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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持生:情報史專家不能這么當 ——與中央黨校吳文瓏、陳海濤老師商榷
點擊:  作者:吳持生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0-12-13 08: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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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主席接見全國省市自治區工會主席會議代表與戚元德同志親切握手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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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門上與吳德峰同志親切握手說,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戰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過去的工作經驗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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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吳持生(中共隱敝戰線老同志吳德峰戚元德之女)】

 

 

最近,一些自詡為黨史、情報史專家的人在網絡上發表一些“三無”(無證據、無證人、無組織鑒定)的諜戰文章吸人眼球。他們或者道聽途說,或者以訛傳訛,或者從一些人自吹自擂的《回憶錄》中截取只言片語,未經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未經專業部門審查核實,只為嘩眾取寵,滿足一些人的獵奇心態就輕率地發表,既不對歷史負責,也不對當事人負責,同時,還會傷及一些相關人員,造成惡劣后果和不良的社會影響。


比如,這兩天網上諸多媒體信息、網絡微信瘋傳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吳文瓏副教授、陳海濤老師撰寫的“王超北:被毛澤東稱為‘無名英雄’”的文章。讀后頗不以為然,特請教吳文瓏副教授、陳海濤老師:

 

1.你們文中提到的“王超北”的史料信息是哪來的?!出自何檔案史料?!依據、憑證何在?!

 

2.你們文中說“‘王超北’被毛澤東稱為“無名英雄”!能告訴我,你們是否經過調查研究,你們的史料出自我黨和情報史何宗、何卷?經過何部門、何人鑒證、證明的?!

 

3.你們文中說,“王超北”素有中國共產黨的情報戰線領域“南潘北王”之說,這是哪個權威部門或中央領導、權威人士命名認定的,證據、憑證何在?!

 

4.你們文中說‘王超北’化名‘龐智’源自何處報導,何組織檔案上有記載,何人證明?!

 

5.文中說,“‘王超北’長期從事秘密戰線工作,不畏艱險,不怕困難,為黨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軍事政治情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結論出自何處?!


據先輩講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我黨根據情報有序撤退,這些情報資枓全部安全轉移,有檔可查。你們作為黨史及密戰史研究的權威、專家,是否看過大量史料,是否與當事人調查過?你們是否從證人那里提取過證言、證詞?你們的結論出自何處?

 

6.你們文中說,“‘王超北’創建‘西安特科’,開展秘密交通聯絡”。這一結論出自何處?有何部門證實?有何史料、何證人、何證詞、何檔案佐證?


1)且不論“王超北”自己杜?的幾本書中自稱他是“特科”王世英領導派出的,他是“西安特科”組織的創建和領導人。這只是他個人的孤證,并沒有得到黨組織和旁人的認可。

2)請查證30年代上海中央“特科”演變史。你們作為黨史專家應明了熟知“特科”負責成員都是誰!顧順章、向中發叛變后黨中央從上海遷至中央蘇區,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分局,王世英同志是1933年2月調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委員,負責“情報部”工作;1934年后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代理書記,主持共產黨在國民政府統治區的軍事、情報和聯絡工作;1935年7月遭到國民政府破壞后,將在上海的領導機關人員轉移至天津,以后并入中共順直省委機關。何時來的王世英同志領導的“中央特科”和“‘王超北’1931年開始擔任中央特科(軍委)陜甘特派員,創建‘西安特科’” 之說?!

 


3)1936年,周恩來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吳德峰同志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雙十二”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周副主席直接領導、授命下,吳德峰組建領導西安情報組織。按規定沒有機構名稱和人員任職任命,為了區分我黨諸多的情報機構,內部標示稱謂 “吳德峰情報系統”。吳德峰1940年5月從西安調回延安任中央交通局局長后,接任領導西安情報工作的,除羅青長外,先后還有曾三、王中、程之平、王石堅等,至1947年王石堅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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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峰逝世五周年王震.黃火青.肖  克. 郭述申.袁任遠等五老題詞  趙樸初書:“德峰同志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越是滄海橫流,越顯出他的英雄本色。”】

時中央情報工作仍隸屬中央政治局統一領導,源起何因、何故,要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情報工作內容,要分庭、另起爐灶組建所謂‘王超北’情報機構?!這絕不符合情報組建情理、規范,有可能嗎?!在何檔案史料存有憑證記載,有何相關組織部門及證人的證言、證詞?!

4)更為離譜的是“‘王超北’創建‘西安特科’,開展秘密交通聯絡” 這句話,難道你們搞黨史的不清楚,我黨隱蔽戰線 “情報保衛”和“機要交通”工作,自始至終都是兩條垂直領導、單線聯系、獨立操作的系統,嚴禁私自發生任何橫向關系。上海中央時代,“中央特科”主責“情報保衛”、“中央交通局”主責“機要交通”,這是基本常識,哪里來的“‘王超北’創建‘西安特科’,開展秘密交通聯絡” 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天方夜譚式的笑話。

7.細閱 ‘王超北’杜撰的書中他的情報機構組織成員多是所謂策反的國民黨特務和回歸我黨的叛徒,僅看見成員名單中的王昭賢、霍建臺同志恰恰是“吳德峰情報系統”冊上有名有功的情報人員,不是很奇怪嗎?!更為奇怪的是‘王超北’杜撰的書中聲稱他情報機構設立地與“吳德峰情報系統” 同為曹家巷,即便西安有兩個曹家巷,如何兩個情報機構均選同名地方為駐扎機關,這種巧合,有可能嗎?難道不危險、不犯忌嘛?!

8.文中說,“‘中央特科’派給王超北的任務主要包括:搜集楊虎城、胡宗南部隊對陜北紅二十六軍和川北紅四方面軍的軍事部署情報,全力支援陜北紅二十六軍和川北紅四方面軍急需的軍用物資,建立上海中央和陜北紅二十六軍與川北紅四方面軍在西安的秘密交通聯絡站……。”有人證物證嗎?史料檔案真實憑據何在?

9.文中說,“1939年,八路軍駐陜辦事處根據黨中央指示,安排王超北赴香港完成兩項任務:一是設法將國際紅十字會和其他國際友人及華僑捐贈給八路軍的一批物資運回來,這批物資主要有醫療衛生器材、救護車、各種通信器材及被服等;二是采購一批器材,特別是無線電臺和無線電臺配件等通信器材。當時,國內外各界人士雖已捐贈不少物資,但由于國民黨的長期‘圍剿’和封鎖,八路軍仍然缺醫少藥,電臺等軍事通信設備更是奇缺。王超北深感責任重大,接受任務后稍做準備便迅即赴港。到香港不久,他很快完成了任務。……” 事實果真如此嗎?!

據有史料報道真實情況是:1939年夏秋,南方局“桂林八辦”(李克農為該辦主任)特派李沛群(注:時為南方局負責香港—越南—桂林秘密交通的特派交通員)組織帶領龍飛虎(注:時任周副主席衛士副官) 、邱南章(注:時為“重慶八辦”副官) 、王超北(因運輸關系,陜西省委相關組織部門推薦,為便于通行僅以“西安八辦”副官名義持“西安八辦”副官派司出行,王超北當時并非西安八辦和西安情報及交通機構成員)等人,去越南海防接送我軍在香港購置的汽油、機油及電臺、醫療器材等物資,到八路軍貴陽交通站(注:該站站長袁超俊同志)再轉運至重慶、西安“八辦”送達延安。哪里來的王超北夸大其詞胡編捏造的“八路軍駐陜辦事處根據黨中央指示,安排王超北赴香港完成兩項任務……”?哪里來的“王超北”孤膽智勇、主導重責的戲說故事。

10.文中提到的,“1939年,黨中央決定成立西安情報處,王超北任處長。”“……經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同意,王超北建立了西安情報處的秘密地下工作室和聯絡站。通過這兩個秘密機關,王超北向黨中央提供大量有關國民黨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情報,為黨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含混其詞,空話連篇,所謂“兩個秘密機關” 組成人員都有誰?收集并向黨中央傳遞了哪些具體的重大情報及貢獻?記錄檔案為何宗、何卷?另所謂的“黨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嗎?!籠統寫為“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請問具體上級單線領導是誰?在“王超北”杜撰的幾本書和網上報刊媒體煞有其事的反復炒作的所謂“西安情報處”成立及“王超北任處長”說法不一 ,到底是黨中央、還是社會部等哪一級組織決定;成立和任命的時間到底是“1939年”、“1940”年還是“1946年”。你們不覺得這是信口開河,虛構偽造、不負責任的嗎?!

11.你們文中提到的,“秘密工作室建在西安市大蓮花池街7號,……”、“奇園茶社”、“同中央保持了電臺的聯絡”的電臺……是隸屬“王超北”和“王超北”自掏腰包花巨金建造的,有何證據?!

僅以你們為王超北宣揚的所謂“秘密工作室建在西安市大蓮花池街7號”的隸屬和建造為例,真實情況是,王志廉同志于1940年購買了被日本炸彈炸毀的西安王家巷24、25、甲字25號院落,由他請好友王克勤修建的地下暗室和地面房屋。王志廉同志當時經營開有“春生永車行”,經營汽車零部件,又是“孔士洋行”西北總代理,搞汽車運輸業務。因此,此房屋建設及建筑材料的購買和運輸、人工費用都是王志廉同志支付的,院建成后改名為大蓮花池街七號院。也就是你們上文提到的所謂“‘王超北’秘密工作室”所在地。據說當時王超北有名有姓的三個老婆中的第二個小老婆“根娣”,一家六口人曾長期借住于此地。你們要想深入了解,可查看受“王超北”誣陷迫害、被關押抄家、房產被強占,定為“反革命”,判刑八年的情報人員王志廉同志冤案的處理卷宗,及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習仲勛書記1950年7月29日在王志廉同志材料上的親筆簽名批示:“請伯平、仲如于三日內將此事判明曲直,并提出處理意見交我為盼。”和王志廉同志在平反落實政策過程中王志廉同志1982年6月9日給中央書記處習仲勛書記的信,在此信上習仲勛同志再次親筆簽名:“請青長同志(注:羅青長同志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酌處。”的批示,可能對你們的報導和讀者尋求事實真相會有所幫助和啟示。

12.你們文章最后寫道,“‘王超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擔任……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顧問等職。”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編撰的四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記載的是副經理,當時隸屬經貿部為局級單位,所謂堂堂有名、戰功累累,受中央和中央首長關注、贊揚無比、與潘漢年并駕齊驅,并冠以無名大英雄的“王超北”,為何受冤平反后級別安排得這樣低?你們不認為奇怪、蹊蹺嗎?!

“1985年10月王超北在北京病逝……。黨中央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葉劍英、習仲勛等中央領導同志送了花圈。……習仲勛為其題詞:‘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默默無聞無私奉獻。’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題詞:‘十年虎穴歷盡艱辛,搜報敵情貢獻卓著。’”如此隆重級別特別高的追悼會必定有報紙刋登記載 ,能否告知當時黨中央是哪兩位領導分別主持追悼會和宣讀悼詞的?能否展示追悼會報紙訃告、悼詞原文及葉劍英、習仲勛等中央領導同志送的花圈及習仲勛和馬文瑞同志的題詞墨寶的照片,或掃描件于我們讀者學習仰視。

13.另還有網上書報等媒體宣揚的“王超北”下列條詞也請教你們認真分析研究:

1)有媒體條詞稱,“1962年,王超北遭康生誣陷,被戴上‘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冤獄達17年之久,1979年4月始得平反,恢復黨籍……。”你們是否調研了解到“王超北”與康生有何歷史淵源恩怨,為何遭康生的誣陷、迫害、判刑入獄?

據知康生解放戰爭和全國解放后,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副書記,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政委、黨委書記,山東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職,曾受饒潄石整治,他與曹軼歐夫妻雙雙發神經病,長期住院休養至1956年,在此之前中央未安排他任何工作。且建國后,中央社會部改為中央調查部,主要由周恩來和楊尚昆同志領導。康生調離中央社會部失去主管社會部職權,就是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雖恢復了康生的工作,但中央一直沒有安排他實質性重要工作,康生雖想插手過問中央調查部的工作,均遭中央和當時幾任部長(李克農、孔原等同志)制止和婉拒,康生曾非常不滿地公開說,“我同中央調查部的關系就是‘書報簡訊’的關系。”怎么可能在1962年誣陷,給“王超北”戴上“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并判重刑?

且“王超北”在他杜撰的書中大罵的李克農、羅青長部長,稱他們因私打擊報復他,這與他被判刑等問題有關嗎?1979年4月給“王超北徹底平反”,想必法院或相關部門平反結論原由寫得很清楚,你們想必看到并詳細研究過,能否公示讀者為“王超北”進一步弘揚正名!

2)有媒體條詞稱,“鑒于當時對敵斗爭的嚴峻形勢,為躲避敵人搜捕,秘密電臺不可能由一部電臺長期擔任。在此后的幾年時間里,王超北領導的西安情報處共建立了8部秘密電臺……這為我黨的情報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1940年傾其父親留下的16000塊銀元在西安成立中共中央社會(情報)部西安情報處并任處長。十年間建成7部秘密電臺,先后向黨中央發回國民黨軍事、政治、經濟情報2400多份計30余萬字,開辟了東路、北路、南路三條地下交通線,為保衛延安,取得解放西北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及“王超北”曾言那“2000多份電報底稿他全留存解放后全部捐贈某部”。我詳讀上述內容后,深感漏洞百出,不可思議,不知你們如何理解,可信嗎?!

①周恩來同志是我黨密戰領袖,隱蔽戰線地下軍統帥,“情報保衛”和“機要交通”兩條線一手抓,并嚴格規定兩條線垂直領導單線聯系,未經同意,不準發生任何橫向關系。“王超北”是誰任命批準的具有一統“情報保衛”和“機要交通”兩條線,即能管多個情報組織機構,又能指揮組建成立數個交通線機構,你們不覺得出格、違規、離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嗎?!

②你們調查了解過“王超北”的家世嗎?他父親是高官還是商賈、富豪,如何能留給“王超北”16000塊銀元遺產的真情實況嗎?!“王超北”十年間建成7部秘密電臺,軍事、政治、經濟情報2400多份,計30余萬字,你們有依據憑證嗎?既然“王超北”稱原稿留存捐贈某部,何不依捐贈收條到受贈單位查閱與情報檔案部門收存的電文一一對照符合切實肯定其豐功偉績!另依“情報保衛”和“機要交通”等秘密工作,嚴格規定電報底稿用完必須立即銷毀,而“王超北”違反情報保密規定大忌,私自存留2000多份機密、甚至絕密電報底稿,是否也應關注?徹查其真實目的和用心所在?!

③另有材料揭發,“王超北”所謂八部電臺根本不存在!唯一講的一部存在的電臺實際是,王志廉同志1943年奉上級領導的指示策反了其換帖弟兄偽保安司令部通訊處報務員雷光斗同志,又經王志廉同志從上邊四處活動使雷光斗同志升為敵電臺臺長,并將四名服務員成功策反,該電臺為我黨收發報直到全中國解放,長達七年之久。是王超北陰謀陷害抹殺王志廉同志身份資格后,鳩占鵲巢、偷梁換柱、占為己功的。因此在“王超北”的書中只有這部電臺有具體譯電發報工作人員名字,為何另外七部所謂的電臺人員組成則姓名全無,別忘了電臺譯電發報人員是電臺工作的絕密核心人員,隸屬上級主管部門,經嚴格審查考核后任用,是有檔可查的。你們是否查證,有所了解?可否補充說明。

順帶對黨史工作者和情報史研究者說幾句話,你們在研究歷史時應該向周恩來總理和老一代情報工作者學習,學習他們嚴謹的工作精神和深入細致的調研作風。比如,在處理潘漢年同志冤案的過程中,周總理曾命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的李克農同志和羅青長等同志查證當年的往來情報,既有縱向的上下級通報,也有橫向的旁證材料,并寫出反證意見,這份反證意見為潘漢年同志冤案的最后平反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再比如,原中調部部長羅青長同志在文革后,調閱“嚴希純情報系統”負責人嚴希純同志的檔案進行分析研究,查證潛伏于國民黨內部,曾任國民黨中將的劉亞佛同志是為了營救方志敏同志而犧牲的,他沒有暴露中共黨員的身份,因此建議追認劉亞佛同志為烈士。這些對人、對事的調查研究都是極為嚴謹、慎重、負責任的,以史為證,有案可查,是經得住歷史檢驗的。

紙短話長,對你們撰寫的文中還有諸多疑問,希望有機會座談請教。我雖年近八十又二,但資歷水平都有限,文詞不當之處,請諒并請賜教指正。謝謝!                                       
 
吳持生  2020年12月5日于京

 

(作者系老紅軍、中共隱敝戰線老同志吳德峰戚元德之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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