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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全景：在偉大斗爭中沿著十月革命的道路前進（系列談之四）
點擊：3023 作者：張全景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11-13 12:17:17
【編者按】為了貫徹十九大精神，加深對十月革命的理解，我們特刊發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張全景同志 “在偉大斗爭中沿著十月革命的道路前進” 的系列文章。供讀者學習參考。本系列文章共分五篇連載，此為第四篇。
系列談之四：
堅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就要克服模糊認識正確看待蘇東劇變，敢于同各種錯誤思想和行為作堅決斗爭
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經以無與倫比的力量推動了歷史的車輪，給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壯大，迎來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空前高漲。但是，自赫魯曉夫上臺以后，蘇聯這個革命的火車頭漸漸地剎車、拐彎，到了戈爾巴喬夫就翻車了。從量變到質變、從漸變到突變起于赫，止于戈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寒始于立冬，而不應歸于盛夏。說蘇聯解體起因于列寧，說斯大林應對蘇聯解體負責，是崽賣爺田爺負責的唯心史觀。
蘇東劇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了巨大挫折，但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馬克思主義者歷來重視反面教員的作用。真正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總結好蘇聯垮臺的教訓，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無疑是一大筆寶貴的財富。
2003年，我曾到俄羅斯專門就其中的歷史軌跡進行探尋，并與俄共中央多位領導同志進行了座談。概括來說，蘇共失敗的原因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經濟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內因又有外因，內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觀原因又有客觀原因，主觀原因是主要的；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現實原因，現實原因是主要的。具體說來，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兩面派、陰謀家、野心家、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蘇共領導權，背叛了黨和人民，否定黨的歷史，否定黨的領袖；
二是蘇共當權者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了其指導地位和作用，喪失了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
三是蘇共沒有把黨的組織建設好，喪失了黨的先進性；
四是黨內腐敗，嚴重脫離群眾；
五是蘇共在干部隊伍特別是領導班子建設上，嚴重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任人唯親。
在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種是主導的、起決定作用的。從根本上來說，問題主要出在蘇共黨內，關鍵在人，是其主要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到戈爾巴喬夫搞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政治上的多黨制和議會政治、經濟上搞私有化，軍隊建設上的非黨化、非政治化，摒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對外屈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壓力，結果走上了歧途，葬送了幾千萬人流血犧牲換來的勝利成果。
事實證明，是人變質，黨才變修，國才變色的。蘇聯國歌作者米哈爾科夫分析蘇聯解體原因時說，盛極一時的蘇聯為什么突然垮臺，首先必須要明確“共產黨員”和“共產黨人”這兩個概念。“共產黨員”指的是加入了共產黨，有黨證的那些人。“共產黨人”指的是信仰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并且愿意為這一信仰流血犧牲的人。這兩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共產黨人不一定加入了共產黨，共產黨員也不一定信仰共產主義。蘇聯只有數以千萬計的共產黨員卻沒有共產黨人，更缺乏斯大林這樣的共產黨人領袖，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類反共的“共產黨員領導人”在領導機關中占了絕對優勢。到了蘇聯解體前，蘇共高層領導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贊成搞資本主義，這正是蘇聯20萬黨員時建立了蘇維埃政權，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德國法西斯，2000萬黨員時丟掉政權的最根本原因。
蘇聯的社會主義來的快，垮的也快；美國的資本主義咋就活得滋潤？資本主義腐而不朽，社會主義一腐就朽，原因何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馬克思主義觀察社會、反思歷史、直面人生，答案又是那么簡單明了：人是社會的主體，歷史是人創造的，人需要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去指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如何認識人是思想路線的基礎。馬克思主義看到了人的自私性與私有制是產生階級的根源，同時又指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改造主觀世界，實現公有制的同時實行“兩個決裂”，私欲會得到遏止，人美好、善良的一面得到最大發展，成為社會前進的不竭動力，所以，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資產階級則認為人自私的本質是無法改變的，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利用人的自私性作為社會發展動力是天然合理的，只要法治打擊了因邪惡犯罪，做到“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符合人類社會的規律，因此，資本主義永遠存在，社會主義只能垮臺。這是兩條截然相反的結論。
因此，不難理解共產黨人要消滅剝削階級，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共產主義，必然要同資本主義作堅決的斗爭，要實行“兩個決裂”，“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執政黨要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說到底是怎樣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是有階級并逐步走向階級消亡的社會。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是一身二任，沒有人去聯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就談不上社會的發展。有人有世界，沒人沒世界，世間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因為有了人，才有了人間的奇跡。離開了人的全面發展去侈談社會的發展，見物不見人，見人不見思想，是庸俗唯物主義；離開了階級、階級分析去觀察社會和人，不承認階級斗爭在階級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歷史唯心主義。
共產黨人是普通的人，又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謂普通，就是不管權力大小，都是人民中的一員，是人民的公仆，沒有任何特權；所謂特殊，就是把人民的利益和共產主義事業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領導干部尤其是高層領導更應是這樣。如果，用抽象的人性抹殺共產黨人的特殊性，用領導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降低了對領導干部的要求，那么，權力越大、地位越高的人就越容易被腐蝕，越容易變質。高中級干部變質了，他們周圍的人，就會迅速出現一批官僚、一批富豪。防止和平演變最擔心的共產黨內部出問題、特別是中央出問題，正是基于出主意（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用人兩個方面。
必須充分認識，社會主義是兩大階級對抗的產物，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成功之作，要保持和發揚這一成功，使領導干部和領導集團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那么一種革命熱情、那么一種革命精神、那么一種革命勁頭，就必須把握好階級斗爭這個重大原則問題。時刻牢記階級、階級斗爭僅僅與一定的生產發展階段相聯系；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的必要條件；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又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
講階級斗爭能凝聚群眾，分清大是大非，清除黨自身的垃圾，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防止墮落為特權階層和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使敵人越來越少；不講階級斗爭，混淆了敵我、是非界限，不知道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欺騙了自己，麻痹了群眾、離散了群眾，資產階級拉出去打進來的手段會百倍靈驗，敵人鉆進了共產黨的心臟，當權者在攫取私利中加速自腐，敵人會越來越多，自己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
搞階級斗爭，解放的是絕大多數人，剝奪的是極少數人，教育改造著所有的人；講階級斗爭使人成為“社會人”，提高的是共產主義覺悟，人們在歡樂向上的氛圍中凝聚起來、同甘共苦奔向未來；不講階級斗爭使人成為“個體人”，革命時煥發出的干勁和熱情迅速消退，人們在爭奪金錢利益中成為散沙、只顧個人一時享受。搞階級斗爭熄滅論，剝奪的是絕大多數人，解放的是極少數人。
鬧革命時，激烈的階級斗爭使資產階級產生分化，許多剝削階級出身的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清了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的反動性，毅然與私有觀念決裂，“大義滅親”，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走上革命道路，推動了革命成功；奪取政權后，放棄了階級斗爭使無產階級產生了分化，許多人動搖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回到了剝削有功、壓迫有理的老路上，私有觀念成了新貨色。
資本在原始積累中一方面使人變得冷酷無情失去人性，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人性論自私自利又成為資本原始積累的最好幫手。“過去地主資本家撈，現在輪到我了”，重利忘義，只顧個人和眼前利益，紛紛背叛自己的階級，成了革命的叛徒，共產黨就失敗了。官僚政治——取消階級斗爭，取消階級斗爭——加速官僚化，當黨內“管他什么主義，只要過好日子就行”的思想占了多數時，“階級斗爭熄滅論”的成效就顯現出來了。
正如《蘇聯解體親歷記》的作者小杰克所說，共產黨只要拋棄了階級斗爭，搞什么主義已無關緊要了。可見，共產黨奪取政權靠階級斗爭，共產黨丟失政權是因為取消了階級斗爭。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綱，以資本擴張為中心，以對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根本戰略，實際上搞的是階級斗爭。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取消了階級斗爭就等于向資本主義繳械投降。蘇聯垮臺是蘇共在階級斗爭中沒有制定一條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的結果。
講馬克思主義，不講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就成了空殼；搞社會主義，不要公有制，社會主義就成了空殼。共產黨在兩個空殼中是不能生存的。同時資產階級對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這兩個外殼又是極端仇視的，要千方百計地頂破它。當外殼頂破之時，就是劇變和徹底復辟資本主義之日。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創新就走到了邪路上；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消解了公有制，社會主義就走到了絕路上。
赫魯曉夫以后的蘇共領導人都是在階級斗爭問題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明明客觀上，國際國內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兩種思想、兩條道路的斗爭，甚至是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但黨的最高層卻不去正視它、面對它，采取的是鴕鳥的伎倆，說什么“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了”，已經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了”，“已經建設共產主義了”，這就嚴重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也是最大的離經叛道。
把頭埋在沙堆里，對明擺著的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剩下的只能是階級敵人如雨后春筍、明火執仗地進攻態勢，人民群眾則處于軟弱可欺、任豺狼虎豹宰割的地步。領導干部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官職升一級、私欲長一寸，少數人口喊代表多數人，實則從搞特殊到搞特權，制定以權謀私的路線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瓜分革命成果，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去為既得利益集團把方向、出政策，成了貧富懸殊的杠桿，領導集團就蛻化變質了。
方向路線的錯誤是最大的錯誤，政策策略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一個革命政黨奪取政權以后，主要領導人理論上一旦陷入庸俗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潭，實踐上就會沿著唯生產力論和惡動力調動積極性走下去，革命就會走向反面。實事求是成了事實求非。冷了憂國憂民的、否了為國為民的、好了禍國殃民的。領導集團的變質使堡壘不攻自破。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都是在思想路線上犯了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政治路線上則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外屈服投降于帝國主義，對內依附于新生資產階級。治國沒有“綱”，搞“階級斗爭熄滅論”，導致了改革改向，開放投降，最終人腐政亡。
蘇聯垮臺的教訓證明，執政的共產黨，犯了“左”的錯誤，比較容易糾正，因不是方向性的，其根源在于大家為了證明自己更革命，一般不會動搖信念，自腐滅亡可能性幾乎等于零；犯了右的錯誤，搞修正主義，很難糾正，其根源在于為了使一己私利最大化搞投降主義，會心甘情愿地走向亡黨亡國。這是因為當權者想使國家在“安樂死”中自己獲得新生。犯“左”的錯誤時，是左派中找右派，清官中找貪官；犯右的錯誤時，是右派中找左派，貪官中找清官。
無數事實說明，做現實主義者容易，做理想主義者難，做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更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萬里長征邁開了第一步，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向著共產主義前進，是一路披荊斬棘、爬大坡，是千難萬險、千辛萬苦；退回資本主義去，是坐滑梯——歡歡喜喜一滑到底。漫漫路上求索攀登、吃苦頭，多沒勁；一屁股坐下去即可現得利、有甜頭，多來勁。因此，“左”是一時的主要危險，右是一貫的、最終的主要危險。
革命剛成功，正確路線占主導地位，共產黨生機勃勃，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立功勞；隨著右轉再右轉、腐敗再腐敗，就走向說得到做不到；一旦到了右的不能再右，就走向說一套做一套，“口言善，身行惡”，領導干部成了兩面人，工作是強弩之末，利益是最后一把；明明搞資本主義，卻說搞社會主義，大貪在朝、中貪在市、小貪在野，無官不貪，執政黨也就病入膏肓了。即便經濟上去了，經濟這個中心被拖到哪里只有“鬼”知道。這就是蘇聯為什么人均100盧布時建國，1000盧布時打敗法西斯，3000美元時滅國。
蘇聯解體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和防修反修理論的正確性。當年，毛澤東針對帝國主義的預言和蘇聯赫魯曉夫上臺后的蛻變，旗幟鮮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方針。包括批判“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推進“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干部參加勞動，密切聯系群眾，工人參加管理，批判赫魯曉夫（九評），“學雷鋒”、“學焦裕祿”、“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提出培養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反對高薪等一系列提高社會道德水平、保證人民當家做主和維護社會平等的措施。
毛澤東在斗爭中使自己的馬列水平不斷提高，又用自己不斷提高了的認識指導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斗爭。在毛澤東那里反“和平演變”的斗爭，就是步步深化的斗私批修。毛澤東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本領，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表現出了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博大深邃的思想、坦蕩寬廣的胸懷、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開拓的非凡魄力、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
毛澤東在處理階級斗爭的具體做法上也許有不妥的地方，但毛澤東作為偉大的戰略家，思考問題從來都是做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習近平也是如此。從這一點出發，就能理解為什么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形勢估計過于嚴重了。如果沒有毛澤東對階級斗爭形勢的嚴重估計，就沒有老一輩革命家，在64事件和蘇東垮臺后，對毛澤東當年關于階級斗爭論述的新認識；就沒有40年后，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繼續革命、反修防修和防止和平演變理論的全面認可。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邊是敵對勢力借機掀起的否定馬列主義、否定十月革命、詆毀革命領袖以及非毛反毛的浪潮；另一邊是一浪高過一浪的毛澤東熱，越來越多的老一輩革命家、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從正反對比中認識了毛澤東繼續革命、反修防修和防止和平演變的理論。
應該看到貪官污吏、既得利益集團和黨內外反共反人民的右派，依附于外國的漢奸賣國勢力，一刻也沒有停止沉船、推墻、奪權，一刻也沒有停止蠱惑煽動反對黨領導一切、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一刻也沒有停止給習近平同志制造困難。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借否定文革反毛反共進而反習。在黨中央沒有作出新的決議之前，要在堅持81年歷史決議的同時，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初衷與“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做法區分開來。鄧小平說，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出發點是好的。王震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50年”。王光美說，看現在的情況，毛主席當初是對的。錢學森說，丟掉公有制和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完蛋了。
事實充分說明，正是毛澤東同志奮不顧身的革命斗爭精神，為中國堅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堅持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制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習近平同志堅持把“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寫入了黨的十八大報告，并且領導全黨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得益于毛澤東留下的群眾基礎。擁毛還是反毛已成為一個重大政治問題，這一斗爭還要長期進行下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一切反毛反共反社反習的錯誤言行作堅決的斗爭。
可見，那種把蘇聯解體歸結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失敗的論調，說什么蘇聯的垮臺是因為社會主義是早產兒，是因為“斯大林模式”，是激進式改革造成的，中國只要漸進式改革就不會垮臺，這些都蠱惑人心的宣傳，是完全錯誤的。正如沒有按照圖紙把樓建歪了證明了圖紙的正確性、沒有按照樂譜把音樂彈亂了證明了樂譜的正確性一樣。蘇共領導人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導致的失敗，只能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正如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也曾多少次發生王朝復辟。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
我們應拿起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用發展的而不是靜止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系統的而不是零散的，普遍聯系的而不是單一孤立的眼光來觀察分析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變化，牢固樹立對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自信，保持那種“敵人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定力，“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的戰斗精神。
毛澤東50年前就針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講怕就怕“中央出修正主義”、后來又提出了“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斷。鄧小平告誡：出問題還出在黨內。腐敗了，成了貪污賄賂橫行的世界，經濟不可能搞成功，就是搞成功了也沒有意義。是為他人做嫁衣裳。習近平總結了蘇聯共產黨解散時2000多萬黨員竟無一人是男兒，根源就在于失魂落魄，名為共產黨員但卻不再信仰共產主義的深刻教訓，強調“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以“進行偉大斗爭”提綱挈領，強調要抓住“關鍵少數”，要防止“破窗效應”，“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牢記使命”，“永遠在路上”。持續的抓貪腐與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異曲同工之效。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覺地維護人民利益，堅決反對一切損害人民利益、脫離群眾的行為；更加自覺地投身改革創新時代潮流，堅決破除一切頑瘴痼疾；更加自覺地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反對一切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穩定的行為；更加自覺地防范各種風險，堅決戰勝一切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困難和挑戰。全黨要充分認識這場偉大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不斷奪取偉大斗爭新勝利。”
只要我們高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旗幟，做到“五個自覺”，與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言行做堅決的斗爭，用“偉大斗爭實現偉大夢想”，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那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一定會走出低谷走向高潮，十月革命的道路就一定會越走越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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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志剛根據張全景同志在第八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等會議上的發言整理，經作者審核授權發表；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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