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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全球化，互聯網是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環。互聯網的本質是連接、去中性化、共享、融合的。如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打破互聯網合作共享格局，造成逆互聯網發展的應用性分裂，且分裂的趨勢日漸加重。

近期如軟硬件服務的斷供、邊界圍墻增多、App互相下架等現象都顯示了這種趨勢。更為嚴重的是，應用性分裂加劇了認知層面無法互相理解包容的“軟分裂”。盡管目前未出現基礎技術角度上的“硬分裂”，互聯網的本質沒有動搖，但從長遠看，我國既要部署好應對“軟分裂”的措施，又要做好面對技術“硬分裂”的準備布局，深入維護互聯網本質，促進全球化的融合共享

分裂源頭：政治與科技因素雙重疊加

民族主義和政治訴求突發。印度自加勒萬河谷沖突之后封禁了包括TIKTOK在內的首批59款中國App，之后又分批次封禁了47款和118款中國App，至此共封禁了224款中國App。印度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還不夠發達，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現實進一步加劇了其國內矛盾。印度國內民族主義、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交織，造成其與中國在互聯網應用市場上走向分裂。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提出的包括清理運營商在內的“網絡清潔計劃”，既無法律依據也缺乏具體落實措施，其真實目的是為了轉移美國國內矛盾。其他禁止出口軟硬件服務的單方面霸權主義，則是為了維護世界霸主地位進行科技壟斷。

局部信息繭房加劇意識形態“軟分裂”。信息繭房，是指人們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目前，局部信息繭房并不只是小范圍的各個小圈子的割裂，從全球角度來看，已經逐步轉化成為國與國之間的割裂。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圈子”割裂，造成互聯網的“軟分裂”。例如美國長期壟斷國際媒體與社交平臺輿論，利用其在這些領域的話語權，散播假新聞、污名化對手，這些舉措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互聯網的分裂，使各“圈子”變得更加極端化。

必須長期做好極端情況下發生全方位“硬分裂”的布局和準備。技術分裂可能造成國家獨立網絡、關網、域名系統的根拆分、網絡協議不兼容、應用層不兼容等多種威脅。由于網絡外部性這一重要的經濟特征建立在網絡的兼容性和連接性之上，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發展也進一步加快了網絡互聯互通，因此目前來看技術的“硬分裂”風險較小。

認清自己，化危為機

中國是網絡應用大國，在應用上引領了5G、共享經濟、電商、移動支付等領域的高速發展。但是，中國在互聯網核心技術上相對落后，不能稱為網絡強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國在互聯網技術與發展趨勢方面的話語權都遠遠不夠。

中國的互聯網發展起步比國際互聯網晚，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發展迅猛。從市場規模來看，中國是遠超世界其他各國的，但從互聯網發展進程來看，中國是遜色于美國的。在全球上市互聯網公司的榜單里，無論是估值還是數量，中國都低于美國。美國是互聯網創新的先驅者，從物理規則到底層技術大多由美國發展起來，并在商業社會中進行檢驗，經歷了長時間的優勝劣汰之后，形成通行于全球的技術標準和產業鏈。

中國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民眾認知改革工具的角色，因此國內網民對互聯網的依賴或許比西方國家網民更深。由此帶來的消費缺口與產業升級更加洶涌，這讓中國互聯網很快從跟著美國步伐的學生形態，發展為擁有自我創新能力的獨立商業體系。

總體來看，在新技術應用和普及層面，中國互聯網享受了海量用戶增長、政策環境寬松的紅利，共享經濟、電商、搜索、新零售、移動支付蓬勃發展。國內在產品創新、用戶體驗、商業模式探索上更勝一籌，但資本驅動、盲目跟風的現象也暴露出技術上的短板。國內企業更追求規模擴張而非技術性突破，這導致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驅動領域，中國目前還不具備與美國掰手腕的實力。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這會是一個持續困擾中國互聯網企業的突出問題。

華為和字節跳動事件是中美互聯網沖突的真實寫照。在大國博弈政治壓力下，習慣于在穩定環境內尋求商業發展的企業家，可能在不斷地刷新對互聯網陣營的認知和理解，整個互聯網行業將不斷面臨類似的問題。任何一家希望國際化的中國企業在國際視野里，都不可避免地被貼上中國標簽，因此必須站在大國環境下去思考自己的商業利益。企業發展不可切割地與國家命運綁定在一起。

在當前惡劣的外部環境下，不論是硬件、軟件還是互聯網生態都將只有國界之分。目前來看，沖擊主要表現為斷供和強取豪奪，隨之而來還有更多隱蔽的手段和措施。為此，必須要從政治而非單純商業，從長期而非短期，從以中國為核心的社會、市場、監管者及消費者的角度思考問題。沒有Facebook和Twitter，我們有微博和微信；沒有Google，我們有百度；沒有Youtube，我們有一眾視頻網站。沖擊本身就是機遇。國內的軟硬件、互聯網公司在國際化受阻的情況下，不妨放緩腳步，重新審視國內的發展，打鐵還需自身硬，扎穩根基是最重要的。

洞悉潮流，提前布局

未來互聯網，將是以數據為核心技術、以內容消費為代表的結構驅動發展。全球范圍內，數據已成為國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關系國家安全和國際競爭力。近年，美日英等國家相繼出臺國家數據戰略，以數據為中心，提出轉變所必需的總體愿景、重點領域、指導原則和目標，力圖搭建國家層面的數據治理方案，探索數據開放使用和數據安全的平衡之道。

內容消費是信息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持續滿足人們信息消費需求的根本動力。通過內容消費，可搭建起完整的產業鏈，構建足夠強健的產業生態系統，實現內容供給和終端消費的相互促進。未來，以內容消費為代表的互聯網產業也將持續盤大。

應對措施需要從數據、內容安全與認知安全三方面著手。繞開我國在傳統互聯網發展上“跟跑”的局面，從全新的維度出發引領互聯網未來的發展。

從數據方面來看，首先應該“返璞歸真”。大數據的本質是數據，要重視數據的核心能力，而不僅僅是大數據的宏觀效果，國家層面應當營造數據驅動的文化氛圍。其次，促進標準、工具、內容等多層面數據的共享使用，推動數據能力的培養，充分了解數據安全實踐和掌握數據技能。在組織層面共同推動形成有序、高效的數據和以數據為核心的內容治理文化。

從內容安全方面來看，要從思維、策略、技術三個層面進行再升級、再突破。首先，認清互聯網內容安全不再是粗暴的關鍵詞文字過濾，而是已進入到“人工智能不斷迭代+人工智能補充審核”的時代。其次，鼓勵各方基于自己的數據沉淀，建立一套“人工+自建體系+內容安全服務商”的運營方式。另外，不斷提升對數據的處理和分析能力，突破數據訓練模型、音視頻處理、跨模態處理、數據情感分析等技術，讓內容安全系統能夠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各種內容信息的識別、篩選、分析與利用。

從認知安全方面來看，未來的認知較量會基于數據，圍繞技術，利用工具開展文化傳播、知識輸送、輿論引導。通過影響對方并保護己方的認知意識形態，獲得認知空間對抗的主導權、控制權和話語權，進而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等走勢。要充分認識到，互聯網發展最激烈的矛盾是對地緣政治、國家主權的挑戰，管制互聯網的一系列政策和倫理研究，將是未來10年能最大程度改變互聯網生態的首要因素。認知攻防是主旋律。新管制體系、信息自由與國家邊界,甚至新國際秩序也將被重新定義。

總的來說，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大國戰略博弈背景下的地緣政治因素日益復雜，網絡空間國際競爭不斷加劇，國際上對制網權的爭奪日趨激烈。為了保障我國在網絡空間的安全與發展，應當建立自己的網絡戰備體系。

智能控制是網絡認知對抗的基本作戰樣式，基于網絡信息體系的精準打擊是認知對抗的主要作戰手段?；ヂ摼W將由信息化“低智”向類腦化“高智”發展，網絡對抗將由“地面對抗”向“智能認知博弈”演進。圍繞網絡認知對抗促進互聯網技術與應用的發展，是建立網絡戰備體系的關鍵之一，也是做好全球互聯網雙重分裂情況下戰略布局的核心。（作者系中國電科網聯安瑞高級工程師）（刊于《半月談內部版》2020年第12期）（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