉基。勃列日涅夫寒暄了幾句之后,馬上轉入正題。關于要求蘇聯出兵問題,勃列日涅夫告訴塔拉基:“我們對該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仔細權衡了利弊,現在我直截了當地告訴您:不應該做這件事。如果做了,就等于幫了敵人(無論是你們的,還是我們的)的忙。”當然,勃列日涅夫也沒有讓塔拉基空手而回。勃列日涅夫答應向阿富汗再提供10萬噸小麥;除已在阿富汗的500多名將軍和軍官之外,再派遣幾名高級黨務工作者和150~200名軍官。
蘇共中央決定直接出兵
直到1979年秋,蘇共中央對阿富汗的基本方針都是不直接出兵。
蘇共中央對阿富汗從堅持不出兵到決定直接出兵,這一轉折的關鍵因素是阿明殺掉塔拉基,取而代之,上臺后改變了倒向蘇聯的“一邊倒”政策。
阿明上臺,置蘇共中央的警告于不顧,殺了塔拉基,已使蘇聯極其難堪。在隨后的三個月里,阿明又處決了600多名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黨員、軍人,以及被懷疑有“反阿明情緒”的人。阿富汗全國陷于更加陰森的恐怖之中。由此,反政府武裝也越來越壯大起來。到1979年10月,反政府武裝幾乎控制了阿富汗全國80%的領土、1000萬人口,阿明政權只能困守在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小塊地區。蘇共中央認為,阿富汗的局勢已影響到蘇聯國家的戰略安全。
更令蘇共中央緊張和不安的是,阿明政府越來越公開表現出擺脫蘇聯的傾向。阿明不僅指責蘇聯插手“九月事件”,要求蘇聯撤回駐阿富汗的3000名軍事顧問、教官和技術人員,并且拒絕蘇聯向其發出的訪問邀請。在這同時,阿明提出要實行“更為平衡的外交方針”,公開表示希望同美國改善關系。阿明親自與美國駐阿富汗代辦秘密接觸,為美國文化中心在阿富汗開展工作創造良好條件,要求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恢復對阿富汗的援助。按照阿明的指示,阿富汗特工部門停止了針對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的種種監控。所有的跡象表明,阿明當權的阿富汗將倒向美國和西方,而這是蘇聯萬萬不能容許的。在3月17~19日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葛羅米柯等“三巨頭”雖然修正了“不惜被戴侵略者帽子”的方案,同意不直接出兵,但是他們反復強調:“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可見“不能失去阿富汗”既是蘇共中央的原則,也是不能直接出兵的底線。阿明當政后,蘇共眼看守不住這條底線了。在這樣的局勢下,蘇共中央從蘇聯的整體戰略需要考慮,把直接出兵問題和廢除阿明政權、保住阿富汗結合起來：要想保住阿富汗,必須除掉阿明;要除掉阿明,只有蘇聯直接出兵,別無他途。正是出于這樣的連環考慮,蘇共中央不顧一切,決定直接出兵阿富汗。
1979年10月10日,安德羅波夫根據蘇共中央的指示,將卡爾邁勒從捷克接到莫斯科,策劃以卡爾邁勒取代阿明。
1979年12月8日,勃列日涅夫召開蘇共中央政治局“小范圍”會議,與會的有安德羅波夫、葛羅米柯、烏斯季諾夫,以及蘇斯洛夫。政治局“小范圍”會議作出了以卡爾邁勒取代阿明,派遣一定數量的部隊前往阿富汗的傾向性決定,并指示相關職能部門予以落實。12月12日,勃列日涅夫主持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以卡爾邁勒取代阿明,出兵阿富汗的決議。決議說:同意安德羅波夫、烏斯季諾夫、葛羅米柯同志提出的看法和措施。“責成安德羅波夫、烏斯季諾夫、葛羅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報所制定措施的執行情況。”
1979年12月25日,蘇聯國防部長簽署了蘇軍越過阿富汗民主共和國邊界的命令。蘇軍總參謀部的某些領導人,包括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在內,曾提出:蘇軍直接出兵會激化作戰行動,使反政府的“圣戰”升級;阿富汗的民族、部落伊斯蘭等等的關系極其復雜,所有這些情況會使蘇軍處于非常艱難的境地。但是這些意見不僅沒有被采納,除奧加爾科夫外,其余提意見者大多遭排斥。
1979年12月26日,安德羅波夫、葛羅米柯、烏斯季諾夫、契爾年科等四人,在勃列日涅夫的別墅扎列契耶,向勃列日涅夫匯報了貫徹、執行“中央政治局通報所制定的措施”的執行情況。勃列日涅夫表示“同意同志們擬定的近期行動計劃”。當天,勃列日涅夫主持召開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出兵阿富汗問題。因為事關重大,這次政治局會議改變了以往口頭表決的方式,而是以記名的方式表決:出席政治局會議的10名委員一致同意。其實,記名表決也不過是一種形式和程序而已,因為出兵阿富汗已經在政治局的“小范圍”會議上決定了;軍隊行動命令也已經下達了。
12月27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了處理阿富汗問題的具體部署。會議批準“給阿富汗革命委員會主席、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總理卡爾邁勒同志的致敬電”,熱烈祝賀他“當選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總書記,并擔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國家的最高職務”。而此時,卡爾邁勒尚躲在蘇聯境內蘇軍第345獨立空降兵團駐地;擔任以上三個職務的還是阿明。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時批準了給蘇聯各駐外使館的指示:必須向駐在國說明,蘇聯“考慮到阿富汗新領導人關于要求援助反擊外來侵略的請求,蘇聯遵循自己的國際主義職責,決定派遣有限數量的蘇聯軍隊進駐阿富汗”。
蘇共中央在部署直接出兵的同時,以卡爾邁勒取代阿明的計劃也布置周全,并付諸實施了。
1979年12月27日晚,按事先的周密計劃,蘇軍特種部隊直接出手,一舉攻占了阿明的行宮--塔日--別克宮。在激戰中,阿明被當場打死;蘇軍特種部隊指揮官博亞里諾夫上校也被打死。12月28日凌晨,喀布爾電臺播放卡爾邁勒的講話錄音,宣布:“美國代理人”阿明政權已被推翻,阿明已被處決;卡爾邁勒任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總書記、阿富汗革命委員會主席兼政府總理。1980年1月1日,勃列日涅夫致電卡爾邁勒,祝賀他當選為阿富汗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蘇軍侵入阿富汗與除掉阿明的計劃,契合得絲絲入扣。1979年12月25日15時(莫斯科時間),蘇軍部隊以“應阿富汗政府邀請,根據蘇阿友好條約,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為名,大舉越過蘇阿邊界,空降部隊也在喀布爾地區降落。12月27日,也即蘇軍特種部隊向阿明的行宮發起攻擊時,蘇軍已全面控制了喀布爾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國防部、內務部、外交部、電話局、廣播電視中心、監獄等要害部門。
蘇軍入侵阿富汗,世界各國雖有不同看法,但是幾乎一致同聲譴責。美國、北約、伊斯蘭國家認為:這是蘇聯為謀求私利和打破已有的戰略力量平衡而做出的直接嘗試。1979年12月28日,美國總統卡特發表聲明:“蘇聯軍隊進入阿富汗是對和平明目張膽的威脅,它可能標志著我們雙邊關系中根本和長期的變更。”卡特要求蘇聯迅速撤軍,并停止干涉阿富汗內部事務。中國政府于1979年12月30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蘇聯的霸權主義行徑,堅決要求蘇聯停止對阿富汗內政的干涉,撤出一切武裝部隊。1980年1月6日晚,鄧小平在宴請來訪的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時致詞說:“最近,蘇聯悍然派兵大規模入侵阿富汗,粗暴地干涉其內政,嚴重地威脅著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蘇聯這一行動,是它為謀求世界霸權而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1980年1月7日,孟加拉、牙買加、尼日爾、菲律賓、贊比亞等五個不結盟組織理事國,代表世界上50多個不結盟國家,向聯合國安理會遞交了不結盟國家通過的關于阿富汗局勢的決議草案,要求尊重阿富汗的主權、領土完整、獨立和不結盟地位,立即無條件從阿富汗撤走一切外國軍隊。蘇聯在全世界幾乎是四面楚歌!為了給蘇軍入侵阿富汗辯護,1980年1月12日,勃列日涅夫特地安排了一場“答《真理報》記者問”。勃列日涅夫說:“阿富汗是根據1978年12月阿富汗同蘇聯簽訂的友好睦鄰合作條約的明確條款,根據每個國家的權利,根據聯合國憲章,根據其他國家不止一次行使過的單獨或集體的自衛權向我們發出呼吁的,對我們來說,向阿富汗派遣軍事人員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但是,黨中央和蘇聯政府采取行動是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責任的,并考慮了整個情勢。”
蘇軍進入阿富汗后,憑借先進的武器裝備和軍事設施,在戰場上取得了明顯的優勢,很快就控制了全國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線。勃列日涅夫躊躇滿志,認為蘇聯出動5萬兵力,在3至4周內即可結束戰斗。葛羅米柯也說:“這只需要一個月,我們很快就會完成一切并迅速離開。”
嚴酷的戰爭現實并非如蘇共中央領導人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在蘇軍的凌厲打擊下,阿富汗各地的游擊隊很快就改變了戰術:蘇軍主力一出動,它們立即分散、隱蔽;蘇軍主力一撤走,它們立即聚集起來,伏擊蘇軍車輛,襲擊機場、哨所。蘇軍的報復就是焚毀莊稼、滅絕牲畜,甚至將一個個村莊夷為平地。這一切,更激起阿富汗全民對蘇的“圣戰”。阿富汗幾乎遍地是穆斯林游擊隊。1988年11月,蘇聯估計“圣戰”的阿富汗游擊隊有5016支、183千余人,其中的骨干武裝部隊約8萬人。為了應付戰局,蘇聯只好不斷增兵。1980年底,入侵阿富汗的蘇軍達到85000人,其中70%~75%是作戰部隊。被蘇聯稱做“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有理論造詣、能冷靜和客觀地評價局勢,在黨內和國家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卡爾邁勒,被阿富汗人民稱做“蘇聯的狗”。為了維持卡爾邁勒的地位,蘇聯不得不在阿富汗保持3萬~10萬兵力,死傷慘重。至1980年底,死于戰斗中的官兵已達11000余人。為了應付這場戰爭,蘇聯在經濟上也不堪重負。1988年1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向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報告:阿富汗戰爭每晝夜平均消耗,1984年430萬盧布、1985年720萬盧布、1986年1000萬盧布、1987年1470萬盧布。
被派往阿富汗的蘇軍的士氣日益低落。之所以要出兵阿富汗,蘇共中央向官兵的解釋是:“你們是去保衛阿富汗人民,因為阿富汗人民正在與來自中國、埃及和美國的侵略進行斗爭。”可是,他們到了阿富汗之后,除了蘇軍自己之外,看不到任何“外國侵略者”。他們必須瞄準射擊的只是手持武器、包括手無寸鐵的阿富汗人民。嚴酷的現實很快擊碎了他們原本就脆弱的“國際主義援助”理念。他們動搖了!有些士兵跑到游擊隊方面去,甚至有躲到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的。蘇軍士兵有拿機關槍去和阿富汗人換牛仔褲的,有時用坦克零件交換口香糖。有個蘇軍士兵走進喀布爾的一座清真寺,人群立即包圍了他,并準備揍他。這名蘇軍士兵說:“我也是穆斯林。我離開家的時候,母親要求我給她弄一部《可蘭經》。我到這里來就是想實現她對我的要求,因為在蘇聯是弄不到《可蘭經》的。”清真寺里的人聽了這番話,感到很驚訝,不僅沒有揍他,還熱情地送他一部《可蘭經》。另外,蘇聯將蘇軍傷員都送到民主德國去醫治,因為怕他們回國后講出真實的情況。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黯然病逝,給蘇聯留下一個“日夜流血的創口”!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后,開始尋求阿富汗問題的“政治解決”途徑。1986年11月,蘇共中央以納吉布拉替換卡爾邁勒。11月13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在阿富汗已經打了6年了。如不改變態度,我們還得打20~30年。這給我們影響事態發展的能力罩上了陰影。”戈爾巴喬夫繼續說:“一般來說,我們沒有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我們為什么一方面承認我們的部隊沒能力控制局勢,而另一方面又要無休止的打下去呢?在近期我們要結束這一過程。”1988年4月14日,阿富汗納吉布拉政府與巴基斯坦簽訂了由蘇聯、美國予以保證的,解決阿富汗問題日內瓦協議。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簽署命令:1988年5月15日至1989年2月15 日,撤回駐扎在阿富汗領土上的十萬零三百名蘇軍。9年的戰亂,使阿富汗全國約一半的人口流離失所,約100萬人喪生,至于生產遭破壞、田園荒蕪、財產損失,更是難以計數。
對于實施這場戰爭的蘇聯來說,更是悲劇。1989年2月15日,第40集團軍司令格羅莫夫中將等人跨越阿、蘇兩國界河上的“友誼橋”,成為離開阿富汗的最后幾名蘇聯駐軍。當蘇聯終于結束了這場漫長的、沉重的、傷心的、對蘇聯人民保密的戰爭時,劇變就開始了,導火索是民族紛爭。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陸續自行解散,社會主義制度被廢止。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當晚,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頂上降下,表示有74年歷史的蘇聯已不復存在。這場歷史悲劇是,從阿富汗撤退的蘇軍,竟然是回國為蘇聯送葬。
時至20世紀70年代末,當世界殖民主義體系瓦解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歷史任務已基本完成。就世界范圍來說,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殖民壓迫的斗爭,已被世界人民共同反對霸權主義的斗爭所取代,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流。蘇共中央卻從日益膨脹的霸權主義出發,揮舞“國際主義援助”的旗幟,出動大軍,任意踐踏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用坦克和火箭炮扶植傀儡政權,推行霸權主義。蘇共領導自以為不可一世,可以輕而易舉地征服“世界上最貧窮的阿富汗”。蘇共領導人大大地失算了,阿富汗的窮人在戰斗中除了生命之外沒有任何可以失掉的,而蘇聯自己卻輸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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