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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國人民經過千辛萬苦，獲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但新中國建立以后，毛澤東就發起了更深遠的考慮：“以后怎么辦”？

因為，新中國的孩子們不會再經歷革命戰爭考驗了，長征路也不會再走。而放眼國際社會主義形勢，特別是看到蘇聯在赫魯曉夫治下開始走“修正主義”路線之后，毛澤東就開始重視教育革命問題，特別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毛澤東開始考慮反修防修問題，就是要防止共產黨變質，防止中國再出現蘇聯那樣的變質。這個動機和思想是沒錯的。今天看蘇東的情況，他當時的擔心是對的。

毛澤東講“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訴知識分子不要脫離實際。毛澤東找到了一條路，這就是——知識分子要到人民當中去，和工農相結合。早在1939年，毛澤東在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時，發表了一篇題為《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著名講話，他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廣大工農結合在一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將毛澤東指示提升為黨的教育方針，指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頁。]1964年2月，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時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同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說：“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頁。]而“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有什么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從20世紀60年代初，黨就號召知識青年下鄉。開始有侯雋、邢燕子這些人，再后來就形成上山下鄉的整套方針政策。這個運動非常深入，前后有2000萬青年學生下鄉，它的巨大成效到今天才真正顯現。我是下鄉的一代，孔丹同志是下鄉的一代，朱善璐同志也是這一代，我們有幸得到深入農村基層并在基層成長的機會。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就是要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了解中國社會實際。應該說，我們在下鄉實踐中得到的這份知識是受益終生且不可替代的。

有人總抱怨說，我們這些人下鄉多么艱苦。其實，“甜”這一范疇恰恰是通過它的對立面即“苦”的邏輯演繹出來的。當時我們這一代人吃了一點苦，但避免了中國遭蘇聯那樣的大罪。其實亡黨亡國才是真正的苦難。當年南京陷落于侵華日軍，敵人的刀子架到你的脖子上，哪管你是什么著名學者、專家、藝術家，這些頭銜有什么用？沒出大事時，有些人總以為自己個人是如何重要，國家怎樣與我無關。亡國時才會明白，有國家才有你的身份，沒有國家你什么都不是。

看了蘇聯的教訓，就能對此有深刻體會。蘇聯解體多少有才華的人流離失所。慘痛的教訓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歡欣當作宗教”（［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頁。）的俄羅斯人，他們最終又將普京推到歷史舞臺。

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說，“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唐］柳宗元《封建論》，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3頁。）從這個角度看蘇聯解體，蘇聯的解體也不是失于制，不能由此說社會主義制度不行。在整個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在1978年以前蘇聯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美國，1978年之后，蘇聯經濟增速才直線下降。撒切爾曾經坦承，蘇聯這個制度太厲害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它有巨大的優越性，但它又怎么解體了呢？問題出在治國理政能力的衰落，根子還是教育方針出了問題。教育長期靠考試、開表彰大會、發獎狀來培養人才，而不與無產階級政治和社會主義目標相結合，這樣培養出的學生則如無頭蒼蠅，就會完全沒有方向。這樣培養出的只能是精英意識，沒有勞動人民意識，脫離實際使蘇共最后和勞動人民脫離了。蘇聯剛解體的時候，人民是麻木的，他們認為蘇聯這個國家跟他們個人沒什么大關系，這個就很危險了。

值得研究的是，蘇聯解體時，蘇聯共產黨的“后備軍和助手”即蘇聯青年團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間成為黨的“掘墓人”，1989年在蘇共遇到最危險的時刻（筆者注：1989年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在此情況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布為非法。這樣，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已有兩千多萬團員的蘇聯共青團在社會主義國家即將解體時似從人間蒸發，悄然無聲。

而這當中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提出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議的不是蘇共的反對派，而是從共青團區委第一書記起步進入蘇聯政治舞臺中心的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1950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195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55年先后任斯塔夫羅波爾團市委第一書記、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邊疆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邊疆區團委第二、第一書記。1962年3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區域農莊一農場生產管理局邊疆區黨的組織員（負責人），同年12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邊疆區黨機關局局長。2006年2月28日，有著慘痛亡國經歷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記者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臺，他說“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里，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歷史表明，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治理國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終還是要垮臺，要被“開除球籍”的。蘇聯和蘇共就是在無人能敵時自行靜音解體和解散的。而這又歸根結底落腳于了一個核心命題：社會主義國家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仍然是第一要務，既要求知識分子自身堅持這種無產階級信仰主體性，又要求執政黨自上而下地抓好知識分子思想工作，二者有機結合，缺一不可。

文章選自作者的《教育要講政治、重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