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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黎平：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特點研究

點擊：作者：張黎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12-06 10:30:10

【紀念毛主席誕辰127周年】

張黎平：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研究系列之一

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特點研究

早在2013年4月9日，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的習近平，就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我們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要我們始終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不變色，不變質，就一定能夠跳出這個歷史周期率。”這一論述，充滿著憂黨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習近平總書記借鑒毛澤東在1945年“回答黃炎培提出中國共產黨如何跳出中國歷代王朝興亡的歷史周期率”的著名論斷，是對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執政合法性和執政規律的進一步的深刻揭示。這就告誡我們，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要深刻認識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歷史規律及其警示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歷程中，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是一筆寶貴財富。由于毛澤東對反腐倡廉的卓越見識和高超謀略，反腐倡廉不但在革命戰爭年代成為保證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前提，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營造了世所罕見的清廉氛圍，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推進提供了保障。因此，研究總結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不僅對我們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指導我們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而且對今后工作乃至全人類反腐敗實踐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也是對老人家最忠誠的緬懷。

毛澤東反腐倡廉理論和實踐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十個方面：

一、洞燭幽微，高度警惕

鏟除貪污腐敗的社會是毛澤東“革命”的初衷，因此，毛澤東在革命初期就對貪污腐敗表現出異常憤恨，對其影響黨的純潔性和戰斗力就有深刻洞察。早在中央蘇區時期，新生蘇維埃政權受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勢力的侵蝕，黨內出現了鋪張浪費、貪污腐化、以權謀私、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毛澤東就同張聞天、項英、何叔衡等中央政府領導人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腐廉政斗爭。1931年冬，剛就任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親自簽發了《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1]1932年5月，在決定因貪污腐化、生活墮落的瑞金縣九區葉坪村蘇維埃主席謝步升槍決時，毛澤東曾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表明了毛澤東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的態度和對其意義高人一籌的認識。此后，毛澤東又簽署了一系列訓令。1934年1月，為了總結中華蘇維埃反貪污、反浪費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2]

抗日戰爭時期，黨和軍隊廉潔風氣已普遍形成，毛澤東并沒有懈怠，而是更加重視黨員干部的廉潔問題，多次強調，“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是最可鄙的；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3]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重視下，中共中央1937年8月25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把“實行地方自治，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作為重要內容；陜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民主政府也頒布了一系列法規、條例。其中在關于《堅決清除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中明確指出：“一個革命黨若是容留這些分子在內，必定會使他們的黨腐化……應該堅決地清洗這些不良分子，和這些不良傾向斗爭”。

隨著革命戰爭形勢的發展，毛澤東的眼界已經不僅僅局限在革命根據地內了，他已開始考慮更為長遠的問題。1944年3月，歷史學家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史論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后，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號召全黨學習。

建國前夕，毛澤東更是深思熟慮，進一步豐富了反腐倡廉思想。他把反腐敗斗爭提到立黨立國的高度，提醒全黨同志加以注意。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革命勝利后黨內可能出現“被糖衣炮彈”襲擊的問題做了形象描述，對建國后黨的更偉大、更艱巨的任務做了深刻分析，對全黨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要求。

現實不幸被毛澤東所言中。建國后，黨內確有一些共產黨人腐化了，黨內也出現了普遍的官僚主義傾向。為此，毛澤東開始把拒腐防變的方針付諸實踐，領導全黨成功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黨運動和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要求“凡有貪污現象者皆須徹底肅清。”[4]并批示：“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并鮮明地提出從嚴懲腐的措施：“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判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5]要求全黨“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6]指出：“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系列指示都貫穿著無產階級執政黨必須把建立廉潔政治、反對貪污腐敗作為建國治黨的根本思想，成為毛澤東反腐敗思想的基礎部分。正是由于毛澤東同志對反腐敗斗爭的高度重視并使之轉化為全黨共識，才使得我們在建國初期“四面楚歌”的危機面前沉著應戰，并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

二、率先垂范，身體力行

作為熟史如珍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深諳歷朝歷代的腐敗無不是從“朝廷”蔓延到“官僚”，最后擴散為普遍性風氣的規律。因此，不管是在黨的初創時期還是在威震天下的時刻，不管是在順境中還是在逆境時，做廉潔自律表率一直是毛澤東的自覺追求。

早在井岡山時期，身為井岡山最高領導的毛澤東，就毅然廢除中國數千年舊軍隊官兵不平等的惡習，在紅軍中帶頭實行官兵一致。瑞金時期，身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個兒又高飯量又大，但他給自己規定的糧食定量只是一線普通戰士的3/4。就連艱苦的長征路上，酷愛吃辣子的毛澤東也不允許警衛員設法為他多領20個紅辣椒，被嚴令如數退回。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已經在全黨樹立了絕對威望，但他照樣帶頭開荒、種地；衣服一補再補；伙食費和大家一樣，每月三元，不允許有絲毫的特殊照顧；深夜工作為了節省燈油，考慮問題時總是把燈芯拔小。

新中國誕生后，作為全黨全國最高領袖的毛澤東依然廉潔如故。禮品一律交公。對親友從不徇私。從1953年底到1962年底，他沒有做過一件新衣服，他的內衣補丁摞補丁。他一生粗茶淡飯，最高檔的就是紅燒肉和活鯉魚，但在三年困難時期也被叫停。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毛澤東同樣嚴格要求，警衛人員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澤東用私款退賠，并就此對警衛人員開展整風，一整就是半月。

舐犢之情人皆有之，作為偉人的毛澤東照樣如此。但毛澤東對子女的愛護，不是讓受寵，不是溺愛，而是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眼光要求和培養子女。他不僅對自己苛刻，對子女也毫不放縱，決不允許有絲毫的特殊。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后，毛澤東沒有讓他呆在中央機關，而是放到農村拜農民為師，讓他去親身體會民間疾苦和勞動的艱辛。建國后，毛澤東也沒有把毛岸英安排在機關工作，而是讓他到工廠去勞動。抗美援朝爆發，毛澤東帶頭送子參軍，不幸老年喪子。當有人提出要將毛岸英的遺體運回國內安葬時，毛澤東毅然否決。而在最寵愛的女兒李敏和李訥上大學時，不準有絲毫特殊的事例，更是盡人皆知。

毛澤東的行為是對中國傳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封建思想的一種無形鞭撻。毛澤東身后蕭條，他沒有給子女們留下任何遺產，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偉人之所以偉大，不僅僅表現在他能叱咤風云上，從某種意義上說，還表現在他的細微末節處。毛澤東之所以至今活在人民心中，就因為他是這樣一位偉人。

三、防微杜漸，思想筑堤

從思想上建黨是毛澤東建黨思想的一大特色，而防微杜漸更是毛澤東一貫的思維風格。“只有從思想入黨才能在組織上入黨”，“人的思想，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會去占領”。體現在反腐敗斗爭中就是，“從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防線”，“狠斗私心一閃念”。

毛澤東歷來認為，貪污腐敗是剝削階級思想意識腐蝕的結果。因此必須重視對全黨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1929年紅四軍第二次黨代會上，毛澤東嚴肅批評了紅四軍中存在的一系列錯誤思想，深刻論述了它們的根源及糾正措施，從而為中國工農紅軍完全變成一支真正的無產階級軍隊奠定了基礎。他曾強調：“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任務是不能完成的。”[7]1937年9月，他提出了反對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的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8]在郭沫若公開發表《甲申三百年祭》后，毛澤東要求黨員，“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都必須保持清醒和學習的態度，千萬不可沖昏頭腦，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在新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特在會上重點談了防驕破滿問題，在他的倡議下，會議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體規定，從而為建國后的防腐反腐斗爭，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建國后毛澤東更是重視從每件具體小事上規范全黨言行。在他指導下形成的黨的八大政治報告指出：“我們黨必須經常進行黨內教育，不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損害我們黨在政治上的純潔。”后來他更加強調：“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9]“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論工廠、農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各方面都要極大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和群眾的思想政治水平。”[10]這些論述都是毛澤東從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防線，從小事上防微杜漸的有力例證。

毛澤東不僅注意思想教育的理論指導，更注重實踐中探索思想教育的方法。除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法寶”，還創造性地提出了要在黨內不斷開展整風運動，通過整風，對馬列主義來一個集中的學習，對黨內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來一個集中清理與整頓。

關于思想教育的內容，隨著歷史條件的不同與黨的任務的轉換雖然時有不同，但一些基本的內容，毛澤東始終是十分強調的。其一是馬列主義理論教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和拒腐防變教育。他認為馬列主義是無產階級最革命最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是防腐最銳利的思想武器。其二是懲惡揚善，用無產階段思想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克服各種剝削階級腐朽的思想道德意識，保持思想革命化，以抵制糖衣炮彈的攻擊。并反復告誡全黨同志務必警惕。

四、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有人認為毛澤東重視“人治”忽視“法治”，這是有違歷史事實的。毛澤東一生不僅十分重視法治建設和制度規范，并在許多方面成為帶頭執行法律和規章的典范。在反腐倡廉建設中，他不僅十分重視建章立制，更重視反腐的機制建設，以法反腐是毛澤東反腐倡廉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特征。他一生領導、主持和親自制定的法律法規有數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規，就是專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

早在井岡山時期的1933年，毛澤東制定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6號訓令[11]中就提出：

對貪污者，要在“以量論罪”的基礎上，由紀律處分改為按法律程序處置，任何組織和個人，其貪污腐敗行為一經查實，一概立案依法處理。后來在瑞金時期、延安時期，毛澤東都親自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反腐訓令。建國后，又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使反腐敗活動規范下來；同時制定出臺了《懲戒違法失職公務員暫行條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獎懲條例》、《中央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央關于處理小貪污分子的五項規定》、《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于追繳貪污分子贓款贓物的規定》、《關于三反運動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規定》等一系列法規，闡明了貪污罪的概念，全面系統地規定了貪污賄賂罪名及量刑標準等，從而使反腐敗斗爭經常化、制度化和法規化。同時為加強黨員干部的廉潔自律，中央還頒布了一系列黨員須知和黨員生活準則等。此外，還對群眾監督、民主黨派監督與新聞輿論監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在注重制度建設的同時，毛澤東更注重從機制上制約權力濫用，防止腐敗。如井岡山時期的審計制度，對審查稽核各級決算和財政收支，加強監督管理，促進廉政建設起到重要作用。建國后，黨內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府設立行政監察機構，對黨員和干部的權力形成約束機制，為公職人員廉潔自律創造了一種健康的社會環境。從50年代到毛澤東逝世，清正廉潔成為大多數人的自覺自愿行動，廣大黨員、干部從思想靈魂深處對腐敗有一種切膚之痛，這種氛圍的形成，不僅是“人治”的結果，更是“法治”的結果。

五、突出重點，緊抓領導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澤東深諳其理。在反腐倡廉建設中特別注重緊緊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辯證地把握工作重點。他要求一是領導干部做艱苦奮斗，廉潔自律的帶頭人。不僅自己言傳身教，而且要求各級干部都這樣做。如七屆二中全會上針對高級領導干部提出的“不祝壽、不送禮”等六條廉政措施；對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提出的低薪、節儉保廉、定期參加勞動等一系列制度，就是為了保證領導干部堅持艱苦奮斗的本色，克服官僚作風，強化黨同聯系群眾的密切聯系而制定的。二是領導干部要成為反腐敗斗爭的帶頭人。在“三反”運動中，他要求領導干部要“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向當時的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那樣親自上“前線”，把“三反”斗爭當作一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來打。同時對行動比較遲緩，領導不夠得力者實行嚴肅的批評與督促甚至撤職查辦。三是對領導干部的腐敗問題嚴厲懲處，毫不徇情。在“三反”斗爭中，明確提出從嚴懲腐的方針，“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判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他支持武漢市委公開揭露和懲處一批公然壓制群眾批評的領導干部，同時主張對投機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堅決消除，對犯罪的共產黨員要加重懲處。而在處理劉青山、張子善案時的堅決，更是盡人皆知。

六、廢除專制，依靠民主

民主是腐敗的天敵。毛澤東汲取歷史教訓，在治理腐敗中充分依靠民主，這是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一貫立場在反腐倡廉建設中的折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唯一動力”是這種折射的思想基礎。

早在中央蘇區時期，面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蔓延，毛澤東就看到民主力量的偉大，成立了各級工農檢察院，作為各級黨組織領導反腐敗的辦事機構，利用各種媒體，大造輿論聲勢，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反腐敗突擊隊、輕騎兵、通訊員、工農法庭等群眾組織，動員千百萬群眾廣泛參加到反腐敗斗爭中來，取得了我黨歷史上蘇區反腐敗斗爭的第一次勝利。延安時期和黃炎培的對話，是毛澤東民主反腐思想成熟的標志。建國后，毛澤東始終把依靠群眾監督，依靠民主反腐作為根本措施，他所領導發動的一系列整風運動、反腐敗運動，都是民主的典型運用。盡管由于“左”傾思潮的惡意誤導，使毛澤東依靠群眾的初衷擴大僵化，但其緊緊依靠群眾的方針是不容質疑的。

毛澤東民主反腐思想，主要體現在民主制度、民主原則、民主手段三個層面。他認為，民主制度是反腐防腐的根本。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他深刻論述了新中國民主制度的基本內容就是“多數人的統治”；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體制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體制，更摒棄了幾千年的專制政體。1954年制定的憲法，明確規定了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根本權力，享有對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選舉、監督、管理與罷免等權利。從而在國體與政體兩個層面上，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本保證。民主原則是防腐反腐的基本保證。他制定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成為黨內民主的基本制度。民主方法是防腐反腐的具體措施。毛澤東著力強化人民對權力實行民主監督，提出了人民代表大會監督、行政監督、人民團體監督、信訪監督、輿論監督等具體途徑。

七、定性嚴肅，敵我論處

毛澤東的反腐倡廉實踐，經歷了一個由“本能痛恨”到“理性反思”的過程。“本能痛恨”是因為毛澤東出身于平民階層，所以對官僚腐敗有一種天然的厭惡；更因為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思想家，因此對腐敗導致人亡政息有著深刻的了解和深切的認識；而“理性反思”則是黨執政后，面對不斷滋生的腐敗現象，逐步深入的。

黨執政初期，毛澤東還僅僅是從反驕破滿、人亡政息的角度去看待腐敗的。但隨著黨內腐敗現象的不斷冒頭，毛澤東的認識發生變化。他把黨腐化不腐化問題提到了還需不需要再次進行流血革命的政治高度去認識，指出資產階級糖彈的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這些大小老虎是資產階級安置在我軍內部的堡壘，他們已經是資產階級分子，是叛變人民的敵人，如不清出懲辦，必將后患無窮。”[12]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此時已經把腐敗問題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去看待，認為反腐敗斗爭實質就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表現，是極其嚴肅的政治斗，所以必須以敵我矛盾的方式去處理。毛澤東對腐敗問題的這種嚴肅定性，對發動全黨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教育全黨全國人民從靈魂深處與舊世界的觀念決裂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只是由于一些投機分子的另有所謀，趁機將其推向反面。

八、不分親疏，一律重典

由于腐敗事關黨的生死存亡，因此視黨的事業和純潔如生命的毛澤東在腐敗問題上從不做任何妥協和讓步。黨內經他親批處死的“功臣”就有7個。在這些人中，有少年時代就跟隨毛澤東干革命的“老井岡”黃克功；有與毛澤東私交甚好，身上有幾十處槍傷，在住院時毛澤東還把中央特批給自己的牛奶讓出的蕭玉璧；有長征年代的“紅小鬼”劉青山、張子善。毛澤東也是人，也有一個正常人應有的感情，毛澤東在決策對這些人的處理時也是異常痛苦，但最終還是“黨情”戰勝了“私情”。薄一波曾就劉、張被槍斃問題上評價說：“我覺得‘三反’斗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腐敗現象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從嚴治黨”。其他有識之士也稱贊說：“槍斃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人，挽救了大批黨的干部。從某種程度上看，“也挽救了黨，挽救了新中國”。

九、親抓細研，不斷總結

毛澤東出于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凡涉及黨和國家安危的關鍵問題都會“事必躬親”。反腐倡廉就是他畢生關注的“軍國大事”，更是如此。從井岡山時期親自制定《反腐敗訓令》、親自撰寫“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到建國后親自起草一系列文件、指示，從親自搞調查，聽匯報到親自抓斗爭，抓案件，無不體現了一代偉人對人民、對信仰、對真理追求的一種“內在自覺”。這種“內在自覺”，既體現了一代偉人的歷史責任感，也使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奠定在實踐的扎實基礎上。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前無古人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就是因為毛澤東的思想、理論來源于實踐而不是書本和憑空想象，所以才對實踐有巨大的指導作用。“三反”“五反”等反腐敗運動能夠取得巨大勝利，無不是親抓細研，不斷總結的結果。

十、注重合力，講求實效

毛澤東作為一位戰略大家和策略大家，對腐敗產生和存在的復雜性和反腐敗的艱巨性有著深刻認識。因此特別注重發揮各自綜合優勢，系統治理。一是注重各方面的合力朝著一個目標前進。如在總的反腐防腐體系設計上提出共產黨要接受來自四個方面的監督，即黨內監督，群眾監督，民主黨派監督，新聞輿論監督，并賦予監督的真正權力。在手段上堅持各種手段同時運用。如在蘇區時期，堅持黨的領導、輿論宣傳群眾、發動群眾多措并舉。在建國初的廉政風暴中，在打擊貪污浪費的同時，開展了整黨整風、鎮壓反革命、取締反動會道門、消滅黑勢力、禁毒滅娼、土改運動等。二是注重治理與腐敗相關的有關因素。如反貪污、反浪費的同時提出要勤儉節約，在中央蘇區時就主張“獎勵廉潔，禁絕貪污”；反腐敗的同時密切聯系群眾，如井岡山時期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由于反腐與倡廉相“雙管齊下”，使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好作風在蘇區蔚然成風，與國統區那種貪官污吏橫行、驕奢淫逸成風的腐朽風氣有了天壤之別，極大地調動了蘇區人民參軍支前生產納稅的積極性，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戰爭。三是始終注重把反腐倡廉建設同其他中心任務相結合。他一貫強調：“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同時開展其它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13]針對全國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他具體指出：開展“三反”斗爭，“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專做三反斗爭，而是和各項工作結合，…。”[14]在軍隊中，“三反”斗爭則是結合當時的軍隊整編進行的。毛澤東認為，孤立地進行整編工作，整編就會失去應有的意義，整編的內容就會殘缺不全。只有通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才能真正做好整編工作。“務必將整編和三反結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15]這些都體現了毛澤東把反腐敗斗爭與其他工作有機結合、合并推進的思想。四是十分重視反腐倡廉的治本效應。一方面通過開展一系列的黨內整風運動加強黨內民主與監督，同時還通過嚴肅黨紀并及時制定各種有關法規和條例進行事先預防和事后制裁，逐步對黨員和干部的權力形成約束機制，為公職人員廉潔自律創造了一種健康的社會環境。由于注重綜合治理，毛澤東領導的每一次反腐敗斗爭都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經濟效果。三反五反前，黨內外許多有識之士，目睹建國初期出現的腐敗浪潮，疑慮重重。通過三反五反，一個個豁然開朗。一位解放軍炊事班長說：過去看到個別干部貪污浪費，還以為是黨的政策變了，現在發現，不是黨的政策變了，而是我們隊伍里少數人思想變了。國民黨留用人員對共產黨大張旗鼓反腐敗，更是佩服之至，因痛恨國民黨腐敗毅然投誠的國民黨上將陶峙岳感嘆：“有了這一手，共產黨一定萬歲！”

誠然，社會主義在探索過程中難免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局限性。如對腐敗問題側重于強調階級原因，而對社會經濟和制度機制方面的原因認識不夠；反腐斗爭運動化，不能解決長久之計，且容易傷及好人，造成干部隊伍和社會無序化等，值得我們今天記取和改進。但瑕不掩瑜，誰也不能否定，毛澤東時代是我們黨的干部隊伍最清廉、風氣最好的時代。否則，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歷史將記住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實踐的偉大功績！

參考文獻：

[1]《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全文載1996年3月13日《大河文化報》

[2]《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4頁

[3]《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2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4頁

[5]《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53頁

[6]《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548頁

[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4頁

[8]《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59頁

[9] 毛澤東：《中國農業社會主義高潮按語》

[10]毛澤東：《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