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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甲午戰爭的成敗經驗，不能忽略其中兩國在國民性塑造問題上的較量。

學術為政治服務，這一點在近代日本表現的極為充分。王向遠同志的《“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和《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兩本書[26]披露的大量資料證 明，近代日本“學術”及其“研究成果”有明顯的為侵華戰爭準備和服務的“筆部隊”[27]性質。可以說，日本侵華戰爭不僅是其長期軍備的必然，也是日本對華戰略中意識形態“宣傳 戰”[28]的結果。

　　1941年，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刻，日本人為什么要“邀請”梅蘭芳出場唱花旦，這是因為他們知道，使對手國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覺中普遍雌化——這種現象目前在東南亞曾被英 國、日本、美國等殖民過或占領過而又沒有經歷社會主義革命的地區普遍存在，在其影視文藝中已是主流——是擊敗這個國家的重要手段。梅蘭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陰謀，拒絕與日本人合作， 決定“蓄須明志”，“息影舞臺”，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29]。梅蘭芳一生的藝術實踐告訴我們：藝術品質的高下不僅僅在于技巧，更在于氣節。梅蘭芳的偉大不僅在于他 的藝術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義的偉大民族精神。毛主席后來稱梅蘭芳為“梅先生”[30]，說明毛澤東看重的是梅蘭芳的民族氣節。

　　但是，文化斗爭并不都是一個牧歌式的過程，在許多時候它還帶著血腥。香港曾是英國人的殖民地，新中國建立后，華人武術界里出了一個李小龍，在他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華人“好勇斗狠 ”的猥瑣形象，表現出中華民族大義凜然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龍用自己的武藝和武德贏得了世界人民的熱愛，在美國和日本人民中擁有眾多崇拜者，但他在33歲就“死于不幸”;其長子 李國豪決心繼承父業，但在其事業初有聲勢的時候，也隨一起“誤擊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時年僅28歲。如果再聯想清末曾多次打敗洋人的愛國武術大師霍元甲年僅42歲便“不意中毒身亡” 的結局，我們就不能不懷疑這些相似結局與某種戰略意圖相關聯。李小龍離世后，其表現出的大無畏的民族氣節便在香港武術界日漸式微：在英國殖民者面前，這時的香港武者已失去了李小 龍那龍飛九天的氣勢，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武者降格為陰溝里蓬頭垢面的扶貧義士;即使在香港回歸祖國后，這些“武者”又轉行為宣傳對殖民主義無害的普世理念的環保人士。“下德不失德 ，是以無德。”[31]沒有政治指向的“道德”，猶如天邊的彩虹，對被壓迫者好看不中用，對壓迫者既中用又看好，這樣的文藝作品及其藝人就可以從西方殖民者那里獲得大獎項。老子認為 ，這樣用消蝕被壓迫者反抗的“道德”，是“下德”即沒有道德的。

　　這樣的“文化戰”對華人世界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前幾年，我們曾有藝人身披日本軍旗拍時裝照，這兩年更有藝人“一身兼二任”：剛演完“格拉瑪”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 扮演被美化了的漢奸情婦。這些“藝人”們已經不清楚藝術在任何國家都是有底線的，那就是愛國主義。

　　大家看東南亞國家，凡是受到殖民主義占領過的，比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香港等地的國民性格與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國家國民性有極大的反差。在前者，男性多有嚴重地雌化傾向，在 后者則有更多的陽剛。西方人為什么把張國榮及其主演的《霸王別姬》影片推得那么高?目的就是雌化、弱化華人的國民性，使之最終不能戰斗。李小龍為什么被“早逝”?因為李小龍打出 氣勢了，毛澤東喜歡他[32];比李小龍更早的霍元甲為什么也被日本人也弄成“早逝”，這是由于他為中國贏得了尊嚴，他們因此都是日本、英國等在殖民文化傳播中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障礙 。李小龍被“早逝”后，香港武功片幾乎都被精選出的某些沒有民族氣節功夫片藝人所丑化，其主演幾乎都成了蓬頭垢面在地溝里混打亂斗的狠角。時而久之，這些角色就不知不覺地將華人 誘入自我厭惡的心境和語境之中，中國武術就成了與地溝里混戰的老鼠同義的概念。

　　大家看美國、英國的片子，白人總是智勇雙全，白人軍人不僅會打仗而且還懂愛情，黑人充其量是老實忠厚，但很傻：《飄》《魂斷藍橋》等影片就是這樣。西方為殖民地人民塑造的正面形 象，如果說有的話，最多也是被普世化了的人格，比如甘地、曼德拉等。為什么捧他們?因為他們已經過對殖民主義無害化處理。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用坐牢、絕食等和平而非武裝斗 爭的方式爭取自由。于是英國人就封甘地為“圣雄”，稱曼德拉為“和平斗士”。斗士怎么能和平呢?無害化處理過的斗士也只能這樣。正因此，這些人獲得的西方獎項特別多，誰給的?西 方人給的。樹立他們的普世形象是為了弱化殖民地人民反抗精神，便于殖民統治。

　　古今不乏以意識形態為武器致敵于死地的成功案例。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1991年在美國休斯敦曾說，就在西方與蘇聯的斗爭陷入困境的時候，因戈爾巴喬夫的上臺而使形勢好轉。他們“很快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 ，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 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 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33]在講話結束時撒切爾一語道破天機說：“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 上蘇聯解體的消息。”[34]果然，戈爾巴喬夫的上臺后，蘇聯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開性”和“壯士斷腕”式的市場化“改革”中分崩離析。1991年12月2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召開最后一次 會議，從法律上宣布，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

　　這天正是圣誕節，有意選擇這天宣布蘇聯解體顯然這是戈爾巴喬夫獻給西方的“圣誕大禮”。

　　中國春秋時期，秦國對其他六國用的政策是“立庸君而弱晉”，將“戈爾巴喬夫”式的人扶上對手國家的高位，并由此使這些國家衰弱;自己則是“奪城池而強秦” [35]。戰國時期，秦國也 用這種方法與誘騙過齊國。戰國末年，后勝任齊王建的宰相，秦知道后勝貪財，便派人送重金給他。后勝的賓客、仆從也經常收受秦國的金錢。于是他們共同力勸齊王不要出兵援助其他諸侯 國，致使秦得以將其他諸侯國各個擊破。公元前221年，秦兵大舉伐齊，齊國因后勝當政，竟不戰而亡。

　　總之，送對手以唯心主義，給自己則以唯物主義，以普世麻痹對手，以經世以壯大自己，是秦國得以擊敗六國、統一天下的重要手段。秦國用的是李斯、商鞅這樣的知識分子，而把那些不靠 譜的“公知”們全趕到對手國家尤其是齊國去。當時齊國搞“百花齊放”，凈弄些“公知”回來帶“研究生”，所謂“稷下學宮”[36]可謂是當時官私合辦的“研究生院”。秦國不時地還給 他們送些“課題費”，專資助那些不靠譜的爭論。這樣的學術并沒有造成齊國強大，書載稷下學宮隨著齊的滅亡而消失。值得深思的是，當秦軍抵至齊國城下時，與蘇聯解體前的情形一樣， 竟沒有出現象樣的抵抗!學問那么多，卻不能保家衛國;國破家亡時，“竟無一人是男兒”!后來的宋朝也是這樣：學術一派繁榮，而皇帝卻寄金人籬下，被虜到北方做苦力。學問既不能保 家也不能衛國，那要這樣的學問、這樣的書生，還有何用呢?

　　懲，征心是也。為了全面侵占中國，日本早在1923年3月召開的第四十六屆國會通過《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12月，日本內閣依據《特別會計法》成立了“對支文化事業調查委員會”， 由外相任會長。1925年初策劃成立了“日中文化委員會”(次年更名為“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到1936年5月，日本外務省提議將原先由“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規定的300萬日元 的預算增加到400萬日元，主要用于：在中國各大學設立日本語講座與日本文化講座;中日民間各團體之經濟文化提攜;在中國各地新設日本文化圖書館，積極介紹日本文化，展開日本體育運 動、戲劇及藝術交流。一年后日本便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由文化侵略轉為軍事占領。[37]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語言學者平野晃在《大東亞共榮圈中的語言問題及其對策》文章中明確表示 ：“日本在大東亞所應采取的語言政策，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加，一個是減，亦即日本語的普及和歐美語的排斥。”他認為：對于香港等第一類地區，決不能認可除日本語以外的其他語言; 對于“滿洲國”“支那”、泰國等第二類國家，日語應該作為第一外語、教育、文化用語來使用，應該成為“國家語”;“大東亞語言政策的理想就是把日本語作為大東亞的標準語，而各民 族、各地方的語言要置于方言的地位”。[38]據統計，從1937年下半年到1040年，日本在中國內地廣大淪陷區開設的日語學校達180多所。[39]1934年，日本陸軍省新聞班發行了一本題為《國 防的本意和強化的提倡》的小冊子，該書較早提出“思想戰”的概念，強調“作為戰爭手段的經濟戰、政略戰、思想戰，都具有與武力戰相匹配敵的重要作用。”，宣稱：“對于一種思想， 必須用另一種思想來應對，對于一種世界觀，必須用另一種世界觀來應對，否則，要徹底克服它是不可能的。對于具有普遍性、世界性、有著理性傾向的思想，只以無思想的情緒、民族的本 能與之對抗，是消極的防衛，即使很充分，也由于缺乏積極的攻勢和必要的理論武裝，作為思想戰而言畢竟是不徹底的，”[40]

　　歷史上注重戰略能力的國家，都將國民性塑造問題放當作戰略問題來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釋今天為什么有些人要把《色戒》《霸王別姬》等片子引到中國來，為什么帶有中性氣質的主角張國 榮被捧得這么高?還有把國民性格塑造得很自虐，將青澀男藏在一群少婦里準備為日軍“獻身”影片《金陵十三釵》以及目前出現的“鳥叔”現象，為什么在銀幕和舞臺上大行其道，道理很 簡單，這樣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強權的需要，在南方國家，這樣男人多了，國家就不能打仗了。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學者杉山平助在《論支那人》文章中將日本對華“筆戰”的作用概括為 ：“軍人用刀劍刺支那人，我們文化人就是要用筆把他們的靈魂挖出來。”[41]這話反過來說也可理解為：當日本的文化人不能用筆把中國人的“靈魂挖出來”時，那軍人的刺刀就要派上用 場。

　　經世而非普世是中國國民性的主流，包括日本右翼在內的敵對中國的勢力明白，要改變這一主流觀念是相當困難的，因而將中國人的世界觀普世化卻是可以間接達到目標的方法。對此我們不能掉一輕心。

世界是斗爭的，斗爭還在繼續，毛澤東說：“不斗爭就不能進步。”

注：

本文摘自張文木演講《關于甲午戰爭的大歷史總結》中的第四部分。這篇文章是根據作者在2014年5月25日解放軍藝術學院召開的“甲午戰爭與強軍文化”專家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主要內容發表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

張文木演講：關于甲午戰爭的大歷史總結(全文) - 學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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