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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時曾說：“這個偉大的日子離我們愈遠，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就愈明顯，我們對自己工作的整個實際經驗也就思考得愈深刻。” 1現在，十月革命距我們已經整整100年了，我們離1917年已足夠遠，今天該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呢？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階級統治不同于個人或集團統治，它的目的不在于維護統治本身，而在于維持、擴大或變革某種生產方式，因此階級統治從形式上看是政治性的，但從內容看卻是經濟性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找到了無產階級解放的政治形式，但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蘇維埃政權能不能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經濟內容，這在當年的俄歷10月并不清楚。革命的最高問題固然是政權問題，但根本問題卻是生產方式的變革問題今天之所以說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就在于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后順利實現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任務。奪取政權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向社會主義過渡又為奪取政權界定了性質。紀念和研究十月革命，不僅要看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11月7日之前做了什么，更要看她在1917年11月7日之后做了什么。那么，在十月革命后，特別是在蘇維埃政權穩定后，布爾什維克都做了些什么呢？實施新經濟政策。

《蘇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新經濟政策》閆永飛/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列寧認為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要在1921年3月改行新經濟政策是因為“有實際必要通過另一種途徑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2而“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3或者說，“新經濟政策標志著蘇維埃政權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一活動發展的新時期（和新轉折）。” 4那么什么是新經濟政策呢？雖然列寧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有多種說法，但他反復強調的是：“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是先鋒隊無產階級同廣大農民群眾的結合。” 5在1922年春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又多次強調：“新經濟政策對我們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為它能夠檢驗我們是否真正做到了同農民經濟的結合。……新經濟政策的全部意義就在于而且僅僅在于：找到了我們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經濟同農民經濟的結合。……新經濟政策的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使我們開始的新經濟同千百萬農民賴以為生的農民經濟結合起來。” 6

雖然列寧認為實施新經濟政策的最終目的是領導全體勞動人民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任務，但新經濟政策提出的直接動因卻是為了鞏固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迅速克服1921年初的危機。在經過了革命和戰爭歲月的長期動蕩后，當時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恢復國民經濟、振興國內生產。因此，新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以征收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允許農民自由出賣糧食，刺激農民個體經濟。與此配套，國營工業實行經濟核算制，企業獲得部分自主經營權。可見，這時的新經濟政策還不能直接改變生產方式，而是首先要對先前存在的多種經濟成分給予承認，然后采用迂回包抄的方式，對商業進行改造，通過活躍市場，最終建立起這些經濟成分之間的交換關系，從而以最快的速度恢復工農業生產。

從生產方式特別是從所有制關系上講，實施以上這些政策并沒有改變十月革命后小農經濟分散性和國營工業集中化的現狀，反而是以承認這個現狀為基礎并力求使這二者在市場上實現經濟結合。但在市場中，這兩者的交易能力相差懸殊，小農經濟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國營工業由于生產的集中化在市場中很容易獲得壟斷地位；而小農經濟的分散經營導致農民的市場議價力極其弱小。根據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原則，國營工業就可以依據壟斷地位把產品價格抬得很高，從而在實際上造成了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表現為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這種“剪刀差”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釀成了1923年秋的工業品銷售危機。

雖然銷售危機不久以后就通過各種辦法得以緩解，工農業產品恢復了交換關系。然而，由銷售危機所帶來了一系列黨內爭論卻并沒有隨之消失。關于解決銷售危機的辦法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問題，成為了1923年秋至1924年初俄共（布）黨內關于經濟政策爭論的主要內容。如托洛茨基后來所言：“從提出結合的一般公式談到更具體的‘剪刀差’問題（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從‘剪刀差’問題談到有效地和有計劃地調整各種左右價格的經濟成分的問題（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7

對形成工業品銷售危機原因的不同判斷和對解決危機手段的不同依賴表明了黨內對新經濟政策該如何進一步實施有兩種不同的意見。雖然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所持的理由雖然千差萬別，但終歸到底其目的是要或明或暗地修改或取消新經濟政策。斯大林對此曾總結說：“所謂的新經濟政策基本上正確的，還是需要加以修改？中央委員會和黨內絕大多數都認為黨應當成為統一的黨，新經濟政策不需要修改。包括幾個有名人物在內的人數不多的反對派集團卻堅持著和全黨不同的另一種觀點。”8

實際上，反對派對新經濟政策產生懷疑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的。從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第一天起，資產階級及其黨派都滿懷期待地盼望蘇聯經濟走上歷史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那條老路，根本不相信社會主義能夠在這樣一個飽受戰爭創傷同時又極其貧瘠落后的國家里建成。如果十月革命后的蘇聯社會主義過渡失敗了，那么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國共產黨是否還有勇氣繼續為奪取國家政權以求實現階級解放的革命理想而斗爭？另外，即使不考慮這些因素，如果不對國民經濟進行改造，蘇聯經濟無法實現獨立自主的話，那么是否能免除帝國主義國家對新生的工農政權再次進行武裝干涉呢？畢竟僅僅只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已經引起了各國壟斷資產階級及其政權的忌恨，更別說資產階級的擴張本性也要求它在全世界奔走以奪取新的市場。因而，對國民經濟進行改造，僅僅只是作為保衛十月革命成果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就已經顯得極為必要了。

但是，對國民經濟的改造該從何著手呢？恢復時期對商業的改造，其前提是在舊有的經濟基礎上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恢復，稱不上真正的改造。國民經濟的支柱是工業和農業，蘇聯共產黨把改造的第一步放在了對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此時處于無產階級掌握之下的也只有大工業，前提條件決定了蘇聯的社會主義過渡只能先從改造工業開始，只有對工業的改造完成之后，才能提出改造農業的任務。那么對工業的改造又該從何入手呢？與歐洲大國相比，沙俄的國內工業并不發達，更何況兩場戰爭又把本就薄弱的國內工業摧毀殆盡了。在戰后恢復時期，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是在舊有的基礎上進行生產，當時還根本沒有能力對固定資本進行更新。國民經濟恢復后，下一步該重點發展輕工業以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以滿足國家的生產需要？僅僅是形勢需要就迫使首先要實現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因而確定了工業化路線必須從重工業開始，特別是機器制造業。那么該如何才能實現這一點呢？新的工業建設資金又從哪里來呢？資金的積累來源曾引起黨內不小的爭論，這些爭論觸及到了國內戰爭結束后，當恢復工農業生產的緊迫任務一旦完成，蘇聯經濟的下一步發展應該遵循怎樣的路線問題。在一個工業不發達、農業又原始的落后國家里，卻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蘇維埃政權，執行了沒收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并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國有化政策。除少量的自然經濟和資本主義殘余外，國民經濟中既含有社會主義成分，又處在小生產農民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如果列寧所開創的新經濟政策不過是一個過渡階段，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那么立刻就發生了這個混合經濟體進一步向前發展的方向問題。雖然列寧曾說：“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9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該怎么走，新經濟政策該怎么具體實施？列寧從原則上提出要利用商業實現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經濟結合，但卻并沒有給出結合的具體方案。即使實現了工農經濟結合，但這最多也不過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而不是下一步發展的方向。

不過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社會主義是必須要建立在大規模、高水平的工業生產和機械化、化學化的農業生產的基礎上。但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下，除非革命擴展到西歐先進國家中，以便從中取得發達國家無產階級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否則要在蘇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顯然是異常困難的。因而也產生出一種觀念認為社會主義在蘇聯一國之內是決計無法建成的，它只能在未來的世界革命中一并求得解決。另外，如果繼續沿著新經濟政策所開辟的道路往前走，那么這個過渡時期是否能長期維持，由新經濟政策的退卻所形成的暫時妥協，會不會引起資本主義經濟的復活和資產階級勢力的增長？無產階級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經濟成果，會不會逐漸遭到削弱呢？帝國主義會不會重新發動新的武裝干涉呢？國家工業化問題即使僅僅作為防御而言，也顯得極為迫切，因而認為工業化可以緩緩進行的觀點，也就愈來愈少了。論戰雙方都同意要實現國家工業化，在關于工業化必要性的問題上，雙方并沒有太大的爭論。但問題在于國家工業化該如何進行呢？是堅持新經濟政策，在以工農經濟結合的基礎上對工業進行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還是修改或取消新經濟政策，在對農民經濟的剝奪上實現工業脫離農業而超快增長？工業化看起來只是與無產階級相關，實際上卻是一個工農業的經濟關系問題。以斯大林為總書記的聯共（布）中央主張工業化決不能建立在對農民經濟的剝奪上，只能在社會主義經濟內部積累建設資金，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則希望在一定范圍內利用“剪刀差”以獲取國營工業發展資金，甚至提出了“工業專政”和“超工業化方針”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以季諾維也夫為首的新反對派則認為農民小生產每時每刻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因而必須阻止個體經濟的發展，取消對農民讓步的退卻政策，立即對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展開進攻。

在經過斗爭后，聯共（布）最后確定了只能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中積累資金，即從國營工業內部進行社會主義積累，不能通過對其它經濟成分特別是對農民經濟的剝奪來實現。因為無產階級所創造的價值遠遠大于歸自己所消費的那部分，只要這部分不被剝削階級所占去，那么僅依靠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內部積累就足夠為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提供建設資金。但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便一時無法吸納更多的勞動力，這就要求不得不進一步放寬農村政策，鼓勵發展個體經濟以便把勞動力暫時束縛在土地上，甚至還一度允許私人雇傭勞動力的現象。由此可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建立在了完全不同的經濟基礎上。

雖然在國民經濟改造時期，為了實現與農民經濟的結合，布爾什維克不余遺力地實行了工業品降價政策，以期徹底擺脫此前由銷售危機所顯露出來的工農經濟破裂危險。但僅僅過了幾年，在1928年又出現了農產品收購危機。如果前一個時期，農民的劣勢主要表現在市場交易中，而在這個時期，劣勢就表現在生產方式上了。在生產領域中，工農業經濟的生產條件地位懸殊，農民經濟主要以手工勞動和使用牲畜為主，生產力很難有大幅提高，況且農產品主要是為滿足農民個人消費需要。與戰前相比，雖然谷物產量有所增加，但糧食商品率普遍較低。而國營工業卻又需要進一步的擴張，對谷物糧食等工業原料的需求大大增加了，農業生產過分落后于工業發展，這便是收購危機的真正根源。當然，農村收入的增加和富農經濟勢力的增強，對收購危機也起著促進作用。這一點乍看起來是無法理解的，但如果把農村的分化因素考慮在內，就顯而易見了。農村收入整體上增加了，可分配并不均勻。富農的經濟收入要增加得更快一些，這樣手中的存糧就會更多。即使在前一段時期把“耐普曼”等私營商業在流通領域里都排擠了出去，但富農僅僅依靠手中的存糧就可以利用糧價上下波動而牟利。比如在收獲季節，糧價較低的時候，富農便先把糧食囤積起來，而在青黃不接之際，糧價上升了之后，再到市場上出售糧食。但這一點，中農和貧農是無法做到的，即使做到也很有限。因而，糧食價格的波動對富農極為有利，這還沒有考慮到富農還可以利用手中積累的貨幣在不同的季節進行收購和出售糧食以獲取差價。

富農的這些投機行為使糧食困難嚴重加劇，成了收購危機的直接原因，因此如何對待富農問題便成為的這一時期黨內斗爭的導火索。富農本沒有什么錯，對經濟的恢復還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雖然因其自身的經濟利益對蘇維埃經濟發起了進攻，但這畢竟罪不至死，無奈歷史的進一步發展潮流需要它徹底從舞臺上消失。因而富農在被消滅的過程中對疼痛的感覺是切膚的，后來引起的反抗也是比較激烈的，蘇維埃國家機器對其進行鎮壓也是強烈和無情的，但這就引起了更大的反彈，富農的報復行為越發升級，這樣你來我往幾次，難免使人產生一種隨著社會主義的接近勝利，階級斗爭反而更加尖銳化的印象。社會上階級斗爭的尖銳化必然也引起了黨內斗爭的白熱化，從而使以斯大林為總書記的聯共（布）中央與布哈林集團的矛盾越發不可調和，最終引發了蘇共在奪取政權后影響深遠的第二次黨內斗爭。

實際上，在關于1928年收購危機成因的爭論中，預示著后來布哈林集團和以斯大林為總書記的聯共（布）中央某種更為深刻的路線分歧。這些分歧，觸及到了國民經濟的改造任務初步解決后，機器制造業工業部門的大規模建立和農業小生產經濟發展到極限后，蘇聯經濟的下一步發展應該遵循怎樣的路線問題。如果繼續沿著原先道路往前走，那么就會使工農業之間的不平衡更加擴大，農村無法為城市提供廣闊的市場和原料。因為經過改造后的國營工業已經不只是能夠生產紡織品等日用消費品了，同時還能夠生產拖拉機等農業生產資料了，甚至都建造了像第聶伯河水電站這樣的大型水利工程。如果農村無力購買這些拖拉機，利用不了這些水利設施，那么就無法向城市提供更多的工業原料，而且勞動力也無法從農村進一步釋放出來。因而如果不對農業進行改造，工業改造的成果也不一定能保得住。

因此，1928年的收購危機和1923年的銷售危機一樣，對新經濟政策的走向是至關重要的。雖然收購危機很快就得以解決，蘇維埃政權用強制手段即“非常措施”暫時征集到了糧食，保證了城市里的糧食供應。大家都同意“非常措施”只是權宜之計，不能長期實行，因為它會使工農經濟的結合受到威脅，并且還會增加富農對中農乃至貧農的影響力，有損黨的形象。既然如此，可又該如何最終解決糧食困難呢？出路當然是增加糧食產量，這點似乎大家也沒什么爭議。可問題是，糧食是由三種不同的生產方式產生出來的，即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馬克思曾說，單從小麥上是看不出它是由美國的黑奴、俄國的農奴，還是由法國的自耕農生產出來的。因而，如果把糧食問題僅僅歸結為產量問題就是看不到生產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看不到在一個社會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生產多少和生產什么的問題，而是怎么生產和怎么交換的問題，即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關系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前一個時期由于條件所限，新經濟政策不得不把重點放在了提高個體農民的糧食產量上，用糧食稅取代余糧收集制的目的就在于此。但問題是，當個體農業恢復起來并達到產量的極限之后，下一步該怎么辦？繼續以前的政策，把希望寄托在個體農民積極性的提高上，還是對原有的政策做適當的調整和改變，把糧食產量的增長，特別是把糧食商品率提高的希望寄托在集體經濟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同，意味著要不要實行農業的集體化，以及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實現農業集體化？單純地依靠小農經濟的自發力量，還是由蘇維埃政權有意識地去加以引導和鼓勵？

這里也就提出了對農民的收取“貢稅”的問題。前一期反對向農民實行剝奪的政策無疑是正確的，但現在的問題不是社會主義建設資金的來源問題，而是農民要不要為工業的進一步擴張有所付出。以前，工業的發展僅僅是工人的事，現在則不然了，既然工業已經開始為農民提供機器拖拉機了，這就意味著農民同樣需要農業生產資料的積累。農民為積累農業生產資料多付出一點，少消費一點，在長期來看完全是合理和明智的。農業生產資料的積累必然需要土地的集中經營，不然這些機器拖拉機就無用武之地了。單單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就把新經濟政策的任務轉變到了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上。雖然論戰雙方在關于合作化必要性的問題并沒有太大的爭論，但問題在于合作化該如何進行，是像原先那樣只是在流通領域內進行合作化，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貸合作社，還是深入到生產領域里去？如果要實現農業生產的合作化，則必須把農民組織到生產合作社里去，必須要對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如土地和機器實行集體化。爭論似乎又轉移到了集體化的速度上，以及是否有必要全盤集體化？是否可以給富農經濟留點私人空間？可是，如果把集體化不只是放在農業發展的角度上，而是放在工農經濟的結合問題上，答案就不是那么簡單了。集體化看起來只是與農民相關，實則是工農業之間建立新的經濟關系。因而此時關于新經濟政策爭論的實質就是要不要對工農關系進行新的調整？布哈林集團強調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工農經濟結合，但卻只把結合看作是在自由市場上的交換結合，甚至提出了通過市場關系走向社會主義的論斷；而以斯大林為總書記的聯共（布）中央則強調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實現全體勞動者過渡社會主義的任務，要求把工農經濟的結合建立在公有制和大生產的基礎上，使這種結合更具有生產上的性質。換言之，雙方爭論的焦點是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上實現工農經濟新的結合形式，還是固守它舊有的結合方式？如果是前者，那么問題就又被聚集到了要不要在工農經濟新的結合基礎上開展農業的全盤集體化？以及是否要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熄滅論豈不都是無稽之談了，而如果是否定的話，那么既然允許農業中存在富農經濟的私人經營，那么為什么工業中就不能容許呢？另外，如果允許富農雇傭貧農，那么這些貧農還能組織到集體農莊里嗎？如果允許富農租佃土地，那么這些土地還能集中到集體農莊里嗎？更別說富農在糧食市場上的投機倒把發家致富會把多少中農從勞動農民的立場影響到投機農民的立場上去。

因此，如果農民不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國家工業化成果也將很難保住，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成一句空話。既然建立在手工勞動和使用牲畜基礎上個體農民沒有條件使用農業機器，那么農業生產的進一步增長就只能依靠富農經濟，因為只有富農才有能力采用機器并使用雇工進行農業的擴大再生產。這時的蘇聯共產黨當然不會把蘇維埃政權依附在富農經濟的發展上，使剝削階級的存在合法化、固定化、擴大化。所以當國家工業化初步完成后，在能夠為農村提供拖拉機等農業機器的基礎上，以斯大林為總書記的聯共（布）黨中央就主張采用集體農莊這種勞動組合方式來實現農業生產從個體私有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把合作化從流通領域深化到生產領域，從而使剝削階級的最后藏身之處也不復存在。

當然，作為通向社會主義過渡方式的農業集體化并非是一帆風順的，富農的破壞活動暫且不提，任何人出于自己的階級利益，都會進行拼死反抗。問題是在這一運動開展中，還產生了一些過激行為，從而不僅使富農，就連部分受其影響的中農對這一運動也抵制起來。不可否認，在全盤集體化運動中存在著過火行為。看起來，只是更加積極地推動全盤集體化，但實際上稍不注意，便如列寧所說，僅僅只是在正確的道路上往前多走兩步，就有可能變成錯誤的了，從而也就把正確的農業集體化政策推向了反面，這種因為不注意而發生的錯誤對集體農莊運動的影響是極壞的。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拿其中存在的一些失誤來證明農業集體化就是一個歷史的錯誤。經過農業集體化，農民在集體農莊里組織了起來，成為了莊員。集體農莊的全部勞動所得除交給國家用作農業生產資料的積累資金外，都歸全體莊員所有，而工人只有通過交換工業品才能獲得集體農莊的農產品（即糧食和工業原料）。

經過農業集體化運動，蘇聯實現了國民經濟的轉變，把工農業生產都建立在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新經濟政策保證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但卻無法保證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這是蘇聯的國際任務，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內），更無法保證蘇聯能夠免除資本主義的復辟危險。換言之，新經濟政策在解決社會主義國家的防修反修這一歷史課題時是無能為力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新經濟政策雖然使人類歷史第一次進入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個社會主義社會卻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權利（又譯為資產階級法權）的表現形式之一即“三大差別”，特別是工農差別。新經濟政策使歷史前進了一大步，但卻并沒有使歷史終結。這一新的歷史課題是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提了出來。

以上內容摘自《蘇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新經濟政策》

注釋：

 1.《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頁。

 2.《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頁。

 3.《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頁。

 4.《列寧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2頁。

 5.《列寧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頁。

 6.《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0-662頁

 7.《托洛茨基言論》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477頁。

 8.《斯大林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頁。

 9.《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