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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我國公有經濟存量主體回歸的正確途徑和時機 ——創造經濟新熱點的戰略舉措

點擊：作者：紫虬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12-20 08: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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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1日，習近平一行參觀華為英國分公司的總部，與華為員工合影。華為總裁任正非陪同。】

【摘要】華為變革雇傭制，通過變革生產關系，組織起了充滿活力的生產方式，解放了生產力，可以成為各類企業的標桿。在我國非公經濟推行合作生產，在戰略上應該是主動態度；是解決我國經濟深層次經濟堵點的戰略舉措；在我國非公企業推行合作生產，不是觀念、原則的產物，而是企業內在規律的需求，在戰術性實踐中，必須從各企業現實出發，應當以市場為檢驗；應得到國家的資金、政策的支持；要充分發揮企業黨組織的作用。

美國政府的百般打壓和封鎖，使全球聚焦于華為。理論界承認華為的科技生產力創新，而往往忽視了華為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創新。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脫離生產關系談生產力片面性的另一種折射。

華為是隨著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起來的，作為合作生產，它所解放的生產力令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罕見。創建華為，決定全員持股的方略，變革雇傭勞動，并成功發展壯大，也令華為領頭人任正非類似于馬克思所贊譽的，獨立引領合作生產的“少數勇敢的‘手’”［1］。華為類似于集體經濟，又有形式上的不同。它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實踐和探索已進入前無古人的“無人區”，存在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引領工人階級實踐鞍鋼憲法實質精神，建立合作生產，變革雇傭關系，觸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問題，豐富了社會主義企業道路的探索，其意義不亞于革命時期彭湃、吳煥先和卡斯特羅等革命英烈分散家財，動員革命。華為創造的市場效率和公平的新型人際生產關系，無論在資本主義還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都具有領先的意義，是中國在實踐本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結出的碩果。

另一個變革雇傭勞動的案例是美國第一家面粉企業亞瑟王公司，華盛頓開國期間建立，在企業230年歷史上多次經歷重大危機，企業三位所有人為了保留品牌，于1996年始把所有權賣給員工，到2004年完成100%員工持股。這家公司只有三百多名員工，但產品遍及美國各地。［2］有兩百多年歷史的亞瑟王公司的改制，在美國壟斷資本的夾縫里，寓示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積極揚棄”所發生的變革。

在本系列文章中，以專門篇幅論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和合作生產對我國現實的指導意義，論述了我國工人階級在生產方式上的創新，以及鞏固充滿活力的生產方式，需要在市場經濟中自發變革雇傭制，變革生產關系，把華為現象作為標桿。當前，在我國民營企業因地因時制宜推行合作生產，進入公有制“中間環節”，客觀條件已經成熟。

一、在我國非公經濟推行合作生產，在戰略上應該是主動態度。

之所以主動，一是私有經濟存量占優，在市場決定的片面驅動下，決定了資本自發壟斷的加劇和資本意識形態的強大，資本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勞動是價值源泉的觀念被邊緣化，需要國家出手支持和保護。美國對華為制裁與歷史上制裁東芝、阿爾斯通有本質不同，不僅是對競爭對手，更是對不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決戰。格力混改只是“給資本更多機會”，造成公有優質資本變現的變相流失，體制內外在局部存在著排斥勞動是價值源泉的資本崇拜，不認可董明珠所說的員工主體才是格力價值的創造者。

二是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的統一。在我國市場外資通過內資發揮作用，巨額資本的壟斷逐步形成，解體行業平等競爭，擠壓實體經濟，虛增GDP泡沫，國家資產潛伏的重大安全隱患日益明顯，資本和勞動的社會矛盾日益明顯，甚至尖銳化，壟斷資本生產方式成為我國市場經濟在對立統一中堅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敵人。一方面，一次分配中近四十年來的兩極分化，宏觀上成為多年積累的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總根源，微觀上影響企業內部為誰勞動問題；另一方面以“五六七八九”顯示的私有經濟存量和雇傭勞動的主體化，資本與勞動社會的矛盾通過壟斷資本的經濟主張，和黨內思想代表勢力，如某前市委書記在港報著文要求按照現有的經濟成分主體，改革上層建筑，已經對國家安全產生了威脅。面對這些威脅，必須著眼于習近平同志最近提出的國家安全問題：“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而合作生產是斬斷資本壟斷根基，解決分配領域公平問題的基本手段。

三是當前實際存在兩方面的教條主義干擾。一種是認為與“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相距遙遠的教條主義理解，忽視合作生產在馬克思主義時代就已經出現。一種是唯有私有改制才能運行好市場主體的新自由主義迷信。這些教條主義認識，在不同程度上產生生產力阻力，也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背道而馳。馬克思指出，“要解放勞動群眾，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國的財力”［3］。

華為堅持不讓資本進來，令企業界看到把廣大員工凝聚為一體的創新競爭力，和罕有的抗風險能力，成為全國各類企業發展的典范，有強大的感召力。主動推行合作生產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變革，在微觀經濟上是一種順應趨勢的企業戰略行為，在宏觀上，也是重構公有制主體的全局性戰略舉措。

二、在我國非公經濟推行合作生產，是解決我國經濟深層次問題的戰略舉措。

生產過剩，人民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國經濟多年來降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需要從宏觀解決市場經濟盲目生產入手；另一方面，要解決人民收入低，后顧之憂多，不敢消費。按照國家統計局使用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目前中國大概有9.1億的低收入群體［4］。《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2018年四月份發布論文指出，在2015年，中國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財產的比重為67％，［5］即90%人群僅占1/3財富。從上世紀末始，解決我國貧富不均問題主要采用了國家財政轉移支付手段，集中在二次分配環節，如地區之間支援、扶貧、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等，而根本的根源在于一次分配的不均。合作生產關系的變革，令占就業80%的雇傭勞動者受益，可以減少限制消費心理，增加實際收入，成為中央提出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實際步驟。

在振興國內循環為基礎的雙循環中，通過合作生產方式的建立，振興中小企業，釋放投資回報壓力，增加創新研發和再生產投資，同時結合改善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費，就可以創造從微觀著手的經濟新熱點，實現健康有效的內部循環。有些觀點空談擴大消費，回避生產資料私有存量占優的因勢變革，回避對一次分配導致兩極分化的變革，紙上談兵，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消費不足的經濟堵點問題。

三、在我國非公企業推行合作生產，不是觀念、原則的產物，是企業內在規律的需求。在戰術性實踐中，必須從各企業現實出發。

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出現了各式各樣企業改革理論，在割裂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市場經濟中性的片面思維影響下，企業實踐往往脫離毛澤東關于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鞍鋼憲法的思想，脫離廣大工人階級利益和作用。總結我國企業四十年的改革歷史，在習近平重提人民主體論時，經濟學家蔣一葦近四十年前提出企業本位論，員工主體論，在公有制企業中實行民主經濟改革的觀點，如塵封的明珠，熠熠生輝，體現了毛澤東關于公有制企業變革的思想，體現了人民主體論的生產方式。而習近平的人民主體論要求回答社會生產的兩個基本問題。

1，市場主體的目的。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價值規律是偉大學校的貫徹，企業必然是市場主體，不是沒有自主性的附庸，要從單純生產變為加強經濟核算，注重勞動時間節約，堅持等價交換。但是，這種等價交換是堅持計劃經濟“為人民服務”的經營目的，是通過“以客戶為中心”兼顧企業利益的市場手段得以體現，實現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利益的統一，還是以資本為中心，一切以資本增殖，投資回報最大化掛帥，生產資料私有化，回到幾百年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水嶺。

2，誰是企業的主體。如果企業目的明確，當一個企業離開政府附庸地位，成為市場主體后，緊接的實踐問題就是以誰為主體？是以死勞動的資本為中心，實施雇傭制，還是承認商品生產中活勞動的主體地位，即員工主體。這不僅在理論上是毛澤東一再強調的英雄史觀還是奴隸史觀的體現，在實踐中是全員全過程全方位的員工主體、企業興衰問題，也是由不同形式的公有制來決定、鞏固、維護的社會化生產方式問題。簡言之，是雇傭聯合勞動，還是自主聯合勞動。這同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另一個分水嶺。

這兩個基本問題代表著兩個分水嶺，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具體試金石，是完成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總任務，在經濟戰線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改革把市場經濟中性化，這類觀念不讀書，把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平列，把市場作用絕對化，背離科學勞動價值論，又看不到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決定作用的同時，又提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習近平帶領下以對立統一為武器的撥亂反正。這類觀念因為不讀書，也就不懂得恩格斯對杜林和蒲魯東的批判：錯誤地把價值規律作為貫穿商品經濟的永恒規律，不懂得恩格斯通過指出價值規律對于勞動力商品“是應該被廢除的”［6］，對市場經濟間接進行的徹底批判，從而開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的片面性引導下，只會強調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忽視企業的市場目的；只會亦步亦趨西方兩百多年的資本委托經營和雇傭制，忽略、鄙視員工主體指導思想。從而一步步地走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去。

合作生產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展內在規律的自然體現。以大疆、字節跳動、騰訊、阿里這些外資控股的新型企業為例，在企業生存和發展階段，以工程師為主的勞動者主體善于采取諸如弱化企業內部層級等，權責利靈活激勵的方式，做到上下同欲者勝，國際資本的投入相應解決了企業規模迅速擴大的資金需求，數字化經濟效率的提高使必要勞動比例大幅下降，為投資者取得豐厚回報，相對剩余價值加大，以及獨立于所有權的經營管理等等因素，可以使雇傭制矛盾在一定的階段內不太敏感。但這類企業的成功，主要還是營造員工主體創新生產方式的成功，下一步，只有不斷保持這種生產方式，才能支撐諸如技術、方式、服務等創新和企業的發展。

從長遠來看，在發展階段構成這類明星企業活力的諸因素，需要員工所有權生產關系的根本變化。在當前數字化經濟轉型中，企業的知識密集程度提高，勞動主體的多元、自由追求更為明顯。尤其是雇傭制中，“資本主義生產對已經實現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是異常節約的。相反地，它對人，對活勞動的浪費，卻大大超過任何別的生產方式”［7］。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朋友尤爾的話說，“工人越熟練，就越任性，越難駕馭，因此，工人不馴服的脾氣給總機構造成巨大的損害”［8］。在營造積極主動協作的生產方式中，勞動者對主體地位的生產關系更為敏感，這都通過骨干為首的員工流失率體現出來。

今天，幾乎所有的私有資本控股企業的研發投入不如華為，從長遠的后勁來看，受限在所有制結構和資本高回報壓力上，這是不可逾越的鴻溝。這類企業，雖有部分員工持股，不過是控股資本的配角和點綴，并不能解決員工的企業主體地位。在這樣的所有權結構下，企業以活勞動發揮作用的生產方式能支持多久？這是每一個類似企業深層次的、根本性的問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企業在這個問題上，在各種改良的苦苦煎熬中衰退，解決這個問題，取決于企業內部雇傭制矛盾的運動。著眼活勞動主體這個中樞，才能主動積極地圍繞客戶中心，組織科技創新，服務創新，即活勞動創新。在創新勞動中，體現勞動者的自主、自由，以主人、主體的自我意識，才能在忘我境界中，實現智力和體力勞動的全部價值。而鞏固、持續、發展這種生產方式活力，必須根本轉變雇傭身份，實現生產關系上的解放。口頭上承認“員工第一”，行動上依賴雇用關系，依靠督促“九九六”，必然失敗。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到了境內外私人資本逐步出現壟斷的階段。通過合作生產企業改造，唯有員工主體，才能體現工人階級作為我黨的社會基礎，實現對資本壟斷現象釜底抽薪式的針鋒相對。

四、我國非公企業推行合作生產，應當以市場為檢驗。

合作生產員工持股的資本運作實行等價交換。推行合作生產，要尊重企業市場主體作用，而尊重市場主體，實質上是尊重作為商品生產者的企業內部的抽象勞動主體地位。員工持股的合作方式必須著眼于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企業生產方式，它的活力通過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而體現出來，從而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為企業取得現實效益和長遠利益，這其實是企業改革的持久內容，而不是僅僅追求形式上、名義上工人當企業老板。

五，國家的資金、政策的支持。

在私有經濟存量主體的條件下，是勞動還是資本控制生產資料，是社會始終存在的矛盾脈絡，我們需要把握由雇傭勞動發展階段所決定的市場經濟階段，關注銳意變革的企業典范，順勢推動卓有成效的聯合勞動生產方式所聯系的合作生產關系，通過政治、組織、金融、稅收政策給予積極的支持和引導，把活勞動從資本的依附物，變革成勞動創新的主體，推動釋放企業生龍活虎的生產活力。

過去吸收資本階段的類似“免二減三”的優惠資本政策，可以按國家產業政策，運用到實施勞動主體的員工持股企業改制和新建中來；資金貸款要向勞動組合傾斜，例如對員工集體持股改制實施償債式持股等方法；在一些事關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企業，應作為政府的工作重點，國有資本可以在這類企業改制中有所作為。

六，企業的黨組織作用。

鼓勵、保護任正非、吳仁寶、王宏斌式的共產黨員企業家發揮馬克思所說的“勇敢的‘手’”的作用。根據員工的思想狀況和員工流動率變化，著眼于提高企業凝聚力，競爭力和效率提升，立足于全體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根本利益，向企業經營管理決策層提出員工所有權改制意見，支持企業居安思危，逐步增加員工持股比例，向合作生產方式轉變。防止無政府主義對合作生產企業經營活動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