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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耘：從辯證唯物主義到老鼠哲學、庸俗哲學與唯心主義形而上學

點擊：作者：謝耘來源：觀察者網發布時間:2020-11-30 10:14:29

自2012年的暑期，我給當時供職的公司舉辦的項目經理培訓班，做了一次五個小時的講座：“從哲學的角度看管理”后（詳見“從哲學的角度看管理”連載，微信公眾號“慧影Cydow”，2016年4月18日），便幾乎在每一次的講座培訓中會講辯證唯物主義的內容。這并非是源于信仰或意識形態的偏好，實在是因為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我就沒有辦法講清楚如何分析復雜問題的本質，以及如何去處理那些復雜問題。辯證唯物主義也是我自己在多年工作中能夠取得一些成績的根本因素之一。

辯證唯物主義曾經是新中國意識形態的最核心部分。記得在描寫大慶石油開發的影片《創業》中，有一個石油工人們夜讀《矛盾論》與《實踐論》的鏡頭。

電影《創業》中石油工人們夜讀《矛盾論》

這個場面在今天看起來可能相當可笑。《矛盾論》與《實踐論》與開采石油有半毛錢的關系嗎？這些年來，雖然學校里依然在教授辯證唯物主義，但是在社會生活中它顯然已經走向邊緣化了。這也是我不得不越界反復去講它的一個原因。

辯證唯物主義在主流意識形態中讓出了空間，必然有其它的哲學過來填充。

一、價值觀：老鼠哲學爬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我曾經按照現代科學的思路，給價值觀做了一個“可觀察與測量”的定義：“一個人，在他認為的關鍵時刻或重大關頭，對未來做出選擇的時候，所遵循的那些一貫不變的原則，就是一個人的根本或核心價值觀。”（詳見《成長—從校園到職場》第13頁，謝耘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茍且偷生、屈事權貴、投機鉆營的老鼠哲學價值觀，在社會上被公開宣揚的開端或許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當時有一位后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所謂“異見人士”說過一句非常直白的名言，大意是：中國之所以落后就是因為沒有完全成為西方的殖民地，中國要想發展起來需要做西方300年的殖民地才行；1988年播出的電視政論片《河殤》則把這種赤裸的直白做了精美的“文化”、“學術”包裝，引來了從上到下眾多人的叫好與吹捧。這些完全無視基本的世界歷史真實的論調，是發自于內心深處的、在強權淫威面前的自我作賤。后來，這種老鼠哲學的價值觀逐步從崇拜西方、熱衷于社會政治的一些“精英”群體漫延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

跪拜權勢、溜須拍馬、假公濟私、偷梁換柱等等做法，被包裝成了“成功學”的秘籍而流行于市。沁透了封建腐朽毒素的血統論被從歷史的垃圾堆里翻了出來，“X二代”的說法在新世紀開始流行于網絡之上。甚至發展到了堂而皇之地用血統論的觀點信誓旦旦地來“分析”信仰馬列主義的政黨的走向。老鼠哲學的流行讓一些人的價值觀萎靡到了還不如兩千二百年前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長工陳勝與農民吳廣。

網羅關系、尋伺機會、狐假虎威取代了腳踏實地、艱苦努力、自強不息，被推崇為成就人生的關鍵。新中國工業戰線的旗幟鐵人王進喜當年的豪言壯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名言已經是日益飄渺的歷史回響，把一切不如意都歸咎于外部因素成為了張口即來的堂皇說辭；而“愚公移山”幾乎無人還會提及，因為那實在是“愚不可及”。

在價值觀的顛覆過程中，如《河殤》那樣“挖掘”歷史的“真相”常常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到了新世紀，美國發明家愛迪生也不幸成為了被“挖掘”的對象之一。在本世紀初的中文網絡上，他那句在世界上流傳了近百年、鼓舞激勵了無數人去不懈奮斗的名言：“天才就是1%的靈感加上99%的汗水”，由題為《中國教材為什么要篡改愛迪生和愛因斯坦的名言？》的一篇無從考證作者與出處的網文，“挖掘”出了“新的驚人真相”。

該網文寫道：“首先，我要嚴重抗議教育部屢次篡改愛迪生的那句關于‘天才’的名言——我們都以為是‘天才那就是1%的靈感加上99%的汗水’。當然，這句話本身并沒有被偷梁換柱，但教材偏偏每次都漏掉后面那關鍵的一句話：‘但那1%的靈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沒有后面的這句話，全句的意義就完全改變了。愛迪生當然是個天才，他也是相信天才的（他曾經多次把福特叫做‘天才’）；他對天才持一種‘有條件的承認’的態度，即天才是最重要的，但天才也需要努力。愛迪生承認努力，但他歸根結底更重視靈感。而中國的教材上從來只有這第一句，這等于全面否定靈感的意義。”

隨后，愛迪生的名言“還有你不知道的后半句”便成了一個重要“發現”而被眾多的名流與草根一起廣為流傳。

事實上，我與境外的朋友在境外的英文網站上都根本查不到那所謂的后半句話。雖然有多個網友認真考證過這件事情（考證之一見https://www.douban.com/note/134288386/），指出所謂的后半句話是國內有人偽造的，源頭就是上面那篇文章。但是時至今日，如果你在中文網站上搜索愛迪生的原話，你會發現搜索出來的結果，絕大多數是告訴你愛迪生這句名言還有類似這樣的后半句，并且聲稱是中國人故意刪去了這后半句，歪曲愛迪生的原意以達到別的目的。

而事實是，那偽造的后半句話才歪曲了愛迪生的原意，散布著一種扭曲的價值觀，而且影響頗廣。

“真相”顛覆價值觀：

網友“貢臨淵”針對強加于愛迪生的那個謊言畫了一個暴漫

老鼠哲學鼠目寸光的價值觀看到的自然是一個老鼠的世界，價值觀的改變必然導致世界觀的不同。

二、世界觀：庸俗哲學成為尖銳對立思潮的共同基礎

當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逐步接受了新中國后，改革開放使得大批精英有機會跨出國門親眼目睹西方世界。現實強烈的對比引發了內心天平的傾覆。一個不用學雷鋒的世界，怎么做到如此“和諧”、“美好”的？

很快就有人在西方社會“發現”了“驚人的真相”：當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利益奮斗時，彼此就會互相制衡。在這種情況下，無需提倡什么虛無縹緲的先人后己的高尚情操，每個人的利益自然就都會得到了最好的滿足，社會隨之便會達到一個均衡和諧美好的狀態。“雷鋒精神”那是完全違背人性的，只會讓社會變得更加虛偽，《紅燈記》中日本鬼子鳩山諄諄教導共產黨員李玉和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才是人類社會顛覆不破的永恒真理。

現代京劇《紅燈記》中鳩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在這種庸俗哲學世界觀的指導下，歷史的“真相”，特別是那些曾經的英雄模范偉人們的“真相”不斷地被“發現”，不斷地被“重新解讀”。原來世界上一切人不過都是在追逐自己的利益，區別只在于偽裝技巧的高下，哪有什么先人后己舍己為人？國家之間也不過是如此。“沒有永恒的友誼，只有永恒的利益”，哪來的什么國際主義互相尊重共同發展？能巧取豪奪而不為那是愚蠢，而一切成功都萬萬離不開陰謀詭計。各種陰謀論的“真相”不斷地被炮制出來，一個“真相”被證明荒謬之后，另外一個新版本的“真相”便會出現，不同版本背后不變的是你不知道的陰謀詭計及永恒的利益追求。

在90年代末，一個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朋友曾充滿自信地對我說：“人與人之間無非是互相利用而已。”這種庸俗哲學的世界觀，無非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翻版。而從科技到政治幾乎所有領域的不斷商業化，讓工商管理幾乎成為了所有人的必修課。庸俗哲學世界觀也在商業理念的助力下不斷開拓出新的領地。不以利益追求為直接目的行為，成為了被時代唾棄的迂腐，以至于慈善都變成了牟利的遮羞布。其實即使在工商領域里，有眾多開創性杰出的工作也不是急功近利的產物，而是超越了利益追求的結果（詳見“創新的真相”連載，微信公眾號“慧影Cydow”，2020年3月11日）。人與人之間果真只是互相利用的話，人是否會變得禽獸不如？人類又拿什么來承載“文明”二字呢？

用利益來解釋一切，把利益當作最高準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左、右、西化、傳統等不同尖銳對立思潮世界觀的共同基礎。持有這種世界觀的不同思潮之間的區別只是在于它們看世界時站在了彼此不同的利益角度。這種庸俗哲學的世界觀也成為了近年來民粹思潮興起的一個重要推手，并且與老鼠哲學一樣也是“重新發現歷史”過程中的參照系之一。在這個參照系下，有人將舉世公認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領袖毛澤東“重新解讀”成為了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被民粹思潮歪曲成了自己的一面旗幟。

隨著1976年偉人的離去，對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那一代領導人到底靠什么挽救了中華民族，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奇跡，不斷有了“新的解讀”。這些“新的解讀”幾乎都是庸俗哲學利益至上準則與陰謀詭計邏輯的產物。

庸俗到了低俗的“解讀”，是把毛澤東，進而把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解讀為搞陰謀詭計、玩弄權術的高手，為了個人的私欲靠此竊取了江山；斯文一點的“認知”則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為參照，說那不過是兩黨之爭，共產黨贏了那一輪而已。言外之意，國共兩黨恰如美國的“象”與“驢”，彼此彼此半斤八兩誰也不比誰更高尚。至于共產黨如何贏了那一輪，則是因為它聰明地迎合了當時大眾的訴求，“得民心者的天下”嘛，與現在西方政治游戲中各政黨為了獲取執政權力而巧舌如簧地取悅于選民并無二致。

歷史的真實，會不斷地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時代變換所消磨，以至于有一天面目全非而走完一個輪回。

《環球時報》在2011年12月8日刊登了學者摩羅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知識分子不能脫離底層》。在文章中摩羅寫道：“魯迅對于阿Q想擁有一張寧式床的愿望，是那樣的鄙夷，予以激烈的嘲諷……費孝通從沒責備過阿Q想要一張寧式床的愿望。相反，他用一生的時間和精力，幫助阿Q擁有一張寧式床；而毛澤東是將所有的阿Q組織起來，讓他們擁有比寧式床更多的東西。”這段話極為形象地揭示了當年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本質。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那一代共產黨人，不是因為迎合了民眾、利用了民眾而奪取了政權。他們是喚醒了民眾，團結了民眾，提升了民眾，用馬列主義武裝了民眾。因此，他們才能從弱小不斷地走向強大，創造了持續至今的人類歷史上驚人的奇跡。這遠不是利益驅動機制可以解釋、更不是利益驅動機制可以做到的。

這種用馬列主義對民眾的武裝與提升集中表現在了人民軍隊的身上。這支以舊軍隊與中國底層農民為基礎的隊伍，在共產黨的教育、改造與帶領下，成為了人類歷史上幾乎絕無僅有的一支異常堅定地以道義為旗幟的人民子弟兵。當年，這支隊伍擁有堅定的信仰，它最基層的成員都清楚在為什么而戰。那不是兄弟情誼，不是家族恩仇，不是個人功名，而是人間正義；在堅定的信仰下它形成了迥異于舊軍隊的全新面貌與作風：官兵平等，軍事民主，優待俘虜，秋毫無犯，眾志成城，勇往直前。在幾十年的征戰中，它不僅用劣勢裝備在軍事上抗擊了最殘暴與強大的敵人，更以對道義毫不動搖的堅守在精神信仰上壓倒甚至征服了他們。

被俘后加入八路軍的小林覺澄在2015年“9.3”閱兵的觀禮臺上

1952年志愿軍在朝鮮舉辦了戰俘營奧運會

當今天，無數人在網絡上叫嚷人民軍隊要有“血性”時，那不過是在用從好萊塢那里學到的庸俗哲學的世界觀，去曲解人民軍隊為正義而戰的光榮而輝煌的歷程。更有許多編劇導演，用自己陰暗的價值觀與庸俗的世界觀，讓一些稱兄道弟的幫派、粗俗魯莽的團伙、狹隘蒙昧的散勇，披上了人民軍隊的服飾，加上胡編濫造的情節炮制出大量的“藝術作品”，如《集結號》與《金剛川》，假人民軍隊的名義兜售私貨。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一位在某高校工作的長者曾經給我講述過其入黨的經歷。她來自一個舊中國的底層家庭，共產黨的勝利徹底改變了她一家的命運，所以她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她在遼寧某大學讀書期間積極要求入黨。在她申請入黨的過程中，她所在的黨支部反復幫助她提高認識，告訴她共產黨不是建立在個人恩仇、利益交換基礎上的幫派，而是由為了惠及天下的崇高理想走到一起來的人構成的先鋒隊；組織要求她要超越狹隘的個人報恩思想，建立起堅定的革命理想與信念。直到清晰地理解并接受了這一切后，她才得以成為了這個組織的一員。

這就是50年代初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的時候，一個高校基層黨支部的思想境界與精神面貌。

新中國的締造者們曾經的努力，不僅僅來源于馬列主義信仰，也與中華文明的核心一脈相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是高擎我們這個文明之火的領路人們始終不變的擔當。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與核心，利益訴求的滿足，當然是一個社會要實現的主要核心的功能。但是，如果社會成員滿眼只有利益，它與動物世界還有本質性的差異嗎？這樣的社會又將走向何方？

西方現代政治體系就是建立在庸俗哲學以利益為最高原則的基礎之上。每一次大選，候選人都使出渾身的解數去迎合最多選民的利益訴求。這成為了西方最引以為自豪的“普世價值”。但是進入到新世紀后，西方有識之士已經痛感這種做法給西方社會帶來的深層危機。

在2017年的夏天，我應邀作為主講嘉賓之一參加了一個東西方經濟文化高端論壇。英國前首相卡梅倫與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也到會發言參與討論。

在他們兩個人的發言中，都明確地談到了西方大選制度給西方帶來的深層危機。這種危機便是因為一味迎合民眾的口味，西方的政治家無暇也無力為社會的長遠發展制定規劃采取行動。薩科齊以法國人特有的坦率在講話中多次直言：“我們已經到了必須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時候了。”特朗普在美國的當選與其任期四年內的所作所為，以及在2020年美國大選還沒有正式宣布最后結果，特朗普一再聲稱是自己贏得了大選的時候，西方主要國家的首腦就紛紛祝賀拜登當選，英國首相甚至在議會上已經稱特朗普為“前總統”，無不是在給這種西方政治體制危機寫下生動的注解。

回望歷史，中華文明五千年始終以道義而非利益為自己的立足之本。“中華文明語境中的道義，是超越個人與種族等，而在人類文明本質意義上的真理與正義。道義，是中華文明千年不變的信仰；道義，是中華文明滄海桑田歷程中即使陷入絕地也絕不放棄的至上準則。我們用道義駕馭利益，我們用道義統領計謀，我們用道義感化天下，我們用道義校準航向。中華民族每一次的繁榮富強，皆與‘神明’無關，都是依靠自己的辛勤勞作，而非借助對外的殖民掠奪，因為那與道義不容（詳見‘走向世界的中國：從任人宰割到重塑世界’，微信公眾號‘慧影Cydow’2019年9月24日）”。

失去了道義的約束與牽引，“文明”必然滑入野蠻的深淵。在當代社會生活中，老鼠哲學的價值觀在利益至上加陰謀詭計的庸俗哲學世界觀的“加持”下，其終極產物就是那些“金融碩鼠”，他們用基于龐氏騙局設計出花樣繁多的“金融創新”去巧取豪奪，進而去實現控制社會的目標。

立足于利益之上的庸俗哲學采用的自然是與其相容的認識論與方法論。

三、認識論與方法論：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大行其道

在2001年我進入企業管理高層后不久就聽到同事們講，一個企業成功的前三位要素是“一命二運三風水”，沒有我們以前認為很關鍵的團結奮斗等等。這個說法當年好像是由臺灣的“精英朋友們”傳授給大陸同仁的。剛聽到這個說法時我以為大家就是開玩笑說說而已，畢竟我們都是受辯證唯物主義教育長大的。后來發現這些曾經在共和國大地上消失了的唯心迷信持續地蔓延開來。不僅傳統的迷信被抬出來打扮一新，新的迷信也不斷被創造出來，甚至還有海外“原裝進口貨”。在許多高層建筑中，不僅以“四”結尾的樓層不見了，十三層也消失了。開始這種做法主要發生在南方，如今在共和國的首都這個政治中心，這種因迷信忌諱而有意的缺失樓層現象也并不罕見。

曾經，中國腐朽的“精英”與權貴階層用兩千多年前的“大儒”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來愚弄底層百姓，要他們識相認命，不要去徒勞地改變這個世界的現存秩序。當年的共產黨則告訴勞工們，“工”與“人”疊在一起就是“天”，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沖破牢籠。一時間悲壯的國際歌聲響徹中國大地，“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隨著國家的富強，當辯證唯物主義激發的改天換地的豪邁漸漸淹沒在了燈紅酒綠的愜意之中后，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從冬眠中蘇醒。荒謬無稽的迷信僅僅是其低俗的表現形態，其所擁有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不斷在各個領域內生根開花。

主觀意愿成為了行動的準則。沒有什么事情是用權力做不到的，如果有就搬更大的權力；沒有什么事情是用金錢做不到的，如果有就砸更多的金錢。如果權力擁有了金錢，金錢攫取了權力，那就更加所向無敵，你就成為了世俗界的上帝。這似乎成為了很多“精英”內心的信念。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被當成了可以任由權力與金錢扭曲、蹂躪與驅使的奴仆。掌握了權力與金錢便可以巧舌如簧地蠱惑人心、肆意妄為地踐踏規律。這種唯心主義的認識論進一步助長了庸俗哲學追求的私欲的惡性膨脹。

2019年在上海參加一個人工智能發展的研討會中午吃飯時，一位政府工作人員聊天時告訴我，他曾經前往參加了上海附近一個巨型企業的老大在其自己的地盤上組織的內部小型社交活動，有幸親眼目睹其本尊。他感慨道：“參加活動的年輕女性，每人領到幾十萬的‘紅包’。看那個場面，他就是一個皇帝。”他心中期望的領地，似乎遠不是他自己的那個商業帝國。

主觀想象成為了“認識”這個世界的手段。實踐出真知被主觀臆斷所取代，用個人臆想將有限的事實編織成天花亂墜的故事的做法成為了一種標準的行為模式。人生“成功”的標志就是只管指手畫腳出“思想”而無需親自動手去勞作；還要親自動手實踐勞作的人，都是初級菜鳥與無能小白——“牛人只動口，土人才動手”。

我曾經遇到過一個極端奇葩的“牛人只動口”的事情。那是在2010年左右，我乘飛機出差。上飛機后發現前一排有四五個人彼此是同事，其中一個人被同行者稱為“X總”簇擁而來坐在了我的正前面，頗有點不凡氣派。他看上去不到60歲，看其被下屬前呼后擁的架勢應該是一個不小規模的企業的老總之一。飛機在飛行中提供了午餐。坐過飛機的朋友都知道，飛機上的午餐有一個小面包，帶有薄薄的塑料包裝袋。服務員把午餐放到該老總面前的小桌上之后，他把帶包裝的小面包舉了起來，要女服務員幫他撕開包裝。當時我真有點好奇下面是否會有他的下屬來喂他吃飯。

形而上學大行其道。唯物辯證法確實不易掌握，因為它不是基于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去看待事物，早就曾被有的人譏諷為“詭辯法”。它需要在真實的環境中，在全面理清影響事物發展的多重因果聯系的基礎上，分清內部與外部及正面與負面，洞察顯性與隱性，判別主要與次要，把握直接與間接及近期與長遠，還要放眼發展變化，認識多重因果關系之間的互相作用。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客觀事物的變化，掌握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真實的現實與惱人的辯證法

片面、靜止、絕對、僵化的形而上學則因簡潔便易可以無師自通。尤其在以拋開客觀規律的自我需求為導向時，就更加需要形而上學的助力。因為唯物辯證法只與客觀規律相匹配，不以主觀自我滿足為目標。

在網絡快餐文化的推動下，在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風潮中，形而上學獲得了空前的用武之地。只要跟上潮流，哪怕你只是一知半解甚至牽強附會，都會有人為你喝彩；把有條件的方法，夸張為萬能的解藥，一如“細節決定成敗”；將局部的特征，演繹成整體的性質，一如將毛澤東“解讀”成了只有強硬、從不退讓的硬漢；將一時的現象宣稱為永恒的存在，一如認定企業巨頭碾壓一切霸業永續；用瑣碎細節的堆砌，掩蓋實質內容的空洞，一如眉毛胡子一把抓地套用各種方法論“模板”；用個別的成績，粉飾總體的失誤，所謂“一俊遮百丑”；這類做法極有助于產生雷人的效果，吸引足夠的眼球，證明自己的正確，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

在辯證這一點上，中華文明與馬列主義是相通的。“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如果我們不顧整體，如果我們不計長遠，如果我們不求本質，形而上學無疑是一把最為合手而鋒利的“寶刀”。

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1974年4月，鄧小平副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他代表新中國在會上發言闡述了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 ”的理論和中國對外關系的原則。其結束前的一段聲明，在主流意識形態模糊、國家日漸強盛的今天，讀起來頗為發人深省：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這段話充分表達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中國奠基者對人間道義的堅守，對社會發展規律的尊重，體現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的氣概。

世界按照它自有的規律前行，社會意識形態的演變亦是如此。

20世紀前后的中國，多種思潮多種主義都興起涌入中國。仁人志士們都在尋找救國救民之路。馬列主義的勝出，正是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作用的必然結果。

“當時的局面，中國的傳統理論已經被徹底打碎了，沒有人信了。所以唯一的出路要從西方找理論。在西方只有馬克思主義在價值觀上和中國的傳統文明是相通的。其它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那些主義和中國的傳統文化都不像，只有馬克思主義在價值體系上，和中華文明幾千年的傳承是一致的，它也是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不變的根本追求。

我覺得這是毛澤東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價值上的原因。

第二個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它包含了具有真理性的哲學體系，以及對資本主義的透徹分析等等。這些理論不能說句句話都是真理，但是它所包含的真理性，是遠遠超過西方的其它理論的。即使到了今天，這個結論我認為也依然成立。超越偉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盡管偉人也有自身的局限。

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與其真理性，是有內在的必然聯系的。所以當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見“從蘇聯/俄羅斯看中國”，微信公眾號“慧影Cydow”，2017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