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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從一些不廣為人知的細節(jié)領略毛主席的眼光——胡耀邦與反右派運動

點擊：作者：胡新民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fā)布時間:2020-12-01 08: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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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胡耀邦當年的秘書撰文回憶胡耀邦的事跡。其中涉及到1957年“反右”的內容時，文章寫道：

“1957年團中央反右時，耀邦不在，他到國外出訪，是另一個領導主持的。胡耀邦當時就不贊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無能為力。他保護了不少人，包括《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張黎群、鐘沛璋和陳模，他都盡力保護。”

“我沒聽過耀邦對“反右”的直接評價。但他說過，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還應該起用。”
（http://book.people.com.cn/n/2012/0807/c69360-18683817.html）

這個內容有符合歷史事實的一面，但是不夠全面。符合歷史的一面是“不贊成抓那么多右派”，即在客觀上反對了“擴大化”；不符合歷史的一面是回避了胡耀邦對反右斗爭必要性的肯定。當然，作者沒有“聽過”，也算是是情有可原。同時說明他這位秘書對胡耀邦了解得還不夠全面。

關于反右派斗爭（或者“反右運動”）。這幾十年來，多多少少已經被污名化了。本質上，這是新中國第一場反對“顏色革命”的斗爭。

中共中央1981年6月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于1957年反右派斗爭，作出如下結論：

“一九五七年的經濟工作，由于認真執(zhí)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fā)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fā)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關于反右的必要性和難以避免的擴大化問題，中共中央黨史黨史辦公室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關于1957年反右派斗爭部分，敘述了當時一小部分人在國際國內政治氣候影響下，“以至發(fā)生極少數人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因此，“對反社會主義的傾向進行反擊和斗爭，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地推進社會主義事業(yè)。”關于反右的嚴重擴大化，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也是難于避免的。”（見該書第460頁）

國際上幾乎所有知名的研究毛澤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專家學者，都客觀地評價了中國1957年反右派斗爭。例如，國際著名的研究毛澤東專家，美國學者施拉姆在其《毛澤東》一書中指出：

“毛的希望落空了，評論者沒有滿足于評論個別的弊病，而是對整個制度的基本原則——共產黨權力的獨占——提出了疑問。毛于是強調他公式的另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國出現匈牙利那樣的暴亂”。“1957年初開始進行的‘整風運動’原是針對黨和國家干部中的官僚主義傾向的，后來就轉為反對‘右派分子’的激烈運動了。”（見該書第254-255頁紅旗出版社 1986年）

“匈牙利那樣的暴亂”是當時的一個國際背景。那些后來被劃為右派的大人物中，其言論中就有對中國也會發(fā)生“匈牙利那樣的暴亂”的預料。而這種情況使對岸的蔣介石集團加快了“反攻大陸”的動作。

“臺灣國民黨人受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鼓舞，‘反攻大陸’的宣傳和準備在1957年進一步升溫。蔣介石本人及其他高級將領不斷發(fā)表‘反攻大陸’的言論，國民黨軍隊也加緊進行兩棲作戰(zhàn)和空降襲擊的訓練。1月，國民黨飛機竟然飛到北京和其他11個城市上空投散宣傳品，號召大陸人民起來造共產黨的反。美國則開始在臺灣建造可供B52轟炸機起降的大型機場。更有甚者，3月6日，美臺就在臺灣部署中程導彈斗牛士導彈達成協(xié)定，5月6日雙方就此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報刊文章透露，這種導彈既可以攜帶常規(guī)彈頭，也可以攜帶核彈頭，‘而其實際效用主要在于可以攜帶核彈頭’。文章沒有披露，核彈頭是否運到了臺灣，但推測說，核彈頭‘或許已與美軍一起駐在臺灣，或許儲存在附近的海軍或空軍基地，一旦開戰(zhàn)，即可運往臺灣’。”

“1957年9月，蔣介石提出了由美國軍事顧問訓練空降部隊和在大陸降落，以便組織游擊活動和抵抗運動的計劃。此后，蔣介石又向美國提出更具體的要求。”（陶文釗：《中美關系史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62頁）

當時，有些活躍分子已經發(fā)出了類似“共產黨比國民黨還要黑暗”、“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制度”的言論。有些地方發(fā)生圍攻地方政府的行為，大學生的“請愿”活動逐漸形成規(guī)模。不過，絕大多數人民群眾還是沉默以對。

作為當時擔任團中央負責人的胡耀邦，和黨中央、沉默的大多數的認識是一致的，這是無可置疑的。所以，他只是“不贊成抓那么多右派”。

值得贊許的是，胡耀邦對黨中央方針政策理解是比較到位的。對黨中央劃分右派的標準及其處理原則的掌握也是比較到位的。這也是為什么他在處理右派分子時，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原因。

1957年6月黨中央開始號召沉默的大多數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右派分子的進攻頃刻土崩瓦解。從頭面人物到各個地方的小角色，都紛紛深刻檢討，爭取過關。（在這個階段，由于“公報私仇”等等原因，許多單位沒有按照中央規(guī)定的標準，因而造成許多錯劃，在此不贅）。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講話，主要內容是，干部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tài)在人民中間出現，要使普通勞動者在我們面前感到平等。我們現在的知識不夠，辦法就是要認真學習。自然科學要學習，還要學習社會科學，學習技術科學，文學也要學習一點。重心要轉到技術革命，要革地球的命。要搞技術，搞工業(yè)、農業(yè)技術，要來一個革命。在談到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時，提出來各部門、各地方要召開右派分子大會，幫助他們改變過來，不變的不強迫。要有處分，但要留一條路讓他們走，使他們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等等。

胡耀邦是最先召開這樣的會議的。

1958年3月2日，毛澤東批轉團中央的簡報（這也是毛澤東唯一的一次有關處理右派分子的批示）。該簡報有這樣的內容：

“團中央機關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別召開兩次右派分子會議。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兩次會議上都講了話。指出他們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是從根本上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是大是大非問題。但是，只要能真正低頭認罪，決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還向他們宣讀了中央關于處理右派分子的六條辦法，說明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指出他們只要愿意悔改，黨對他們采取寬大的政策，可以一不按反革命處理，二不剝奪公民權，三大部分不開除公職，給飯吃，給工作做，而且組織上還準備誠懇地幫助他們改造，鼓勵他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兩次會議的效果都很好。”

胡耀邦對毛澤東講話的正確理解，是使這個會議開得成功并后來取得良好效果的根本原因。當這七十多位右派分子整好行裝，即將去全國著名勞動模范李順達的故鄉(xiāng)——山西平順縣接受考驗的時候，胡耀邦對他們作了近兩個小時的講話。他說：

“我要給你們講兩點：第一，你們所犯錯誤的性質十分嚴重；第二，你們的前途十分光明。”“你們都還年輕，有文化、有能力，過去都為黨為青年團做了許多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我深信，你們下到農村后，必定會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為改天換地建立新的業(yè)績，在將來的某一天，你們還有可能重新回到黨的懷抱……”

這些同志去了平順后，都沒有辜負胡耀邦的殷切期待。只兩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溝溝里的村干部和老鄉(xiāng)，還把許多人評為模范干部，他們都婉言謝絕，說他們是下來鍛煉的，不參加當地干部、社員的評比。他們回到了團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陳模、鐘沛璋回到了《中國青年報》，雖然沒有恢復副總編，但都當上了青年活動部和知識部的副主任，不僅讓他們編稿、發(fā)稿，還可以照樣撰寫評論和社論。（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新華出版社 1998年第6-7頁）

當然，全國很多右派分子并沒有受到這樣的對待。特別是被送到到一些偏遠農場勞動和工廠勞動教養(yǎng)的右派分子。順便提一下，不愿意去勞動教養(yǎng)的，可以選擇自謀出路，而自謀出路就不能保留公職了。在1961年10月舉行的全國改造右派分子工作會議上，重點批評了“寧‘左’勿右”不講政策，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把右派分子單純當作勞動力來使用的現象。比如，剝奪他們的公民權、不發(fā)或者少發(fā)他們的工資、家庭有困難的不給于補助，等等。有的地方違法亂紀，造成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其中特別批評了甘肅省酒泉的夾邊溝。因為這個農場的死亡率，據全國同類農場之最，遠超同類農場平均死亡率的若干倍。其原因是這些地方嚴重違反政策，對右派分子體罰、打罵、扣飯所致。會議決定加強領導，各地都要設立領導小組和辦公室。主要工作還是正確貫徹中央政策并進行監(jiān)督執(zhí)行。據當時統(tǒng)計，右派分子在改造中表現好的和比較好的占80%以上，會議提出今后應該多摘一些帽。已經摘帽的表現好的占95%。因此，對摘帽的的安排工作要盡可能發(fā)揮他們的長處。“黨外民主人士，可以巧立名目，將他們養(yǎng)起來”，等等。

在毛澤東1958年1月講話一年半以后，1959年8月，毛澤東給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寫信，建議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認為這樣做“對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將大有作用，他們會感到確有前途。”

根據毛澤東的這個建議，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開始分批進行。到1964年，大部分已經摘去帽子。摘去帽子的一般都恢復了原來的工作或者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總的來說，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大批的人確實處理得不適當，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特別是那些直到1978年才摘帽的人。

1977年下半年，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提出要解決過去審查干部的遺留問題，其中包括1957年反右時的遺留問題。據有關資料，當時還有約10萬人依然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1977年12月開始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非常關注，多次批示指出：這是一件關系到國家政治生活的大事，一定要解決好。

胡耀邦上任之初就強調“應當真正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右派）”。1978年春，在談到被錯劃成右派的人改正錯劃的問題時，胡耀邦特別強調：要以1957年10月15日中央的《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為準。這樣就把反右的必要性和擴大化的錯誤明確區(qū)別開來。

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指出：

“一九五七年，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是當時有些地方工作做得比較粗糙，有擴大化的問題，對一些人的定性處理確實不適當，例如，把一些并非反黨反社會主義，只是給領導人提意見、向黨交心和反映農村實際情況的好同志，也錯劃成了右派。毛主席在世的時候就曾經多次提出，對真正搞錯了的人要改正過來。由于種種原因，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沒有實現。黨中央和華主席很重視這個問題，今年發(fā)了一個十一號文件，最近又發(fā)了一個五十五號文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實黨的政策，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對于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還有一條，凡是劃錯了的黨員，沒有發(fā)現新的重大問題，應恢復黨籍;是團員的，應撤銷開除團籍的處分。對中央的這兩個重要文件，一定要認真貫徹執(zhí)行。”

1978年11月16日，黨中央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11月1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這篇社論是經過胡耀邦親筆修改的。這篇社論引用了毛澤東的話：

（對于反右）“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

（對于右派分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些原則，對他們還是適用。”

這篇社論指出：

“對于確屬錯劃為右派的人，盡管事隔多年，也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是我黨的一貫方針。一九五七年，毛主席、黨中央曾明確規(guī)定了應劃和不應劃右派分子的標準。”

“現在我們處理這個問題，仍應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規(guī)定為依據，凡符合劃右派標準而定為右派的，是摘掉他們右派帽子的問題，不是改正的問題；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1980年5月8日，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向中共中央報送《關于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此報告共分三部分：一是提出全國代表性較大的民主黨派、上層愛國人士中，被劃右派分子的27人中有22人屬于錯劃，提請各民主黨派中央復查。二是認為“章羅同盟”在組織上應肯定其不存在的，但他們互相呼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是一致的。三是準備召開一次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就二十七名上層愛國人士的右派復查意見，進行協(xié)商，取得一致；并著重講講1957年反右派的必要性，以統(tǒng)一認識。

后來正式確定不予改正的五位右派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和陳仁炳。中共中央在6月11日的批示中專門提到章伯鈞和羅隆基，指出：

“對于維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應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等人），我們也要全面地歷史地看待他們。他們中的有些人同我們黨有過合作的歷史，對人民做過一些好事，對這一點也應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因為他們在一九五七年犯了嚴重錯誤，就把他們一概否定。”

順便提一下，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報道：

“對維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確評價了他們的歷史功過，恢復了政治權利，適當安置了工作和生活。”
（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5708/65722/4444594.html。）

很巧的是，這個數字與毛澤東1957年6月29日估計的全國右派數字4000人左右相當接近。

據統(tǒng)計，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有55萬多。在《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發(fā)表后，幾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要求改正。他們紛紛強調自己一直都是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的。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認為：如果要一個一個地甄別，估計十年都搞不完。權衡利弊，只好一風吹了。用“文革”前擔任統(tǒng)戰(zhàn)部長16年之久，此時擔任統(tǒng)戰(zhàn)部顧問的李維漢的話來說是“從寬處理”。但不可忽視的是，一風吹以后，在那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中，有些人開始否認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這些人中有的成為了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主要人物，其言論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一風吹以后，黨內外一直有質疑反右正確性的聲音：為什么改正率高達99%？

這種“從寬處理”是建立在那些“右派分子”實際上是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的，不過是由于“擴大化”而把他們錯誤地劃成了右派分子這個基礎之上的。因此，按照這個邏輯，這些人在被改正后的正確態(tài)度應該是，繼續(xù)擁護當年的反右派斗爭，而不是否認這場斗爭的正確性和必要性，進而造成對這場斗爭的質疑、甚至否認。這種質疑甚至否認，應該是胡耀邦本人根本沒有預料到的。

針對已經冒頭的質疑聲音，1980年6月11日，中央發(fā)出《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指出：

“應當指出，一段時間以來，黨內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對反右派斗爭持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這是錯誤的。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應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當時確實存在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的嚴重事實，我們堅決給以反擊，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不進行反擊，不取得這場斗爭的勝利，全國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亂，我們就不可能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xù)前進。”

“中央認為，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的必要性，同時指出在反右派斗爭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并堅決加以改正，目的是為著團結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當前，屬于錯劃、得到改正的黨內外同志，絕大多數人表現是好的。但也有極少數同志還存在一些思想問題，有的甚至發(fā)表一些錯誤言論。這雖不是什么大事，但對團結一致向前看是不利的。有關黨組織應對他們個別地進行耐心細致的教育工作。”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對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作出了科學的、公正的結論。在此次全會上當選為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說，“統(tǒng)一思想還要一年的工作。”

然而，將近40年過去了，某些人或者說“極少數人”始終拒絕把思想統(tǒng)一到這個決議上來。這種人雖然在數量上不多，但能量很大。其中，能將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污名化到今天這種地步，就是一個明證。前些年有人竟然把“黨是領導一切的”斥之為“文革語言”，不遺余力地鼓吹所謂的“憲政”，這實際上都是1957年右派分子（非錯劃）言論的翻版。

有位歷史教授認為1956年至1957年是中國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點，結果是“在中國，1956年春光灑滿大地。1957年陰霾籠罩天空。在那個風云變幻的年代，國人曾寄予無限希望，而中共領導人雖經歷思考，最終卻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選擇。”（沈志華著：《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 1956-1957年的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一頁）

筆者確實不明白這位教授所指的“國人”是哪些人。2004年，當年一位親身參加過國家高教部反右派斗爭的工作人員發(fā)表了一篇回憶錄，反映了這個轉折過程中普通工作人員的心情和態(tài)度：

“部內大多數共產黨員每天目睹耳聞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不能不深感氣憤。紛紛磨拳擦掌等待出擊，可就遲遲不見黨中央發(fā)出反擊的信號。這種烏煙瘴氣的局面持續(xù)了20多天，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終于發(fā)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號召廣大黨員、干部、工人向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發(fā)起反擊。據我觀察高教部辦公廳多數同志對此發(fā)自內心的擁護。我這時也好像從憋悶多時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氣。”（《新中國往事風雨歷程》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1年第2-3頁）

在這里不妨引用一句中國國民黨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動家何香凝女士的話來“注釋”一下，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