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作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重要指示，強調“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習近平：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新華網2016年07月04日，來源：新華社）。而曾經唱得很響的“以廠為家”，伴隨公有制企業工人階級主人公責任感而生，一度成為國營集體企業的靈魂，其興衰歷程折射出國有企業的命運，也啟示著做大做優國有企業的路徑，更警示著當今國企改革的方向。故而發表系列感悟，此為第三篇。
“以廠為家”是職工與企業關系的特殊標志，傾注著職工對企業的一腔熱血，而激蕩在企改大潮中的憂國憂企漣漪，反映了工人階級竭盡全力支持改革不合理經營方式和規章制度，堅決與假借改革搞垮國企的蛀蟲斗爭，期盼企業發展興旺的責任感，而工人對企改每個階段自身地位權利變化的刻骨銘心感受，以及由此對改革效果的影響，促使人們反思國企改革的立場、方向和目的，從中汲取改革攻堅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力量。
“以廠為家”是職工在企改不同階段不同表達形式的晴雨表，反映了工人階級為此奮斗奉獻和付出的巨大犧牲，也折射出職工身份地位因企業性質改變的刻骨銘心感受。
1、 “放權讓利”的初衷，是為企業“放權”，為工廠“讓利”，結果卻扭曲為廠長個人的“權”“利”雙歸，工人“以廠為家”也因此失去動力，但工人們不僅以善意平和方式呼吁政府扭轉，而且以投身“雙增雙節”活動的實際行動書寫了“以廠為家”新篇章。眾所周知，企業改革起步于政府對企業放權讓利，擴大企業自主權，也收到了短期成效，職工經濟收入顯著提高。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計算，企改初期國有單位職工工資平均年增長幅度為改革開放前的6.3倍，可職工漲得多，廠長漲得更多，廠長們把“放權讓利”扭曲為自己“權”“利”的雙歸，不僅使改革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還使廠領導與工人的關系越來越對立。職工想起以前干群不僅工資差別不大，而且有著魚水情深的關系，改革之初不少工資高的老工人主動把調資指標讓給廠長，可短短幾年，廠領導就看不起工人，稍不隨意就破口大罵，動不動就扣工資獎金，而且在管理和技術上也越來越鄙視工人，拒絕工人參與技術革新，滋生了資本家老板的做派。工人由昔日的滿腔熱忱以廠為家變成了對利益分配不公的滿腔怒火，由參與技改和管理的積極主動變成了對廠領導貪占謀私不管企業死活的痛心疾首。然而，工人還是把廠子當作自己的家，積極投身增收節支、增效節能的“雙增雙節”活動，以提高經濟效益為目的，堅決與大手大腳、揮霍浪費和糟蹋原材料能源的行為作斗爭，踴躍參加合理化建議活動，推動企業把提高產品質量、推出適銷對路產品當作最大的增收，把提高技術進步，節約固定資產投資縮短工期、減少工程浪費當作最好的增效，通過職代會等形式監督企業節約非生產性開支，節約各級行政經費、企業管理費，書寫了“以廠為家”的新篇章。2、廠長負責制、廠長承包制的本意，是解決集體負責弊端、增加廠長的責任感，但演變為廠長獨斷專行的事實，消解了工人“以廠為家”的正能量，但工人們依然以落實職代會條例的極大熱情，推動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堅守主人公的“以廠為家”陣地。1982年、1986年全國職工狀況調查表明，企業廠長由上級領導任命、委派，實行負責制，職工滿意不滿意、干好干壞都得接受，出現“主人擔風險（企業辦不好，領不到工資），公仆有保險（企業辦垮了照樣當官或調走了事）”，而且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為子女安排好工種，在提干、晉級、住房分配等方面給子女和親屬以特殊的照顧，徹底改變了原有一心為廠的形象。從1985年起國營企業實行職工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的制度，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明文規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內年度責任目標的，經營者的個人收入可以高于職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事實上經營者的收入超過普通職工遠不止三倍；國家還規定應當采取公開招標辦法，通過競爭確定承包經營者，但實際上都是主管領導拍板，企業的承包基數和分成比例等指標也取決于政府發包部門和廠長的談判，而企業內部的承包也是廠長說了算，承包指標都是討價還價的結果，根本不存在完不成的情形。關鍵是廠子承包后，拼機器拼設備拼人力，不管資源浪費不浪費，恨不得把油水榨干。工人們不明白，以廠為家那個時代物資那么匱乏，工資那么低，卻都能為國家為工廠奉獻犧牲，可改革了，工資漲了，物質也豐富了，卻出現了“工人窮，廠長富，車間主任萬元戶，廠長掙錢沒有數”之類順口溜，工人中也有了盯著工資獎金和消極怠工現象，所以工人們就通過職代會實施最有效最權威的監督。人們熟知的《職代會條例》，實際上就是許多工廠行之有效民主管理實踐的歸納總結，而且在《職代會條例》頒布以后，職工們又創造出很多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監督企業領導正當經營管理和反對挖廠子墻角的方法經驗，也取得了顯著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期發生了河南工人階級1991年無私支援豫南特大水災的“1151工程”，即各地職工技協到災區扶持一個企業，開發一項新產品，解決5項技術難題，實現年增產值100萬元，各地能工巧匠、優秀工程技術人員由領導帶隊深入豫南20個縣市、行程3萬多公里，考察立項，進行技術攻關，解決技術難題206項、提供新技術115項，救活了一批企業，受援助企業新增產值1.23億元，其中河南新鄉市職工技協牽線協調的輝縣市援助的駐馬店地區化工總廠最引人注目，實現了產量、質量、穩定高產、優質低耗“四個突破”，被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稱作“寫在豫南大地上的詩篇”，工人技術扶貧人員毫無保留拿出絕技的勇氣，支援單位拿出具有商業秘密的配方、設備、圖紙的豁達，讓災區人民、受援單位真的看到了公有制企業的力量，真的感受到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引自李長春《寫在豫南大地上的詩篇》）。但必須承認的是，工人無論怎么以廠為家奉獻犧牲，無論怎么與自私自利鉆改革空子的行為斗爭，都最終沒有挽救廠長負責制尤其是工廠命運，其根本原因在于企業姓“誰”這個關鍵問題。而老工人李師傅以他們鋼廠為例則道出問題的本質：廠長承包以后想給大家發獎金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成了領導，廠長一承包每年拿幾十萬的獎金，工人一個月才一二百塊錢，廠子成了廠長的變相財產，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想怎么拿就怎么拿，工人喪失了主人公地位，不認為是在給自己的廠子干了，所以工人生氣，消極怠工，磨洋工。這與計劃經濟沒一點關系，他們把自己犯的錯誤強加到計劃經濟、工人頭上去了，資產階級就借著這個污蔑工人階級“大鍋飯、養懶漢”（知乎網，紀卓陽《為什么毛澤東時代工人的積極性很高？》，激流網s首發）。3、企業或賣破產或被兼并的改制，工人大量下崗，完全失去“以廠為家”的載體。20世紀90年代戰略性改組，包括主輔分離、內退、買斷、退養、退職、居家、下崗等，其中最重要內容就是“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當時叫做非常震撼的“砸三鐵”，配套手段是非常震驚的鐵心腸、鐵面孔、鐵手腕，老工人們至今不明白的是，“減員”了為什么沒有“增效”？更重要的是“十五大”報告的“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的核心再就業工程并沒有到位，據《中國統計年鑒》的資料，我國原有國有企業的職工1.1億人，1998年則為5200萬人，而集體企業職工原為4000萬人更是銳減為1000多萬，這減少的7000多萬公有制企業職工，一部分轉到非公有制企業，大部分人都下崗失業。可1999年春晚小品《打氣》，黃宏高喊“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很多下崗職工紛紛質問：如果一個多次上光榮榜被廠長器重的人才，真為國家著想，應該留下來幫企業度過難關，為什么要不管不顧國家和企業而主動下崗呢？為企業奉獻犧牲的職工和勞模都下了崗，只留下廠領導又怎么能“增效”呢？關鍵是“工人要替國家想”，廠領導是不是更應該替國家想？可實際上，這些廠領導一方面驅趕工人下崗，一方面卻把企業改制當作最后的晚餐，使出各種不擇手段侵吞瓜分國有資產，一時間刮起挖空心思、巧立名目的圈錢旋風，利益輸送，資本外逃，許多本來還能維持的企業，結果被故意掏空、整垮。一家針織廠老黨委書記常師傅說：共產黨的最高宗旨是消滅私有制，過去，工人真正是工廠的主人，現在工人淪為雇傭工人，紡織局局長原來是紗廠廠長把紗廠搞破產后，轉為私人，2600名工人成為雇傭工，供其榨取勞動剩余價值，工人哪還能以廠為家（知乎網，紀卓陽《為什么毛澤東時代工人的積極性很高？》，激流網s首發）？當年的私有化，如同毫無秩序的自助餐，誰有錢誰有權就能多撈，其惡果一直影響到今天，工業基礎，除了國家支持的軍工重型裝備制造，基本都完蛋了（本節下崗資料引自《關于當年的大下崗》，察網2018-01-18 ）。顯然，盡管企改的歷程（主要階段）說法不一，但在職工看來就是由集體說了算到廠長說了算，由廠子姓“公”變成姓“私”，工人從主人變為打工者，從“以廠為家”到“無家可歸”，不管此說是否準確，卻是職工對企改歷程的真實感受。
改革孕育了農民工，并取代傳統工人成為工人階級主體，既沒有主人公地位又缺乏當家作主經歷還帶著資本主義傳統勞資關系的印記，不僅使“以廠為家”黯然消失，而且引出關涉黨執政基礎牢固與否的重大問題。
1、農民工取代傳統工人成為工人階級主體。企業改制大批工人下崗，農民工卻快速發展壯大，形成了每年增加1000萬的民工潮。據有關統計，新世紀農民工群體總數在2～3億，其中進城農民工有1.4億。媒體最新報道，201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億人，其中本地農民工近1.2億人，比上年增加82萬人，增長0.7%；外出農民工1.7億人，比上年增加159萬人，增長0.9%（人社部：全國農民工總量近三億人，《 人民日報 》2020年06月05日 11 版），農民工事實上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主體。他們從放權讓利時期與傳統工人爭飯碗，逐步發展為與傳統工人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新一代農民工越來越同農業大生產相聯系，已經基本具備了無產階級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階級意識。據廣東省總工會調查，81.5%的農民工對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認同，對“自己在什么情況下才完全是一個工人”的問題，70%認為工資收入是衡量自己職業身份的首要條件。但不能忽視的是，大多數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沒有專業技能，只能從事最苦、最累、最臟的力氣活，安全和健康沒有保障，生活條件也極其惡劣，更嚴重的是勞動報酬低且工資常被拖欠。據有關方面統計，2003年中國全國死于工傷事故人數高達13.6萬人，農民工占到80%，全國職工患職業病超過50萬人，農民工就占到50%。而農民工只有6.7%有雙休日，22.3%的有1天休息日，56.3%沒有休息日；8小時工作制僅14.9%，8～10小時的38.5%、10～12小時29.5%、12小時以上15.5%。如此待遇、如此工作量，顯然與領導階級的地位相去甚遠，由此引發大量群體事件。一份研究資料顯示，1999年僅發生在深圳的大規模罷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沒有部門能準確統計出每年發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罷工起數，廣東省總工會提供的數據是每年一萬多起，僅2004年1至7月份廣東省勞動部門處理過的群體性突出事件達到540宗，涉及人數5.73萬人。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工人階級主體如此狀況，直接引發出關涉黨的執政基礎牢固與否的重大問題。2、農民工沒有真正走上工人階級的政治舞臺。農民工雖然在數量上成為工人階級主體，但與傳統工人不同，并沒有實現作為領導階級走向政治舞臺的思想飛躍，也沒有孕育擔負黨的階級基礎使命的政治自覺，這種理論上地位身份轉換與現實依舊定格原狀的巨大反差，來源于其固有的先天特性。農民工，成長于私企雇傭環境，具有私有企業傳統勞資關系的特征，既缺乏傳統工人的主人公經歷和當家作主的實踐，也沒有傳統工人的成長環境和素質培育，尤其是雇傭打工的身份，經常被拖欠血汗錢的境遇，隨時被攆走的威脅，決定了他們還不能作為領導階級走向政治舞臺，盡管他們背井離鄉很想像傳統工人那樣以廠為家，現實又不允許這種越位的奢想；盡管他們之中也有走向管理層甚至當選為地方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但只能是個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一項統計表明，各級勞動監察部門為勞動者追回的欠薪數目逐年上漲，從2002年的14.5億元開始，2003年幾乎翻番為27億元，2005年、2006年都達到58億元，這一看漲的成績單背后凸顯著農民工的真實境遇。農民工雖然也有為爭取基本權利和改善勞動待遇的維權意識，但由于天然的缺乏組織關心，這種維權基本都是自發性。深圳某臺灣鞋業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員經常體罰工人并克扣工資，結果引發3000多名工人參與的大罷工，工人在廠內砸玻璃、燒垃圾、吶喊示威，以示抗議。大連某日本獨資企業，由于工人工資水平過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資方不予理睬，于是，爆發有6000多人參加的罷工。不可否認，老一代農民工很羨慕公有制企業工人的揚眉吐氣，但新一代農民工看到姓“公”工人不斷加入到打工行列，反而表現出看熱鬧的味道，加之他們在農村還有家有地，依舊沒有跳出掙錢養家和在城市奮斗一套房子的圈子。所以，新老農民工都沒有感到自己已經成為領導階級，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更成為黨的執政基礎，勢必在取代傳統工人成為工人階級主體后思想和行動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還有不容忽視的是，農民工與大學生無產者化產生的新博弈。據教育部公報，2007年入學大學生567萬，應屆畢業生495萬，而2006年人事部調查數據，6成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很多大學生爭著去餐廳做服務員，跟農民工搶飯碗，許多企業在招聘時都有本科及以上的學歷要求。農民工所面臨的大學生搶飯碗的殘酷現實，大學生與實際上同屬工人階級陣營的農民工展開激烈的謀生競爭，而且正以自己的優勢占據上風，使農民工的危機感日益增強，也促進了工人階級隊伍的重大變化。工人階級這兩大群體頗像“以廠為家”年代工人與技術管理人員，他們能不能回到當年的關系成為企業發展乃至輝煌的支柱，關鍵在大氛圍和大環境，更在于黨組織引導的橋梁紐帶作用，所以這又成為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以廠為家”從時隱時現到幾乎淡出，職工主人公地位也淹沒在企改浪潮，所造成的與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和國家政體的工人階級領導地位背離，以及勞資矛盾日益加劇的現實，迫使人們重視“以廠為家”引出的重大理論話題。“以廠為家”是工人階級的高度政治自覺，其根本前提是工人能把工廠當作“家”，而私有企業自身就是以“家”形成的的經營單元，無論是原創還是轉化而成，都以私人發財和追求私利私欲為基本特征，具有排斥非“家”人行使主人權利的天性，亦即不容許打工者以廠為家，而其同“公”不可調和的絕對對立性，更使帶有“公”字印記的大公無私以廠為家難以存身。于是“以廠為家”就引出重大的理論問題，即已成為工人階級主體的農民工，理所當然是國家主人，在其工作的私企能不能行使主人的權力，該不該擁有當年工人階級以廠為家的地位？進而言之，隨著企業改制和私有企業的迅猛發展，企業幾乎都實行了私有化，工人階級幾乎都成了打工者，所造成的與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和國家政體的工人階級領導地位背離，勢必引出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工人階級，還是不是最先進的領導階級，還能不能當家作主，這些關系中國共產黨根本性質和國家工人階級領導政體的重大問題。社會上一些人認為，私企的主人是企業老板，農民工以及所有打工者是被雇傭，他們如果以廠為家就是越位，甚至侵權。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經濟關系、勞動關系和利益關系等方面發生新的變化，工人是干活的，是體力勞動者，工人在企業里是被管理的，不能也不可能體現出領導地位。然而，黨的幾代領導核心都毫無例外地明確了當代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曾強調，工人階級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同社會化的大生產相聯系，因此它的覺悟最高，紀律性最強，能在現時代的經濟進步和社會政治進步中起領導作用”（《鄧小平文選》，第2卷，136頁）。江澤民同志1990年1月25日在給石家莊第二印染廠全體職工的信中明確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所在，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旗幟鮮明指出“工人階級是主人翁，主人翁地位要體現出來”，并要求“通過工人階級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更為充分地發揮當家作主的能動作用”。這一切都表明，不管是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引發的經濟關系、勞動關系和利益關系巨大變化，還是工人階級隊伍及其勞動方式、內部結構呈現諸多新特點，不管是企業改制破產大量工人下崗和轉入非公企業，還是工人階級在企業身份地位的變化，黨中央都始終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始終維護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都始終認為工人階級的階級本質和歷史使命沒有改變，任何階級、階層都不能取代工人階級（資料源自工人階級 - 百度百科）。這就必然要求黨和國家立足黨的執政根基和國家政體的根本，極端重視失去“家”的傳統工人和本來就沒有“家”農民工。不僅要切實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指示，發揮職工主人公的巨大能動性，重新釋放當年工人階級“以廠為家”的激情，像當年依靠工人階級拼命拿下大油田，度過帝國主義封鎖卡脖的難關那樣，創造令資本主義企業羨慕驚嘆的輝煌，使國有企業“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更多的吸納廣大工人尤其是優秀的農民工，真正成為“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引自《習近平：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新華網2016年07月04日，來源：新華社），真正成為落實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基本陣地，黨的先進性和工人階級有力量的示范基地。更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企業發展到哪里、黨的建設就跟進到哪里、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就體現在哪里”的要求，堅持非公企業發展到哪里，黨組織就要建到哪里，使非公企業黨組織成為凝聚吸引團結非公企業職工、維護非公企業職工合法權益的戰斗堡壘，從根本上消除農民工等打工群體實際存在的“春風不度”現象，讓農民工感到“組織在身邊”，自覺“有事找組織”，感到“這里有組織”的力量，能夠融入企業，融入城市，實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追求，不再有受歧視的感覺，不再有找不到“家”的苦惱，用黨建工作的“魂”燃起農民工執著奮斗、創業奉獻希望之火，把黨建工作的“根”深深扎在農民工的泥土，全面擴大黨在新社會階層的影響力、鞏固黨在新形勢下執政的階級基礎、群眾基礎，從而推動農民工敢于像國有企業工人那樣挺起腰桿說話、挺起腰桿做事，能夠有“以廠為家”的用武之地，在黨組織帶領下走上民主管理的舞臺，真正擔當起領導階級實現中國夢的光榮使命。
結 語
“以廠為家”的足跡，見證了工人階級真實支持和參與企業改革的熱血激情，反映了企改大潮中工人階級的奮斗奉獻和犧牲，也表達了職工身份地位因企業性質改變而位移的刻骨銘心感受，映照出農民工取代傳統工人引發的工人階級主體巨大變化，更推出黨的階級基礎和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重大現實理論問題，急切呼喚黨和政府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增強非公企業黨組織凝聚力，鞏固和開辟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陣地，創造當年工人階級“以廠為家”的輝煌。《習近平：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新華網；宋方敏《我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不能變！——兼論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正確選擇與風險》，昆侖策；紀卓陽《為什么毛澤東時代工人的積極性很高？》，知乎網，激流網s首發；（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有修訂）【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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