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的原因分析
任何事情特別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其深刻原因。毛澤東一生中矢志反腐并取得巨大成功，有其社會歷史原因，更有其自身原因。研究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的深層次因素，對于全面研究毛澤東思想，探求反腐倡廉建設的規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出生的平民性決定了與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毛澤東矢志反腐的階級基礎
現代心理學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出生和經歷特別是童年到青年時的經歷，對其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影響很大。從毛澤東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實踐，到毛澤東一生對整個黨的事業的導向和追求，我們不難看出，體現黨和國家政策的“平民性”是毛澤東主政和執政的顯著特點。毛澤東是一位泰山壓頂不彎腰，任何邪惡不低頭的偉人，按理講應該是很堅強的。但是毛澤東看到窮人受苦、流淚，自己也就會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無情未必真豪杰，對敵人、對腐敗分子毫不手軟、毫不留情的毛澤東，看到人民受苦、流淚自己也流淚，這從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一位偉人的平民情懷。毛澤東的這種“平民性”，在井岡山時期就得到明顯體現。在井岡山時期，身為井岡山最高領導者的毛澤東，毅然廢除中國數千年舊軍隊官兵不平等的腐敗惡習，在紅軍中帶頭實行官兵一致。如為紅軍制定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中，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捆鋪草，上門板…不準亂翻東西”等等，如此細微的規定，如果沒有對老百姓“骨子里”的熱愛，沒有對民間疾苦的深刻體察，既不會注意到，更不會提出。毛澤東一生中矢志治腐，與他“骨子里”對人民群眾的這種的感情有很大關系。毛澤東的這種“平民性”基礎來源于自己出生的平民性。作為農民的兒子，作為在社會生活底層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很自然地與廣大人民群眾有一種天然的水乳交融的血肉聯系。他的血管中流淌著“平民”的血，他知道民間的疾苦，懂得民眾的艱辛，因此他的心是與人民群眾緊密相連的，也能夠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即使在執掌政權后，由于其在本質上是和人民群眾心心相印的，因此他也不會忽視群眾利益，無視民眾疾苦。毛澤東是如此，以毛澤東為首的出生于貧苦家庭的老一代共產黨人大多如此。世界上許多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在建國前期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國在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出現黨和人民群眾親如一家的局面雄辯證明，一個人的階級出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人的行為走向。如此強調并不是說階級基礎決定一切，并不是提倡唯成分論、唯出生論。古今中外，出生于平民家庭的人無視人民利益“禍害”人民，出生于“富貴”家庭的人愛民如子的實例也并不鮮見。但就整體而言，階級基礎畢竟是同等階層的人 “共同語言”、“共同感受”、“共同認識”的基礎。因此，在考慮問題，決策事項，特別是考慮干部結構時注意人的家庭出生，還是應該和必要的。
二、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不懈追求，是毛澤東矢志反腐的思想基礎
從年輕時代起，胸懷大志的毛澤東就在救國救民的探索中，認定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而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核心就是“建立一個屬于無產階級和受壓迫人民的自己的政黨”。這個政黨的目標之一就是“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讓公平正義成為社會的基本音符。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這種不懈追求，是毛澤東反腐的主要思想基礎。因為腐敗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權力剝削，即權力擁有者以權力為憑借，無償或廉價地剝奪他人財富或社會財富。由于權力剝削完全不需用或很少需用投資，又涉及到全社會，因此，它比資本剝削、地租剝削更令社會感到不公，更容易引起社會普遍性的關注與憤慨。這與毛澤東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毛澤東難以容忍這種社會不公在自己身邊和自己所治理的國家中發生。如果說“糞土當年萬戶侯”，是從小有志于救國救民的毛澤東在年輕時代淡薄名利的一種本能情操的話，那么毛澤東后來的治黨思想，卻體現了一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的理性自覺。在毛澤東看來，“黨從來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如果要說有什么特殊利益的話，那就是共產黨員在政府的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毛澤東在關于《堅決清除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中明確指出：“一個革命黨若是容留這些分子在內，必定會使他們的黨腐化……應該堅決地清洗這些不良分子，和這些不良傾向斗爭”。正是由于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堅定信仰和不懈追求，才使毛澤東取得了前無古人的反腐成效。在反腐敗歷史上，古今中外的統治者無不重視。由于腐敗是導致人亡政息的最大禍根，因此，反貪肅賄是歷代統治者都不得不重視的治國之策。但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毛澤東的反貪肅賄與歷代封建“帝王”是有本質區別的。歷代“帝王”之所以要反貪肅賄，是站在“家天下”的立場上，懼怕腐敗引發社會動蕩，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必須去“選擇性”地反腐敗。這種“選擇”以不危及政權的存亡為前提。中國的“十惡之罪”歷代不同，但均以“謀反”為首，而絕無貪賄一項，就充分表明反貪肅賄在大多數封建“帝王”心中的位置。而在防腐治腐方式上，由于封建等級制決定，歷代皇宮少有不是紙醉金迷、驕奢淫逸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宮的腐敗之風必然導致上行下效，決定了封建社會反腐敗的不徹底性。即使是平民皇帝朱元璋一生中致力反腐、嚴厲懲腐，但由于封建體制下歷史局限所決定的這種“選擇性”反腐，使其很難達到理想效果。為此在其當皇帝到第18個年頭時不得不感嘆：“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并效忠貞，任用俱久，俱系奸貪。”著名史學家吳晗曾憤慨地說：“中國的貪污與歷史同壽”。當代學者王亞南也曾說：“中國一部二十四史，實是貪污史”。但毛澤東卻不同。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不懈追求決定了毛澤東的反腐敗是“毫無選擇”的“真反”，決定了其徹底性。毛澤東決不允許自己和黨的干部有絲毫的腐敗邪念。他不僅自己一生潔身自好，廉潔到對自己和家人苛刻的程度，而且也不準任何人有腐敗的念頭。毛澤東一生中粗茶淡飯，沒有吃過任何補品。他雖然最愛吃紅燒肉和活鯉魚，但在三年困難時期，看到農民連玉米窩頭都吃不上的情景，他都不忍心吃。我們不否認毛澤東作為中央主席對“大躍進”失誤應承擔領導責任，但作為黨和國家領袖，在看到國家災難所表現出的這種自律，不僅任何一個封建帝王難以做到，即使是在現代國家也難能可貴。同樣在三年困難時期，李銀橋得知李訥在學校饑餓難忍時，便悄悄給李訥送去一包餅干。毛澤東知道此事后聲色俱厲地批評李銀橋說：“三令五申，為什么搞特殊化？”李銀橋解釋說：“別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澤東拍著桌子說：“別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塊餅干也不許送！誰叫她是毛澤東的女兒！”這在封建帝王觀里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一些人眼里也會認為是不近情理，會被他們譏諷為不是“性情中人”。但毛澤東之所以成為人民領袖，之所以深受人民的愛戴，就在于這種“不近情理”。1950年3月4日，毛澤東得知一位領導干部在香山利用給機關施工之機順便為自己蓋了一幢二層小樓。毛澤東氣得臉色大變。第二天下午那位領導干部被毛澤東親自“請”到了會客室。毛澤東雙手叉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氣，大吼到：“你的派頭真不小呢！我看和過去的帝王將相差不多了！你想當那個劉宗敏，我卻不肯當李自成吶。”那位領導干部被嚇得直冒冷汗，不敢正視毛澤東。毛澤東又劈頭喝問：“你這么干，還配當共產黨的干部嗎？老百姓要戳著我們的脊梁骨罵呢！我早講過，進城以后不要學李自成，你為什么裝傻？”那位領導干部難為情地說：“主席，我錯了。”毛澤東說：“你錯了？當初蓋房子不知道錯嗎？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著手中有點權，有意拆我的臺。”毛澤東盛怒道：“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來這里享受的，更不許貪污腐化！這樣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這樣下去我們的江山要坐不牢啊！” 而在對腐敗者的嚴厲懲處，對勞苦功高的腐敗分子動用“殺戒”，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與歷代封建帝王在治腐上的本質不同。所以，古今中外難以治理的歷史頑疾，在毛澤東手中能夠得到有效治理。
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對人亡政息規律的深入洞察，是毛澤東反腐的動力基礎
毛澤東防腐治腐的最明顯特征是防微杜漸。細究這種特征的原因，應該是來源于毛澤東對歷史上腐敗的深刻認識和其規律的把握。歷史是一本教科書，一個人對歷史研究有多深，對現實的認識就有多深。毛澤東熟史如珍，因此他對歷史上少數掌握權力的人游離于監督之外，柄權專政，絕大多數人沒有自由民主，從而在制度上給掌權者為所欲為提供了條件認識頗深。而對腐敗至極時，人民被迫起來造反，但充滿生氣的新政權代替舊政權之后，由于依然實行的是同樣的專制政體，使新政權又難以避免地重蹈腐敗滅亡的周期率的認識更是高人一籌。因此，他在總結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歷史規律的基礎上，特別注重從一點一滴抓起。毛澤東深知“小洞不補，大洞吃苦”的道理，為此，他揭示了“人的思想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會去占領”的意識形態斗爭規律。在毛澤東的觀念中，哪怕一丁點邪念都會成為腐敗的苗頭，如不注意，就會滑向腐敗的深淵，所以，必須及時予以消除。毛澤東防微杜漸的思想體現在其治黨治軍的一貫方針中，但早期的毛澤東還沒有把腐敗上升到人亡政息的高度去認識。在黨初創時期，毛澤東認為，貪污腐敗現象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污毒”，是剝削階級思想意識腐蝕的結果。因此必須重視對全黨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在1929年，毛澤東針對紅四軍的一系列錯誤思想，在紅四軍第二次黨代會上嚴肅地進行了批評，并深刻論述了它們的根源及糾正措施，對舊社會腐朽思想在紅軍中的影響，進行了一次蕩滌污泥濁水式的大掃除，從而使中國工農紅軍完全變成了一支真正的無產階級軍隊，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1937年9月關于反對自由主義的論述中，毛澤東則指出，自由主義的“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的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毛澤東曾要求各級革命政權必須廉潔清明“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已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從這些論述中可見，此時的毛澤東對腐敗的認識，主要是從作風導致事業成敗的角度去考慮。讓毛澤東把腐敗與人亡政息聯系起來思考，源于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后。歷史資料表明，1944年郭沫若發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時，毛澤東之所以重視，還是從反驕破滿的角度去思考的。他在致郭沫若信時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向郭沫若提議：“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看到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2]但此后，人亡政息就成為毛澤東一直重點思考的問題。這從他1945年與黃炎培在關于歷史周期律的對話時，脫口而出“找到的出路”可以得到佐證。在新中國建立前夕，面對即將執政的情況，如何避免人亡政息更成為毛澤東思考的重要問題。在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會上特為專門談了防驕破滿問題，在他的倡議下，會議圍繞不當李自成、拒腐防變這個嶄新的課題，作了認真討論，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體規定，從而為建國后的防腐反腐斗爭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此后，毛澤東在各種不同場合多次說過：“我們進北平了，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北京就腐化了”；“進城以后，要多加小心，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我們決不當李自成”，“不要學西楚霸王。我不要學，你不要學，大家都不要學，所有領導干部都不要學楚霸王”。毛澤東還嚴肅地告誡全黨：腐敗現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亂源，輕則引起群眾的反對和不滿，重則會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別姬”、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局面。毛澤東對腐敗導致人亡政息歷史規律的這種深刻洞察力，是他矢志反腐的強大動力基礎，使他對反腐敗有了一種歷史責任感和緊迫感。為了避免人亡政息，毛澤東首先注重在自己身上的一點一滴防起、做起。在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作出的“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不送禮、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等6條規定，不能不說是功高蓋世的毛澤東首先針對自己所制定的“約法三章”。1950年2月28日，毛澤東訪蘇歸來路過東北哈爾濱，有關領導盛情款待，飯菜十分豐盛。毛澤東無比憤怒，吃了一點點就放下了筷子。他對有關領導干部說：“同志們，我們是人民的公仆，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你們一層一層仿效下去，這么吃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將會有什么影響，你們應重溫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第二天，毛澤東在沈陽召開的一個領導干部會議上又說：“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陽一看比哈爾濱還厲害。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喝，搞那么豐盛干什么？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艱苦奮斗，你們應該作出表率。”由此可以看出，防微杜漸在毛澤東心目中的根深蒂固。而毛澤東1954年8月8日簽發的《關于制止某些高級干部腐化墮落、違法亂紀行為》文件，則完全是針對黨內存在的“小節無害論”的錯誤觀點和自由主義習氣所發出的。在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 “我們黨必須經常進行黨內教育，不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損害我們黨在政治上的純潔。”同時，毛澤東還創造性地提出在黨內不斷開展整風運動，依靠黨的自身力量，對黨內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來一個集中的清理與認真的整頓。這些都體現出毛澤東見微知著，防微杜漸的反腐思想和策略。而晚年提出的“斗私批修”、“防止資產階級特權”等思想，卻是毛澤東防微杜漸治腐思想的延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但“預”必須符合歷史規律，符合實際情況，具有客觀性和超前性。毛澤東的偉大就在于以深厚的歷史底蘊為支撐，全面把握了腐敗形成的客觀規律，從而采取防微杜漸的方針，使腐敗在萌芽狀態中就得到遏制，才避免了腐敗的大面積泛濫。
四、長期艱苦環境磨練出不懼邪惡的頑強意志，是毛澤東反腐必勝的信心基礎
信心是事業成功的基礎甚至是關鍵，而信心卻來源于實踐的磨練。毛澤東一生立志反腐，反腐必勝，與長期艱苦環境中歷練出的不怕邪惡的頑強意志有很大關系。研究毛澤東的反腐詞典，我們往往感到切中時弊、一語道破，從中看到一種力量和信心。1932年在中央蘇區，當毛澤東聽到瑞金縣九區葉坪村蘇維埃主席謝步升貪污腐化、生活墮落的案件查處遇到阻力時，堅決地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這是一種何等的力量和信心啊！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文中，毛澤東堅定地說：“我們面前的困難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我們確信，一切困難都將被全國人民的英勇奮斗所戰勝”。在《關于“三反”“五反”的斗爭》中嚴厲指出：“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又講：“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在1952年的元旦祝詞中說：“我還要祝我們在新開辟的一條戰線上的勝利，這就是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干凈！”后來在“三反”、“五反”中毛澤東又強調的“凡有貪污現象者皆須徹底肅清”。[3]對腐敗分子“必須一律予以懲辦，不得姑寬”[4]等等，這些都無不體現了毛澤東的勇氣和智慧。毛澤東的這種智慧和勇氣，既與毛澤東先天的性格和稟賦有關，更與艱苦環境和復雜的政治斗爭中長期的歷練有關。如果說 “自信人生二百年”是毛澤東年輕時代充滿自信的宣言書的話，那么，與各種“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特別是與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則是毛澤東政治上走向完全成熟的一種政治歷練。在毛澤東一生的經歷中，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斗爭，主動權是時常牢牢在自己手中的，而只有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迫害時期，使毛澤東處于一生的人生低潮，但勇敢的毛澤東既沒有頹廢，也沒有妥協，而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終取得了斗爭的主動權。這種黨內斗爭的磨練，培養了毛澤東作為一名革命領袖應有的素質和定力，也造就了毛澤東一生不怕邪惡的頑強意志。由此可以看到，曲直復雜的經歷，是造就超人智慧和頑強意志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必備條件。誠然，形成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這里不再一一敘述，但上述方面是主要和關鍵的。研究并充分注重這些原因，對于我們探求反腐倡廉建設的規律，反思我們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設具有重要意義。[2]《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第241頁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4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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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西呂梁 張黎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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